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媽拆遷隊

2015年1月7日凌晨，“大媽拆遷隊”突至，騷擾住戶，強力破壞門窗，之後，鉤機將簡易房拆毀。寒夜裡六旬房主在廢墟中蜷縮並無奈報警，警方當場查扣鉤機。

“‘大媽拆遷隊’，有近20人，都是中年婦女，她們被別有用心的人組織起來，一人200元錢，參與拆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稱，“大媽拆遷隊”已經多次參與當地拆遷，幾次都對被拆遷戶造成不同程度的身體傷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大媽拆遷隊
• 事件地點：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

背景簡述

2015年1月21日，網曝內容發生於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大媽拆遷隊”屢屢“助力”拆遷。對此，警方在接受採訪時表示，已經立案，正在調查。

在這段長達6分14秒的視頻片段里，大體記錄了一處房屋拆遷前原貌，拆遷後的廢墟，廢墟上簡易房及簡易房遭圍攻、拆除的過程。

“無良開發商”、“人在做，天在看”，一些網友紛紛發帖留言，表達憤慨。

事件經過

調查顯示

2015年1月21日，記者採訪獲悉，網曝拆遷房屋位於柘城縣春水路北側、西環路東側，邵園鄉原聯社家屬區，面積約180平方米。2014年11月30日凌晨，在尚未達成房屋拆遷補償協定的情況下，屋中住戶被強行帶離，房屋遭遇強拆，財物被掩埋毀壞。之後，房屋主人在廢墟上搭建簡易房，暫時居住。2015年1月7日凌晨，“大媽拆遷隊”突至，騷擾住戶，強力破壞門窗，之後，鉤機將簡易房拆毀。寒夜裡六旬房主在廢墟中蜷縮並無奈報警，警方當場查扣鉤機。

“‘大媽拆遷隊’，有近20人，都是中年婦女，她們被別有用心的人組織起來，一人200元錢，參與拆遷。”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知情人稱，“大媽拆遷隊”已經多次參與當地拆遷，幾次都對被拆遷戶造成不同程度的身體傷害。

在多地大媽都大跳廣場舞健身時，難道柘城縣的部分大媽真的被利用起來進行拆遷？對此記者多方求證。

記者調查

記者：你知道這個大媽拆遷隊嗎？

李先生：當然知道，聽說過，有一二十 個人呢！聽說是有人組織起來的，一個人得給一二百塊錢，在拆遷中這些婦女文化素質又低，也沒 啥法律意識，聽人說又哭又鬧又撒潑，像這樣的事民警去了也不好弄。

那么，河南省商丘市柘城縣真有的部分大媽的被利用起來進行拆遷嗎？對此柘城縣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齊廣修回應稱，柘城縣根本就沒有什麼“大媽拆遷隊”，而是拆遷“釘子戶”想給政府施加壓力：

　　齊廣修：（他就是）釘子戶，多少年跟他協商，（他）要的多的很，要300萬還有門面房， 就是炒作，炒作的目的就是給政府施加壓力，這確實胡扯，是栽贓，這不單是栽贓還是敗壞柘城名義，對河南省、還有柘城形象有影響。

那么，在網上被瘋狂轉發的視頻又是怎么回事兒呢？齊廣修表示，相關部門還在調查中：

　　記者：有處理結果？

齊廣修：我們正調查著呢，包括紀檢監察公安都介入了，看他的視頻是不是拼接的，是不是網上炒作的，這個（調查）今天才開始，這個調查很慎重的才行，很慎重的。

柘城縣公安局宣傳股股長王哲告訴記者，視頻中的拆遷戶是個老困難戶，也是釘子戶。至於今天被爆出的新聞以及視頻中的內容是否屬實，警方將進行調查了解：

　王哲：我們正組織人調查，這個網上的帖子與事實嚴重不符。

記者：據你了解，為什麼不符呢？

王哲：這個記者就沒有到這來，具體情況我也不太清楚。

到底孰是孰非，拆遷隊到底存不存在？此事的後續進展，我們將持續關注。

官方回應

柘城縣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齊廣修稱，還沒聽說這個事，需要進行了解。

“這個事，我們已經立案查了，正在調查。不過具體情況不便透露。”柘城縣邵園鄉派出所所長陳建偉表示。

柘城縣公安局宣傳股股長王哲告訴記者，“那個拆遷戶是個老困難戶，也是釘子戶，事情比較絞纏，一兩句話說不清楚。”隨後便以出事故現場為由婉拒採訪。

法律制裁

對於暴力拆遷，不是沒有法律阻止，開發商和當地官員也不是不懂，只因為只想著一方面少出錢，另一方面想儘快開工，最好的辦法就是暴力拆遷了。在當地官員的助推之下，也就會出現諸如“大媽拆遷隊”的怪胎。

暴力拆遷之下，什麼樣的“拆遷隊”都可能出現，我們別只將眼睛盯著“拆遷隊”，而要透過“拆遷隊”緊抓住“幕後黑手”，同時，還要揪出“幕後黑手”和當地官員的“內在聯繫”。沒有幕後黑手助力，“暴力拆遷”是無法得逞的，這只不過是個常識罷了。

“大媽拆遷隊”的無知和對法律的踐踏，要讓其付出代價，大媽法律意識淡薄，不是得到原諒的理由，應該按照法律進行懲罰，但更重要的是要彰顯法律的威嚴，讓“幕後黑手”顯出原形，受到嚴懲。當然，對於當地個別官員的“助推”行為也決不能輕饒。

各方點評

專家點評

“大媽拆遷隊”，聽這陣勢就讓大家驚呆了。反思此類拆遷亂象，對拆遷隊成員予以譴責和懲處是必要卻蒼白的。檢視非法拆遷行為不難發現，不論是“愛滋病拆遷隊”還是“大媽拆遷隊”，這些為了生計和一點眼前利益的成員，最直接的目的就是使出恐嚇、騷擾、打罵、撒潑等手段，完事拿錢走人。某種程度上，在這個畸形且非法的拆遷體系中，他們也是受害者。如果調查處理只是蜻蜓點水而不是將病灶連根拔起，即使“大媽們”散了，可能也還會有“大爺們”、“大嫂們”出現。

“拆遷”是近幾年隨著現代化程度加快而應時誕生的名詞，拆遷難成為了城市化進程不可逾越的難題。因而，各地在拆遷過程中，都出現了許多始料未及的棘手問題。“釘子戶”成為了阻礙拆遷的巨大障礙。這次組建“大媽拆遷隊”無非是利用大媽們對付這些“釘子戶”。而為什麼選擇大媽們呢？關鍵的是因為這些大媽普遍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拆遷中行為過激，打、罵，鬧事撒潑，即使民警去了，又能怎樣？組建拆遷隊的人，利用了大媽們普遍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的特質，知道人們對於撒潑耍賴的大媽是無可奈何的，於是別有用心地組建了“大媽拆遷隊”。

可是，“大媽拆遷隊”真的能解決問題嗎？大媽們打罵、撒潑，真的能平息拆遷難題嗎？會不會因此引發新的拆遷矛盾呢？拆遷問題可謂是個世界難題，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考驗著國家和政府的智慧。一個有智慧、為民服務的政府，會不斷完善和規範拆遷制度，不斷修正處理問題的手段，促使被拆遷者和拆遷者二者利益最大化，而不是“別出心裁”地吸引眼球，將矛盾越弄越深。我們期待拆遷問題能夠得到妥善地解決。不能拆了房子，倒了民心。

媒體評論

根據報到得知，一位張姓知情人士一語道破玄機：這些大媽普遍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拆遷中行為過激，打、罵，鬧事撒潑，即使民警去了，又能怎樣？

組建拆遷隊的人，估計是利用了大媽們普遍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識淡薄的特質，知道人們對於撒潑耍賴的大媽是無可奈何的，於是別有用心地組建了“大媽拆遷隊”。拆遷大媽們為拆遷工資“奔走效勞”，不僅領著200元的薪水，還能在茶餘飯後有了些消遣。組建拆遷隊的人和大媽們，不可謂不“兩全其美”。

在筆者看來，這恰恰可能會適得其反。不恰當的拆遷方式往往會激化拆遷方和被拆者的矛盾，造成拆遷問題更加複雜。這不僅會影響被拆遷戶的身心健康，也會對被利用的大媽們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進一步來說，這可能會使當地政府與被拆遷戶的關係更加惡化，甚至釀成悲劇。

誠然，“大媽拆遷隊”促使大媽成為了“眾矢之的”，但是我們更應該問責“大媽拆遷隊”的發起者，那些為“大媽們拆遷隊”撐腰的人，我們期待問題的進一步調查和解決。

我們期待拆遷問題能夠得到妥善地解決，但是，絕不能劍走偏鋒，不能讓類似“愛滋病拆遷隊”“大媽拆遷隊”成為拆遷的主力軍，如若這樣，房子可能拆了，但是，民心也可能倒下了。

大眾觀點

 “愛滋拆遷隊”剛走，“大媽拆遷隊”便來了。一些企業或機構在拆遷一事上，的確是無所不用其極。這二者的共同點是：不講法治。事實上，無論是何種形式的“逼遷”，都已經構成了事實上的暴力拆遷。有知情人士透露，“大媽拆遷隊已經助力多次拆遷，幾次都對被拆遷戶造成不同程度的身體傷害”。

  指責這些參與拆遷的大媽，甚至對其追責，都在情理之中。不過，大媽也好，愛滋病也罷，這些都只是幌子，如果沒有人在背後撐腰，大媽們又怎能如此霸氣？誰在背後主導一切？誰才是始作俑者？難道就沒人管這種奇聞怪事嗎？這一切疑問，都值得拷問。

  對於之前的愛滋拆遷隊，其處理結果令人失望，官方的通報為：幕後黑手為南陽億安房地產開發公司，5名主要嫌疑人已被控制，多位官員被處分。令國人譁然的“愛滋拆遷隊”就這樣草草結束，後續如何？不得而知。被處分的官員既沒有公示姓名，也沒有公開如何處分，有沒有真正處分，公眾無從知曉。對當事公司的處分，更是完全看不到。

  有這樣的前車之鑑，“大媽拆遷隊”最後走向如何？會不會有企業被追責？有沒有官員被問責？抑或只是拿大媽們當替罪羊？仍然有待觀察。但一個必須重申的常識是：對“××拆遷隊”始作俑者的寬容，就是對違法行為的間接縱容，其最大的危害，便是讓法律形同虛設。

  合理合法的拆遷，從來都不需要“××拆遷隊”來助力。對於各類拆遷隊，都需要挖出事情真相，無論始作俑者是什麼人、什麼企業，抑或是什麼機關，都應該嚴肅問責，該處分的處分、該撤職的撤職、該追究刑責的追究刑責……畢竟，“××拆遷隊”多數都遊走在暴力的邊緣。只要違法了，就應該嚴肅處理，這是最起碼的底線。也只有嚴厲問責了，“××拆遷隊”才不會不斷上演。

事件影響

折射法律威信

“大媽拆遷隊”，這詞甫一入網，就把網友驚呆了。因為就在上個月，媒體剛曝光河南南陽“愛滋病拆遷隊”。那起事件經過調查，拔出蘿蔔帶出泥，最終讓當地多位官員受到處理。

毫無疑問，非法拆遷隊給人的印象是暴力的。而今它前面加了諸如“愛滋病”、“大媽”等詞，讓人苦笑之餘，難免也會開啟“細思恐極”模式。眾所周知，隨著《物權法》和新拆遷條例的施行，以及國家層面在著力打破“GDP崇拜”，強拆行為確實已經有所收斂。但在某些地方，變異的“推土機經濟”仍然存在。一旦拆遷只追求效率，就會繞過法律程式，一些非法手段就被某些人運用起來。

而審視這些非法拆遷行為，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愛滋病拆遷隊”還是“大媽拆遷隊”，這些為了私利的拆遷隊員就像幹壞事的短工。他們常用恐嚇、騷擾、打罵、撒潑等手段，幹活和拿錢的時候，手腳都很麻利。這也從側面折射出了當地法律威信值偏弱。所以，當地有關部門應該在處罰這些奇葩隊員的基礎之上，做好“以案釋法”工作。

當然，如果對這類事件的調查處理只是蜻蜓點水而不是將病灶連根拔起，那么即使“大媽們”散了，也會有其他奇葩拆遷隊出現。因此，我們必須讓反思的焦點上升到更高層面，解剖諸如“大媽拆遷隊”的存世生態。原因很簡單：如果沒有拆遷者的謀劃指使和利益誘惑，這些個體不會被有序組織起來屢屢逼遷；如果沒有政府相關部門的監管乏力甚至共謀，大媽們也不敢如此明目張胆、氣焰囂張。

挑戰法律權威

奇葩拆遷隊的出現無疑是在挑戰我國法治的權威。國家三令五申，不允許任何單位和個人採取非法手段逼迫民眾拆遷。拆遷工作要牢牢遵守法治規則，這是底線也是國家意志。然而，在“愛滋病拆遷隊”、“大媽拆遷隊”等一系列事件中，常識卻被邊緣化，法律底線被一再突破。這說明，之前懲戒一些地方的非法強拆和逼遷行為形成的威懾力不足。所以，眼下最要緊的是，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大背景下，各地應主動結合地方實際，建立紮實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維權機制和違法問責機制。並且，在此基礎上加強監管，嚴懲非法拆遷者和利益“保護傘”。柘城警方已經開始對“大媽拆遷隊”著手調查，“大媽們”會受何處理、幕後指使者是誰、有無官員牽涉其中等問題，都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社會應該反思

比責備懲治這些個人更緊迫的是，如何真正讓反思的焦點上升到更高層面，讓此類低劣行徑背後的謀劃、指使和縱容者承擔各自的責任。如果沒有相關部門的監管乏力甚至參與其中，這些行徑恐怕也不敢如此明目張胆，更不能屢屢得逞；長遠來看，如果不把拆遷行為真正納入法治規則的指引和約束，這些千奇百怪的非法拆遷行徑也不會禁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