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末葉前的漫長的時期內,大同理想並未為儒學繼承者普遍注意,只是到近代才受到特別的重視。太平天國革命領袖洪秀全繼承和發展中國以往農民革命中的平等,平均思想,吸取《禮記·禮運》大同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思想,提出建立一個“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的人間天國。戊戌維新領導人康有為利用公羊“三世”說和《禮記·禮運》大同思想,糅合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和進化論,寫成《大同書》,提出建立一個“無邦國、無帝王,人人平等,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近代資產階級革命領袖孫中山把通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實行了“平等地權”、“節制資本”以後形成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塗上一層 《禮運》所描繪的大同世界的色彩。他給民生主義下定義:“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孫中山選集》 下卷,第765頁)。事實上,民生主義不等於社會主義,大同理想與
科學社會主義也有著原則的不同。但大同理想所包含的反對剝削,主張財產公有,要求人人參加勞動,達到天下為公的基本精神,對馬克思主義者來說卻是非常寶貴的。《禮記·禮運》把“大同”視為最高理想,但真正的注意力卻不在大同而在小康。《禮記·禮運》描繪小康說:“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裡,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 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 (型) 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它描述的實際是繼原始社會後夏商周三代相繼而起的階級社會的“盛世”景象。這時已是家天下,為適應家天下的要求,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公理道德,為保衛和爭奪家天下,又不得不出現城郭、溝池、陰謀、兵戰。這樣的社會當然不如大同世界美好,但畢竟有禮、信、義、仁、讓,有正常秩序。在《禮記·禮運》作者看來,堯舜時代的大同盛況已很遙遠了,典章制度無可稽者,因此只能根據傳說,將其作為最高理想加以宣傳,待將來條件成熟去實現; 而西周時代比較切近,典章文物,禮樂制度猶存,所以應把重建西周“小康”社會作為終生奮鬥的近期目標。《禮運》的論述重點即在“小康”,在私有制條件下,以禮治天下。小康理想成為後世儒家繼承者為之奮鬥的目標,只是到了近代才不如大同理想受人青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