套牢問題的提出源於Williamson（1979，1985），以及Benjamin Klein,Robert Crawford,and Armen Alchian（1978），後來這一概念在經濟分析中越來越廣泛接受，並成為由Grossman、Oliver Hart、Moore建立起來的著名的現代產權學派以及不完全契約理論的基礎。其主要思想為，如果一項交易活動，需要一方投資，而一旦投資就不能收回形成沉沒成本，而有關交易的價格的條款卻不能事先確定，只能事後確定，那么就存在著這樣一種情況，在先期投資者已經投入的情況下，後者會藉機剝削前者的利益，這就是套牢行為。套牢行為的後果是形成投資的不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套牢問題
- 提出：Williamson
- 主要思想：藉機剝削前者的利益
- 後果：形成投資的不足
合作競爭,案例,
合作競爭
按照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套牢問題”不可能在市場制度框架內得到解決，唯一的出路是一體化，即讓供求雙方以收購兼併或聯合的方式合為一體，使原來的外部市場關係內部化。但一體化企業制度本身也不是完美無缺的。一個汽車廠把所有（或許多）生產配件的企業都收歸自己旗下，規模必然過於龐大，導致管理效率降低，成本增加。
然而，在現實中，近年來諸如日、美等國的汽車企業都是以分包等市場契約形式籌集零部件供應的，實踐證明這種做法的效率也很高。他們是如何克服“套牢問題”的呢？研究發現，日、美等國汽車業通行的並不是一般的市場契約，而是一種以長期契約為基礎的“準市場”模式。經過長期背信棄義、以鄰為壑式的“理性”博弈，人們發現，依靠這種方式獲得的利益遲早會受到類似的報復。從長期來看，得益和損失大體相當。為了避免兩敗俱傷，人們開始選擇合作與互利，把短期的一次性市場契約關係變為長期合作、密切協調的戰略夥伴關係。在這種模式下，雙方雖然仍保持著市場契約關係，但這種契約關係具有了長期穩定、互利合作的特點。配件廠可以放心地進行專用性投資而不用擔心遭到解約或被“套牢”，整車廠也可以期待零部件廠對自己的需求給予全力配合，保證連續穩定地獲得優質零部件供應。這種做法目前在西方國家日益盛行，已成為一種普遍趨勢。
“套牢問題”的合作解決，表明市場經濟並不是只講理性、只顧效率的，其中也有許多互利合作與雙贏的基因。對市場經濟中的個體理性不應當過分誇大，不應當片面理解，如果一切從個體利益出發，只講合法不講合情，完全不顧及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和情感，從長期來講也未必能帶來個體利益的最大化。然而，在我國市場經濟還不發達的今天，有些人卻念念不忘經濟人理性，把個體效率的追求擴張到極致，似乎不這樣就不足以顯示我們是在搞市場經濟。一個新鮮的例子是今年“五一”黃金周期間，很多銀行放假停業。從理性上說，銀行的做法沒有任何違法違規之處，可能還是一種合理的商業行為。但是，這種做法卻在消費者的信任、感情上失了分。一旦消費者將來有了更多選擇，他就會不帶任何留戀地棄你而去。這在我國已經加入世貿組織、銀行業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絕不是什麼好信號。不僅如此，即使從理性角度來看，這種做法也已明顯落伍於代表時代潮流的既競爭又合作的觀念。
案例
重慶楊武與吳苹夫婦，為維護自己的權益，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維權運動。全國乃至世界都開始關注這一事件。民眾、法學家、新聞人，討論的熱熱鬧鬧。作為一個學過一點經濟學的人，我試圖完全以經濟學的眼光，對這個問題進行一點分析。
說楊吳夫婦在折遷過程中，藉助開發商已經投入的成本，要價太高，不道德，對他人不公平，是這場爭論中非常重要的一個觀點。其實，這種現象，在經濟學中是很普遍很正常的行為，經濟學稱其為敲竹槓，或者是套牢（hold up）。
一個簡單的套牢交易例子，可以加深印象：
假定一個項目，甲方已經投入了100元，還需要乙方的投入100，否則這個項目就無法開工。如果乙方不投入，則項目不能開工，甲方的投入也不能收回，甲方將損失100，這時，乙方可以要求甲方向自己支付一定的款項才投入。這時乙方可以要求甲方支付多少呢？他可以要求甲方支付比100元稍微少一點的錢，比如99.99元。因為支付比不支付好，所以甲方會支付99.99元。這就是套牢。一個投資者，防止這件事的發生，是一個正常的投資策略問題，而你沒有考慮到，怪得了誰呢？
如果用套牢情況分析這次釘子戶事件，那就是，在開發商與當地住戶的協商過程中，是一戶一協商的，它只要與其中的一戶達到協定，那么他的套牢行為已經開始了，隨著他與後面的住戶達到協定的越多，他被套牢的程度就越來越高。因此越晚達成協定的住戶，那么獲得的交易價格就會越高。所以，在與開發商達到協定的過程中，越晚達成協定，對自己越有利。這是一個非常正常的交易現象，不存在所謂的道德問題。如果你沒有預計到這種情況，或者不知道如何應對這種行為 (應對措施很多)，那只能說明你本來就不應從事這種交易，一旦你介入，那你就應當遵守遊戲規則。
我們再舉一個相似的更最常見例子，那就是股東對一家公司的收購。如果一家股東因為預計到自己完全掌控一家企業會提高企業價值時，就會收購這家公司。而其他股東預計到收購會提高股票業績時，在出售股票時，就會提高股價，結果使得收購方就無利可圖，最終收購行為有可能不成功。這就是由 Grossman & Hart(1980)的著名文獻的主要思想。
結果，對於一家上市公司，如果有人想收購，那么，他就要對這家上市公司的所有股東，提出要約，按照預先規定的價格收購所有願意出售股權的股人的股票。如果所有持股人都認為出價不合理，則要約收購將失敗。
因此面對存在套牢可能性的交易，確實存在著低於最優交易水平的情況。那么如何處理這種情況呢？是求諸於第三方，確定一個合理的價格嗎？非常遺憾，對於這個問題，產權理論沒有為第三方的介入，留下絲毫空間，市場規則，無情地把第三方一腳踹了出去。經濟理論對於交易價格，從來沒有合理的價格一說，只有均衡價格，評估價在所有的經濟理論中，從來就沒有成為均衡價格的資格。不知道中國的經濟理論大師，法學大師，竟然在這上面犯了錯誤。
有人說，土地所有權是國家所有，政府是代管人，所以作為代管人的政府有權力確定土地使用權的價格。現代產權理論，恰恰說明這種產權配置的不合理性。產權理論認為，如果一個項目需要兩個投資方，缺一不可，那么，最合理的產權安排方式，就是這一項目，由一方擁有。拿土地和房子來說，要使房子有價格，需要土地，也需要為建房子而付出的投資。沒有土地就沒有房子。那么，合理的產權配置就應當由房子的一方同時擁有土地。對於產權理論，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已經開始研究，我一直以為，產權利理論的目的，在於明晰產權。然而，當我自己對產權理論學習後發現，我被誤導了，產權理論研究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明晰產權，而是研究產權如何配置，才能夠克服因為套牢而引起的投資不足的情況。把房屋所有權與土地所有權分開，這是一種非常荒謬可笑的產權分配製度。有人說，沒有土地難道要房子飄在空中？這是對這種荒唐的產權配置政策的絕妙諷刺。
從另一個方面來說，根據產權理論，資產所有人有最終裁決權，那么，土地所有人的代理人政府是不是有最終決定權呢？回答是否定的，所有人的最終裁決權，並不是絕對的。他只能對契約未規定的內容實行裁決權，對於已經在契約規定的條款，所有權人已經失去了最終裁決權，他必須按契約辦事，這就是不完全契約理論的內容，也是產權理論的內容。就此房地產來說，關於土地的使用權已經進行了明確的規定，不屬於契約未規定的情形，土地所有權代理人的政府，已經不能借所有權來行事權力，他必須按契約進行行事。
從公共利益的角度來看，產權理論也不支持所謂的合理價格。什麼是公共利益？從產權理論角度看，就是實現效益最最佳化的投資，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投資。套牢使得投資不足，但是通過第三方的介入，引入所謂的評估價格，促使雙方達成協定，就能實現最優投資了嗎？這顯然是一廂情願，產權理論從來就沒有想過這樣的解決方案。其實稍微想一下，我們可以知道，除了市場，我永遠也不會找到另一個機制，能夠發現合理的價格。當無法找到一個合理的價格，如果這一價格定得過低，則會引起投資過度，同樣不符合公共利益。我國的房地產投資那么旺盛，已經說明土地價格過低，引起了過度投資，嚴重損害了公共利益。同樣，經濟學從來就沒有認為過，政府天然地代表公共利益，政府是一個博弈場，永遠代表在博弈中最有話語權人群的利益。如果一個人群在博弈中沒有話語權，那么這個人群在政策制定中其利益就會排在最未位來考慮。
那么對於重慶這件事，有沒有一個可行的方案呢？從產權角度看，一個合理的機制可以這樣，由當地小區的住權人，以土地所有權入股，組成一個項目公司，籌集資金，委託建築企業建設樓房。或者在此基礎上，對企業的股權進行買賣，如果建築企業想占有收益，他可以收購項目股東的股份。這種方法既簡單又明晰，但是面對土地出讓金這個天外橫財，政府會放手嗎？
因此，可以說，這次釘子戶是一種非常常見的套牢交易的行為，解決套牢交易並不是求諸於第三方。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第三方確定的公平合理價格，而只存在均衡價格。房屋與土地所有權分離的產權安排是一個非常荒謬的制度安排，是這次事件的發生的根源，這從另一個方面也說明了產權安排的重要性。即使政府擁有土地管理的代理權，他也沒有權力行使最終裁決權。
如果說投資能夠帶動周圍人的福利提升，這屬於投資的外部效應。如何將外部效應內部化，始終是經濟學上的一個難題。其中一種解決方法是，對於外部負效應，則向產生外部負效應的單位收取費用，如對於污染企業收取污染費。而具有正外部效應的單位，政府則提供資助，以達到最優的社會福利。從本案來說，應當具有正的外部效應，政府理應對其進行補助，現在政府不但從中獲得土地出讓金，而且要損害原住戶的利益。這種匪夷所思的政策，確實不是經濟學所能理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