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中國起源地,文化影響,古蜀文化,原始先民,盆地環境,古籍描述,陰陽根源,傳統觀點,哲學範疇,源於太陽崇拜,概念轉移,
簡介
太陽神話是一切神話的核心，一切神話都是由太陽神話派生出來的。太陽“從僅僅是個發光的天體變成世界的創造者、保護者、統治者和獎賞者——實際上變成一個神，一個至高無上的神”。
學者何新在《諸神的起源》中認為：日神信仰雖然在商周以後逐漸沉沒於較後起的對天神、地示、人鬼多神系統的信仰中了，但是其痕跡和遺俗，同東、西方（包括美洲在內）各大文明區同樣，卻仍然比比皆是。何新認為“所謂‘華族’，就是崇拜太陽和光明的民族。東亞海洋文化圈其實是一個太陽崇拜文化圈。這種詮釋更符合“文化”作為一種光芒普照的思想，是人類用以治理世界的有力武器的理念。以太陽崇拜為特徵的海洋文化是營造中日韓人民共同精神家園的重要武器，也是東亞海洋文化圈的共同特徵。
中國起源地
根據《山海經》記載，中國的太陽崇拜起源於山東東部沿海的日照一帶。（附另一資料：從出土文物及民俗看，整條珠江流域大多有太陽崇拜文化，特別是古駱越地為最，民間有祭天習俗，以及最近在大明山發現的古祭壇。還有花山岩畫中的太陽輪和出土的銅鼓太陽浮雕為實物代表。）
《山海經·海外東經》曰：“下有湯谷。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於烏”。
《山海經·大荒東經》載：“東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國，少昊儒帝顓頊，棄其琴瑟。有甘山者，生甘淵，甘水出焉”。
《山海經·大荒南經》寫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方浴日於甘淵”。
湯谷即“暘谷”，神話傳說中太陽升起之處。與虞淵相對，虞淵指傳說中日落之處。
根據史料記載，湯谷位於山東東部沿海地區，是上古時期羲和族人祭祀太陽神的地方，是東夷文明的搖籃，也是我國東方太陽文化的發源地。
晉人郭璞在為《山海經》“甘淵”作注時說：“水積則成淵也。”珂案：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原作日浴，據宋本改）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經文“東南海之外”，北堂書抄卷一四九引無南字，無南字是也。大荒南經此節疑亦本當在此經“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之下，乃簡策錯亂，誤脫於彼也。此經甘淵實當即大荒南經羲和浴日之甘淵，其地乃湯谷扶桑也。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即此，亦即少昊鳥國建都之地。尸子（孫星衍輯本）卷上云：“少昊金天氏邑於窮桑，日五色，互照窮桑。”謂此也。則所謂甘淵、湯谷（扶桑）、窮桑，蓋一地也。
據《尚書·堯典》記載，羲和浴日的湯谷（暘谷）在一個叫做嵎夷的地方。“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孔安國注云:“東夷之地稱嵎夷。”
嵎夷在中國東方的青州。《尚書·禹貢》曰： “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
根據南宋或者清乾隆年間編寫的《四庫全書》中的禹貢九州圖，以泰山、蒙山到羽山一線為界，其北為青州，其南屬徐州淮夷，那時膠東半島尚屬於海島。因此嵎夷包括濟南、淄博、濰坊、日照、青島等地區，而東部沿海只有日照和青島地區。
日照莒縣博物館蘇兆慶先生在“夷人崇日與秦始皇東巡琅琊”一文中說：“特別是東夷民族對太陽神的崇拜更有其悠久歷史傳承，不少有關太陽來歷的神話故事廣為流傳於民間”，“主要崇拜太陽的少昊羲和族，居住在湯谷（亦稱暘谷）一帶，是太陽神賜福下民的聖地”。“用史跡和考古資料對這些古代神話進行印證，可能湯谷就在東海之濱的琅琊一帶。這裡的先民早在5000年前，就已掌握了用日出方向判斷四時，並將這種原始曆法用於發展農業和航海事業”。
古時的琅琊包括臨沂、日照、青島和濰坊的部分地區。但日照似乎與太陽崇拜有著更密切的聯繫。日照在大汶口時期和龍山時期有當時最大的都城凌陽河、段家河、兩城和堯王城古國，夏代為九夷之一，商代稱人方，屬青州姑幕國。春秋時屬莒國，嬴姓少昊、伯益之後。
《春秋左傳·正義》隱公二年下注曰：“《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於期於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
《漢書·地理志》載“莒，故國盈姓，三十世為楚所滅，少昊之後”。
王青教授在《從大汶口到龍山：少昊氏遷移與發展的考古學探索》一文中說：“少昊氏是史前東夷人的重要支系，考古發現的陶文和大墓證明，少昊氏不僅存在於大汶口文化時期，而且還延續到龍山文化時期，期間經歷了不斷遷移和發展的過程。其中大汶口晚期以莒縣陵陽河一帶為中心，到大汶口末期遷到五蓮丹土一帶，龍山早中期又遷到日照堯王城、兩城等地，在濱海地帶形成超大規模的中心，龍山中期之末遷到了臨朐西朱封一帶，到龍山晚期又遷到曲阜一帶。少昊氏的遷移過程是不斷發展壯大和文明化水平不斷提高的過程，經歷了從古國到方國的社會轉變·到龍山文化末期，少昊氏走向衰亡，被東夷新崛起的皋陶、伯益等政權實體取代”。
日照在西周時屬青州。
《周禮》曰：“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在秦時屬琅琊，漢代為海曲，取其海隅之意。在宋時設日照鎮。
明嘉靖《青州府志》載：“以瀕海日出處故名”。
清康熙十一年（公元1673年）《日照縣誌》載：“日出初光先照”。隨後，元、明、清皆因之。
蘇兆慶先生說在“夷人崇日與秦始皇東巡琅琊”一文中說“祭日活動，解放之初，莒地依然流行”。
文化影響
古蜀文化
上古時期的蜀先民同生活於其他地域（包括中國的和外國的）的人們一樣，在日常生活方面的一項主要內容，就是祭天、祭地、祭自然、祭圖騰、祭神靈、祭祖先，以此求得護佑，獲得精神上的力量，以維繫團結，維繫社會，維繫國家機器（這是作為統治階級的蜀王或巫師們的主要意願）。這些祭祀中的太陽祭（或稱太陽崇拜）尤其耐人尋味，以至當代有學者倡導設立“成都太陽節”，以示緬懷。
原始先民
金碧輝煌的太陽，不知多少萬年前就輝映著地球，蔭護著人類，給人類以無限的遐想。與此相應，人們敬仰太陽，崇拜太陽，祈禱太陽，創造出難以計數的令人激動不已的太陽神話。太陽於是成為世界各民族神話中最具有普遍性的意象。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19世紀形成的西方宗教研究領域中的第一個最大的學派——自然神話學派的代表人物麥克斯·繆勒（Max Muller）提出，人類所塑造出的最早的神是太陽神，最早的崇拜形式是太陽崇拜。太陽神話是一切神話的核心，一切神話都是由太陽神話派生出來的。太陽“從僅僅是個發光的天體變成世界的創造者、保護者、統治者和獎賞者——實際上變成一個神，一個至高無上的神”。繆勒同時還指出，宗教的演變歷程是從崇拜太陽的單一神教向多神教發展，最後又演變成唯一的神教。不過太陽崇拜產生於什麼時候，國外學術界尚無一致意見。
屬於新石器時代的卡累利亞岩畫（發現於俄羅斯奧涅加湖和白海地區）已知逾千幅，畫面所繪大多為飛禽走獸，“此外，尚有種種圖形——圓和半圓，並繪有輻射之光束”。對此，考古學者眾說紛紜。一些研究者認為，繪有光束的圓和半圓，是日月的象徵。“然而，當代一些研究者認為，新石器時代即有太陽崇拜之說，論據尚嫌不足。”蘇聯學者C·A·托卡列夫認為，“青銅時代確有太陽崇拜之風”。
這一時期世界各地都發現有太陽崇拜的遺蹟，如挪威特倫霍爾姆發現的青銅車，上載日盤；西班牙特魯埃爾發現的青銅駒，蹄下、背上均有日輪。太陽形象“或呈現為盤狀；或呈現為輪形（帶有光束或並無光束）；或呈現為圓形，中有‘+’字”。興建於公元前後的世界上著名的墨西哥古代神殿都市狄奧提瓦康，其最大的建築物就是太陽神殿。中、南美洲地區其他著名的文化，如阿斯德加文化、瑪雅文化、印加文化、莫奇卡文化、納斯卡文化和蒂亞瓦納科文化等古代文明，也都發現有巍峨壯觀的太陽神殿建築。
根據考古資料來看，中國太陽神觀念和太陽崇拜在新石器時代已經形成。
1976年青海東部出土的馬廠型馬家窯文化中有四圓圈“+”字紋彩陶壺、四圓圈“+”字網紋彩陶壺、四圓圈“米”紋彩陶壺、六圓圈“×”字網紋彩陶罐。
1974年和1977年青海民和出土有“卐”形紋彩陶壺。其中“+”字紋與印第安人象徵太陽的“+”字完全相同。此外，山東大汶口文化遺址第三期文化遺存中出土了繪有太陽紋和月亮紋的彩陶片。這些應是我國原始社會對太陽崇拜的延續。
三星堆二號坑出土有一種青銅“輪形器”（共6件），呈圓形。已修復的兩件直徑約為84厘米；中心似輪轂的大圓泡的直徑約28厘米，有5根似輪輻的放射狀直條與外徑相連。這應是三星堆先民太陽崇拜的遺物。“輪形器”的中心大圓泡可釋為太陽，放射狀直條可謂四射的光芒。將太陽描繪成“輪形器”，是世界各國太陽崇拜民族比較一致的一種簡易畫法，如我國青海樂都縣出土的彩陶盆上的太陽紋，廣西寧明花山岩畫上的太陽圖案，四川珙縣僰人懸棺壁畫上的太陽圖案。
太陽崇拜是以天體為對象的自然崇拜中的一種。在人類未形成之前，太陽便已存在了。人類誕生以後，太陽作為一種自然物體，與人類朝夕相處。但在人類社會的早期，即原始採集、狩獵時代，尚沒有發生太陽崇拜，因為儘管太陽對人的影響較為顯著，但畢竟未對人的生活和生命安全產生直接影響。只是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即人類能夠進行生產性的生產（農業和畜牧業）以後，太陽對人，才有了直接的利害關係，人們才感覺到自己的勞動成果受到太陽的制約，從而促使人們較多地思考太陽，猜想太陽。
原始人不理解太陽的奧秘，以為太陽具有能使萬物復甦、生長的超自然力量，甚至視為豐產的主要賜予者。原始人還認為，太陽也像人一樣，有靈魂，有喜怒哀樂，這便形成太陽有靈觀念。後來，人們又逐漸把太陽人格化，同時視之為神而加以禮敬或祭祀。前述中、南美洲的太陽神殿，中國各地史前文化或奴隸制文化時代的各式太陽造型，當是這種太陽祭祀的供奉物。
我國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也有許多關於“賓日”、“出日”、“入日”的記載，反映了殷人在日出、日落時都加以禮拜。古籍《尚書·堯典》也有“賓日”於東、“餞日”於西的記載。那時，並沒有固定的拜日場所（像入元以後北京的日壇那樣），只是每天早上向著太陽作揖、跪拜而已。誠如《史記·封禪書》所云：天子“朝朝日，夕夕月，則揖。”所謂“朝朝日，夕夕月”，即如《漢書·匈奴傳》所記：“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近代尚處於原始部落社會階段的新疆阿爾泰烏梁海人仍保留著在家門前拜朝日的習俗。東北的鄂倫春族每年正月初一，無論大人小孩都要向太陽行跪拜禮，祈求降福於他們；而他們遇到困難時，也都要面向太陽禱告訴苦，以求慰藉。
可見，秦漢以前的中國各族，無論是否已進入文明時代，但在敬奉與祭拜太陽神的方式上，則大體是趨向一致的：即不拘一格，因地制宜，態度虔誠而方式簡捷。相對來說，處於殷商時期的古蜀先民在祭日文化方面，要比其他各地區各民族發達一些，因為到底已有了專門的祭日工具或象徵物——“輪形器”及“四鳥繞日”金箔。
盆地環境
不過，按照文化發生學的原理，文化的發生及發達通常是與文化的需求程度成正比的。廣西寧明花山岩畫到底表現什麼主題，學術界長期爭論不已。而何星亮先生運用文化發生學原理輕易地破了這個謎。他指出，花山岩畫表現的是一種崇日儀式，因為岩畫中有光束、無光束或中有“+”形的圓圈，都是太陽的形象；而眾人雙手高舉，則是作祈求日出狀。畫面上的人們何以對太陽表現出如痴如醉、五體投地和殷殷切盼、孜孜以求的熱情呢？這是因為“廣西地區雨水很多，春夏兩季有時甚至一兩個月陰雨綿綿。倘若稻穀出穗後或成熟後長時間沒有太陽，那將會造成很大的損失。因此，古代的壯族自然會想盡辦法祈求日出。製作太陽形象，並以巫術形式祈求日出大概是其中一種。”而就殷商時期蜀人生活所憑依的成都平原來講，這情形比廣西壯族先民是有過之而無不及。這裡濕度大、雲霧多，夏季多暴雨，秋季多綿雨，大部分地區平均降水量竟達1000毫米左右，所以古有“漏天”之稱。更突出的是日照奇少，年日照居然只有800~1100小時，為全國日照最少的地區之一。所以很早時候外鄉人就想出“蜀犬吠日”的話來予以揶揄。這也就難怪蜀地會有著比其他地區高出許多的祭日文化。
在中國神話史上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怪現象，就是絕大多數地區的民眾盛行射日神話，而蜀地民眾則多祈日、盼日、護日神話，最典型者莫如至今尚流傳於川西壩子上的《兩兄妹守日月》與《太陽寶和月兒光》兩個神話。
神話傳說是人類社會生活的折光。蜀地以外的眾多的射日神話，都與嚴重的天干旱魃有關，如《莊子·齊物論》云：“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論衡·感虛》云：“儒者傳書，言堯之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為此，人們創造出“后羿射日”和“夸父逐日”一類纏綿悱惻而又悲壯動人的神話故事，表達出渴求日柔雨順的願望。這與川西壩子祈日、護日神話傳遞出的企求多日照、少雨水的信息恰好相反，形成一個涇渭分明的鮮明對比。
三星堆《發掘簡報》報導說，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一件大型玉石邊璋（編號：K2③201-4）上，即刻劃有兩座大山——
山上有一圓圈，似代表太陽。圓圈兩側分別刻有八字形的雲氣紋，雲氣紋下是一座小山，山的中部也有一圓圈（按：亦應是太陽），圓圈下還有一座小山。兩座大山的兩邊各有一隻大手，作半握拳狀，拇指按著大山的山腰。
玉石邊璋上的刻劃，是古蜀地的自然環境和古蜀人心態的形象寫照。四川盆地是我國著名的內陸封閉性盆地，四周為海拔1000至3000米高的大涼山、邛崍山、大巴山、巫山及雲貴高原上的大婁山等山脈所環抱，加上多雲多雨，長期陰鬱悶抑，令人窒息浮躁。因此古代蜀人希望日光普照，打破陰濕沉悶，爭取一個自由清朗光明開放的生活環境。有力的大手把握大山，正是古蜀人這種力求把握住自己命運的堅強信念和鬥爭精神的藝術表現。
在從渾沌蒙昧的原始社會走向文明社會的里程中，古蜀人為了掙脫束縛，打破封閉，曾付出過今人無法想像的艱辛努力。成都平原流傳有一則《天的來歷》傳說，說的是“勇力神”夫婦用自己的血肉之軀，強行從地縫中撐出天和地，使人類見到了光明。現在，一早一晚太陽出來天地間的那片紅色，就是“勇力神”夫婦的鮮血。他們爭取光明，呼喚太陽的故事，其慷慨悲壯、可歌可泣的色彩，實不亞於中原大地及南方其他地區流行的女媧補天，精衛填海，盤古王開天地以及夸父逐日、棄杖成桃林的故事；且震撼人心的烈度、盪氣迴腸的魅力，又遠超出後者。前述三星堆二號坑玉石邊璋上那用拇指按著太陽之下的山峰，其象徵意義，不正是蘊藏於“勇力神”夫婦之類的蜀人“開天闢地”的故事中么？
原始社會的先民們在與太陽長期共處中觀察到，太陽能促進樹木花草和農作物的生長、成熟，能給人帶來光明、溫暖，還能明辨善惡，洞察人間。所以，大約在進入新石器時代以後，便開始奉太陽為豐產之神、保護之神以及光明正大、明察秋毫之神。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高達2.62米的大型青銅立人像以及成都金沙遺址出土的近0.15米高的青銅小立人像，就糅合了傳說中的太陽神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金沙遺址出土的直徑0.12米的“四鳥繞日”金箔，直接以12條渦狀牙紋象徵太陽，與三星堆的青銅“輪形器”有異曲同工之妙。
在中國日神傳說中，太陽往往又被異形為蓮花。《淮南子·地形》高誘注說：“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據何耀華先生的調查，新中國成立前雲南昆明西山區大小勒姐等村的彝族，每逢農曆冬月二十九日都要舉行“太陽會”，村人到山神廟中去祭祀“太陽菩薩”。祭祀時，用五色紙書寫“太陽菩薩”幾個字，念《太陽經》7遍。供品上雕刻的象徵太陽的圖案就是蓮花。三星堆大型青銅立人像頭上戴的那頂高17.7厘米的花冠，繁茂怒綻，明顯如盛開的蓮荷——這與古巴蜀符號中的七角星造型（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釋為古蜀的“日”字）是一致的。因而，這青銅立人像的造型，似可釋為頭頂太陽，是古蜀人頂禮膜拜和祈禱的對象。金沙出土的青銅小立人則是頭戴渦狀牙冠，當是另一種形式的“頭頂太陽”。
古籍描述
頭頂太陽的形象，在中國古史傳說中的對應神是先前在東方建立了鳥國——少昊之國，爾後又去統治西方的天帝少昊。他是黃帝與西陵嫘祖在江水（岷江的古稱）所生之子青陽。郭沫若先生主編的《中國史稿》第一冊里考證說：少昊部落集團各氏族“全是鳥的名字，明顯地是圖騰的殘跡”。據甲骨學專家們考證，少昊是商人的先祖，商人又曾以太陽為名，且奉太陽為神。少昊的昊，從日從天，是頭頂太陽的人。可以說，少昊是集鳥崇拜（屬圖騰崇拜）與太陽崇拜（屬自然崇拜）於一身的部落族團。少昊就是太陽鳥。金沙出土的“四鳥繞日”金箔上的那繞日四鳥以及三星堆青銅樹上的神鳥，也都是太陽鳥。但是，以岷江河谷為地望的少昊族團何以入主中原稱王稱霸，又何以復出於商周之際的成都平原？這確實是一樁難解之謎。也許是其發跡於岷江，爾後溯岷江經甘肅、陝西入河南；旋有一支再沿此路線返歸故里？也許是其主要一支出川去闖天下，而留下另一支沿岷江西南下進抵三星堆—金沙立國建都？……不論歷史真相如何，總之，有關太陽崇拜及鳥崇拜的大量實物圖形畢竟在三星堆—金沙遺址被今人揭露出來——尤其是與中原地區和長江流域同時代文化迥然不同的能足以顯示蜀文化特色的陶質“鳥頭勺把”和青銅鳥及其他鳥造型、鳥紋圖案被大量揭露出來——這的確是一個令人震撼的事實。
1990年3月，四川考古工作者對三星堆二號坑出土的6棵青銅樹中的一棵進行了修復。修復後的主幹高度達3.96米，枝尖殘缺。枝幹分三層，每層有三枝，每枝上立一銅鳥。不少學者認為它可能就是古文獻中的“建木”。不過，《山海經·海外東經》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子·地形》則云：“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若依此而論，三星堆遺址出土的這棵青銅樹的神話原型，也可能不是“建木”（因《山海經》所載建木無枝、無鳥），而是“若木”。據《山海經·海內經》及《水經注·若水》，若木出於若水，若水在“蜀郡旄牛徼外”，即今川西雅礱江一帶，為黃帝與嫘祖之子昌意的誕生地。按若木的原型，三星堆青銅神樹殘缺的樹尖部分當還有鳥，共為十鳥。或云：還有一日，共為十日；十鳥即十日。
的確，在世界不少民族傳說中，都將鳥視作太陽的象徵，如古埃及的鷹神荷拉斯即為太陽神。在古波斯人的錢幣上，其作為太陽子孫國王的皇冠上，便裝飾著象徵太陽的翼翅。中美洲的馬雅印第安人的太陽神也有烏鴉相連結，他們“傳說日神是一隻烏鴉變的”。然而，將日與鳥聯繫得最為緊密與廣泛、持久者則數中國古代的神話傳說。中國古籍中常說的“金烏”、“赤烏”、“陽烏”、“踆烏”，即指太陽。
《淮南子·精神》言：“日中有踆烏”，高誘注云：“踆猶蹲也，謂三足烏。”《山海經·大荒東經》也說：“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戴）於烏。”郭璞注云：“中有三足烏。”山東肥城孝堂山石室畫像中之日像即畫一圓日，中有烏。四川出土的漢代石棺上，亦刻有金烏駐日的圖樣……這些都是上古神話在藝術中的具體表現。為什麼古人要以烏鴉比太陽呢？何星亮先生認為，這是由於古人觀察到太陽中有黑子（在甘肅臨洮沙村辛店文化遺址出土的一隻彩陶罐上繪製的太陽中，描有一黑點，這是青銅器時代中國觀察太陽黑子的證明），而烏鴉色黑，故比之為烏。至於日中的烏鴉有三隻足，主要是為了表明此烏不是凡烏，而是神烏。
三星堆二號坑內還出土有至少40枚以上的呈菱形或半菱形的約莫五六十厘米長的銅器，上面模壓如眼球的紋飾，似人或動物的眼睛。還有比縱目人面像上那凸起呈柱狀的眼球略短的大小青銅眼珠二三十件。這些銅眼睛和眼珠看來不像是諸多銅面像上的配件。因為它們與銅面像上的眼睛形狀不一樣，應是單獨存在的器物。與此相應的是，三星堆遺址所出的一種陶盉——封口盉上，有的也在封口部分捏出眼睛；而在三星堆遺址的出土陶器上，現已公布的唯一刻劃符號就是眼睛的象形。如此眾多而怪異的眼睛造型，在三星堆文化中到底象徵什麼呢？
由此我們想到了至今仍在南方一些民族地區流行的雞崇拜——雞子卜，特別是雞眼占卜。例如川、滇、黔一帶的部分苗族，男女青年在舉行訂婚儀式前，通常要將一隻擠死的公雞（不能用刀殺，因見血不吉利）放在鍋里（雞頭朝東）煮熟。
陰陽根源
傳統觀點
一般認識陰陽概念的來源是很樸素的，即指日光的向背。有的學者還從陰陽的甲骨文及《詩經》、《易經》中的陰陽相關記載，來論證這種觀點。甲骨文中陽作“ ”，左邊的“阜”原本為上古時代梯子的象形白描，在此表示有台階的山坡；右邊上部是“日”，表示太陽，下部是一個表示陽光照射的符號“ ”。整個字形，會意日光照射在山坡上的狀態。所以，“ ”的本義為陽光照射。甲骨文中陰作“ ”，小篆作“陰”，左邊的“阜”仍然表示高大的土丘；右邊上部是“今”字，原本指男子的射精；下邊是雲的簡寫，由此可知，“ ”在這裡表示能夠向下噴射雨點的雲。《說文》釋為：“雲覆日也，從雲、今聲。”楷書在簡化時寫作“陰”。顯而易見，整個字形，會意日光被濃蔽的陰雲遮蔽了，山坡上失去了陽光的照射。可見從造字來看，陰陽就是上古先民通過觀察山坡上日光照射的與否來形成的，而且《詩經·大雅》：“既景乃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易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等等的描述也支持這種觀點。
哲學範疇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之義配日月”（《易傳·繫辭上》）、“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素問·四氣調神大論》）、“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問·陰陽應象大論》）、“陰陽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時者，陰陽之大經也”（《管子·四時》）、“春夏秋冬，陰陽之更移也；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日夜之移，陰陽之變化也。”陰陽變化是宇宙有節律運動的最根本的原理與法則，陰陽運動的規律是客觀的，萬物的生長收藏均受陰陽的支配，陰陽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全過程中。根據元氣陰陽學說，宇宙萬物是由陰陽二氣的互動作用所生成，由此就決定了宇宙萬物無不包含著陰陽的對立統一。所以，陰陽也就成為宇宙萬物中存在的普遍規律。但表示相反屬性的詞語如水火、寒暑、明暗、升降、左右、動靜、上下、內外、燥濕、晝夜、陰晴、生死、牝牡等等是非常多的，而為什麼偏偏把表示日光向背的陰陽來統領這一概念？這一文化尋根方面的深層探索尚不多見，此處提出，以期拋磚引玉。
源於太陽崇拜
原始人類關注的兩大主題是：生與死。生是一種永恆的渴望；而關注死，是希望再生。因此古代先民們對具有長生不死以及死而復生能力的萬物非常崇拜，稱之為圖騰崇拜，這種圖騰崇拜在上古時期非常普遍。太陽每天清晨從東方升起（重生），給自然以光明和溫暖，傍晚從西邊落下（死亡），給自然以黑暗與死寂，具有死而復生的能力，以及給萬物以生機的能力；同時先民的農耕生產，特別是稻作生產對陽光的需求和依賴，希望太陽多給人們一些光和熱，讓人們有吃有穿、身體健康。先民們就自然而然地對“生生之謂易”（《易傳?繫辭》）的太陽產生了敬畏的心理，而萌發了崇拜太陽的思想，尊之為神，稱太陽神。古人崇拜太陽，必然要仔細觀察太陽，研究太陽的運動。而陰陽二字就是對太陽運動（生與死）的形象白描。白天，太陽升起（生），光芒四射屬陽字表述的意蘊，自然界呈現一派生機與活力。黑夜，太陽落山（死），光芒被遮屬陰字表述的意蘊，自然界呈現一派當機與蕭條。於是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自然界萬事萬物就是在太陽的生與死即陰與陽的變化中而變化著的，自然而然地太陽就上升成為宇宙主宰之神的地位。
學者何新在《諸神的起源》中認為：日神信仰雖然在商周以後逐漸沉沒於較後起的對天神、地示、人鬼多神系統的信仰中了，但是其痕跡和遺俗，同東、西方（包括美洲在內）各大文明區同樣，卻仍然比比皆是。何氏認為“所謂‘華族’，就是崇拜太陽和光明的民族。而日華之華，可能就是華夏民族得名的由來。”何氏主要從中國新石器時代器物中大量被表現的十字、亞字以及類十字的裝飾圖案、大量有關太陽崇拜的實物遺蹟、古文獻資料以及世界上一些文化最古老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日神和火神來佐證日神信仰是華夏先民上古圖騰宗教的基礎觀念。而所謂的“后羿射日”反映了上古人類對太陽運動認知的深化，即由直觀中的太陽中心，向複合化太陽天文運動及黃道運動的推理認知的理性深化。由於“太陽的光和熱不僅是農作物生長的保證條件，太陽的規則運行本身亦為定居的農夫們提供了最基本的行為模式（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提供了基礎的空間和時間觀念，成為人類認識宇宙秩序，給自然萬物編碼分類的坐標符號。”
保爾·拉定在《作為哲學家的原始人》一書中也指出，太陽的規則運動對於原始哲學的發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因而在許多原始民族的信仰中太陽能充當了至高之神的角色。由於人類是藉助於太陽的升落而確定東西方位和晝夜之別的，所以它實際上是空間意識和時間意識得以建立的最主要的天然尺度。在神話思維的投射作用下，“產生出如下神話命題：太陽是時、空的創造者和管理者。這種神話命題的直接表現便是奉太陽神為諸神之主。”吳天明先生也認為：“‘華’的本義就是‘曄’，即太陽；如同金文中的‘皇’字，取太陽光芒萬丈，照耀大地之意。”而隨著人類對更大的天文周期，周年季節的周期和行星周期的觀察，導致對天球軌道多元性的認識。當古人認知了在天球上太陽並非中心，而黃道的中心是北極時，天道的觀念即不可能不發生根本性的革命了。即使日神的中心地位動搖，而逐漸沉沒於較後起的對天神、地示、人鬼多神系統的信仰中了。以致憑現存僅有的一些資料，很難使諸多學者支持中國上古存在日神信仰，因此何氏的日神信仰引起了學術界的軒然大波。
概念轉移
正是有了日神信仰，才會使由本來很原始樸素的“陰陽”概念，上升成為對中國傳統文化至為深遠的陰陽學說。作為一種系統的方法論，陰陽學說確乎形成於晚周秦漢之際，但其基本概念，即早就孕育在中國上古日神信仰觀念的母腹中了。而這樣的文化尋根，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傳統燦爛文化的重新認識，更有助於解讀陰陽學說在中國傳統文化乃至中醫學中的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