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再次回望那個已經遠去的年代之時，胡適、傅斯年、陳寅恪、林語堂、于右任、徐志摩等一位位民國大師的身影，依然如同一座座豐碑一般矗立在面前——大半個世紀之前，他們是一群為改變民族命運而努力的書生，大半個世紀之後，他們成為了一群被後人敬仰的大師。本書在查閱大量資料的基礎上，將大師們所處的時代特徵以及他們的命運經歷及學術作為，非常清晰的展現了出來，充分地反映出民國大師們的獨特面貌和精神風骨，讓讀者能夠更深入全面地了解。
基本介紹
- 書名：大師:尋找那些遠去的大師才子
- 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 頁數：301頁
- 開本：32
- 品牌：中央編譯出版社
- 作者：王廢
- 出版日期：2014年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11720129, 9787511720122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民國類圖書近來一直有著非常不錯的銷量，市場上積累了很大的讀者群。相較於其他同類書，本書的讀者群定位更為準確。相較於其他同類書，本書的寫作風格更貼近讀者群，語言雋永中不失通俗，人物刻畫的也非常到位。相較於其他同類書，本書從更為新穎的角度去描述了民國大師的那個獨特的群體，更能夠引起讀者的閱讀欲。
作者簡介
王鵬華，筆名王廢，青年暢銷書作家，先後出版的作品有《富過六代的洛克菲勒家族》、《誰想幹掉豐田：美國式陰謀伏擊的真相》、《狂人末日—世界上七位落日強人的秘密檔案》、《索羅斯傳》、《金陵十三釵：十三個絕版名妓的風塵往事》等十餘部圖書作品。
圖書目錄
第一章 胡適
——站在新時代與舊時代夾縫之中的世紀偶像
第一節 一個人向左，一個人向右004
第二節 是信仰蘇聯還是信仰美國010
第三節 你依然不能做我的詩016
第四節 從北大教授到駐美大使023
第五節 悄然隕落的傳奇巨匠032
第二章 傅斯年
——沒落的魯西望族中走出來的學術巨擘
第一節 夕陽下的魯西狀元府042
第二節 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047
第三節 遠赴歐洲，追求真知052
第四節 留洋歸來，書生報家國057
第五節 台灣，生命的最後歸宿地063
第三章 林語堂
——三度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幽默大師”
第一節 從青山綠水間走出來鄉村少年072
第二節 艱苦求學，出國留洋076
第三節 得不到愛情，那就守住婚姻079
第四節 從民主鬥士到“閒適文人”083
第五節 長眠於故居後園中090
第四章 于右任
——三間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第一節 半哭半笑樓詩草100
第二節 憂國憂民的書生司令105
第三節 生如浮萍，雨打風吹去111
第四節 “當代草聖”，唯他一人116
第五節 《國殤》，遙望故鄉月明中121
第五章 王國維
——自沉昆明湖，為文化而殉節的“國之瑰寶”
第一節 出身名門，少年成名131
第二節 走出海寧，踏進上海138
第三節 艱難生活，留學日本141
第四節 人間詞話，傳世經典145
第五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148
第六章 徐志摩
——永遠留在康橋月色中的民國風流才子
第一節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雲158
第二節 告別美國，走進康橋164
第三節 遇見你是我最美的意外169
第四節 你是人間的四月天176
第五節 輕輕的我走了，不帶走一片雲彩185
第七章 梅貽琦
——終生守望著清華園的“兩岸校長”
第一節 家世淵源，擢秀南開196
第二節 臨危受命，執掌清華201
第三節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205
第二節 抗戰烽火中的西南聯大208
第五節 一個時代的斯文213
第八章 蔡元培
——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
第一節 苦難的少年時期220
第二節 甲午之後留學德意志225
第三節 捍衛共和，拒絕袁世凱229
第四節 踏進燕園，成為北大校長231
第五節 憂國憂民，病逝香港236
第九章 南懷瑾
——佛為心，道為骨，儒為表的國學大師
第一節 幼承庭訓，少習諸子百家248
第二節 抗戰時期，負笈求學253
第三節 移居台灣的那些歲月259
第四節 嗜書成癖，世人難以企及266
第五節 國學大師的晚年生活270
第十章 陳寅恪
——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第一節 生於潭州，長於金陵280
第二節 遊學世界的“清末公子”283
第三節 走進清華園，名列“四大導師”287
第四節 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291
第五節 九泉稍待眼枯人295
——站在新時代與舊時代夾縫之中的世紀偶像
第一節 一個人向左，一個人向右004
第二節 是信仰蘇聯還是信仰美國010
第三節 你依然不能做我的詩016
第四節 從北大教授到駐美大使023
第五節 悄然隕落的傳奇巨匠032
第二章 傅斯年
——沒落的魯西望族中走出來的學術巨擘
第一節 夕陽下的魯西狀元府042
第二節 人間一個最稀有的天才047
第三節 遠赴歐洲，追求真知052
第四節 留洋歸來，書生報家國057
第五節 台灣，生命的最後歸宿地063
第三章 林語堂
——三度接近諾貝爾文學獎的“幽默大師”
第一節 從青山綠水間走出來鄉村少年072
第二節 艱苦求學，出國留洋076
第三節 得不到愛情，那就守住婚姻079
第四節 從民主鬥士到“閒適文人”083
第五節 長眠於故居後園中090
第四章 于右任
——三間老屋一古槐，落落乾坤大布衣
第一節 半哭半笑樓詩草100
第二節 憂國憂民的書生司令105
第三節 生如浮萍，雨打風吹去111
第四節 “當代草聖”，唯他一人116
第五節 《國殤》，遙望故鄉月明中121
第五章 王國維
——自沉昆明湖，為文化而殉節的“國之瑰寶”
第一節 出身名門，少年成名131
第二節 走出海寧，踏進上海138
第三節 艱難生活，留學日本141
第四節 人間詞話，傳世經典145
第五節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148
第六章 徐志摩
——永遠留在康橋月色中的民國風流才子
第一節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雲158
第二節 告別美國，走進康橋164
第三節 遇見你是我最美的意外169
第四節 你是人間的四月天176
第五節 輕輕的我走了，不帶走一片雲彩185
第七章 梅貽琦
——終生守望著清華園的“兩岸校長”
第一節 家世淵源，擢秀南開196
第二節 臨危受命，執掌清華201
第三節 生斯長斯，吾愛吾廬205
第二節 抗戰烽火中的西南聯大208
第五節 一個時代的斯文213
第八章 蔡元培
——大德垂後世，中國一完人
第一節 苦難的少年時期220
第二節 甲午之後留學德意志225
第三節 捍衛共和，拒絕袁世凱229
第四節 踏進燕園，成為北大校長231
第五節 憂國憂民，病逝香港236
第九章 南懷瑾
——佛為心，道為骨，儒為表的國學大師
第一節 幼承庭訓，少習諸子百家248
第二節 抗戰時期，負笈求學253
第三節 移居台灣的那些歲月259
第四節 嗜書成癖，世人難以企及266
第五節 國學大師的晚年生活270
第十章 陳寅恪
——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第一節 生於潭州，長於金陵280
第二節 遊學世界的“清末公子”283
第三節 走進清華園，名列“四大導師”287
第四節 九鼎銘辭爭訟德，百年粗糲總傷貧291
第五節 九泉稍待眼枯人295
文摘
第一節 一個人向左，一個人向右
老槐樹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棗樹上還有幾個乾葉，
時時做出一種沒氣力的聲響。
西山的秋色幾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現在他們說我快要好了，
那幽艷的秋天早已過去了。
——1920年11月24夜，胡適於北平寫就
“西山的秋色幾回招我，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正如這句詩里所寫得那樣，1920年下半年間的胡適正在經歷一場重病的折磨，8月份的時候腳腫得連路都走不了，不過幸運的是這場病在接近年關之際卻也慢慢地恢復了起來……
這一年，胡適剛滿30歲，他已經成為北京大學文學院的一名教授，並且成為了中國文壇上的領袖級人物。但是，胡適這一年過得並不是很如意，除了疾病之外，他在這年年底還宣布與《新青年》雜誌脫離了關係。
因為《新青年》而“暴得大名”的胡適怎么會與其脫離關係呢？
這訊息一經傳出，就不啻在當時的中國文壇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很多人都在猜想，胡適到底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究竟他和《新青年》之間發生了怎樣的矛盾？
這一切，都要從胡適的家鄉說起，因為導致他和《新青年》脫離關係的那個人跟他是同鄉。
……
1891年12月27日，胡適在安徽省績溪一個叫做上莊的地方出生了。績溪坐落在秀美雄壯的黃山腳下，隸屬於著名的“徽州府”，這裡的大多數人都因為地貧人多而選擇相結成伴離開故土外出做生意，因此一直以善於做生意而聞名全國，所以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而“安徽幫”也因為鄉黨觀念濃重而被人稱讚。
但是，在這片出了無數富商的土地上也走出了像朱熹、江永、戴震、俞正燮等著名學者。而胡適，就是踏著這些前輩的足跡走出來的又一位名震天下的安徽藉大學者。
1904年，出生於官宦家庭的胡適在接受了長達九年的私塾教育之後，離開了績溪前往上海求學——這一年，胡適只有14歲，他先是在上海梅溪學堂求學，後來進入上海澄衷學堂求學。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胡適在接觸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時，也深受梁啓超、嚴復等改良派的影響，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成為了一名既擁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有一定西方文化思想的“新青年”。
1910年，不滿20歲的胡適以“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的身份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5年，胡適又考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世界著名哲學家杜威，從此成為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忠實信徒，一生服膺。
當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內孜孜求學之際，那位影響了他一生的同鄉卻在國內創辦了一份在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影響力的著名雜誌——《新青年》。胡適的這位同鄉就是當時的北大著名教授陳獨秀，一位希望改變當時中國的政治腐敗、經濟潰退、國力不振等不利狀況的愛國學者。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一面世就受到了廣大青年們的追捧，其提出的“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的宗旨，也打動了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1916年8月21日，一直對祖國未來發展懷有滿腔熱忱的胡適在讀完第一期《新青年》雜誌之後，馬上致信陳獨秀，提出了發動一場文學革命的要求，他在信中用無比熱情的筆調寫道：“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
接到胡適來信的陳獨秀也十分興奮，馬上給胡適寫了回信，鼓勵他將自己的見解與想法整理出來寫成文章。在得到陳獨秀的熱切回應後，胡適馬上寫了那篇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陳獨秀將《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發表在了《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胡適在這篇文章中系統闡述了文學改良的八條建議：
(1) 須言之有物；
(2) 不模仿古人；
(3) 須講求文法；
(4) 不作無病呻吟；
(5) 務去爛調套語；
(6) 不用典；
(7) 不講對仗；
(8) 不避俗字俗語。
令胡適沒有預想到的是，《文學改良芻議》一發表，就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進了一枚炸彈，中國20世紀初期的那場最具變革性的“新文化運動”就此拉開了大幕，無數渴望變革的知識青年們紛紛投入到了這場大規模的文學變革運動中去了。而此時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適，也一夜之間“暴得大名”，成為了站在“新文化運動”最前沿的旗手——他的同鄉陳獨秀毫無疑問就是讓胡適一夜成名的“貴人”，而《新青年》雜誌自然也就是胡適聲名大噪的“發祥地”。
此後，胡適接連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論短篇小說》、《易卜生主義》等極具影響力的文章，而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白話詩八首》也是中國白話詩的開山之作。 胡適在這場文學變革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令陳獨秀對他十分欣賞，陳獨秀直接稱讚他是“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很快，他們就成為了“神交頗契”的朋友。1917年年初，陳獨秀接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邀請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馬上便向蔡元培推薦了胡適。當年6月，還沒有拿到博士學位的胡適提前回國，並在9月份的時候走進了燕園……
那一年，胡適才剛滿26歲，但是他已經成為了北京大學文學院中最為著名的教授之一。
然而，就在胡適和陳獨秀並肩戰鬥在新文化運動的最前線之時，政治傾向上的選擇卻讓他們應了中國那句古話——“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在政治傾向的選擇上，陳獨秀選擇了向左走，胡適選擇了向右轉。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適翻譯成英文）的陳獨秀在新世界娛樂場的屋頂上散發宣言傳單之時，被北洋軍閥的暗探抓捕，後來在胡適等其他社會名流的營救下被釋放出獄。出獄之後的陳獨秀被李大釗秘密送往了南方，不久之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上海組織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從此走上了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之路，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把他一手創辦的《新青年》變成了宣傳共產主義的主要陣地。
此時，一直與陳獨秀並肩作戰的胡適則選擇了另外的一條道路，他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學術、教育和文學等方面的改革。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從《新青年》第8卷第1號起開始全面深入地向國人們介紹馬克思主義，其著名的《談政治》一文也在這一期的《新青年》上發表了，他在文章中對自己曾經的“戰友”胡適直接批評道：“我們中國不談政治的人很多，主張不談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學界，張東蓀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總商會和最近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可算是代表；一是無政府黨人……”可以說，陳獨秀的公開批判讓胡適極為不滿，他直接諷刺說：“《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 viet Russia（當時一本進步的英文刊物《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
胡適和《新青年》之間的蜜月期就此結束。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胡適和陳獨秀的私交並沒有因此出現太大裂痕，後來陳獨秀被國民政府逮捕之時，胡適一直都是那個想方設法去營救陳獨秀的人。
這一年，胡適生了一場大病，並與他生命中的“貴人”陳獨秀分道揚鑣。但是，胡適並沒有就此從時代的大舞台上沉寂下去，因為他那波瀾壯闊的一生即將又翻開新的篇章…… 第二節 是信仰蘇聯還是信仰美國
和《新青年》脫離了關係後，胡適除了一直在燕園中忙著做學問之外，他還一直在思考另外一個問題：當前的中國是應該選擇陳獨秀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還是應該像美國一樣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這個問題整整困擾了胡適好幾年，他一直都沒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他非常希望踏上蘇聯那個令全世界無產階級頂禮膜拜的“革命聖地”去看一看。令胡適感到幸運的是，這個機會很快便降臨到了他的頭上。
1925年5月，英國國會通過了關於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議案。為了處理這筆退還的賠款，中方組織了一個“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胡適被聘任為中方三委員之一。次年7月，作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三位委員之一的胡適，從北京啟程經哈爾濱乘坐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前往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這是他從1917年由美國返回國內九年後，第一次走出國門，這趟行程中第一站就是他一直渴望“一探究竟”的莫斯科。
當火車穿過茂密的森林和遼闊的田野駛進莫斯科之後，第一次站在“紅色主義之都”的胡適在第二天就去參觀了蘇聯革命博物館，詳細地了解了這個令全世界都矚目的國家的革命歷程，此後他又隨著兩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參觀考察了莫斯科的監獄和大學……
由於胡適的此次行程的終點站是英國而不是蘇聯，所以他在莫斯科只停留考察了三天。但是，就在這短短的三天之內，這個紅色國度的變革精神給他留下了非常不錯的印象，同時，也讓他深受震撼，讓他覺得蘇聯“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離開之際，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情不自禁地寫道：“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畫，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評蘇俄！”
到了此次行程的終點站倫敦之後，胡適仍然沉浸在考察莫斯科之時的激動情緒之中，他又馬上給好友徐志摩寫了兩封信，在信中稱讚列寧等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都是“很有學問經驗的人”，對蘇聯的教育水平和科學發展水平大加讚揚。
胡適的這些信在寄回國內之後，不但在朋友間傳閱開來，也被一位有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朋友發表在了報紙上，立即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1926年的中國正處在北伐戰爭時期，社會上的各種思想的碰撞甚為激烈，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正在貫徹“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革命政策。所以，曾經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胡適所寫的這些讚揚蘇聯的信件一經發表，立刻得到了很多人的讚揚。當然，也有許多對蘇聯持有懷疑態度的人在讀到胡適的些信件之後，紛紛指責胡適“贊成蘇俄的論調”不合時宜，有的人勸他不要匆忙表態，更“不必急於提方案”。 事實上，胡適早在抵達蘇聯的一個多月前就在報紙上發表過稱讚社會主義的話：“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的必要，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服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
那么，此時的胡適是不是真的完全贊同社會主義了呢？答案是沒有，或者說他並不是真正的贊同社會主義。其實，他真正所贊同的社會主義，是像他所想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當時，他在給徐志摩的一封信中對他心目的社會主義做出了描述：
認真說來，我是主張“那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為簡單說來，近世的歷史指出兩個不同的方法：一是蘇俄今日的方法，由無產階級專政，不容有產階級的存在。一是避免“階級鬥爭”的方法，採用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傾向，逐漸擴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會。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
P4-P11
老槐樹的影子，
在月光的地上微晃；
棗樹上還有幾個乾葉，
時時做出一種沒氣力的聲響。
西山的秋色幾回招我，
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現在他們說我快要好了，
那幽艷的秋天早已過去了。
——1920年11月24夜，胡適於北平寫就
“西山的秋色幾回招我，不幸我被我的病拖住了。”
正如這句詩里所寫得那樣，1920年下半年間的胡適正在經歷一場重病的折磨，8月份的時候腳腫得連路都走不了，不過幸運的是這場病在接近年關之際卻也慢慢地恢復了起來……
這一年，胡適剛滿30歲，他已經成為北京大學文學院的一名教授，並且成為了中國文壇上的領袖級人物。但是，胡適這一年過得並不是很如意，除了疾病之外，他在這年年底還宣布與《新青年》雜誌脫離了關係。
因為《新青年》而“暴得大名”的胡適怎么會與其脫離關係呢？
這訊息一經傳出，就不啻在當時的中國文壇上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很多人都在猜想，胡適到底為什麼會做出這樣的選擇？究竟他和《新青年》之間發生了怎樣的矛盾？
這一切，都要從胡適的家鄉說起，因為導致他和《新青年》脫離關係的那個人跟他是同鄉。
……
1891年12月27日，胡適在安徽省績溪一個叫做上莊的地方出生了。績溪坐落在秀美雄壯的黃山腳下，隸屬於著名的“徽州府”，這裡的大多數人都因為地貧人多而選擇相結成伴離開故土外出做生意，因此一直以善於做生意而聞名全國，所以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而“安徽幫”也因為鄉黨觀念濃重而被人稱讚。
但是，在這片出了無數富商的土地上也走出了像朱熹、江永、戴震、俞正燮等著名學者。而胡適，就是踏著這些前輩的足跡走出來的又一位名震天下的安徽藉大學者。
1904年，出生於官宦家庭的胡適在接受了長達九年的私塾教育之後，離開了績溪前往上海求學——這一年，胡適只有14歲，他先是在上海梅溪學堂求學，後來進入上海澄衷學堂求學。此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裡，胡適在接觸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同時，也深受梁啓超、嚴復等改良派的影響，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成為了一名既擁有深厚的國學功底又有一定西方文化思想的“新青年”。
1910年，不滿20歲的胡適以“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的身份赴美國留學，於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後改讀文科。1915年，胡適又考入了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世界著名哲學家杜威，從此成為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的忠實信徒，一生服膺。
當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校園內孜孜求學之際，那位影響了他一生的同鄉卻在國內創辦了一份在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影響力的著名雜誌——《新青年》。胡適的這位同鄉就是當時的北大著名教授陳獨秀，一位希望改變當時中國的政治腐敗、經濟潰退、國力不振等不利狀況的愛國學者。
陳獨秀創辦的《新青年》雜誌一面世就受到了廣大青年們的追捧，其提出的“改造青年之思想，輔導青年之修養”的宗旨，也打動了遠在大洋彼岸的胡適——1916年8月21日，一直對祖國未來發展懷有滿腔熱忱的胡適在讀完第一期《新青年》雜誌之後，馬上致信陳獨秀，提出了發動一場文學革命的要求，他在信中用無比熱情的筆調寫道：“今日欲為祖國造新文學，宜從輸入歐西名著入手，使國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觀摩，然後乃有自己創造之新文學。”
接到胡適來信的陳獨秀也十分興奮，馬上給胡適寫了回信，鼓勵他將自己的見解與想法整理出來寫成文章。在得到陳獨秀的熱切回應後，胡適馬上寫了那篇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義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1917年1月，陳獨秀將《文學改良芻議》一文發表在了《新青年》第2卷第5號上，胡適在這篇文章中系統闡述了文學改良的八條建議：
(1) 須言之有物；
(2) 不模仿古人；
(3) 須講求文法；
(4) 不作無病呻吟；
(5) 務去爛調套語；
(6) 不用典；
(7) 不講對仗；
(8) 不避俗字俗語。
令胡適沒有預想到的是，《文學改良芻議》一發表，就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進了一枚炸彈，中國20世紀初期的那場最具變革性的“新文化運動”就此拉開了大幕，無數渴望變革的知識青年們紛紛投入到了這場大規模的文學變革運動中去了。而此時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適，也一夜之間“暴得大名”，成為了站在“新文化運動”最前沿的旗手——他的同鄉陳獨秀毫無疑問就是讓胡適一夜成名的“貴人”，而《新青年》雜誌自然也就是胡適聲名大噪的“發祥地”。
此後，胡適接連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論短篇小說》、《易卜生主義》等極具影響力的文章，而他在《新青年》上發表的《白話詩八首》也是中國白話詩的開山之作。 胡適在這場文學變革運動中所起的作用令陳獨秀對他十分欣賞，陳獨秀直接稱讚他是“今日中國文界之雷音”。很快，他們就成為了“神交頗契”的朋友。1917年年初，陳獨秀接受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邀請出任北大文科學長之後，馬上便向蔡元培推薦了胡適。當年6月，還沒有拿到博士學位的胡適提前回國，並在9月份的時候走進了燕園……
那一年，胡適才剛滿26歲，但是他已經成為了北京大學文學院中最為著名的教授之一。
然而，就在胡適和陳獨秀並肩戰鬥在新文化運動的最前線之時，政治傾向上的選擇卻讓他們應了中國那句古話——“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在政治傾向的選擇上，陳獨秀選擇了向左走，胡適選擇了向右轉。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之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由胡適翻譯成英文）的陳獨秀在新世界娛樂場的屋頂上散發宣言傳單之時，被北洋軍閥的暗探抓捕，後來在胡適等其他社會名流的營救下被釋放出獄。出獄之後的陳獨秀被李大釗秘密送往了南方，不久之後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在上海組織了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共產主義小組，從此走上了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之路，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並把他一手創辦的《新青年》變成了宣傳共產主義的主要陣地。
此時，一直與陳獨秀並肩作戰的胡適則選擇了另外的一條道路，他將主要精力集中於學術、教育和文學等方面的改革。1920年9月1日，陳獨秀從《新青年》第8卷第1號起開始全面深入地向國人們介紹馬克思主義，其著名的《談政治》一文也在這一期的《新青年》上發表了，他在文章中對自己曾經的“戰友”胡適直接批評道：“我們中國不談政治的人很多，主張不談政治的只有三派人：一是學界，張東蓀先生和胡適之先生可算是代表；一是商界，上海底(的)總商會和最近的各馬路商界聯合會可算是代表；一是無政府黨人……”可以說，陳獨秀的公開批判讓胡適極為不滿，他直接諷刺說：“《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 viet Russia（當時一本進步的英文刊物《蘇維埃俄羅斯》）的漢譯本”。
胡適和《新青年》之間的蜜月期就此結束。不過，值得一提的是，胡適和陳獨秀的私交並沒有因此出現太大裂痕，後來陳獨秀被國民政府逮捕之時，胡適一直都是那個想方設法去營救陳獨秀的人。
這一年，胡適生了一場大病，並與他生命中的“貴人”陳獨秀分道揚鑣。但是，胡適並沒有就此從時代的大舞台上沉寂下去，因為他那波瀾壯闊的一生即將又翻開新的篇章…… 第二節 是信仰蘇聯還是信仰美國
和《新青年》脫離了關係後，胡適除了一直在燕園中忙著做學問之外，他還一直在思考另外一個問題：當前的中國是應該選擇陳獨秀所宣傳的馬克思主義，還是應該像美國一樣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
這個問題整整困擾了胡適好幾年，他一直都沒有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所以，他非常希望踏上蘇聯那個令全世界無產階級頂禮膜拜的“革命聖地”去看一看。令胡適感到幸運的是，這個機會很快便降臨到了他的頭上。
1925年5月，英國國會通過了關於退還部分庚子賠款的議案。為了處理這筆退還的賠款，中方組織了一個“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胡適被聘任為中方三委員之一。次年7月，作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三位委員之一的胡適，從北京啟程經哈爾濱乘坐西伯利亞鐵路的火車前往英國，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全體會議，這是他從1917年由美國返回國內九年後，第一次走出國門，這趟行程中第一站就是他一直渴望“一探究竟”的莫斯科。
當火車穿過茂密的森林和遼闊的田野駛進莫斯科之後，第一次站在“紅色主義之都”的胡適在第二天就去參觀了蘇聯革命博物館，詳細地了解了這個令全世界都矚目的國家的革命歷程，此後他又隨著兩名芝加哥大學的教授參觀考察了莫斯科的監獄和大學……
由於胡適的此次行程的終點站是英國而不是蘇聯，所以他在莫斯科只停留考察了三天。但是，就在這短短的三天之內，這個紅色國度的變革精神給他留下了非常不錯的印象，同時，也讓他深受震撼，讓他覺得蘇聯“真是用力辦新教育，努力想造成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時代”。
離開之際，他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情不自禁地寫道：“此間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說有理想與理想主義的政治家，他們的理想也許有我們愛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贊同的，但他們的意志的專篤(Seriousness of purpose)，卻是我們不能不十分頂禮佩服的。他們在此做一個空前的偉大政治新試驗。他們有理想，有計畫，有絕對的信心，只此三項已足使我們愧死。我們這個醉生夢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評蘇俄！”
到了此次行程的終點站倫敦之後，胡適仍然沉浸在考察莫斯科之時的激動情緒之中，他又馬上給好友徐志摩寫了兩封信，在信中稱讚列寧等無產階級革命導師都是“很有學問經驗的人”，對蘇聯的教育水平和科學發展水平大加讚揚。
胡適的這些信在寄回國內之後，不但在朋友間傳閱開來，也被一位有社會主義思想傾向的朋友發表在了報紙上，立即引起了非常大的反響——1926年的中國正處在北伐戰爭時期，社會上的各種思想的碰撞甚為激烈，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的國民黨正在貫徹“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革命政策。所以，曾經作為新文化運動領袖的胡適所寫的這些讚揚蘇聯的信件一經發表，立刻得到了很多人的讚揚。當然，也有許多對蘇聯持有懷疑態度的人在讀到胡適的些信件之後，紛紛指責胡適“贊成蘇俄的論調”不合時宜，有的人勸他不要匆忙表態，更“不必急於提方案”。 事實上，胡適早在抵達蘇聯的一個多月前就在報紙上發表過稱讚社會主義的話：“18世紀的新宗教信條是自由平等博愛，19世紀中葉以後的新宗教信條是社會主義。……勞動是向來受賤視的，但資本集中的制度使勞工有大組織的可能，社會主義的宣傳與階級的自覺又使勞工覺悟團結的必要，於是幾十年之中有組織的勞動階級遂成了社會上最有勢力的分子。十年以來，工黨領袖可以執掌世界強國的政權，同盟總罷工可以屈服最有勢力的政府，俄國的勞農階級竟做了全國的專政階級。這個社會主義的大運動現在還正在進行的時期。但他的成績已很可觀了。”
那么，此時的胡適是不是真的完全贊同社會主義了呢？答案是沒有，或者說他並不是真正的贊同社會主義。其實，他真正所贊同的社會主義，是像他所想的“自由的社會主義”——當時，他在給徐志摩的一封信中對他心目的社會主義做出了描述：
認真說來，我是主張“那比較平和比較犧牲小些”的方法的。我以為簡單說來，近世的歷史指出兩個不同的方法：一是蘇俄今日的方法，由無產階級專政，不容有產階級的存在。一是避免“階級鬥爭”的方法，採用三百年來“社會化”(Socializing)的傾向，逐漸擴充享受自由享受幸福的社會。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義”(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會主義”(Liberal Socialism)。
P4-P11
序言
近百年前，一群站在舊時代與新時代夾縫之間的“新青年”們，他們在西方科學文明的影響下意氣風發地站在了時代的最前沿，在這片廣袤且依舊瀰漫著腐朽氣息的土地上，揚起了他們的理想之帆，不畏艱難與險阻，衝破重重驚濤駭浪，將新思想、新希望、新氣象帶到了這片他們所摯愛的熱土之上。當百年之後的我們再度回望那段崢嶸歲月之際，他們的身影依然偉岸，是那個大時代中永遠不會消逝的一道道豐碑。
——寫在前面的話
1911年，武昌城頭的那一聲炮響，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制度，也開啟了中華民族的新紀元，就在舊時代與新時代承接發展的裂縫中，又有一群柔弱卻偉大的人用自己身上的熠熠華光點燃這個國家的夢想與希望。他們就是在那個王綱解紐、諸侯蜂起、外敵入侵的年代中尋找國家與民族的新起點，傳播文明與進步的布衣書生們。在那個遙遠的年代裡，他們被稱為“先生”；在很多年後的今天，他們被稱為“大師”。 他們，生逢亂世，不求聞達，在顛沛流離中堅持自己的信仰，並讓無數人走進他們所信仰的世界，傳播真理，啟迪民智，追求民主與自由，竭盡全力去推動民族與國家的發展，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與深厚學術功底彰顯了一個時代的風骨。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時至今日，當我們再次回望那個史詩般波瀾壯闊的年代之時，胡適、傅斯年、陳寅恪、林語堂、于右任等一個個偉岸的身影依然無比清晰地浮現在我們的面前……這些身處大變革、大輝煌之時代的大師們，他們學貫中西，在積澱了深厚的國學根基的同時，也對西方的文明與科學有著很深的造詣，在經歷了時代的動盪與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後，讓一座座直聳雲霄的精神建築在神州大地上屹立了起來。
然而，當我們將目光聚集在當下的時候，卻頹然發現：在這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極度發達的年代裡，大師卻成為了最為稀缺的一個群體，精神風骨與學識造詣能夠達到民國大師們的高度的，真可謂是寥寥無幾，甚至沒有，這就如同天幕一般恢宏的時代舞台上僅有零零散散的幾顆星，無論如何也找不到那枚散發著皎皎光芒的大月亮。
這，不啻為這個時代的悲哀，大師之後再無大師!
——那些已經遠去但卻依舊散發著灼灼光芒的背影，早已經成為了無法忘卻的記憶。
——那些已經遠去但卻依舊散發著灼灼光芒的背影，早已經成為了這個時代的輓歌。
——那些已經遠去但卻依舊散發著灼灼光芒的背影，早已經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肖像。
——寫在前面的話
1911年，武昌城頭的那一聲炮響，結束了中國長達兩千年之久的封建君主制度，也開啟了中華民族的新紀元，就在舊時代與新時代承接發展的裂縫中，又有一群柔弱卻偉大的人用自己身上的熠熠華光點燃這個國家的夢想與希望。他們就是在那個王綱解紐、諸侯蜂起、外敵入侵的年代中尋找國家與民族的新起點，傳播文明與進步的布衣書生們。在那個遙遠的年代裡，他們被稱為“先生”；在很多年後的今天，他們被稱為“大師”。 他們，生逢亂世，不求聞達，在顛沛流離中堅持自己的信仰，並讓無數人走進他們所信仰的世界，傳播真理，啟迪民智，追求民主與自由，竭盡全力去推動民族與國家的發展，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與深厚學術功底彰顯了一個時代的風骨。
“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時至今日，當我們再次回望那個史詩般波瀾壯闊的年代之時，胡適、傅斯年、陳寅恪、林語堂、于右任等一個個偉岸的身影依然無比清晰地浮現在我們的面前……這些身處大變革、大輝煌之時代的大師們，他們學貫中西，在積澱了深厚的國學根基的同時，也對西方的文明與科學有著很深的造詣，在經歷了時代的動盪與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後，讓一座座直聳雲霄的精神建築在神州大地上屹立了起來。
然而，當我們將目光聚集在當下的時候，卻頹然發現：在這個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極度發達的年代裡，大師卻成為了最為稀缺的一個群體，精神風骨與學識造詣能夠達到民國大師們的高度的，真可謂是寥寥無幾，甚至沒有，這就如同天幕一般恢宏的時代舞台上僅有零零散散的幾顆星，無論如何也找不到那枚散發著皎皎光芒的大月亮。
這，不啻為這個時代的悲哀，大師之後再無大師!
——那些已經遠去但卻依舊散發著灼灼光芒的背影，早已經成為了無法忘卻的記憶。
——那些已經遠去但卻依舊散發著灼灼光芒的背影，早已經成為了這個時代的輓歌。
——那些已經遠去但卻依舊散發著灼灼光芒的背影，早已經成為了一個時代的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