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港，指新中國成立後，內地居民非法越境進入香港的行為，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到80年代基本結束。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逃港
- 外文名：Fled to Hong Kong
- 詞語解釋：內地居民非法越境進入香港的行為
- 出現時間 ：20世紀50至80年代
導讀,經過,結果,
導讀
新中國成立後，香港與祖國大陸的聯繫並未完全中斷，除了官方有限度的交往，以偷渡為主的民間形式始終活躍。以深圳為例，在公開的檔案里，“深圳歷史上共出現了四次大規模偷渡”，分別為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據廣東省委邊防口岸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統計，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記載的“逃港”事件就有56.5萬多人次。
經過
新中國成立前後，由於戰亂等因素，規模性逃亡香港的潮流便已出現。《香港年報》記載，20世紀50年代初，戰亂使超過75萬名來自內地的居民湧入香港。1952年，32歲的張愛玲，隻身在烈日下走過了寶安縣羅湖橋，來到香港。
寶安外事辦公室《關於經寶安縣偷渡香港問題的調查報告》（寶外字10號，1959年1月28日）顯示，1956-1958年，經寶安縣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寶安縣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縣的有13657人，寶安縣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大批在深圳寶安插隊的知青開始選擇偷渡香港。
創辦了《中外影畫》的香港影評人列孚也是偷渡者之一。當年，他從廣州來到與香港毗鄰的寶安縣插隊落戶。幾年下來，列孚覺得自己“看不到未來”。在確切地明白回廣州已經沒有指望的時候，他選擇了對岸的香港。1973年5月31日凌晨，當時列孚還叫王凱南，他和當時的女友、現在的妻子，一頭撲進深圳河，手腳並用地去了香港。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沿海一帶的老百姓們通過境外的親朋好友接觸了更多的信息，一種前所未有的躁動在民間浮現出來，“逃港”高潮卻再次突如其來。
1977年11月，復出後的鄧小平將視察的第一站定在廣東，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與他同行。當廣東省主要領導向鄧小平匯報情況時，“逃港”作為一個重大的惡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來。正當廣東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著指示之時，鄧小平卻出奇的沉默。他連吸了幾根煙，緩緩地轉過身來，平靜地對大家說：“這是我們的政策有問題，此事不是部隊管得了的。”
鄧小平強調要恢復過去行之有效的政策，發展經濟，“生產生活搞好了，才可以解決逃港問題。逃港，主要是生活不好，差距太大”。
1978年底，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召開，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出乎意料的是，一場新的“逃港”潮再次席捲而來。
在《國務院、中央軍委關於堅決制止廣東省大量民眾偷渡外逃的指示》中，提出了這樣的要求：“在當前，要把迅速剎住外逃風，當作一項緊急任務，由黨委第一把手掛帥，組織專門力量，採取有效措施……七月五日前（即華國鋒訪問英國前），基本剎住外逃風。”
結果
中央指示廣東省委要加強反偷渡外逃工作後，主政廣東的習仲勛在6月17、18日主持召開了兩次省委常委會議，專門對開展反外逃鬥爭作了部署。省委成立了由10人組成的反偷渡外逃領導小組，習仲勛任組長，廣州軍區副司令員黃榮海、省委常委寇慶延任副組長。兵分三路，將反偷渡外逃當成一個大戰役來打。
據統計，1979年廣東發生偷渡外逃30萬人次，逃出人數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廣東又發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為此，香港當局也不得不於當年宣布取消實行多年的“抵壘政策”，轉為實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國內地抵達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將被遣返回內地；市民必須在本港任何地方攜帶身份證備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業，否則僱主將被嚴懲。
長期的反偷渡鬥爭，使中央及廣東的領導人認識到，光靠嚴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須另闢蹊徑。1980年8月26日，經濟特區在“逃港”最嚴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開了旨在讓中國人民富起來的改革開放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