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修訂版)》內容簡介：平靜的月亮灣突現玉器坑，燕氏家人深夜挖寶。成都街頭天機泄露，燦爛珍寶在滾滾紅塵中升降沉浮，一扇銹跡斑斑、充滿了誘惑與希望的神秘之門即將開啟……20世紀二三十年代，四川廣漢縣發現器物埋葬坑，挖出大量玉石器，從而揭開了三星堆神秘面紗的一角。三星堆遺址真正大規模發掘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其內涵豐富的器物埋葬坑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向人們展示著一個獨特的古蜀國文化的遺存。2001年金沙遺址的發現為我們進一步解讀三星堆文化提供了可能。
《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修訂版)》敘述了四川廣漢三星堆文化發現、發掘始末以及近年來與三星堆文化密切相關的金沙遺址的發現與發掘過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
-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 頁數：392頁
- 開本：16
- 品牌：商務印書館
- 作者：岳南
- 出版日期：2012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100087919, 7100087910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內容簡介
《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修訂版)》編輯推薦：三星堆文化以其內涵豐富的器物埋葬坑吸引了世人的目光：精美的玉石器、神秘的青銅面具、設計精巧的青銅神樹、夯土建築而成的古城牆……所有這些無一不向人們展示著一個獨特的古蜀國文化的遺存。三星堆文化代表了古蜀國歷史發展的哪一個階段？它後來的發展走向如何？這是人們在驚嘆之餘另一個關心的問題。2001年金沙遺址的發現為我們進一步解讀三星堆文化提供了可能。《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修訂版)》從敘述金沙遺址的發現開始寫起，追溯了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和發掘過程以及由三星堆文物的歸屬所引發的種種糾葛，書中引用資料豐富翔實，敘事生動、引人入勝。作者岳南擅長以文學的筆法描述考古發掘過程，將歷史與考古新發現融為一爐，既不同於枯燥的考古發掘報告，也有別於傳統的紀實文學，被譽為“中國舉證文學第一人”。作者以嚴謹的態度和富有條理的寫作手法，將考古發掘過程與史海鉤沉盡遣筆端，為讀者重現了古代中國文明，使考古過程成為了大眾閱讀的對象。
作者簡介
岳南，1962年生，山東諸城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華考古文學協會副會長。自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研究中國自由知識分子與重大考古事件，有《陳寅恪與傅斯年》、《南渡北歸》三部曲等作品問世，同時創作出版有《風雪定陵》（合著）、《復活的軍團》、《天賜王國》等考古文學系列作品十餘部。其中數部作品被譯為日、韓、英、法、德、意等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全球銷量達兩百餘萬冊。現為台灣新竹清華大學駐校作家。
圖書目錄
序一歷史的影像（鄒衡） 1
序二“三星堆事件”的全景報告（林向） 7
序章寶匣崩裂1
第一章一醒驚天下15
月亮灣的發現 15
天機泄露 28
陶旅長的陰謀 38
第二章漫長的尋覓49
美國人插手發掘 49
郭沫若東京來信 60
馮漢驥的預言 68
悲情時代 80
第三章新的起飛91
位卑未敢忘憂國 91
三星堆的首次發掘 101
航空考古 112
古城初露 122
第四章地裂天驚131
國家文物局來人 131
發現一號坑 144
“金腰帶”橫空出世 152
爭奪文物大交鋒 166
第五章五洲震盪181
二號坑再現人寰 181
一件珍寶神秘失蹤 191
硝煙再起 204
第六章史影里的蜀國213
專家雲集三星堆 213
開國何茫然 218
杜宇化鵑之謎 231
古蜀國覆亡真相 237
第七章坑中珍寶之謎247
是人是獸難分曉 247
舉世無雙的青銅巨人 252
通天神樹 257
是神壇還是帽子 266
海貝何處覓故鄉 272
車輪、盾牌頗思量 280
權力的魔杖 284
第八章在迷霧中穿行289
祭祀坑之說的出籠 289
兩坑應是火葬墓 301
亡國滅族之坑 308
不祥寶器掩埋坑 317
第九章三星堆城破之謎323
寶墩、魚鳧城的發現 323
蜀亡的另一種版本 331
蜀人大遷徙 335
第十章金沙金沙341
沙中覓珍寶 341
大象來源之謎 348
出土卜甲與龜城的傳說 355
血脈總相連 359
末章悲迴風365
主要參考文獻387
後 記393
序二“三星堆事件”的全景報告（林向） 7
序章寶匣崩裂1
第一章一醒驚天下15
月亮灣的發現 15
天機泄露 28
陶旅長的陰謀 38
第二章漫長的尋覓49
美國人插手發掘 49
郭沫若東京來信 60
馮漢驥的預言 68
悲情時代 80
第三章新的起飛91
位卑未敢忘憂國 91
三星堆的首次發掘 101
航空考古 112
古城初露 122
第四章地裂天驚131
國家文物局來人 131
發現一號坑 144
“金腰帶”橫空出世 152
爭奪文物大交鋒 166
第五章五洲震盪181
二號坑再現人寰 181
一件珍寶神秘失蹤 191
硝煙再起 204
第六章史影里的蜀國213
專家雲集三星堆 213
開國何茫然 218
杜宇化鵑之謎 231
古蜀國覆亡真相 237
第七章坑中珍寶之謎247
是人是獸難分曉 247
舉世無雙的青銅巨人 252
通天神樹 257
是神壇還是帽子 266
海貝何處覓故鄉 272
車輪、盾牌頗思量 280
權力的魔杖 284
第八章在迷霧中穿行289
祭祀坑之說的出籠 289
兩坑應是火葬墓 301
亡國滅族之坑 308
不祥寶器掩埋坑 317
第九章三星堆城破之謎323
寶墩、魚鳧城的發現 323
蜀亡的另一種版本 331
蜀人大遷徙 335
第十章金沙金沙341
沙中覓珍寶 341
大象來源之謎 348
出土卜甲與龜城的傳說 355
血脈總相連 359
末章悲迴風365
主要參考文獻387
後 記393
後記
在採訪與寫作過程中，得到了國家文物局、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四川省文化廳、四川大學考古系、四川省博物館、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博物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單位的大力支持與幫助，同時得到了黃景略、鄒衡、吳九龍、林向、馬繼賢、趙殿增、陳德安、陳顯丹、胡昌鈺、楊曉鄔、王家祜、王有鵬、敖天照、肖先進、鄧懿梅、張文彥、朱章義、張擎、肖平、劉鈴、鐘麗霞等專家學者，以及燕道誠四世孫燕氏兄弟的關懷與支持，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岳 南
2011年11月18日
於台灣新竹清華大學
岳 南
2011年11月18日
於台灣新竹清華大學
序言
歷史的影像
2003年歲末的一個下午，岳南先生冒著凜冽的寒風，從亞運村來到北京大學我的寓所，將他的新著《天賜王國——三星堆、金沙遺址發現之謎》（商務版書名《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下同）書稿示余，並請為其書序。我當時雖有些含糊地答應下來，但還是告之待看完全部書稿後再做最後定奪。岳南走後，我用了三四天的時間翻完了這部洋洋三十餘萬言的紀實文學作品，覺得有話要說，也有話可說。於是決定寫出下面幾段文字，與大家共享這部作品所展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以及帶給我們的香甜與酸澀。
我真正接觸和了解三星堆文化，是在1996年遺址內兩個著名的祭祀坑發現、發掘之後。由於這兩個坑出土文物的特殊性與重要性，當時在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引起了極大震動。此後不久，四川有關方面在廣漢召開了一個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我有幸被邀參加了這次會議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後幾年中，又受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門之邀，前往三星堆發掘工地和博物館參觀考察過幾次，對遺址與出土文物的面貌、性質以及發生髮展的源流等等，有了進一步了解。圍繞這個文化主題，我也曾做過一點專門的研究。岳南先生在這部書稿中所涉及的一些人與事，特別是對三星堆遺址歷史源流與文化方面的描述，我不但不感到陌生，應該說還比較熟悉，並有些親近感與親切感。正是由於這部作品活靈活現的描述，引發了我的思緒再次向三星堆和曾在那裡工作過的朋友們飛去。
記得在1997年那個炎熱的夏天，我曾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寫的名著《三星堆·祭祀坑》寫了一篇簡短的序文。這篇序文和1986年在廣漢召開的那次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觀點和心聲。我曾這樣說過：
根據三星堆這個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來看，它們的最早期肯定已經到了相當於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時期，至少可以到龍山文化的晚期。因為有些陶片同中原龍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風完全一樣。從現場觀察和從圖上看，三星堆遺址很有可能是一個古城遺址，它的規模比之於在中原發現的其他商城也毫不遜色，文化內涵十分豐富，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如果三星堆真的是個城址，首先碰到的就是時代問題，講到時代就同遺址的文化期有關係。所以，文化分期是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前一個時期，以四川學術界為首的眾多學者把三星堆文化分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否還可以再細分或合併呢？我就不敢說了。談分期一般總是以地層為依據，而地層又是不能與分期畫等號的。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實踐與研究才能夠下最後結論。如果不把分期的問題解決，那么，關於其學術價值等一系列的問題就不好定下來，例如城址的問題、遺址的性質問題、祭祀坑的問題以及銅器問題等等，都不好解決。
三星堆遺址的絕對年代究竟為公元前多少年？這是個說不準的事情。但是，在這一個地方發現就證明有它的延續性。所以，這個遺址的發現、發掘對於探討這一個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國家起源等問題，都是很重要的。我曾對四川考古界的朋友們說過，只能從三星堆遺址這個地方來考慮，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去聯繫。就是說，我們已經發現了很重要的遺址，工作就從解剖這個遺址開始。我看了幾次之後，認為解決這個問題有很大的可能性，而這一問題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從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可以追溯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么形成和發展的。從全國來講，這么大的一個城址的發現是相當重要的，即在中國考古學領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絕不可輕視。
當然，三星堆遺址的兩座商代祭祀坑的首次面世，可以說是四川省乃至整箇中國西南地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所以說如此重要，是因為這兩座祭祀坑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圍還分布有約十二平方公里的同時期遺址。現經查明，在此遺址之上還包圍有邊長約1800—2000米左右的城牆，祭祀坑就在城內靠南偏西的位置。據發掘者對我說，三星堆遺址是蜀國早期都城的中心部分。我看了之後，感到城牆的規模與鄭州商城不差上下，可以想見當時屹立在古代中國西南方的蜀國是何等氣派。大家知道，關於早期蜀國的歷史，文獻記載極其簡略，或者僅是神話傳說而已。早期蜀國歷史的重建，當然離不開考古學。由此發現，給四川省的考古工作開拓了廣闊的前景，在新中國考古事業中也立下了耀眼的豐碑。兩座祭祀坑發掘報告和相應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發表揭開了早期蜀國歷史研究的序幕，這一豐碩成果的公諸於世，是值得學術界為之共同慶賀的。
以上就是我對三星堆遺址及兩個大型祭祀坑發現發掘之後，就文化分期和文化性質等問題發表的一點看法。儘管有些觀點沒有做出一個鐵板釘釘的結論，但由於考古材料的限制，話也只能說到這個份兒上了。
望著案頭上這部描寫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的考古紀實文學作品，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老一輩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一部書和他說過的話。
那是抗戰後期的1944年，當時尚年輕的考古學家夏鼐參加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三家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並對甘肅一帶做了兩年的考古調查。後來，已成為新中國考古學巨擘的夏先生根據在甘肅地區實地考察的日記等材料，寫了一部《敦煌考古漫記》的書。作為一位學貫中西的考古學大師，夏先生對這部通俗性的“另類”作品，專門在序言中這樣解說道：“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想復原古代人類的生活狀況。但是我們自己的考古生涯，尤其是在這一種情況下的考古生涯，不也是後世想要知道的事么？不也是同樣地具有歷史的價值嗎？將來中國考古學發達後，以更精密的方法和更宏大的規模來做這些工作，必定有更豐富的收穫。我們這次篳路藍縷的工作，所收穫的一些古物，數量上僅是滄海一粟，質量上也成為不足輕重的普通品。反倒是我們留下來的這些充滿人間味的工作情況的記載，成為較稀有的東西，或許更可珍貴呢！至於考古方面的通俗敘述，也是我的一種嘗試。我們知道那些費了很大精力所寫成的專門性考古報告，它們的命運常常是安放在圖書館書庫中和極少數的學者的書室內，僅供專家的偶爾取閱。當那些專家偶爾由書架上取下考古報告來查閱時，也像對付從地下新發掘出來的古物一般，需先行拂去書皮上的塵土和蜘網。翻了幾下之後，仍放回書架上。這些巨著又在書架上過它們漫漫悠長的空閒歲月。它們能夠這樣的偶爾一被查閱，便算是盡了它們的功能。”對於這種頗為現實的狀況，夏先生進一步解釋說：“這本《漫記》把許多耳聞目見的各種瑣事，也都記進去，並不限於考古方面。便是涉及發現遺址的情形及考古方面的收穫，也力求通俗，不是專門研究考古學的讀者，也可以感到興趣。至於欲做專門研究的學者，則另有《甘肅考古報告》一專書在寫作中，可以供他們參考。不過那種枯燥的報告，便是專門學者，也沒有幾個人能從頭到尾地看過一遍。” 夏先生作為我的前輩和授業的恩師，在這裡說的可謂是大實話，不但顯露了他非凡的眼光和見地，電道出了我和考古界同行們的心聲。作為考古學教授或一名田野考古工作者，常常考慮和感到困惑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做到不僅僅用我們手中的鋤頭將“沉入或掩沒於土壤之下，曾在流動的歷史長河中閃爍過奇光異彩的古代文化遺存”發掘出來並使之重見天日，公諸於世。而且是如何進一步把我們發現的這些文物史跡和研究成果，轉化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精神力量，以發揮它能夠鼓舞和激勵現代人類的最大時代效應和社會功能。現在，從岳南新著的這部紀實文學作品以及此前創作的同類作品中，我感到已經找到了知音和盟軍，並看到了實現以上遠大理想的曙光。就考古發現和發掘的宣示與流傳而言，可以說紀實文學當是一個很好的傳導形式，從事精神文化建設的文學家和記者朋友們在這塊天地里也將大有作為。可以說，擺在我案頭的《天賜王國——三星堆、金沙遺址發現之謎》這部紀實文學作品，就是岳南先生在這塊豐沃的園地里辛勤耕耘和為民所急、所需，且是在考古學界甚至是整個學術界不可或缺的最新奉獻。
從這部作品的謀篇布局看，是以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考古發現發掘材料為依據，以三星堆和金沙埋藏的奇珍異寶及有關事件、人物為主軸，以古蜀國故地、黃帝子孫誕生的搖籃——岷山附近這塊聖土上的歷史為素地，並配以與三星堆、金沙文化相關的歷史人物和文化風情，聚合而成為一個有歷史關聯與傳承相繼的文化叢體，向讀者展現出一幅卷帙浩繁、視野宏闊、情節曲折、意境深邃而畫面優美的全景式長軸畫卷。在這幅畫卷中，作者極具文學功力地刻畫了三星堆（月亮灣）玉器的最早發現人燕道誠父子，以及後來的董宜篤、戴謙和、葛維漢等外國學者的形象，特別是對鄭德坤、馮漢驥、王家祜、林向、馬繼賢、王有鵬、趙殿增、敖天照和年輕的陳德安、陳顯丹等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為三星堆遺址的發掘、保護所做出的貢獻，飽含感情地給予了客觀而公允的評價。與此同時，作者還以辛辣的文筆，別開生面地描繪了大幹世界無奇不有、無事不有、無事可以生非的眾生影像。這個影像在三星堆兩個祭祀坑文物出土之後，表現得分外扎眼和刺目，各色人等的嘴臉和做派無不有聲有色、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地表露出來，令人觀之無不為之扼腕浩嘆。當然，作者在一路鋪陳刻畫各色景觀和人物表演之時，也不斷進發出學術上的真知灼見，提出了很有見地的頗為獨到的見解和看法。從作者在筆下傾吐出的字裡行間不難看出，這部作品既有廣泛的包容性，亦有相當的深刻度，如果把這部作品看作是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餘年和金沙遺址發現三年來，最具體、最出色、最全面、最優秀、最具開拓性和獨創精神地描述這一連串事件發生、發展、演化的紀實性文學作品，並不算過譽。甚至完全有理由認為，這是一部難得的具有科學依據、文學藝術價值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產品。讀者若能細心品讀，相信一定會獲得良好助益和啟迪。
我和岳南先生是在1996年國家組織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學術討論會上才真正相識的，當時他是夏商周斷代工程辦公室所批准允許的唯一一位全程採訪並執筆寫作這一“工程”的記者兼作家。在“工程”研究論證的五年多來，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們相識相知並在心靈上有所溝通。其間陸續讀過岳南本人或他和他的朋友合寫的、在社會上流傳甚廣並好評如潮的《風雪定陵》、《萬世法門》、《復活的軍團》等描寫考古發現、發掘的紀實文學作品，讓我感觸良多。
通過交談得知，岳南並不是學歷史或考古出身，他在大學攻讀的專業是文藝學。但由於自小對歷史、考古有很大的興趣，加上後來在北京求學有了一些條件和機遇，他自1990年便開始有意識地接觸歷史文物考古界，並試著地把歷史文物考古與文學結合起來開始寫作，結果取得了較大的成功。這種走史學、考古學、文學相結合的路子創作出來的精神作品，被國內外評論界命名為一種新的“考古文學”，而岳南和與他合著這一批作品的朋友，也自然地成為中國開“考古文學”先河的第一批作家。從他初次嘗試到現在已逾十幾年，現仍在考古與歷史這個園地和這方沃土裡樂此不疲地來回奔波，並一直筆耕不輟。從岳南的創作體裁、創作方向與矢志不移的創作精神以及所取得的累累碩果來看，我得到一個體會，即古人所說的學貴有繼，學貴有恆，學貴有志。而重要的是志，但志在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作為人，必須有志，必須是一個有志於將整個身心投入事業的人，才能耿耿忠心結出豐碩的成果。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凡有心志的人必然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創造出一番大輝煌來，這部作品的出版，或許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再次印證和權威詮釋吧。
2004年2月8日
【簡介】鄒衡（1927—2005年），湖南省澧縣人，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49年轉入史學系，1952年畢業後作為北大即將成立的考古專業第一位研究生，師從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攻讀考古學副博士學位，主要從事商周考古的學習與研究。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參加、主持鄭州二里崗，河北邯鄲澗溝、龜台寺，洛陽南王灣、東千溝，山東省臨淄故城，北京房山琉璃河劉李店、董家林，湖北省黃陂盤龍城，山西省天馬一曲村，陝西省扶風壹家堡等遺址的調查與發掘。主要學術論文一百餘篇，另有專著《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續集）》、《天馬一曲村》等。其中《天馬一曲村》獲美國華盛頓沙可樂、佛利爾國立藝術館及日本京都大都會遠東藝術研究中心評選的東亞藝術史最佳著作“島田獎”。
2003年歲末的一個下午，岳南先生冒著凜冽的寒風，從亞運村來到北京大學我的寓所，將他的新著《天賜王國——三星堆、金沙遺址發現之謎》（商務版書名《天賜王國——三星堆與金沙遺址驚世記》，下同）書稿示余，並請為其書序。我當時雖有些含糊地答應下來，但還是告之待看完全部書稿後再做最後定奪。岳南走後，我用了三四天的時間翻完了這部洋洋三十餘萬言的紀實文學作品，覺得有話要說，也有話可說。於是決定寫出下面幾段文字，與大家共享這部作品所展示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以及帶給我們的香甜與酸澀。
我真正接觸和了解三星堆文化，是在1996年遺址內兩個著名的祭祀坑發現、發掘之後。由於這兩個坑出土文物的特殊性與重要性，當時在學術界和社會各界引起了極大震動。此後不久，四川有關方面在廣漢召開了一個全國性的學術討論會，我有幸被邀參加了這次會議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之後幾年中，又受四川省文物考古部門之邀，前往三星堆發掘工地和博物館參觀考察過幾次，對遺址與出土文物的面貌、性質以及發生髮展的源流等等，有了進一步了解。圍繞這個文化主題，我也曾做過一點專門的研究。岳南先生在這部書稿中所涉及的一些人與事，特別是對三星堆遺址歷史源流與文化方面的描述，我不但不感到陌生，應該說還比較熟悉，並有些親近感與親切感。正是由於這部作品活靈活現的描述，引發了我的思緒再次向三星堆和曾在那裡工作過的朋友們飛去。
記得在1997年那個炎熱的夏天，我曾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寫的名著《三星堆·祭祀坑》寫了一篇簡短的序文。這篇序文和1986年在廣漢召開的那次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基本上代表了我的觀點和心聲。我曾這樣說過：
根據三星堆這個地方所出的陶器、陶片來看，它們的最早期肯定已經到了相當於中原地區的龍山文化時期，至少可以到龍山文化的晚期。因為有些陶片同中原龍山文化陶器口沿上的作風完全一樣。從現場觀察和從圖上看，三星堆遺址很有可能是一個古城遺址，它的規模比之於在中原發現的其他商城也毫不遜色，文化內涵十分豐富，是值得特別重視的。如果三星堆真的是個城址，首先碰到的就是時代問題，講到時代就同遺址的文化期有關係。所以，文化分期是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前一個時期，以四川學術界為首的眾多學者把三星堆文化分為四期是可以的，但是否還可以再細分或合併呢？我就不敢說了。談分期一般總是以地層為依據，而地層又是不能與分期畫等號的。這是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實踐與研究才能夠下最後結論。如果不把分期的問題解決，那么，關於其學術價值等一系列的問題就不好定下來，例如城址的問題、遺址的性質問題、祭祀坑的問題以及銅器問題等等，都不好解決。
三星堆遺址的絕對年代究竟為公元前多少年？這是個說不準的事情。但是，在這一個地方發現就證明有它的延續性。所以，這個遺址的發現、發掘對於探討這一個地方的文明起源，或者國家起源等問題，都是很重要的。我曾對四川考古界的朋友們說過，只能從三星堆遺址這個地方來考慮，不必更多地同中原去聯繫。就是說，我們已經發現了很重要的遺址，工作就從解剖這個遺址開始。我看了幾次之後，認為解決這個問題有很大的可能性，而這一問題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自然是很重要的。從三星堆遺址的發現，可以追溯巴文化、蜀文化的起源，探索它是怎么形成和發展的。從全國來講，這么大的一個城址的發現是相當重要的，即在中國考古學領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絕不可輕視。
當然，三星堆遺址的兩座商代祭祀坑的首次面世，可以說是四川省乃至整箇中國西南地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所以說如此重要，是因為這兩座祭祀坑並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它的周圍還分布有約十二平方公里的同時期遺址。現經查明，在此遺址之上還包圍有邊長約1800—2000米左右的城牆，祭祀坑就在城內靠南偏西的位置。據發掘者對我說，三星堆遺址是蜀國早期都城的中心部分。我看了之後，感到城牆的規模與鄭州商城不差上下，可以想見當時屹立在古代中國西南方的蜀國是何等氣派。大家知道，關於早期蜀國的歷史，文獻記載極其簡略，或者僅是神話傳說而已。早期蜀國歷史的重建，當然離不開考古學。由此發現，給四川省的考古工作開拓了廣闊的前景，在新中國考古事業中也立下了耀眼的豐碑。兩座祭祀坑發掘報告和相應的一些研究成果的出版發表揭開了早期蜀國歷史研究的序幕，這一豐碩成果的公諸於世，是值得學術界為之共同慶賀的。
以上就是我對三星堆遺址及兩個大型祭祀坑發現發掘之後，就文化分期和文化性質等問題發表的一點看法。儘管有些觀點沒有做出一個鐵板釘釘的結論，但由於考古材料的限制，話也只能說到這個份兒上了。
望著案頭上這部描寫三星堆與金沙遺址的考古紀實文學作品，不由得使我想起了老一輩考古學家夏鼐先生的一部書和他說過的話。
那是抗戰後期的1944年，當時尚年輕的考古學家夏鼐參加了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和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三家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並對甘肅一帶做了兩年的考古調查。後來，已成為新中國考古學巨擘的夏先生根據在甘肅地區實地考察的日記等材料，寫了一部《敦煌考古漫記》的書。作為一位學貫中西的考古學大師，夏先生對這部通俗性的“另類”作品，專門在序言中這樣解說道：“考古工作的目的，是想復原古代人類的生活狀況。但是我們自己的考古生涯，尤其是在這一種情況下的考古生涯，不也是後世想要知道的事么？不也是同樣地具有歷史的價值嗎？將來中國考古學發達後，以更精密的方法和更宏大的規模來做這些工作，必定有更豐富的收穫。我們這次篳路藍縷的工作，所收穫的一些古物，數量上僅是滄海一粟，質量上也成為不足輕重的普通品。反倒是我們留下來的這些充滿人間味的工作情況的記載，成為較稀有的東西，或許更可珍貴呢！至於考古方面的通俗敘述，也是我的一種嘗試。我們知道那些費了很大精力所寫成的專門性考古報告，它們的命運常常是安放在圖書館書庫中和極少數的學者的書室內，僅供專家的偶爾取閱。當那些專家偶爾由書架上取下考古報告來查閱時，也像對付從地下新發掘出來的古物一般，需先行拂去書皮上的塵土和蜘網。翻了幾下之後，仍放回書架上。這些巨著又在書架上過它們漫漫悠長的空閒歲月。它們能夠這樣的偶爾一被查閱，便算是盡了它們的功能。”對於這種頗為現實的狀況，夏先生進一步解釋說：“這本《漫記》把許多耳聞目見的各種瑣事，也都記進去，並不限於考古方面。便是涉及發現遺址的情形及考古方面的收穫，也力求通俗，不是專門研究考古學的讀者，也可以感到興趣。至於欲做專門研究的學者，則另有《甘肅考古報告》一專書在寫作中，可以供他們參考。不過那種枯燥的報告，便是專門學者，也沒有幾個人能從頭到尾地看過一遍。” 夏先生作為我的前輩和授業的恩師，在這裡說的可謂是大實話，不但顯露了他非凡的眼光和見地，電道出了我和考古界同行們的心聲。作為考古學教授或一名田野考古工作者，常常考慮和感到困惑的一個問題是，如何做到不僅僅用我們手中的鋤頭將“沉入或掩沒於土壤之下，曾在流動的歷史長河中閃爍過奇光異彩的古代文化遺存”發掘出來並使之重見天日，公諸於世。而且是如何進一步把我們發現的這些文物史跡和研究成果，轉化為推動社會發展的精神力量，以發揮它能夠鼓舞和激勵現代人類的最大時代效應和社會功能。現在，從岳南新著的這部紀實文學作品以及此前創作的同類作品中，我感到已經找到了知音和盟軍，並看到了實現以上遠大理想的曙光。就考古發現和發掘的宣示與流傳而言，可以說紀實文學當是一個很好的傳導形式，從事精神文化建設的文學家和記者朋友們在這塊天地里也將大有作為。可以說，擺在我案頭的《天賜王國——三星堆、金沙遺址發現之謎》這部紀實文學作品，就是岳南先生在這塊豐沃的園地里辛勤耕耘和為民所急、所需，且是在考古學界甚至是整個學術界不可或缺的最新奉獻。
從這部作品的謀篇布局看，是以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考古發現發掘材料為依據，以三星堆和金沙埋藏的奇珍異寶及有關事件、人物為主軸，以古蜀國故地、黃帝子孫誕生的搖籃——岷山附近這塊聖土上的歷史為素地，並配以與三星堆、金沙文化相關的歷史人物和文化風情，聚合而成為一個有歷史關聯與傳承相繼的文化叢體，向讀者展現出一幅卷帙浩繁、視野宏闊、情節曲折、意境深邃而畫面優美的全景式長軸畫卷。在這幅畫卷中，作者極具文學功力地刻畫了三星堆（月亮灣）玉器的最早發現人燕道誠父子，以及後來的董宜篤、戴謙和、葛維漢等外國學者的形象，特別是對鄭德坤、馮漢驥、王家祜、林向、馬繼賢、王有鵬、趙殿增、敖天照和年輕的陳德安、陳顯丹等幾代中國知識分子為三星堆遺址的發掘、保護所做出的貢獻，飽含感情地給予了客觀而公允的評價。與此同時，作者還以辛辣的文筆，別開生面地描繪了大幹世界無奇不有、無事不有、無事可以生非的眾生影像。這個影像在三星堆兩個祭祀坑文物出土之後，表現得分外扎眼和刺目，各色人等的嘴臉和做派無不有聲有色、活靈活現、栩栩如生地表露出來，令人觀之無不為之扼腕浩嘆。當然，作者在一路鋪陳刻畫各色景觀和人物表演之時，也不斷進發出學術上的真知灼見，提出了很有見地的頗為獨到的見解和看法。從作者在筆下傾吐出的字裡行間不難看出，這部作品既有廣泛的包容性，亦有相當的深刻度，如果把這部作品看作是三星堆遺址發現七十餘年和金沙遺址發現三年來，最具體、最出色、最全面、最優秀、最具開拓性和獨創精神地描述這一連串事件發生、發展、演化的紀實性文學作品，並不算過譽。甚至完全有理由認為，這是一部難得的具有科學依據、文學藝術價值的高品位的精神文化產品。讀者若能細心品讀，相信一定會獲得良好助益和啟迪。
我和岳南先生是在1996年國家組織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學術討論會上才真正相識的，當時他是夏商周斷代工程辦公室所批准允許的唯一一位全程採訪並執筆寫作這一“工程”的記者兼作家。在“工程”研究論證的五年多來，由於工作的關係，我們相識相知並在心靈上有所溝通。其間陸續讀過岳南本人或他和他的朋友合寫的、在社會上流傳甚廣並好評如潮的《風雪定陵》、《萬世法門》、《復活的軍團》等描寫考古發現、發掘的紀實文學作品，讓我感觸良多。
通過交談得知，岳南並不是學歷史或考古出身，他在大學攻讀的專業是文藝學。但由於自小對歷史、考古有很大的興趣，加上後來在北京求學有了一些條件和機遇，他自1990年便開始有意識地接觸歷史文物考古界，並試著地把歷史文物考古與文學結合起來開始寫作，結果取得了較大的成功。這種走史學、考古學、文學相結合的路子創作出來的精神作品，被國內外評論界命名為一種新的“考古文學”，而岳南和與他合著這一批作品的朋友，也自然地成為中國開“考古文學”先河的第一批作家。從他初次嘗試到現在已逾十幾年，現仍在考古與歷史這個園地和這方沃土裡樂此不疲地來回奔波，並一直筆耕不輟。從岳南的創作體裁、創作方向與矢志不移的創作精神以及所取得的累累碩果來看，我得到一個體會，即古人所說的學貴有繼，學貴有恆，學貴有志。而重要的是志，但志在人，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作為人，必須有志，必須是一個有志於將整個身心投入事業的人，才能耿耿忠心結出豐碩的成果。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凡有心志的人必然能成就一番大事業，創造出一番大輝煌來，這部作品的出版，或許就是有志者事竟成的再次印證和權威詮釋吧。
2004年2月8日
【簡介】鄒衡（1927—2005年），湖南省澧縣人，1947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49年轉入史學系，1952年畢業後作為北大即將成立的考古專業第一位研究生，師從著名考古學家郭寶鈞攻讀考古學副博士學位，主要從事商周考古的學習與研究。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先後參加、主持鄭州二里崗，河北邯鄲澗溝、龜台寺，洛陽南王灣、東千溝，山東省臨淄故城，北京房山琉璃河劉李店、董家林，湖北省黃陂盤龍城，山西省天馬一曲村，陝西省扶風壹家堡等遺址的調查與發掘。主要學術論文一百餘篇，另有專著《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續集）》、《天馬一曲村》等。其中《天馬一曲村》獲美國華盛頓沙可樂、佛利爾國立藝術館及日本京都大都會遠東藝術研究中心評選的東亞藝術史最佳著作“島田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