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傳世經典隨身讀:呂氏春秋》也叫《呂覽》。戰國末秦相呂不韋集合門客共同編寫，是雜家代表著作。全書26卷，內分十二紀、八覽、六論，共160篇。內容以儒、道思想為主，兼及名、法、墨、農及陰陽家言。《大學生傳世經典隨身讀:呂氏春秋(精選本)》匯合先秦各派學說，為當時秦國統一天下、治理國家提供了思想基礎。在議論中引證了許多古史舊聞和有關天文、歷數、音律等方面知識，《上農》、《任地》、《辯士》、《審時》等4篇保存了先秦農學的片段。
基本介紹
- 書名：大學生傳世經典隨身讀:呂氏春秋
- 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 頁數：433頁
- 開本：32
- 定價：22.00
- 作者：李運富 劉波
- 出版日期：2008年6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040244830
- 品牌：高教社
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內容簡介
《大學生傳世經典隨身讀:呂氏春秋》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簡介
李運富，1957年生，湖南衡陽人。現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文學院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任《勵耘學刊》(語言卷)主編、《古漢語研究》編委及全國人大立法用語規範化專家諮詢委員會委員、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專家組成員、中國文字學會理事等。曾任北京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研究所所長、中國語言文化學會副會長等。主要從事漢語言文字學的教學、科研和古文獻的整理、釋讀工作。已出版各種著作和教材10餘部(含合作)，在國內外重要期刊上發表學術論文100多篇。
圖書目錄
前言
紀部
本生
重己
貴公
去私
功名
盡數
先己
論人
勸學
尊師
用眾
適音
盪兵
懷寵
論威
簡選
決勝
愛士
順民
審己
精通
節喪
安死
異寶
異用
至忠
當務
長見
士節
介立
誠廉
不侵
覽部
去尤
聽言
諭大
孝行
首時
義賞
慎人
遇合
慎大
權勛
下賢
順說
貴因
察今
先識
悔過
察微
去宥
審分
慎勢
審應
精諭
離謂
淫辭
不屈
應言
高義
上德
用民
適威
為欲
貴信
舉難
達郁
行論
驕恣
論部
愛類
貴卒
慎行
疑似
察傳
貴直
直諫
不苟
贊能
貴當
別類
慎小
上農
序言
春秋戰國時代，統治天下的周王室及周代的禮樂制度對諸侯國的約束力越來越弱，諸侯國各自為政，“田疇異畝，車途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東漢許慎：《說文解字·敘》，相互攻伐兼併，征戰不休。同時，伴隨著貴族階層的衰落，士階層漸漸興起。面對政局的混亂與人民的困苦，很多有智識的士人提出了各種不同的解決當時社會問題的方案，在思想文化方面形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儒家主張恢復周代的禮制，墨家主張“兼愛”、“非攻”、“尚賢”，道家倡導無為，法家注重法與術，名家提倡“正名實”。士人們在各國間四處遊說，希求自己的主張得到君主們的採納。有的士人進而著書立說，可稱為中華文化“元典”的經典著作大都在這一時期逐步成形。
經過春秋戰國幾百年的混戰，諸侯國數量大大減少，中國的政治版圖呈現出統一的趨勢。戰國中後期，秦、楚、魏等國任用商鞅、吳起、李悝（kuī）等人主持變法，社會結構發生劇烈的、根本性的變化。經由變法強大起來的秦國最強盛，在戰國七雄中首屈一指，擁有了重新統一天下的實力。與此同時，思想文化領域也出現整合、統一的趨勢，於是在強大的秦國誕生了一部囊括各家學說、整合各種思潮的著作——《呂氏春秋》。這部書由秦國權相呂不韋組織編纂，歷來被視為雜家的代表著作。
一、呂不韋其人
呂不韋是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史記》《戰國策》中記載了呂不韋的生平事跡，20世紀70年代出土於長沙馬王堆漢墓的《戰國縱橫家書》也載有與他相關的內容。我們對呂不韋生平的了解主要來自這些文獻。
呂不韋是濮陽或陽翟（dí）人，陽翟即今河南禹州。家庭從事商業，“往來販賤賣貴”，在各國之間做倒買倒賣的生意。“家累千金”，非常富有。
呂不韋繼承家業，不僅是一個成功的商人，而且還很有政治頭腦。他在趙國的首都邯鄲做生意時，認識了秦國在趙國做人質的異人。異人是秦昭王的孫子、太子安國君的兒子。安國君妻妾眾多，他把最寵愛的一個立作正夫人，稱為華陽夫人。華陽夫人沒有兒子。異人是夏姬的兒子，不得寵，因此被送到趙國做人質。當時秦趙之間多次發生戰爭，趙國自然不會禮遇異人，他的日子過得很窘迫。
呂不韋見到異人，覺得他“奇貨可居”，於是問父親：“耕田獲得的收益最多幾倍？”父親回答：“最多十倍。”“販賣珠寶賺的錢最多幾倍？”“最多百倍。”“那么擁立一個君主安定一個國家能贏利多少呢？”“那就無數了。”所以呂不韋做了決定：要去幫助異人得到秦國的君位。異人動了心，對呂不韋許諾：如果自己做了秦王，要“分秦國”與呂不韋“共之”。
呂不韋把所有家財押在異人身上，讓異人肆意揮霍、廣交賓客。他自己前往秦國，遊說華陽夫人，稱讚異人的賢能智慧和孝心，說華陽夫人一旦“色衰”，安國君不再寵愛她，她又沒有兒子，就危險了。因此，華陽夫人把異人收為自己的養子，改名子楚。這樣，子楚就名正言順地成了安國君的嫡長繼承人。
秦昭王五十年（前257年），秦國進攻趙國，趙國打算殺死子楚。子楚在呂不韋和眾賓客的幫助下逃到秦軍中，得以回到秦國。又過了六年，秦昭王去世。安國君繼位，他就是秦孝文王。子楚成為秦國太子。這時候，趙國把子楚的妻子和兒子嬴政送回秦國，嬴政就是後來的秦始皇。
一年以後，孝文王去世。太子子楚繼位，他就是莊襄王。莊襄王踐行許諾，任命呂不韋做丞相，封為文信侯，把洛陽十萬戶賞給他做食邑。又過了三年，莊襄王去世，太子嬴政繼位做秦王。嬴政尊呂不韋為相國，稱他為“尚父”。呂不韋的權力更大，財富也更多，家中的僮僕超過萬人。呂不韋達到了他政治投機的目的。呂不韋擔任丞相之後，就“招致賓客游士，欲以並天下”。莊襄王元年（前249年），呂不韋帶兵滅掉東周，周王朝正式結束。呂不韋執政期間，秦國分別在莊襄王元年、莊襄王二年（前248年）、秦王政三年（前244年）多次發動對韓、趙、魏三國的戰爭，獲得不少城池和土地，新建了三川郡、太原郡、東郡。又在莊襄王三年（前247年）和秦王政六年（前241年）分別瓦解了東方六國的最後兩次合縱。呂不韋還利用東方各國的矛盾，分別與燕、韓兩國連橫，對東方各國形成了分割包圍的局勢，這對以後的統一戰爭是很有利的。總之，呂不韋執政的十三年，秦國的國力變得更加強盛。
呂不韋與莊襄王之間的親密關係埋下了他最終死於非命的種子。據《史記》記載，莊襄王還在邯鄲做人質時，呂不韋挑選了一名美貌善舞的女子，在讓她懷孕之後獻給莊襄王。該女子生了孩子之後，莊襄王就把她立作夫人。那個孩子就是後來的秦王嬴政《史記》的這些記載並不一定可靠，梁玉繩、錢穆、郭沫若等學者都有辯證。。秦王政繼位時年齡很小，太后尚且年輕，常與呂不韋私通。呂不韋眼看秦王政漸漸長大，擔心自己的行為會招來禍害，就給太后推薦了一個叫嫪毐（làoǎi）的人。太后非常寵愛嫪毐，讓他進宮做了個假宦官，與他生了兩個孩子，還封他做長信侯，國家政事“皆決於嫪毐”。
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秦王政親自主政。有人向他告密，稱嫪毐不是真宦官，而且與太后生了兩個兒子，並與太后謀劃在秦王政死後讓他的兒子繼位。秦王政於是處死嫪毐，夷滅他的整個家族，殺死他和太后生的兩個兒子。這件事牽連到呂不韋。第二年，秦王政免去呂不韋的相國職位，命令他回到河南洛陽的封地。呂不韋從此一蹶不振。很多學者認為，呂不韋被秦王政貶黜，根本原因不是真假難辨的宮闈穢聞，而是剛剛成年的雄主與久掌大權的權相之間的矛盾。
呂不韋被削除官職之後，各諸侯爭相聘用呂不韋。據《戰國策》記載，呂不韋曾去趙國，做了短時間的“守相”，因為秦國進攻趙國，不得已離開趙國。秦王政擔心呂不韋會引發事端，下詔把他和他的家族遷移到蜀地（今四川）。呂不韋知道自己免不了被殺的命運，於是服毒自盡。他的門客上千人把他葬在北邙山下（在今河南偃師）。
司馬遷在《史記·呂不韋列傳》中評論說：“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孔子所稱的“聞”，《論語·顏淵》解釋說：“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色取仁而行違”，意思是表面上仁義，實際行為卻相違背。裴駰《史記集解》引馬融的話說：“此言佞人也。”他們對呂不韋的品行評價都不高。
總體上說，呂不韋是戰國末年一位有智略、有膽識、善於機巧權謀、擅長籠絡人心的政治人物。
二、《呂氏春秋》的成書
要談《呂氏春秋》的成書過程，我們必須先了解當時的養士風氣。春秋戰國時期，貴族階層日漸衰微，舊有的世祿制度解體。為了應對新的局勢變化，各諸侯國不得不依靠士階層的力量來維持或改善統治，士階層在社會中的作用和地位逐漸提升。一方面，貴族們很難全面熟悉內政、外交以及自己封地等方面的繁雜的具體事務，不得不依賴士人的輔助；另一方面，士人中的許多人沒有固定產業，只能投靠權臣貴族，依靠他們獲得衣食和仕宦的機會。這樣就形成了貴族養士的風氣。
戰國時期的權臣貴族，大都養著一批門客或舍人，也就是具有一定知識或某種技能的士人。有的大貴族門客過千。門客數量眾多時，也會形成一定的組織，甚至有等級之分，比如孟嘗君的門客就分傳舍、幸舍、代舍，每舍設有舍長，每個門客都分別屬於上中下不同的等級，飲食車馬等待遇也有所差別。戰國時期養士最有名的四位貴族是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楚國的春申君黃歇、趙國的平原君趙勝、齊國的孟嘗君田文。呂不韋覺得，秦國國力比東方六國強盛，這方面也不能落後，所以他大量招致士人，給予很優厚的待遇。他的門客達到三千人。
戰國時期，各學派的代表人物收徒講學，著書立說，他們的著作在各國間流傳。《史記》記載，呂不韋受這種風氣的影響，“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史記》的簡要記載留給我們很多信息，也留下不少謎團：
一是《呂氏春秋》的作者。《史記》認為是呂不韋讓他的門客們每人寫下自己的想法，然後“集論”而成的。這就是說，《呂氏春秋》是呂不韋的門客們撰寫的。班固的《漢書·藝文志》把《呂氏春秋》著錄為“秦相呂不韋輯，智略士作”，這個“智略士”指的就是呂不韋的門客群體，他們具體是誰已經很難考證了。《史記》記載，甘羅、李斯、司空馬等人曾經做過呂不韋的門客，他們都有可能參加了撰寫或編輯工作，不過，現在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證實。
二是呂不韋在編纂《呂氏春秋》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史記》所稱的“集論”、《漢書·藝文志》所說的“輯”都表示：呂不韋是這部書的主持者、編輯整理者，用現在的話來說，呂不韋是《呂氏春秋》的主編。不過，歷代學者對《呂氏春秋》在多大程度上表達了呂不韋的思想這個問題的看法分歧很嚴重：有的認為呂不韋只是編纂組織者，對全書的內容和思想沒有直接的貢獻；有的認為《呂氏春秋》有明確的宗旨，各部分之間基本是協調的，表達了呂不韋的思想體系。我們覺得，《呂氏春秋》既然確定無疑是由呂不韋主編，那么承擔編寫任務的門客們雖然秉承了不同學派的思想，但也不至於提出與呂不韋的主張背道而馳的觀點；此外，呂不韋也大可在編輯過程中將不合己意的文字黜落刪削。正如清代學者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所說：“二家（指《呂氏春秋》與《淮南鴻烈》）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因此，認為《呂氏春秋》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呂不韋的思想，應是比較可信的。
三是《呂氏春秋》的編輯成書過程。據《史記·呂不韋列傳》的說法，似乎《呂氏春秋》是一次性編成的。不過，很多學者根據其他材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呂氏春秋》包括紀、覽、論三部分，另有《序意》一篇，放置在紀之後。但是先秦著述的慣例，序都放在全書的最後，因此《呂氏春秋》可能是分兩次編纂的，第一次完成十二紀，而覽、論兩部分則是後來補充的。另外，《呂氏春秋·安死》篇載：“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記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這段話中提到的幾個國家，齊國是最後滅亡的，時間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因此有學者推論：《呂氏春秋》的初稿完成之後，還經歷過多次補充修改，直到秦統一天下之後才定稿。
在傳世的先秦古書中，《呂氏春秋》是僅有的一部有明確編纂紀年的著作。《序意》篇開頭就寫道：“維秦八年，歲在涒（tūn）灘。”這就明確記載了《呂氏春秋》成書的時間。不過關於這句話的理解同樣有分歧。涒灘是古代天文歷算的術語，指太歲在申，照曆法推算，應是秦王政六年（前241年）。但是“秦八年”如果指秦王政八年（前239年），這兩者之間就有兩年的差距。因此有學者認為“秦八年”應該指秦滅周之後八年（即秦王政六年）；有學者認為一般的曆法推算有誤，差了兩年，秦王政八年才是真正的太歲在申年；也有學者認為，秦國所用的顓頊曆與夏曆有一年的差別，加之呂不韋把秦王政的紀年從莊襄王去世嬴政即位當年算起，而不是循慣例把第二年算做元年，所以《序意》的“秦八年”是秦王政八年，實際指的就是通常說的秦王政六年；還有學者認為“秦八年”實際所指是秦王政七年。不管這句話怎么解釋，都可以確定，《呂氏春秋》成書時間在公元前241年至前239年之間。
呂不韋編纂《呂氏春秋》，除了受諸子百家著述流傳的影響之外，還有更深層更現實的目的。《序意》中說：“文信侯曰：‘嘗得學黃帝所以誨顓頊也。’”顯然，文信侯呂不韋在這裡是用黃帝與顓頊的關係來隱喻他與秦王政的關係，他要用這部書教育秦王政如何治國安邦。《呂氏春秋》的很多篇章，都有直接告誡君主應當怎樣治理國家的內容，其中《勿躬》《用民》《達郁》《分職》等篇，更是切中秦王政的弊病，使人感到這是針對秦王政而發的議論。另一方面，呂不韋主政時期，秦國統一天下的大勢已較明朗，呂不韋招致賓客的目的之一就是“欲以並天下”。他主持編纂這本書，可能也含有總結治國之道、為統一天下提供思想武器的目的。
《呂氏春秋》編成之後，呂不韋把它“布鹹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當然，《呂氏春秋》並不是字字珠璣，連一個字都沒法“增損”；相反，《呂氏春秋》的文字錯訛不少（當然許多是流傳過程中產生的），內容重複甚至語言重複的現象更多。所謂“一字千金”的修改費，不過是藉助相國的威勢而進行的炒作罷了，目的當然是為了擴大《呂氏春秋》的影響。事實證明，這次文化炒作跟他押寶異人的政治投機一樣，也取得了商業化的巨大成功。
三、《呂氏春秋》的內容與思想
《呂氏春秋》全書分三部分：十二紀、八覽、六論。十二紀各有五篇，共六十篇。八覽各有八篇，共六十四篇。六論各六篇，共三十六篇。全書總計一百六十篇。加上《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一篇。現在流傳下來的本子《有始覽》遺失一篇，所以我們能看到的全書只有一百六十篇。
《呂氏春秋》的編排很有條理，這一點在“紀”的部分有集中體現。紀分為十二部，用春夏秋冬四季各加孟仲季三月的組合月名作為紀名，如“孟春紀”“仲春紀”“季春紀”等。每一紀五篇，“以第一篇言天地之道，而以四篇言人事”。所謂“天地之道”實際上是指月令，記錄這個月的物候、天象、施政活動、民事活動及相應的禁忌，它們是十二紀的主幹，又稱十二月紀。“紀”就是綱紀，既統率著自然時令，也是當時國家施政的根據。《呂氏春秋》用十二月紀作為主幹，有強烈的為帝王建規立制的意思。
《呂氏春秋》的“十二紀”歸屬於春夏秋冬四季，“以春為喜氣而言生，夏為樂氣而言養，秋為怒氣而言殺，冬為哀氣而言死，所謂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也”。按照這樣的思路，用四季統轄與節候有關的人事內容：春季是萬物生長的季節，因此《孟春紀》《仲春紀》《季春紀》三部分包含了《本生》《貴生》等以養生為主要內容的篇章；夏季意味著壯大，音樂是一種蓬勃向上的力量，所以論音樂的《大樂》《音律》等篇章都收在《孟夏紀》《仲夏紀》《季夏紀》中；秋風蕭瑟，有一股肅殺之氣，因此《孟秋紀》《仲秋紀》《季秋紀》中多為論用兵用刑的篇章，比如《盪兵》《決勝》等；冬天是收斂儲藏的季節，也是一年的末尾，因此關於死亡的篇章如《節葬》《安死》等篇收在《孟冬紀》《仲冬紀》《季冬紀》中。
所謂“覽”是觀覽的意思。第一篇《有始覽》說：“天斟萬物，聖人覽焉，以觀其類。”就明示了“八覽”的宗旨。“八覽”從開闢天地的“有始覽”出發，按“孝行覽”“慎大覽”“先識覽”“審分覽”“審應覽”“離俗覽”“恃君覽”排列，主要探究國家禍福的由來，以歷史為鑑，總結治國的經驗和方法。如《孝行覽》論孝行是做人的根本，也是治國的良方，以下七篇都圍繞君子之行展開。《慎大覽》論強國更要謹慎，其下各篇乃治國用兵方略。《審分覽》論為君之道，下屬七篇就闡述君王的統治手段。《審應覽》說君主要慎重其辭，其下各篇都與察辨相關。
“六論”包括“開春論”“慎行論”“貴直論”“不苟論”“似順論”“士容論”，“蓋博言君臣氓庶之所當務者也”呂思勉：《先秦學術概論》（1933），雲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例如《開春論》由春主生命闡述王者應該厚德積善、救死緩刑，以下五篇或論尚賢，或論養生，或論愛民，都與春之生有關。《慎行論》論君子小人的處世，以下五篇都是講處世的原則和具體要求。《貴真論》論君王應該貴直，以下數篇就講進諫、納諫、拒諫的故事和道理。
可見“八覽”“六論”同樣是經過精心設計的，每覽或每論包括若干篇，以第一篇的名稱為某覽某論的名稱。“覽”與“覽”之間、“論”與“論”之間，以及同一覽或同一論中的各篇之間，雖不如“十二紀”那樣排列有序，也不如每“紀”各篇的內容緊密相關，但大致也是有某種聯繫的。當然，由於編撰者過於追求每一部分篇數的等同，所謂內容的關聯其實並不那么自然，明顯帶有人為分合的痕跡。例如《士容論》論國士的操守儀態和知識修養，但其中的《務大》與《有始覽》的《諭大》同，其餘四篇則論農業為本，與“士容”關係不大。
《呂氏春秋》以十二“紀”為綱，“覽”古“論”今，內容十分豐富。其中最主要的議題是關於怎樣做好國君、怎樣治理天下。有的論述為君治國的根本原則，比如《圜道》《君守》等篇；有的告誡君主應反躬自省、修養身心，比如《論人》《自知》等篇；有的告誡君主尊重賢才、求取賢才，如《當染》《下賢》等篇；有的主張治國以民為本，如《務本》《愛類》等篇；有的主張治國要以德治為主、賞罰為輔，如《當賞》《用民》《上德》等篇。這些論述從各個角度總結了為君治國的經驗，可以看做一次成系統的政治思想的整理。
《本生》《貴生》《重己》《情慾》《盡數》等篇章論述了養生之道，主張養生是最為重要的事情；強調飲食、情緒與聲色享樂都應該適中，不能過度，過度就會引起疾病；強調精氣流通，如果貪圖安逸享樂，缺少運動，精氣鬱結，就是“招蹷之機”。《呂氏春秋》保存的這些醫學與衛生方面的資料，以及所主張的“法天順時”“知本去害”“順性貴生”“勝理歸朴”等養生原則，對現代生活依然有啟發意義。
論述音樂的篇章主要有：《大樂》講音樂的起源；《侈樂》反對淫侈的音樂，主張“節樂”；《適音》論音樂的和諧；《古樂》記載傳說時代的樂舞，可以視為上古音樂發展史；《音律》論述音律相生的原理，是樂律學的專論；《音初》記載諸音調的始創；《致樂》《明理》談到了音樂與社會治亂的關係。這些篇章涉及音樂發展史、樂律的原理、欣賞音樂的原則、音樂與政治的關係等方面，是研究中國音樂史的重要資料。
論述戰爭與軍事的共有八篇：《盪兵》《振亂》《禁塞》《懷寵》《論威》《簡選》《決勝》《愛士》。這八篇講的都是軍事理論，對具體的戰爭技術並沒有展開論述。其核心思想是“義兵”說，主張用義兵“誅暴君而振苦民”，反對主張停止一切戰爭的“偃兵”說；認為戰爭取勝的關鍵在於“三軍一心”，主張重視士卒的選擇與訓練、兵器的選擇與改進。這些論述是以戰國時期戰亂頻仍卻“無義戰”的現實為背景的。
關於教育思想，《勸學》《尊師》《誣徒》《用眾》四篇有集中的論述。它們推崇教育的功用，把學習看做實現耳目心智固有功能的必要途徑，因此主張重視教育，尊敬教師；倡導“善教”“善學”，批評教育和學習過程中的一些錯誤做法。《呂氏春秋》的這些篇章和《禮記·學記》等文獻一樣，是我們了解先秦教育思想的重要資料。
《呂氏春秋》的最後四篇是關於農業的論述：《上農》論述重農思想與農業政策；《任地》談如何使用土地；《辯土》論耕作要根據土地的不同情況採取不同的措施；《審時》論耕作要適應天時。這些篇章總結了上古農業生產經驗，是現存最早關於農業生產知識的著作，非常珍貴。
以上介紹並不全面，《呂氏春秋》的內容遠不止政治、軍事、教育、農業、音樂、養生這幾個方面，實際上還涉及哲學、文學、歷史、外交、德行以及天文地理、時令氣象、動植百物等各個領域，這裡不再詳述。
就《呂氏春秋》的思想體系而言，歷來被視為“雜家”。不過，在很多學者眼裡，雜家並不成為先秦諸子中獨立的一家。因此，歷代都有人試圖找出《呂氏春秋》的主導思想究竟屬何流派。東漢人高誘在《呂氏春秋序》中說：“此書所尚，以道德為標的，以無為為綱紀，以忠義為品式，以公方為檢格，與孟軻、孫卿、淮南、揚雄相表里也。”把它看做是以道家思想為核心的著作。也有學者認為《呂氏春秋》的思想以儒家為主，《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它“大抵以儒家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與墨子、曾子言”。清代學者盧文弨認為《呂氏春秋》的核心思想是墨家學說，“大約宗墨氏之學，而緣飾以儒術”。郭沫若在《十批判書》中說《呂氏春秋》主要攝取儒道兩家的思想，“政治理論的系統大體上是因襲儒家”，而“在君道一層頗近於道家”。陳奇猷則認為陰陽家學說才是《呂氏春秋》全書的重點。
以上列舉的遠遠不是關於這一問題的全部論述，真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各種觀點各有道理，這本身就說明《呂氏春秋》不能簡單地歸入先秦諸子百家的某一家。閱讀時稍加留意，就能大致分辨出《呂氏春秋》中某些內容的學派歸屬：論養生，論無為而治，顯然是道家思想；論節義，論教化德治，論行孝修己，都是儒家學說；論薄葬，論尚賢，與墨家思想若合符節；論君主權術、審時任法，儼然法家口吻；論正名審分，是名家言；論用兵，是兵家言；論農業的四篇，應該源自先秦農家的文獻。某些篇章雖然有各家學說混雜糅合的痕跡，不過大體上每一篇的學派屬性還是能辨別出來，所以陳奇猷的《呂氏春秋校釋》在每一篇下都註明其學派屬性，值得參考。
呂不韋養士三千，編書時大概很難用學說流派來加以選擇和分類。他讓門客“人人著所聞”，沒有用某一家學說做指導思想的記載，也沒有用某一家學說來刪削整齊諸家論述的痕跡，所以旨趣與命題相差甚遠且當時曾激烈論爭的各家學說在書中紛然雜陳。雖然客觀上傾向於儒道兩家思想的篇章數量較多，但是很難說全書有用這兩家學說來統攝的主觀故意。可能只是因為儒道兩家影響本來就大，採集時篇幅略多也是合情合理的，並非編撰者的刻意追求。如此看來，似乎可以這樣認為，《呂氏春秋》是集各家各派之說而成的，它在思想上的特色就在於雜合各家學說，而不是用某一家學說指導貫穿全書。
當然，內容和思想兩方面的“雜”，並不等於《呂氏春秋》是雜亂無章的零散篇章的堆砌。其實，《呂氏春秋》對各家的思想觀點並非原封不動地接收，而是儘量摒棄相互之間的矛盾，通過綜合形成自己的思想體系。因此，《呂氏春秋》在選擇各家思想和學說時具有統一的主題，那就是如何治理國家，如何當好國君，所有的論述都是圍繞君主治國這箇中心展開的。換句話說，只要有利於君主治國，不管是哪家哪派的學說，都拿來為我所用。即使論述音樂、農業等具體問題，也是為君主治國服務的，因為《呂氏春秋》認為從事農業能讓人民保持質樸品性，從而把農業作為一種治理人民的手段；同樣，儒家特別重視音樂，認為音樂與國家的治亂有關，所以《呂氏春秋》也把音樂當作治理國家、移風易俗的一種手段。正是由於治國主題的明確統一，《呂氏春秋》才會具有“雜家”性質，也才會被人稱作“帝王學”或“王政全書”。
四、《呂氏春秋》的影響及後世對它的研究
《呂氏春秋》成書以後，說無人能“增損一字”，那恐怕是懾於丞相的權威。但該書通過“一字千金”的重賞炒作，很快在當時的學者游士之間，甚至是各國的朝廷官吏之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當然光靠炒作的話，影響是不會長久的。事實上，《呂氏春秋》在歷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主要是靠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內容。例如《禮記》的《月令》篇，文字與《呂氏春秋》的十二月紀非常接近，只增添了一些與五行體系相關的詞句。漢代學者鄭玄認定《禮記·月令》取自《呂氏春秋》的十二月紀；唐代學者陸德明《經典釋文》中說《月令》是由十二月紀“刪合”而成。這說明，《呂氏春秋》的十二月紀是《禮記·月令》的直接來源，可見《呂氏春秋》在戰國秦漢之際已經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的序中，把《呂氏春秋》與《左氏春秋》《鐸氏微》《虞氏春秋》相提並論，這幾部都是纂輯人物史事、闡述成敗所由、供君主借鑑的書，說明司馬遷很讚賞《呂氏春秋》在總結治國之道方面的成就。在《報任少卿書》中，司馬遷又將它與《周易》《春秋》《韓非子》等著作並列，作為“聖賢發憤之所為作”的一種。可見，從漢代開始，《呂氏春秋》就已經受到學術界、知識界的重視。
《呂氏春秋》的編纂方式與結構體系也被後代的著作家模仿。清代大學者章學誠的《校讎通義》說：“呂氏之書，蓋司馬遷之取法也。十二本紀仿其十二月紀，八書仿其八覽，七十列傳仿其六論，則亦微有所以折衷是也。”就是說，司馬遷《史記》的結構是仿《呂氏春秋》確定的。西漢還出現了一部模仿《呂氏春秋》編纂的書——《淮南子》。淮南王劉安組織他的門客，合作撰成《淮南子》，又稱《淮南鴻烈》。這部書在《漢書·藝文志》中也被列入雜家，是漢代學者對漢以前的古代文化一次最大規模的匯集與融合。書中雜合了道家﹑陰陽家、墨家、法家、儒家思想，但主要是發揮先秦道家思想。
到東漢，出現了為《呂氏春秋》作注釋的著作。高誘的《呂氏春秋注》是其代表。高誘在序中稱讚《呂氏春秋》“大出諸子之右”，古人以右為上，意思是《呂氏春秋》遠比先秦諸子的著作高明。
唐代，《呂氏春秋》中總結的治國之術、人生要義得到重視，魏徵《群書治要》中有《呂氏春秋治要》，馬總《意林》中也摘錄《呂氏春秋》要語四十五條，他們摘引《呂氏春秋》中的文句，給當時的君臣百姓提供借鑑。歷史學家也利用《呂氏春秋》中的歷史記述來補證史實，比如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就多次引用《呂氏春秋》來證明或補充《史記》的敘事。
明代，《呂氏春秋》多引史實、短小精練的行文風格很受世人的欣賞，明代人賞評、批點《呂氏春秋》的作品很多，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的《呂氏春秋》部分就列出了約二十種。
清代纂修《四庫全書》，收入了《呂氏春秋》一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說《呂氏春秋》“較諸子獨為醇正”，“其持論頗為不苟。論者鄙其（指呂不韋）為人而不重其書，非公論也”。清代樸學興盛，學者們花費很大精力對先秦古書進行系統的校勘整理。在這個學術氣氛的影響下，《呂氏春秋》的整理研究取得重要的成就。畢沅、盧文弨、錢大昕、段玉裁、錢塘、孫星衍、洪亮吉、梁玉繩、臧鏞堂等，都是學養深厚的校讎訓詁名家，其中很多人還著有研究《呂氏春秋》的專著，他們在畢沅的召集下合作撰寫了《呂氏春秋新校正》（也叫《呂氏春秋集解》）。這部書是以前研究成果的總結，在版本校勘、文字考訂方面成就卓著，此後出現的各種整理研究著作大多是以畢校本為基礎的。
畢沅之後，還有不少學者對《呂氏春秋》進行全面系統的校釋，比較著名的有以下幾種：蔣維喬等人《呂氏春秋匯校》、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陳奇猷《呂氏春秋校釋》（2002年出版的修訂本名為《呂氏春秋新校釋》）、王利器《呂氏春秋註疏》等。這些著作博採眾說，間以作者個人的觀點，在資料蒐集、文字校勘、疏通文義等方面都有一定的推進。
此外，對《呂氏春秋》的部分文句進行校釋研究的著作也有數十種，比如：王念孫的《讀書雜誌》內有《呂氏春秋雜誌》、俞樾《諸子平議》內有《呂氏春秋平議》、孫詒讓《札迻》內有《呂氏春秋》部分、梁啓超《諸子考釋》中有《呂氏春秋不二篇校釋》、劉師培《左盦集》中有《呂氏春秋斠補》和《呂氏春秋高注校義》、楊樹達《積微居讀書記》中有《呂氏春秋札記》、於省吾《雙劍諸子新證》中有《呂氏春秋新證》、劉文典《三餘札記》中有《呂氏春秋斠補》等。
現代人讀《呂氏春秋》，不可避免會遇到語言文字方面的障礙。因此，很多學者從事《呂氏春秋》的今注今譯工作，用現代白話文注釋、翻譯《呂氏春秋》。這方面的書出版了很多，質量也參差不齊。比較著名的有：管敏義《呂氏春秋譯註》，張雙棣、殷國光等《呂氏春秋譯註》，王寧主編《評析本白話〈呂氏春秋〉》，林品石《呂氏春秋今注今譯》等。
20世紀，《呂氏春秋》思想研究逐漸受到學術界關注。胡適的《讀〈呂氏春秋〉》，是《呂氏春秋》思想研究的第一篇重要作品。郭沫若1943年寫成的《呂不韋與秦王政的批判》（收入《十批判書》），全面探討《呂氏春秋》的思想及其與秦國主流政治思想的關係，對後來的研究影響很大。最近20餘年，《呂氏春秋》思想研究更為深入，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王范之《呂氏春秋研究》、牟鐘鑒《〈呂氏春秋〉與〈淮南子〉思想研究》、田鳳台《呂氏春秋探微》、洪家義《呂不韋評傳》、劉元彥《雜家帝王學》、張富祥《王政全書》等。
從語言角度研究《呂氏春秋》的也不少，多為單篇論文，專著有張雙棣的《呂氏春秋辭彙研究》和殷國光的《呂氏春秋句法研究》，張雙棣還編有工具書《呂氏春秋詞典》。
有興趣深入研究《呂氏春秋》的讀者，可以參考以上提到的各種著作。
五、關於本書
本書是《呂氏春秋》的選注，讀者對象為大學生及一般古文愛好者。
“選”指選擇篇目而言。《呂氏春秋》凡一百六十篇，本書只選了八十一篇。選文兼顧不同內容的篇章，力圖展現各學派的思想，儘量囊括具有哲理智慧、文學性強、語言風趣的經典節段。選文大都有比較明確的主題，有觀點，有材料，結構比較完整。內容蕪雜，知識偏科，文字繁難，歷代解釋分歧較多的篇章一般不選。選入的篇章中，也有個別句段被刪除，文中用省略號表示。這些被刪除的句段或者與主題無關，或者語意煩瑣，或者特別難懂，或者存在錯訛。選文主要出自“紀”、“覽”兩部分，“論”部分許多篇章跟前兩部分內容重複，所以選入較少。
“注”指對選文字詞句篇的解釋說明。我們在每一篇選文的前面都寫了個簡短的“題解”，目的是讓讀者對每篇的內容和主旨先有個大致了解。“題解”首先解釋篇題的意思，再簡要概括本篇的基本內容和主要觀點。由於《呂氏春秋》的篇題都限於兩個字，表意有時較模糊，需要根據文章內容來確定。解題時儘量不做主觀評論，只是原原本本地呈現原書的思想。希望我們的歸納能對讀者理解文意有所幫助，至於觀點的是非優劣，大學生自有能力鑑別。
字詞句的注釋緊扣文意進行。考慮到讀者不一定都是中文專業的大學生，我們儘量不糾纏複雜的語法問題，不做煩瑣的字詞考證，少用專門的學科術語；注文力求簡潔，以理解句意為度；僅對單字解釋難以串通句意的地方，一般對詞組、結構或句子作整體的解釋；原書的繁體字和異體字經改為現代對應的簡體字和通行字，不加注；通假字用“通×”註明本字；源本字用“後作×”註明分化本字；生僻字加注音，疑難詞和多音多義字會反覆加注；人名地名根據情況略作說明。大致說來，前面的注釋較詳細，後面的注釋適當簡略。
因為本書是普及性讀物，根據叢書的統一規定，對選文原文中的訛、脫、衍、倒等文字語句錯誤，我們參考各家的說法，擇善而從，直接在正文中改正，不另出校記，一般也不在注釋中加以說明。現在利用這個機會略作交代。我們選擇原文時依據的底本是上海書店印行的“諸子集成”所收高誘注《呂氏春秋》，但參考了畢沅等《呂氏春秋新校正》、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王利器《呂氏春秋註疏》、管敏義《呂氏春秋譯註》、張雙棣等《呂氏春秋譯註》、王范之《呂氏春秋選注》等著作，吸納了他們的一些校勘和注釋成果。由於對各家觀點有所綜合，也加入了我們自己的理解和看法，經過取捨剪裁後，這個選注的文本不僅在注釋上，而且在原文字句上，在分段、標點和用字上，都可能會有不同於其他版本的地方，請讀者閱讀時注意。
《呂氏春秋》的根本宗旨是指導帝王治國，我們今天的讀者都不可能成為帝王，那我們為什麼還要選注以供大家閱讀呢？我們認為，帝王也好，君主也好，聖賢也好，他們也都是人，他們需要修養、掌握、知道的東西，對普通人來說也有某種程度的適用性，何況《呂氏春秋》作為古代的典籍還具有其他許多方面的文化價值。因此，只要我們用心去讀，還是能夠從中獲得許多教益的。下面隨便列舉幾點，供讀者參考：
高超的領導管理藝術。《呂氏春秋》教帝王君主如何治國，我們雖然當不了帝王君主，但參與領導集團和社會管理工作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治理一個國家，跟管理一個企業、領導一個集體、當好地方長官，其道理原則有許多是相通的。例如尊重人才、集思廣益、賞罰分明、因勢利導、各守其職等，都是《呂氏春秋》所倡導的。閱讀《呂氏春秋》，可以學到很多駕馭人、使用人、處理各種複雜關係的手段和方法，這對提高領導才能和管理水平無疑是有幫助的。
良好的人格品行修養。治國先治人，正人先正己。《呂氏春秋》對君王、群臣、士人的品格德行修養有很高的要求，其中許多可以看做社會公德，作為普通人中的精英分子也是應該具備的。例如大公無私、節制貪慾、孝敬父母、謙虛謹慎、講求信譽、重節守義、尊師愛長等，我們今天建設和諧社會，不也提倡諸如此類的良好德行嗎？
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呂氏春秋》號稱“雜家”，因為它兼容並包了先秦眾多的思想流派。讀一部《呂氏春秋》，對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農家、陰陽家等三教九流的思想都會有所了解。同時，該書通過徵引《詩經》《尚書》《周易》《禮記》《春秋》及《論語》《孟子》《老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典籍，通過講述歷史人物和故事，包含了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和學術資料，其內容涵蓋哲學、政治、經濟、歷史、軍事、醫學、農業、教育、音樂、天文、地理、養生、外交等各個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呂氏春秋》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一部秦代的“百科全書”。
聰穎的人生處事智慧。我們的日常生活是由人與人、人與事的關係組成的。如何為人處事，首先要明白為人處事的道理，這裡面充滿著智慧，不是每個人都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的。而《呂氏春秋》在這方面會給我們許多點悟，讓我們恍然明白自己熟悉的事原來是這個理。例如它告訴我們：名聲不能轉讓，好與不好全出於自身的行為；厚葬死人並不是因為死人有知，而是因為活著的親人感情上需要；後人看待今人，就如同今人對待古人；野外有一隻兔子，大家都去追搶，因為它的歸屬未定，動物市場上滿是兔子卻沒有人爭搶，因為它的歸屬已定；人們輕視遠方的珍寶，因為它與自己毫無關係，重視身邊的小東西，因為它們為自己所有，能給自己帶來好處；生命屬於自己，沒有生命就沒有一切，所以生命是最重要的。這些樸素的人生道理，在《呂氏春秋》中俯拾皆是。而且這些道理通常不是空洞的說教，很多情況下是通過寓言或歷史故事來寄託的，例如《察今》篇用“荊人循表渡水”“刻舟求劍”“引嬰投江”等故事和寓言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事物是發展變化的，“病萬變，藥亦萬變”，如果不變，就要吃虧。
科學的世界認知途徑。《呂氏春秋》認為天地萬物具有客觀必然性，因而是可以認知的。人具備感知事物的器官，只是認識世界的一個條件，還需要通過學習才能獲取知識。認知的方法重在觀察，要察今，要察微，要察傳，要察賢，要察疑，還要察不疑。而且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要審名求實、名實相當，要運用邏輯思維分清是非真假。這些認知方法，無疑是正確而有效的，是值得我們借鑑的。
還有文學方面的價值，語言方面的價值，等等。可以說《呂氏春秋》中值得我們吸取的營養是多之又多，只要你願意花點時間去親近它，它一定會給你豐厚的回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