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利安人是古希臘人主要部落之一。
最早提到多利安人這個名詞的是《奧德賽》，據說他們源自於赫楞（Hellen）之子多洛斯（Dorus），居住在克里特島上。他們講多利安語，是一種希臘的方言。
約公元前12到11世紀，發生多利安入侵，巴爾幹半島北部的多利安人遷來，摧毀了邁錫尼文明。由此，多利安人就分布在伯羅奔尼撒半島、克里特島、羅得島以及西西里島東部一帶，之後逐漸擴展到希臘各地。定居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多利安人建立了斯巴達、科林斯、阿爾戈斯等城邦。
到了公元前八至六世紀，沉睡中的古希臘人甦醒過來，開始步出黑暗，走向地中海世界，他們掀起一浪又一浪海外殖民的風潮。在希臘半島和地中海、黑海沿岸建起了幾百個城邦，這就是希臘歷史上的古風時代。在這個時代，軍事領袖和王的權力沒有加強，反而削弱了，最終大半消亡。城邦的建立者，公民集體取得了最高權力，這些城邦在古希臘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基本介紹
- 中文學名：多利安人
- 界：動物界
- 門：脊索動物門
- 綱：哺乳綱
多利安人侵略,西方文明始祖,
多利安人侵略
前1120至前950年左右，居於希臘北部和西北部的多利安人，當時尚處於軍事民主制時期。他們人口不斷增加，屢遭旱災、饑荒之苦，遂舉族南遷，希臘史傳統將這次民族大遷徙稱為多利安人侵略。
多利安入侵
多利安入侵在此期間，多利安人經陸路和海路，穿過希臘中部，湧入伯羅奔尼撒半島，摧毀城市，屠殺居民，毀滅了邁錫尼文明。邁錫尼諸國倖存者多東遷愛琴海諸島和小亞細亞沿岸。多利安人的侵略，使邁錫尼文明中斷，希臘社會發展出現倒退現象。
西方文明始祖
愛琴文明時期的希臘人勤奮而富有創造性。他們發明了獨特的線型文字，建起了壯麗的宮闕樓宇，創造出璀璨的愛琴文明，這是一個繁榮興盛的國家。
但在公元前十二世紀，從北方侵入了一支叫做多利安人的遊牧民族，所過之處玉石俱焚，愛琴文明的成果竟被一掃而光，古希臘的歷史車輪又退回到原始社會的末期。公元前十一至九世紀的希臘，是大劫之後的黑暗年代，當時的希臘人沒有文字、沒有城市，社會處於普遍貧困狀態。愛琴文明雖然滅亡了，但它卻以歐洲最古老文明的特殊地位，對後來的希臘古典文明還是產生了特殊影響。例如克里特人的雕塑、繪畫藝術，克里特人的宗教思想與習慣被希臘人所繼承接受，克里特人的宙斯神等神祇都被希臘人繼承下來。
這場歷史大倒退表面看上去是壞事，讓經歷它的希臘人付出了沉重代價，但從後來古希臘歷史發展的進程看，它又是一件大好事，因為它打碎了一些愛琴文明的宮廷文化傳統，使古希臘人有了在廢墟上創建新文明的可能。後來的古希臘文明能夠具有自己的鮮明特色，取得驚人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有賴於這次幾乎從零開始的機遇。
到了公元前八至六世紀，沉睡中的古希臘人甦醒過來，開始步出黑暗，走向地中海世界，他們掀起一浪又一浪海外殖民的風潮。在希臘半島和地中海、黑海沿岸建起了幾百個城邦，這就是希臘歷史上的古風時代。在這個時代，軍事領袖和王的權力沒有加強，反而削弱了，最終大半消亡。城邦的建立者，公民集體取得了最高權力，這些城邦在古希臘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城邦是古希臘文明的基本特徵之一，它對國家的發展起了特殊的作用，城邦通常以一個城市為中心，結合周圍農區組成，古希臘史，其實就是城邦的歷史，因為古希臘文明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內容是由城邦時期的古希臘人寫出來的。
（澳大利亞國家大學教授道格拉斯·凱利）”希臘文明是與希臘城邦相關聯的，這些城邦是些毗鄰的社區，它們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希臘分割的地理環境，山谷和平原被山脈所隔離，在其中人們可以組成社區，這種社區使得好生活成為可能，他們可以控制自己的命運，如果生活在一個比城邦還大的視野之內儘是些生人的地方，對於希臘人來說，那太不舒服了。”
古希臘最大的國家——斯巴達的面積，也只有八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二、三十萬。古希臘甚至還有幾千人的小邦，不及我國一個大村落。古希臘城邦都有一個由全權公民組成的集體，也就是公民大會。城邦的公民都享有一定的權利，但不是所有居民都享有這些權利。
（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郭小凌）“外來的移民和奴隸沒有任何的政治權利，也就是說，他們不能參加城邦的任何政治活動，選舉被選舉權等等，一切權利都沒有，但是外邦的具有自由身份的移民是有一定的經濟權利的，至於奴隸來說呢，任何的經濟、政治、思想、文化權利都沒有，因為在古希臘人看來，奴隸是主人的財產，是會說話的工具。”
古希臘城邦實行集體領導，採取投票選舉的規則，實行法治。古希臘城邦的領導人缺乏個人專斷的條件。城邦不管實行什麼政制，都包含有民主或集體領導的成分，即擁有體制化的常設公民大會，貴族或民選議員的議事會和具體行政部門三級權力機構。在古希臘人眼裡，沒有常設的公民大會簡直是不可想像的事。因此古希臘城市結構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就是公民集會與日常活動的場所。所以各級公共機關的建築物是城邦建築的主要體現。
特爾斐競技場
特爾斐競技場（澳大利亞國家大學教授道格拉斯·凱利）“寬泛地說，希臘的城邦實行的或是民主政體，由對所有公民開放的公民大會來管理；或是寡頭政治，由少數以血統、職業和財富區分的人獨享，它涵蓋了民主政治，如在雅典每一個公民在政治上都平等，也包括廣義的寡頭政治，即所有有能力參戰的公民都有政治權利，還有斯巴達那樣，它是由小股特殊團體支配的城邦。”
城邦的軍隊是由全體公民組成的公民兵，戰時招之即來，戰後揮之則去，沒有職業化的僱傭軍。古希臘兩大城邦斯巴達和雅典的軍隊是這種公民兵制度的突出代表。
公元前490年至480年，全希臘投入抵禦波斯帝國侵略的戰爭 。公元前490年的馬拉松戰役和公元前480年的薩拉米斯海戰，是決定戰爭勝利的兩次戰役。在這兩次戰役中，以希臘貧窮公民為主組成的陸海軍發揮了重要作用。雅典和斯巴達在對抗波斯人入侵的戰爭中發揮了主要作用。戰爭的勝利給希臘帶來了空前的繁榮，在哲學、文化、科學上均取得了輝煌成就，而雅典的民主制也發展到頂峰。
古希臘城邦不像古代埃及、兩河流域和印度社會，沒有眾多擁有產業的大宗教團體。古希臘人的宗教活動由民選的公職人員主持，城邦之間的神廟則由鄰近各國共同管理。城邦內部也沒有城市統治、剝削鄉村的現象，因為城市並不是統治者居住的中心，各個城邦的公民多數居住在農村，他們與城內公民在權利方面是平等的，無需向城市交納賦稅。
民主制是影響最為深遠的古代希臘城邦制度。古希臘民主制並不是完美的政治體制，它只給社會一部分擁有公民權的人以民主，對非公民和奴隸卻意味著暴力和壓迫，但與其同期其它制度相比，它卻是相對最好的制度，它在專制橫行的古代世界，創造出一種新型的集體統治模式，其公民享有了在當時罕見的政治、經濟、文化的權益。
在這些改革之後，民主制也還有一個不斷調整完善的過程。比如，富人起初仍在雅典政治生活中占有很大優勢，一些高級公職還有財產資格的限制，這些問題直到公元前五世紀中葉才完全解決，一切官職由民選產生，一切國家大事由公民大會決定，一切司法權利屬於人民，這就實現了古希臘人所說的國家由所有公民輪番而治的理念，雅典的最高權利機構是公民大會，它體現著公平、公正的原則。
(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郭小凌)“雅典每年要召開四十次公民大會，其中十次公民大會的主要議程就是對現任的公職人員進行考核，不合格的當時就可以罷免。所以一個當選的官員，一年要受十次的檢查，這是世界上最少見的公職人員的考核制度。如果你表現不好，公民認為你表現不好，那你可能任職一個月，一個來月就被罷免了。而且古希臘的民主政體，還對官員的任期有嚴格的規定，就是它有任期制，每一個公職人員當選之後，只能任期一年，一年之後還得重新當選。如果一個表現好的政治家，也許他可以連續當選，但是他一生只能連續當選一次。總之，它有一套非常複雜、完善的制度，有效地防止了以權謀私的現象，特別是到公元前的四世紀，比方說雅典民主政體成熟的時候，可以說基本上杜絕了公職人員的貪污、腐敗這樣的現象。”
即使立有大功的將軍也不例外，馬拉松戰役的將軍米底亞斯和伯利克里都因腐敗而被彈劾，處以巨額罰款。雅典人的司法是不會因功勞榮譽法外施恩的，在第六任主席團期間，雅典還要增加一項，當年是否實行陶片放逐的表決，當公民中有人可能構成對民主的明顯威脅時，主席團便召集一次特別的公民大會，與會者把他們所認為的民主威脅者的名字刻寫在碎陶片上，將陶片放入會場中的一個陶瓮當中，如果贊成的票數超過半數，放逐某人便可成立，被放逐者將被流放國外十年，十年後被放逐者可返國並恢復公民權，這是一種用民主方法，反對民主敵人的措施。國家公職人員的選舉則安排在第六任主席團離任後的一個吉日舉行。除了高級軍職通過舉手表決外，其他幾百個官職均由抽籤產生。比如執政官的選舉，就是由選出的五百名候選人，依次從一個裝滿黑豆和白豆的陶罐中各取出一粒豆子，先抓到白豆的九人即成為當年的最高行政官員。所有公民，不分出身、貧富，在運氣或者神意面前人人平等。大會休會期間，國家事務由五百人議事會總負責，十個主席團在分別值班時，每天抽籤選出一位執行主席，負責召開議事會，掌管國璽、國庫的鑰匙，實際上是國家的最高領導人。根據法律，執行主席一職，每人只可擔任一次。
為了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避免做出錯誤決策，雅典規定國家公職人員的當先年齡在三十以上，這樣一來，雅典人在十八歲成為正式公民起，需經過十二年的政治訓練，相當於現代人經過整個普教階段的學習，到具有任職資格時，一個公民已經具有了較豐富的從政經驗。雅典的法官也完全由公民自己擔任，人數總計六千人，同樣抽籤產生。他們每五百人組成一個法庭，日常執行司法職能的法庭共有十個。在審理過程中，原告、被告的發言是受到水時計控制的，監控水時計的人員也是當庭抽籤產生的，這是世界司法史上的一項奇蹟，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因為坐在法庭中的全都是些業餘法官，大多數是莊稼漢、手工匠人、水手等體力勞動者，但卻能夠有效地行使司法職能 。在發展民主制度的同時，雅典還不斷對外擴張，這招致以寡頭統治為特點的斯巴達等城邦的反對。
斯巴達實行的是另一種制度，全體公民集體生活作戰，共同剝削壓迫作為國家奴隸的希洛人，反對物質享受、文化娛樂與商品貿易。斯巴達以強大的陸軍，在伯羅奔尼撒半島擁有霸權，不能容忍雅典的政治經濟擴張，終於在公元前431年，雅典和斯巴達暴發戰爭，多數希臘城邦捲入了這場戰爭，這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
在戰爭動員中，雅典的執政官伯利克里發表了演說，以民主政治為旗幟，號召全民投入戰爭。“我們的制度之所以被稱為民主政治，因為政權是在全體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數人手中，解決私人爭執的時候，每個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讓一個人負擔公職優先於他人的時候，所考慮的不是某一個特殊階級的成員，而是他們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夠對國家有所貢獻，絕對不會因為貧窮而在政治上湮沒無聞，正因為我們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開的，我們彼此間的日常生活也是這樣的，當我們隔壁鄰人為所欲為的時候，我們不致於因此而生氣，我們也不會因此而給他以難看的臉色，以傷他的情感，儘管這種顏色對他沒有實際的損害，在我們私人生活中，我們是自由的和寬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務中，我們遵守法律，這是因為這種法律深使我們心悅誠服。”
但雅典的內部矛盾及與盟友的矛盾，使戰爭不斷失利，又遭到瘟疫流行的打擊，造成一系列失敗，使雅典人對民主制的理想發生動搖，對社會危機進行重新思考。公元前404年，伯羅奔尼撒戰爭以雅典的失敗結束，這標誌著雅典民主政治開始衰落。
在《政治學》一書中，亞里士多德對希臘政治進行了精闢的總結，一切民主政體都把它們所遵循的爭議原則理解為權利的一切平等，這種平等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切重大事物都交給公民大會審議並裁決，抽籤選任公職人員，實行有限任期制，眾多公職人員制，津貼制，指定對民主有威脅的貴族顯要進行放逐的法律。
橫觀古代世界各國，像雅典這樣的民主政體實在是絕無僅有。
古代許多國家在進入文明社會之後，都曾留有一條原始民主的尾巴，隨著專制制度的牢固建立，這條尾巴逐漸退化殆盡，只有雅典人在階級社會的新條件下，率先扭轉了政體朝著少數人主權的貴族制、寡頭制和單個人專權的君主制發展的方向，使得原始民主在新時期發揚光大，在兩個世紀裡成為大多數希臘國家的政體形式。雅典人之所以能取得體現古希臘整體文化成就的精神成果，湧現出大批卓越的思想家、藝術家、歷史家、科學家、政治家，顯然同民主體制有關必然的聯繫。
公元前336年，在希臘的北方，馬其頓王國的興起並成為全希臘的霸主，希臘古典時代和民主政治就此終結，而古希臘文明的回聲至今仍然在我們耳邊迴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