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團隊》是一本用全新的概念、全新的視角解讀歷史與現實的大眾讀物。在“大團隊”這一概念的統領之下，《大團隊》運用豐富、可靠的材料，揭示了一個個有著相同教育背景的精英群體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引領作用和文化在團隊建設中的凝聚作用。洋務，維新，革命，北洋，黃埔，紅埔，留蘇學生，77/78級，IT精英，海歸等都被歸類於大團隊。《大團隊》評述了眾多大人物“從奴隸到將軍”的過程，解析了大人物領導的大團隊影響時代、推動歷史的方式，人格的養成、群體的聚合、歷史的拐點，在《大團隊》中都有案例式的呈現。
基本介紹
- 書名：大團隊:150年來的精英與國運
-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
- 頁數：365頁
- 開本：16
- 品牌：湖南文藝
- 作者：朱傳志
- 出版日期：2010年4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40445572, 9787540445577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大團隊》：大學同孕育大團隊
曾國藩們：從經世派到洋務派，康粱集團：學問與時政的糾纏
文化與武化
留日學生：孫巾山的同志們，北洋軍：袁世覬們的大團隊
主義之爭
黃埔：校長蔣中正和他的學生們，毛澤東說：我們要辦一個“紅埔”
專業就是力量
留蘇學生：“世界是你們的”，77/73級，IT精英、海歸：現代化、世界、未來……
抱團就抱大團隊
嶽麓書院如何掀起近現代中國的湖南風？
萬木草堂怎樣成為“康梁集團”的搖籃？
留日學生與北洋學生如何主導清末民初的政局？
保定軍校、黃埔軍校、抗日軍政大學有著怎樣的傳承和創新？
留日、留蘇、留美的新舊“海歸”如何影響中國？
“團隊”之“大”，“大”在規模，更“大”在文化。
洋務。維新。革命。北洋。黃埔。紅埔。流蘇學生，77/78級，IT精英，海歸……
曾國藩們：從經世派到洋務派，康粱集團：學問與時政的糾纏
文化與武化
留日學生：孫巾山的同志們，北洋軍：袁世覬們的大團隊
主義之爭
黃埔：校長蔣中正和他的學生們，毛澤東說：我們要辦一個“紅埔”
專業就是力量
留蘇學生：“世界是你們的”，77/73級，IT精英、海歸：現代化、世界、未來……
抱團就抱大團隊
嶽麓書院如何掀起近現代中國的湖南風？
萬木草堂怎樣成為“康梁集團”的搖籃？
留日學生與北洋學生如何主導清末民初的政局？
保定軍校、黃埔軍校、抗日軍政大學有著怎樣的傳承和創新？
留日、留蘇、留美的新舊“海歸”如何影響中國？
“團隊”之“大”，“大”在規模，更“大”在文化。
洋務。維新。革命。北洋。黃埔。紅埔。流蘇學生，77/78級，IT精英，海歸……
作者簡介
朱傳志，自由撰稿人，民間思想者。生於淮河沃土，學於黃河故都。年少時信仰萬物有靈，在哲學世界掙扎。年長後嚮往漂泊人生，在亞洲大陸漫遊。曾任職學校、企業，負責過多個大型地產項目。一直有意於組織戰略和文明興衰，長期研究黃河文明，著有《大學戰略：基於河南大學興衰的研究》、《百年豫土》、《管錐河南》等。
圖書目錄
導言：大人物擁有大團隊，大團隊推動大歷史
第一部分 大學問孕育大團隊
第一章 曾國藩們：從經世派到洋務派
第二章 康梁集團：學問與時政的糾纏
第二部分 文化與武化
第三章 留日學生：孫中山的同志們
第四章 北洋軍：袁世凱們的大團隊
第三部分 主義之爭
第五章 黃埔：校長蔣中正和他的學生們
第六章 毛澤東說：我們要辦一個“紅埔”
第四部分 專業就是力量
第七章 留蘇學生：“世界是你們的”
第八章 77/78級、IT精英、海歸：現代化、世界、未來……
後記：這是一本案例集
第一部分 大學問孕育大團隊
第一章 曾國藩們：從經世派到洋務派
第二章 康梁集團：學問與時政的糾纏
第二部分 文化與武化
第三章 留日學生：孫中山的同志們
第四章 北洋軍：袁世凱們的大團隊
第三部分 主義之爭
第五章 黃埔：校長蔣中正和他的學生們
第六章 毛澤東說：我們要辦一個“紅埔”
第四部分 專業就是力量
第七章 留蘇學生：“世界是你們的”
第八章 77/78級、IT精英、海歸：現代化、世界、未來……
後記：這是一本案例集
後記
我從書桌上抬起頭來，不覺間兩年已經過去了。兩年來，我住的這間小屋租金一直都是70元，因為除了我再沒人願住在這裡。隔壁的屋子閒了一年多，讓我生出許多的寂寥。雨水一次次打濕我的被套，讓我想起曾經的安逸。這裡是開封老城東北部棚戶區，我十多年漂泊生涯中的一個落腳點。當我寫完了這本書，這問小屋也要拆遷了。
小屋坐落在豆芽街旁，叫它豆芽街，其實是個髒亂差的小巷。豆芽街的北部是宋代鐵塔、明代城牆，西北是清代河南的滿城，東邊是民國河南省議會、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國立河南大學舊址，南邊和西邊是中共地下黨活動的地方。徐世昌在這裡讀書，楊靖宇在這裡求學。于右任從這裡亡命日本，范文瀾從這裡奔赴延安。余英時在這裡愛上了人文，趙九章在這裡迷上了科學。滄海桑田、物是人非在這裡有集中的顯現，讓人生出許多感慨。
黃河文明的興衰是一個重大命題，時常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多年前，一些河南人宣布黃河文明已經殤逝，在海內外產生很大影響。批判中華傳統文化是醬缸文化的柏楊也是開封高中的畢業生。近年來，曹錦清以開封為中心，走遍中原大地，寫出了震動全國的《黃河邊的中國》。在黃河岸邊長大的劉震雲、李書磊也不時地回望黃河故土。
作為一個黃河兒女，我對黃河文明的關注既有興趣使然，也有責任感在裡面。幾十年前，前輩報人鄧拓在我處的地方求學時，目睹黃河水災造成的民生艱難，以25歲之齡寫出里程碑式著作《中國救荒-史》。“天末驚飆起，中州客夢寒。心潮奔日夜，劍魂隱風湍。大野雲龍嘯，高空白鶴盤。何時追逝景，奮翅越重山”，這是鄧拓當年留下的詩句，催人前行。
研究黃河文明不能不研究中華文明、外域文明。近代以來，在世界舞台上不斷上演大國崛起的壯劇，中國也掀起了現代化的大潮。有感於組織的興衰與中國的現代化，我開始了“晚近中國三部曲”的寫作，《大團隊》是第一部，從具有相同教育背景的精英群體的更替，透視晚近中國的變遷。
晚近中國變化急遽、內容紛陳，以“大團隊”概念來看晚近中國，只是一種求新的探索，存在很多缺點。我更希望讀者把本書看作一本組織興衰、事業榮枯的案例集，從中看到文化的力量。書中引用了不少前輩學人整理的研究材料，沒有他們的奠基，本書是難以完成的。由於種種原因，書中不周之處很多，希望讀者諸君諒解。
朱傳志
2010年3月於青燈庵
小屋坐落在豆芽街旁，叫它豆芽街，其實是個髒亂差的小巷。豆芽街的北部是宋代鐵塔、明代城牆，西北是清代河南的滿城，東邊是民國河南省議會、國民黨河南省黨部、國立河南大學舊址，南邊和西邊是中共地下黨活動的地方。徐世昌在這裡讀書，楊靖宇在這裡求學。于右任從這裡亡命日本，范文瀾從這裡奔赴延安。余英時在這裡愛上了人文，趙九章在這裡迷上了科學。滄海桑田、物是人非在這裡有集中的顯現，讓人生出許多感慨。
黃河文明的興衰是一個重大命題，時常引起研究者的關注。多年前，一些河南人宣布黃河文明已經殤逝，在海內外產生很大影響。批判中華傳統文化是醬缸文化的柏楊也是開封高中的畢業生。近年來，曹錦清以開封為中心，走遍中原大地，寫出了震動全國的《黃河邊的中國》。在黃河岸邊長大的劉震雲、李書磊也不時地回望黃河故土。
作為一個黃河兒女，我對黃河文明的關注既有興趣使然，也有責任感在裡面。幾十年前，前輩報人鄧拓在我處的地方求學時，目睹黃河水災造成的民生艱難，以25歲之齡寫出里程碑式著作《中國救荒-史》。“天末驚飆起，中州客夢寒。心潮奔日夜，劍魂隱風湍。大野雲龍嘯，高空白鶴盤。何時追逝景，奮翅越重山”，這是鄧拓當年留下的詩句，催人前行。
研究黃河文明不能不研究中華文明、外域文明。近代以來，在世界舞台上不斷上演大國崛起的壯劇，中國也掀起了現代化的大潮。有感於組織的興衰與中國的現代化，我開始了“晚近中國三部曲”的寫作，《大團隊》是第一部，從具有相同教育背景的精英群體的更替，透視晚近中國的變遷。
晚近中國變化急遽、內容紛陳，以“大團隊”概念來看晚近中國，只是一種求新的探索，存在很多缺點。我更希望讀者把本書看作一本組織興衰、事業榮枯的案例集，從中看到文化的力量。書中引用了不少前輩學人整理的研究材料，沒有他們的奠基，本書是難以完成的。由於種種原因，書中不周之處很多，希望讀者諸君諒解。
朱傳志
2010年3月於青燈庵
序言
歷史是中國人的宗教。從《春秋》到《資治通鑑》，從《史記》到連綿不斷的《二十四史》，中國人把大量的精力和智慧投入到歷史研究中。西方對歷史也非常重視，馬克思說：“我們僅僅知道一門惟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19世紀末20世紀初，管理學興起，注重理性、規範、系統，成為新的顯學。管理學的興起不能變成輕視歷史的理由，管理學也會表現出匠氣和小氣來，歷史倒有幾分靈氣和大氣。《孫子兵法》里主張“以正合，以奇勝”，我們應該把管理學理論和歷史經驗結合起來，統籌理性和非理性、剛性和柔性、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注重歷史還在於歷史形成了我們的性格，性格影響著命運，哈耶克說：“我們無法按照自己的理性建構未來，只有在以往的傳統中演化歷史。”
歷史記錄人類的生存發展、治亂興衰，小到個人，大到國家。近代以來，大國的興衰、英雄的崛起波瀾壯闊，充滿戲劇性。中國身處其中，演繹出一段曲折鏗鏘的現代化歷史，值得我們細細咀嚼、深深思考。
清朝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末世，清朝前期出現了著名的“康乾盛世”。雍正皇帝是盛世中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他富裕了國庫，廢除了賤籍，勤政愛民，貢獻很大。但是，從歷史的長跨度來看，我以為雍正對中國的發展是小利而大害。雍正的問題在於他興起了文字獄，令讀書人噤若寒蟬，轉而埋首考據，學風大變。雍正以後，以思想見長的理學僵化，以考據見長的經學興盛，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學派。考據在清代的繁榮使得國家缺乏戰略研究和思想家，人民很呆板，從而難以防範、應對危機，國家也變得虛弱，最終出現了鴉片戰爭之慘敗。
鴉片戰爭使中國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挑戰，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士人開始了思考和行動。偏居一隅的嶽麓書院一直保持著理學、實學傳統，與主流的考據經學拉開了距離，培養出很多優秀人才。嶽麓學子魏源、嚴如煜、陶澍、賀長齡和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劉坤一等先後形成湖南士大夫集團、湘軍集團，迅速崛起，位極人臣。他們一方面維護傳統綱常和秩序，鎮壓了太平天國；另一方面積極改革，掀起了洋務運動。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標誌著洋務運動正式開始，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在“器物”層面的發端。嶽麓學子的崛起也帶來了晚清經世致用思潮的興盛，洋務運動追求的就是船堅炮利、物質進步。
洋務運動的物質革新並不能挽救中國的命運，現代化需要新的制度和文化，儒家傳統出現危機。處在中西碰撞前沿的廣東產生了康有為、梁啓超，他們創辦萬木草堂，研究新國之路。康梁托古改制，將西洋制度嵌入儒家思想，實現了西洋制度與中華文化的結合，是為新儒家之始。康有為、梁啓超諸人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主導了戊戌變法，影響深遠。康梁有一個廣東同鄉孫中山，他也要進行制度變革。孫中山遭遇到黃興、章太炎、宋教仁、汪精衛等留日學生，形成了中國同盟會集團。留日學生受日本影響，非常激烈，他們發動辛亥革命，將帝制變成共和，實現了制度的徹底更新。留日學生又開展文化革命，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錢玄同掀起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編練軍隊成為應對時局的快捷辦法。由於德國依靠普魯士陸軍迅速完成了統一和崛起，李鴻章就學習普魯士柏林軍校建起了北洋武備學堂。北洋武備學堂採用德國職業軍人培養模式，造就了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吳佩孚等現代軍事人才。袁世凱將他們羅致門下，練出了北洋軍，建立了北洋政府。北洋政權帶有德國的鐵血烙印，崇尚威權，激起了孫中山的反對。孫中山效法蘇聯政治建軍經驗，創辦黃埔軍校，編練有主義之師。黃埔的有主義之師打敗了技術至上的北洋軍，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以黃埔校長的身份取得了最高權力。黃埔的思想仍然是救國救民、喚醒民眾的精英思想，毛澤東則主張以人民為師，他創辦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組織人民軍隊。抗大和人民軍隊發動人民戰爭，打敗了蔣介石集團，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是農業國的底子，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走工業化道路，向蘇聯學習成為時代的選擇。留蘇學子回國後，工科生迅速崛起，領導了中國的工業建設。工業化遭遇世界新技術革命大潮的衝擊，資訊時代到來，信息技術學子開始引領風騷，俗稱IT精英。現代化不止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要建設。與新中國一起成長的一代受理想主義影響很深，又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廣泛接觸了社會，“文革”結束後他們一些人走進大學課堂，組成77/78級。77/78級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現代化需要跟上時代、融入世界。世紀之交，海外留學歸來的學子把異域先進事物引到中國，又帶領中國走向國際化。
150年來，中國的現代化征程風起雲湧，英才輩出，嶽麓士子、萬木書生、留日學子、北洋將領、黃埔軍人、抗大學員、留蘇學生、77/78級、IT精英、海歸派主導時局、轉移國運，各領風騷數十年。他們凝聚著群體的力量，我視之為“大團隊”。這裡講的“大團隊”是巨觀、寬泛的界定，指在“大歷史”中有某些共同特徵和相同追求的精英群體。就上述10個大團隊而言，主要是基於相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核心。
放寬歷史和現實的視界，我們可以看到：大人物擁有大團隊，大團隊推動大歷史。而大團隊崛起的背後有文化在起作用。嶽麓士子及湘淮軍事政治集團在晚清的崛起離不開理學和實學，曾國藩是從儒家晚期最重要的思想家走向中國19世紀晚期著名的政治家的，宗法制讓湘軍結成一體，衛道使秀才變成悍將，經世致用精神令洋務運動成績不俗。萬木書生康有為、梁啓超及其同仁的崛起有“今文經學”的學術底子，他們主觀唯我、意志堅強、目的至上，令維新思想廣為傳布。留日學子有激烈精神，能夠拋頭顱灑熱血。北洋學子繼承了普魯士的尚武、秩序傳統，以武力治國。黃埔學子受政治教育影響，為了主義血染抗日沙場。抗大學子在實踐中學習，靠吃苦耐勞精神瓦解了精良的物質裝備。留蘇學子受科學教育，做事嚴謹平實。77/78級、IT精英、海歸，各自以專業知識和技能報效祖國。
文化基因造就了大團隊、大人物的成功，這種基因同時也是一種限定，對他們有束縛和傷害。理學的保守性讓嶽麓士子求海防、棄海權，實學的近視性讓嶽麓士子止步於物質、技術革新，軍制、政制沒有改變，從而在甲午戰爭中慘敗。今文經學令康有為、梁啓超剛愎自用，徒勞於尊孔。留日學子因激烈精神走向極端，不停地革命，要砸爛一切舊制度、舊文化。北洋學子因尚武思想淪為軍閥，不停地混戰，要武力統一全國、建立治安。黃埔軍校既培養了服膺政治教育的信仰戰士，也造就了崇拜政治訓練的精神打手。抗大既帶來了聯繫工農、注重實踐的作風，也產生了輕視知識的負面影響。
毛澤東認為學風、文風關係到國風、國運，150年的中國現代化之路始終與學風緊密相聯。洋務運動標誌著盛行清代的考據學風徹底轉為經世致用學風，“經(邦)濟(世)”於是有了一個大發展。甲午戰敗後，統治集團中興起尚武學風，大辦軍校，大派軍事留學生，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蔣介石這樣的職業軍人才得以走上歷史前台，到蔣介石搞新生活運動，仍然以國民生活軍事化為目標。與尚武學風興起同時，民間士人中興起了政治教育、國民教育、公民教育，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是其實踐者。民國建立後出現文藝救國和勤工儉學思潮，造就了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和實踐論。
150年來，與大團隊的興起相伴，曾國藩的實學、康有為的新儒家思想、袁世凱的金鐵主義、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蔣介石的力行哲學、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相繼綻放中國，成為時代精神，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思想家愛默生說：“一個機構就是一個人影響力的延伸。”毛澤東認為歷史上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有辦事而兼傳教之人。150年來，中國現代化征程中的大團隊通常都有一個傳教之人，曾國藩之於湘淮士子，康有為之於維新派，孫中山之於中國同盟會，袁世凱之於北洋將領，蔣介石之於黃埔軍人，毛澤東之於抗大學員、留蘇學生，鄧小平之於77/78級、留洋學子，都是悉心培養、諄諄教誨。
大團隊和大人物的出現不是偶然現象，總有歷史的大勢參與其中。古人說“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又說“得時者昌”，“形勢比人強”。梁啓超認為英雄能夠造時勢，時勢也能夠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互相為因，互相為果”。梁啓超將英雄分為“應時之人物”與“先時之人物”，但都必須“服公理”、“達時勢”。150年來的大人物既有應時之人物，也有先時之人物。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陳獨秀、毛澤東當是先時之人物，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當是應時之人物。
軍人和知識分子是中國現代化的兩支領導力量，軍人果敢、組織性強，但崇拜效率、缺乏遠見、做事霸道；知識分子深邃、有責任感，但患得患失、膽小軟弱、一盤散沙。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容易犯取巧的毛病，他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高明”。近代以來的大人物身上常常兼有軍人和知識分子的性質，曾國藩、李鴻章、毛澤東、鄧小平皆是如此。曾國藩身上知識分子的成分多一些，他注重終極價值。李鴻章身上軍人的成分多一些，他通權達變，重視事功。
大國擁有大學，大學成就大國。近代以來，柏林高級軍官學校之於普魯士統一德國，松下村塾之於日本明治維新，都有巨大貢獻。審視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我們也可以發現大學的力量。通過對史料的分析，我認為影響現代中國的十所大學是嶽麓書院、萬木草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北洋武備學堂、北京大學、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清華大學。北洋武備學堂與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本是不同階段的一個學校，但二者影響了兩個時代，我就把它們分開了。一些人會認為上述學校有的算不得大學，但是，這些學校在當時是高層次的學校，從事的是高等教育。比如北洋武備學堂，它是當時中國陸軍的最高學府。比如萬木草堂，開一代風氣，在教學中真正引進了當時先進的西學。至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學，雖然是外國學校，但培養了大批中國現代軍事政治人才。
審視近代以來大國崛起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大國背後每每有一種民族文化。德國有尚力、理性、純粹、勤奮、嚴格的普魯士精神，日本有熱愛自然、尊重知識、崇尚勇敢、愛惜名譽的大和魂。中國開化較早，文明成熟，形成了仁、和、柔、靈的中華氣質。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利有弊，我們不能因為一時的受挫而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中國的崛起一定是我們發揚光大了中華文化。
從1860年至今，150年過去了，中國的現代化在器物、制度、文化等層面上不斷前行。150年來，中國湧現了一撥撥時代英雄，一個個精英群體，一代代人民大眾。是他們，在中華文化的凝聚力作用下，譜寫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篇章。
歷史記錄人類的生存發展、治亂興衰，小到個人，大到國家。近代以來，大國的興衰、英雄的崛起波瀾壯闊，充滿戲劇性。中國身處其中，演繹出一段曲折鏗鏘的現代化歷史，值得我們細細咀嚼、深深思考。
清朝是中國傳統社會的末世，清朝前期出現了著名的“康乾盛世”。雍正皇帝是盛世中承前啟後的關鍵人物，他富裕了國庫，廢除了賤籍，勤政愛民，貢獻很大。但是，從歷史的長跨度來看，我以為雍正對中國的發展是小利而大害。雍正的問題在於他興起了文字獄，令讀書人噤若寒蟬，轉而埋首考據，學風大變。雍正以後，以思想見長的理學僵化，以考據見長的經學興盛，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學派。考據在清代的繁榮使得國家缺乏戰略研究和思想家，人民很呆板，從而難以防範、應對危機，國家也變得虛弱，最終出現了鴉片戰爭之慘敗。
鴉片戰爭使中國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挑戰，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士人開始了思考和行動。偏居一隅的嶽麓書院一直保持著理學、實學傳統，與主流的考據經學拉開了距離，培養出很多優秀人才。嶽麓學子魏源、嚴如煜、陶澍、賀長齡和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劉坤一等先後形成湖南士大夫集團、湘軍集團，迅速崛起，位極人臣。他們一方面維護傳統綱常和秩序，鎮壓了太平天國；另一方面積極改革，掀起了洋務運動。1861年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設立標誌著洋務運動正式開始，洋務運動是中國現代化在“器物”層面的發端。嶽麓學子的崛起也帶來了晚清經世致用思潮的興盛，洋務運動追求的就是船堅炮利、物質進步。
洋務運動的物質革新並不能挽救中國的命運，現代化需要新的制度和文化，儒家傳統出現危機。處在中西碰撞前沿的廣東產生了康有為、梁啓超，他們創辦萬木草堂，研究新國之路。康梁托古改制，將西洋制度嵌入儒家思想，實現了西洋制度與中華文化的結合，是為新儒家之始。康有為、梁啓超諸人發動了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主導了戊戌變法，影響深遠。康梁有一個廣東同鄉孫中山，他也要進行制度變革。孫中山遭遇到黃興、章太炎、宋教仁、汪精衛等留日學生，形成了中國同盟會集團。留日學生受日本影響，非常激烈，他們發動辛亥革命，將帝制變成共和，實現了制度的徹底更新。留日學生又開展文化革命，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錢玄同掀起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改造國民性。
近代中國內憂外患，編練軍隊成為應對時局的快捷辦法。由於德國依靠普魯士陸軍迅速完成了統一和崛起，李鴻章就學習普魯士柏林軍校建起了北洋武備學堂。北洋武備學堂採用德國職業軍人培養模式，造就了段祺瑞、馮國璋、王士珍、曹錕、吳佩孚等現代軍事人才。袁世凱將他們羅致門下，練出了北洋軍，建立了北洋政府。北洋政權帶有德國的鐵血烙印，崇尚威權，激起了孫中山的反對。孫中山效法蘇聯政治建軍經驗，創辦黃埔軍校，編練有主義之師。黃埔的有主義之師打敗了技術至上的北洋軍，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以黃埔校長的身份取得了最高權力。黃埔的思想仍然是救國救民、喚醒民眾的精英思想，毛澤東則主張以人民為師，他創辦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組織人民軍隊。抗大和人民軍隊發動人民戰爭，打敗了蔣介石集團，建立了新中國。
新中國是農業國的底子，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走工業化道路，向蘇聯學習成為時代的選擇。留蘇學子回國後，工科生迅速崛起，領導了中國的工業建設。工業化遭遇世界新技術革命大潮的衝擊，資訊時代到來，信息技術學子開始引領風騷，俗稱IT精英。現代化不止是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也要建設。與新中國一起成長的一代受理想主義影響很深，又在上山下鄉運動中廣泛接觸了社會，“文革”結束後他們一些人走進大學課堂，組成77/78級。77/78級在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在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的現代化需要跟上時代、融入世界。世紀之交，海外留學歸來的學子把異域先進事物引到中國，又帶領中國走向國際化。
150年來，中國的現代化征程風起雲湧，英才輩出，嶽麓士子、萬木書生、留日學子、北洋將領、黃埔軍人、抗大學員、留蘇學生、77/78級、IT精英、海歸派主導時局、轉移國運，各領風騷數十年。他們凝聚著群體的力量，我視之為“大團隊”。這裡講的“大團隊”是巨觀、寬泛的界定，指在“大歷史”中有某些共同特徵和相同追求的精英群體。就上述10個大團隊而言，主要是基於相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核心。
放寬歷史和現實的視界，我們可以看到：大人物擁有大團隊，大團隊推動大歷史。而大團隊崛起的背後有文化在起作用。嶽麓士子及湘淮軍事政治集團在晚清的崛起離不開理學和實學，曾國藩是從儒家晚期最重要的思想家走向中國19世紀晚期著名的政治家的，宗法制讓湘軍結成一體，衛道使秀才變成悍將，經世致用精神令洋務運動成績不俗。萬木書生康有為、梁啓超及其同仁的崛起有“今文經學”的學術底子，他們主觀唯我、意志堅強、目的至上，令維新思想廣為傳布。留日學子有激烈精神，能夠拋頭顱灑熱血。北洋學子繼承了普魯士的尚武、秩序傳統，以武力治國。黃埔學子受政治教育影響，為了主義血染抗日沙場。抗大學子在實踐中學習，靠吃苦耐勞精神瓦解了精良的物質裝備。留蘇學子受科學教育，做事嚴謹平實。77/78級、IT精英、海歸，各自以專業知識和技能報效祖國。
文化基因造就了大團隊、大人物的成功，這種基因同時也是一種限定，對他們有束縛和傷害。理學的保守性讓嶽麓士子求海防、棄海權，實學的近視性讓嶽麓士子止步於物質、技術革新，軍制、政制沒有改變，從而在甲午戰爭中慘敗。今文經學令康有為、梁啓超剛愎自用，徒勞於尊孔。留日學子因激烈精神走向極端，不停地革命，要砸爛一切舊制度、舊文化。北洋學子因尚武思想淪為軍閥，不停地混戰，要武力統一全國、建立治安。黃埔軍校既培養了服膺政治教育的信仰戰士，也造就了崇拜政治訓練的精神打手。抗大既帶來了聯繫工農、注重實踐的作風，也產生了輕視知識的負面影響。
毛澤東認為學風、文風關係到國風、國運，150年的中國現代化之路始終與學風緊密相聯。洋務運動標誌著盛行清代的考據學風徹底轉為經世致用學風，“經(邦)濟(世)”於是有了一個大發展。甲午戰敗後，統治集團中興起尚武學風，大辦軍校，大派軍事留學生，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蔣介石這樣的職業軍人才得以走上歷史前台，到蔣介石搞新生活運動，仍然以國民生活軍事化為目標。與尚武學風興起同時，民間士人中興起了政治教育、國民教育、公民教育，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是其實踐者。民國建立後出現文藝救國和勤工儉學思潮，造就了毛澤東的理想主義和實踐論。
150年來，與大團隊的興起相伴，曾國藩的實學、康有為的新儒家思想、袁世凱的金鐵主義、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主義、蔣介石的力行哲學、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相繼綻放中國，成為時代精神，推動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
思想家愛默生說：“一個機構就是一個人影響力的延伸。”毛澤東認為歷史上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有辦事而兼傳教之人。150年來，中國現代化征程中的大團隊通常都有一個傳教之人，曾國藩之於湘淮士子，康有為之於維新派，孫中山之於中國同盟會，袁世凱之於北洋將領，蔣介石之於黃埔軍人，毛澤東之於抗大學員、留蘇學生，鄧小平之於77/78級、留洋學子，都是悉心培養、諄諄教誨。
大團隊和大人物的出現不是偶然現象，總有歷史的大勢參與其中。古人說“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又說“得時者昌”，“形勢比人強”。梁啓超認為英雄能夠造時勢，時勢也能夠造英雄，“英雄與時勢互相為因，互相為果”。梁啓超將英雄分為“應時之人物”與“先時之人物”，但都必須“服公理”、“達時勢”。150年來的大人物既有應時之人物，也有先時之人物。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陳獨秀、毛澤東當是先時之人物，曾國藩、李鴻章、袁世凱、段祺瑞、蔣介石當是應時之人物。
軍人和知識分子是中國現代化的兩支領導力量，軍人果敢、組織性強，但崇拜效率、缺乏遠見、做事霸道；知識分子深邃、有責任感，但患得患失、膽小軟弱、一盤散沙。毛澤東認為知識分子容易犯取巧的毛病，他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高明”。近代以來的大人物身上常常兼有軍人和知識分子的性質，曾國藩、李鴻章、毛澤東、鄧小平皆是如此。曾國藩身上知識分子的成分多一些，他注重終極價值。李鴻章身上軍人的成分多一些，他通權達變，重視事功。
大國擁有大學，大學成就大國。近代以來，柏林高級軍官學校之於普魯士統一德國，松下村塾之於日本明治維新，都有巨大貢獻。審視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我們也可以發現大學的力量。通過對史料的分析，我認為影響現代中國的十所大學是嶽麓書院、萬木草堂、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北洋武備學堂、北京大學、保定陸軍軍官學校、黃埔陸軍軍官學校、莫斯科中山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清華大學。北洋武備學堂與保定陸軍軍官學校本是不同階段的一個學校，但二者影響了兩個時代，我就把它們分開了。一些人會認為上述學校有的算不得大學，但是，這些學校在當時是高層次的學校，從事的是高等教育。比如北洋武備學堂，它是當時中國陸軍的最高學府。比如萬木草堂，開一代風氣，在教學中真正引進了當時先進的西學。至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學，雖然是外國學校，但培養了大批中國現代軍事政治人才。
審視近代以來大國崛起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大國背後每每有一種民族文化。德國有尚力、理性、純粹、勤奮、嚴格的普魯士精神，日本有熱愛自然、尊重知識、崇尚勇敢、愛惜名譽的大和魂。中國開化較早，文明成熟，形成了仁、和、柔、靈的中華氣質。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利有弊，我們不能因為一時的受挫而否定本民族的文化。中國的崛起一定是我們發揚光大了中華文化。
從1860年至今，150年過去了，中國的現代化在器物、制度、文化等層面上不斷前行。150年來，中國湧現了一撥撥時代英雄，一個個精英群體，一代代人民大眾。是他們，在中華文化的凝聚力作用下，譜寫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