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述
外長城是
漢武帝太初年間所修的
長城,經過考古工作者幾年的考察發現,西起新疆羅布泊,東至遷寧省東部,有一條漢王朝修建的、比現在長城還要長的“外長城”。它是一條以壕溝或利用自然地形作屏障,由烽燧、古堡、亭障等組成防禦工事的“外長城”,在漢代書簡中被稱為“塞”。
漢受降城遺址為俄蒙考古隊所發掘,位於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南戈壁省瑙木岡縣的巴音布拉格古城址(蒙語巴彥意為富饒,布拉格意為山泉,即富饒的山泉,南戈壁省以戈壁沙漠為主,但阿爾泰山脈延伸到此,生成許多戈壁綠洲,因而漢代可以在此築城。),該遺址中出土了不少西漢時期軍用文物,包括青銅器、陶瓷、生鐵、弩機、銅鏃、蓋弓帽、五銖錢等等。其中附近最大的土丘,被斷定為漢受降都尉的墓葬,死於公元前71年。
揆諸史籍,早在秦漢之際,我國西北地區由於氣候因素影響,遊牧民族向中原發動進攻,所依恃的重要戰略物質即是“水草”和“芻禾”。居延塞是在居延海、弱水及其支流張掖河的源頭上(遺蹟分布在今額濟納旗金斯圖淖北面及
額濟納河;沿岸,以及甘肅省金塔縣境內的額濟納河沿岸);光祿塞是在
陰山以北(遺蹟分布在今固陽縣、烏拉特中旗及烏拉特後旗境內),距離
河套地區有一定的距離,此外在
外蒙古還有一些漢代的要塞。
匈奴
冒頓單于之後,匈奴的社會結構正式脫離了原始的部落聯盟,進入世襲制國家階段,冒頓本人設定了完善而等級分明的官僚系統,從左右賢王一直到左右大當戶,從下而上集中權力,最後匯聚到單于,由其直接控制整個部族。這些人要定期參與單于組織的庭會,商議國事,但重大的決策依然由單于做出。這種等級森嚴的制度從墓葬的規模中亦可以看出。同時,匈奴的社會結構是軍政合一的典型遊牧民族結構,除了單于自己統領軍隊以外,自左右賢王以下,直至大當戶也都分別領軍指揮作戰。這些統領萬騎的軍事首領共有24人左右,其下各自置有千長,百長,什長等各級中下級軍官,其編制可算是中古時期非常成熟的軍隊體系。
匈奴經濟方面最大的特點是:鐵器在生產生活中占據支配地位。公元前三世紀之時,匈奴所用的主要工具已經是鐵器而非青銅器或者骨器了,而他們使用鐵器的歷史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公元前7世紀的方形石墓中出土的鐵斧鐵刀。前2世紀起,鐵鏃取代了銅鏃和骨鏃,成了最常見的匈奴箭鏃,而箭鏃這一消耗量極大的物品的鐵器化,充分說明了匈奴冶鐵業的規模和水平。同時,民用器中鐵器也取代了銅器和骨器的地位成了最常用的器物,雖然這一過程較兵器更為緩慢,但,前1世紀也基本完成。再結合匈奴鐵器精巧的做工和種類繁多的工具之發現,我們可以認為匈奴具有很高的礦石冶煉和鐵器製造水平。在衣著方面,匈奴人亦受中原影響甚大,如諾音烏拉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絲綢織物,風格細緻華美,同時也有很大量的匈奴風格的毛織物:
相比於匈人農業方面模糊曖昧的孤證,關於匈奴的農業生產方面的證據非常之多,文獻的部分記載如下:
“(匈奴)谷稼不熟。” ——《漢書-匈奴傳》
“匈奴怨諸國共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騎屯田右地,欲以侵迫烏孫西域。” ——《漢書-匈奴傳》
“匈奴發騎田車師......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即為,遣五將將兵擊匈奴,車師田者驚去。” ——《漢書-西域傳》
可見,至少匈奴軍隊在農耕區屯田並非罕見之舉。這點在考古挖掘上得到了更多的證明。公元前3世紀以前的匈奴方形古墓中就發現了農業用石臼,諾音烏拉第23號匈奴墓還發現了農作物的種子。此外很多的匈奴墓中都發現了不少穀物、農具以與農業有關的大型陶器,有些陶器中還盛滿了穀物。鐵犁鏵、鋤、鏟、像刀、鶴嘴斧以及石墨盤、石臼等多種農具的大量出土也為匈奴人的農業活動提供了佐證。
而城鎮方面,中國文獻中記載的匈奴較為有名的城池計有以下幾座:龍城,趙信城,頹當城,范夫人城和郅支城。考古工作者在外貝加爾地區發現了十餘座匈奴人所建造的城市遺址,其中以伊沃爾加古城最為著名。該城為不規則長方形,南北長348米,東西寬194~216米,東側為古河床斷崖,北西南三面以四道土牆,三道壕溝外加木柵欄構成總寬達35~38米的防禦體系。城內有80多處圓角長方形房屋遺址,城中有一大殿,其側發現了冶鐵爐址,出土大量鐵器陶器。一般認為,這是匈奴北方邊防的中心城市之一。
雖然對於匈奴到底是“南遊牧北農耕文明”,抑或農耕城居只是遊牧的一個補充,以及匈奴人獲得這些技術的渠道,學界還有爭議,但是,匈奴掌握了一定程度的農耕和城市建造技術是毫無疑問的。
建制
《漢書‧武帝本紀》載:太初三年”遣光祿勛徐自為築五原塞外列城,西北至
盧朐,游擊將軍韓說將兵屯之”。
五原塞就是五原郡北境的長城,五原郡治今包頭市西,其北的塞垣即衛青所繕秦代故長城。
”塞外列城”的起點在今烏蘭察布盟武川縣西部,與五原郡境的長城銜接。自此向西北伸出兩道並列的牆垣,經固陽縣北部、達爾罕茂明安關合旗西南,又過烏拉特中旗、烏拉特後旗北部,向西北伸出國界線,延伸於蒙古人民共和國南部。南面一道牆垣轉向西去,復轉南進入我國阿拉善盟,與居延塞聯結;而北面在蒙古境內一直伸向阿爾泰山中。
同年,武帝又遣強弩都尉路博德督修居延澤一帶的長城,即”居延塞”。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境,也就是今內蒙古阿拉善盟額爾濟納旗內,其具體位置在額爾濟納旗駐地以東,並非今嗄順諾爾和蘇古諾爾所在地。路博所修的居延塞,漢代人又稱”遮虜障”。南起於今酒泉以北金塔縣與河西長城相接,沿金塔附近小河西岸走向東北,至鼎新(舊毛目縣)又沿弱水向北,繞過古居延澤之北轉向東北,穿過今中蒙邊界,同西來的塞外列城南線相接。居延塞和光祿塞構成一個完整的防禦體系,統稱成”外城”。
作用
漢武帝在此築城設防的目的是和平時期可以屯田、養馬以助軍資;戰爭時期可作為進攻匈奴的基地。不算漠北漢塞,漠南(今內蒙古)漢塞至匈奴帝國政治軍事文化中心龍城約600公里,龍城至匈奴帝國瀚海北部邊防城市伊沃爾加城約450~500公里,漢軍通過分析歸化漢朝的匈奴嚮導和通邊情地理曉匈奴語言的邊疆漢人帶來的情報,騎兵可以憑藉機動性快速施行精準的搗巢行動。
事件
漢武帝派大將軍
衛青將
匈奴趕到“
漠北”合圍單于,北登闐顏山。後來
冠軍侯霍去病深入漠北至
狼居胥山(
蒙古國的
肯特山脈),霍去病在漠北之戰勝利後,封狼居胥山以祭天,禪姑衍山以祭地,至瀚海(今俄羅斯之貝加爾湖)而還。封狼居胥、禪於姑衍、登臨瀚海並稱是霍去病漠北之戰勝利後的三大盛事,廣為歷史稱頌。漢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將軍
竇憲奉旨遠征匈奴,
班固被任為中護軍隨行,參預謀議。
竇憲大敗北單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境內的
杭愛山),命
班固撰寫了著名的封燕然山銘。致使匈奴遠遁歐洲。
歷代對四夷土地的態度
最初人民是在半山坡居住因為洪水淹不到,待外界知識提高后逐漸下山選擇有水有獵物的地方居住,漁獵是人類最初最原始的生產方式,漁獵基本是從自然資源中直接攝取,沒有自身的生產資料,而遊牧有自己的羊群馬群作為產出的生產資料,遊牧定居後逐漸演化為農耕文明,在農耕社會耕地是價值最大的存在。農耕統治者為了讓農民安心耕地宣揚安土重遷思想並禁止商業流通,所以農耕社會有耕地欲望沒有領地欲望,因為遊牧思維是地方越大牧地越多,農耕則是除了占領戰略要地外能耕種的沃土與會耕種的人才是寶貝,對疆域有選擇挑剔性。沒有進入工業社會之前世界上農作物的產量都是有限的,耕戰模式中,秋收剩下的食物成了糧食暴兵線,這種不好好種地又損失男性勞力又消耗糧食去打不能耕種的土地在儒教眼裡虧大發了。也只有秦始皇、漢武帝等雄主或李世民、朱棣等篡位皇帝以及漁獵、遊牧的思維慣性才會啟動耕戰模式,其結果無一例外的被
儒教譴責。農耕文明的安逸性發展到最後對耕地的欲望與早期相比又出現挑剔思想,沒排水開發過的耕地(三角洲、沼澤地)亦不願搬遷。雖西方文明朝代更迭,但古希臘、古羅馬的時候,對周圍的蠻族都是傳遞教授本國的文學知識和生活習慣,對科技是嚴防死守,所以後來羅馬覆滅,蠻族們還是羅馬,也都自認是羅馬後裔,不過科技就黑暗的中世紀了,科技知識則被羅馬帝國遺民輾轉西方各國回到西方(由於地緣優勢無法做到元朝、清朝的統一以及赤眉黃巢這些燒書的舉動),儒教反之,對儒家思想嚴防死守,奇技淫巧當賞賜隨便送,工匠隨便賜。這樣西方的文化、科技一直未被蠻化斷層,由於歐洲地理不便通過生活需求迫使其發展航海商業,通過流通性吸收各國文明知識與自身文明知識進行交流沖洗與積累。至16世紀以後擺脫宗教束縛的教育,隨著知識大量傳播普及推動西方進入工業文明科學大爆發。科技創物出現後,耕地、牧地、海洋、沙漠各種地貌的價值被徹底釋放。
子胥曰:“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能使。”
李斯諫曰:“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蔽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主父偃附議。
韓長孺:得其地不足以為廣,有其眾不足以為強,自上古不屬為人。
班固:“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華譚附議。
《前漢紀》:“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食飲不同。言語不通。是以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師勞而致寇。得其土。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撫而畜也。是以明王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民。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以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貢獻。則接以禮讓。”
江統:“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得其地不可墾發,得其人無益於政”,“得地不可耕農,得民不可冠帶”。
苻融:“虛氂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
張淵、徐辯:“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
狄仁傑:若其用武荒外,邀功絕域,竭府庫之實,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以增賦,獲其土不可以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之稱,不務固本安人之術,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皇之事業也。
良弼:“臣居日本歲余,睹其民俗,狠勇嗜殺,不知有
父子之親、上下之禮。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
伯顏:“臣等與識者議,此國之民不及二百戶,時有至泉州為商賈者。去年入琉求,軍船過其國,國人餉以糧食,館我將校,無它志也。乞不遣使。”
董士選“今劉深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致百萬生靈於死地?”
“高麗去京師四千里 , 地瘠民貧 ,夷俗雜尚 ,非中原比。萬一梗化 ,疲力治之 ,非幸事也 ,不如守祖宗舊制”
朱元璋:“限山隔水,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朱瞻基““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彝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吾子孫毋倚富強要戰功。’後因黎氏弒主虐民,太宗皇帝有吊伐之師,蓋興滅繼絕盛心也。而陳氏子孫為季■屠戮已盡,不得已徇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自是以來,交趾無歲不用兵,皇考念之,深為惻然。昨遣將出師,朕反覆思之,欲如洪武中使自為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卿等以為何如?”義、原吉對曰:“太宗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二十年之功,棄於一旦,臣等以為非是。”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對曰:“交趾,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漢、唐以來雖為郡縣,叛服不常。漢元帝時,珠崖反,發兵擊之,賈捐之議罷珠崖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行仁義,況陛下父母天下,與此豺豕較得失耶!”
何文淵:“麓川在南睡,彈丸耳!疆里不過數百,人民不滿萬餘,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宜寬其天討”
張居正:“得其地不可耕也,得其民不可使也,而空費財力以事無益,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
康熙:“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臣”,“費兵靡餉”,“遷其人,棄其地”,“彈丸之地,得之無所有,不得無所損”。
歷史反思
由於歷朝歷代對諸夷奉行“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的”或“內遷其民”等褒華貶夷思想進而影響了戰略判斷。第一得其地不足以為利:漠北是最好的養馬場,並且出產肉食與奶製品,這種生產力方式所帶來的營養只有中原富農可以相比,另外步兵(坦克)的機動性也比不過騎兵(飛機)。面對北匈奴的接連劫掠,南匈奴提議以南匈奴起兵為主,大舉進攻北匈奴,進而由南匈奴統一匈奴的計畫。漢廷對此意見不一,尚書宋意認為,鮮卑人將要崛起,很可能將成為漢之心腹大患,應保留北匈奴,這樣既能給鮮卑人留一強硬的對手,又可防止南匈奴做大。故堅決反對出擊北匈奴,認為這樣對漢而言,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但東漢掌門人竇太后不以為然,他認為正好藉此機會徹底消滅北匈奴,建不世之功。於是公元88年至91年東漢派竇憲等出擊北匈奴,最終竇憲平定了北匈奴,匈奴再次離開蒙古草原,繼續西遷。漢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曾派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之後,北匈奴遠逃。在東漢未有效地控制匈奴故地的情況下,鮮卑很快就占據了這一地區。此時,“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鮮卑不僅取代了匈奴成為我國北方的主要民族,也開始與東漢的北方邊郡為鄰,開始了與漢朝更為密切的關係。這時,鮮卑和漢朝的關係,有時誠服,有時戰爭。
實際上這一時期鮮卑與東漢之間的小規模、小範圍內的衝突很多,精確的數據是難以統計的。但是可以看出的是,在建光元年(121年)鮮卑首領其至鍵叛漢,至陽嘉二年(133年),他死的時期內。在這十多年的時間裡,戰爭最為頻繁,幾乎無年不戰,並且又都是鮮卑侵擾東漢邊郡。而對鮮卑向東漢政府歸順的記載也就只有三次。這些也都能說明在這一階段,鮮卑的強大已經取代匈奴成為東漢的重大邊患之一。
桓帝時,鮮卑又誕生了一位傑出的領袖――檀石槐。據記載他“年十四五,勇健有智略。….乃施法禁,平曲直,無敢犯者,遂推以為大人。”[1](P2021)檀石槐在成為鮮卑大人後,開始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措施:“乃立庭於彈汗山�1�7仇水上,去高柳北三百餘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1](P2022)之後,在他的統帥之下,“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P2022),“種眾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拘行,見烏侯秦水廣從數百里,水停不留,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樓人善網浦,於是東擊俊人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漁以肋糧食。”成為漢北邊的嚴重威脅。東漢政府擔心患檀石槐寇邊,曾派遣使者要封其為王,並與他和親。但檀石槐不接受,反而寇抄更加厲害。
同時亞歐大陸由於
帕米爾山結的存在極大阻礙東西方的交流。中原想要到達歐洲,只能通過絲綢之路翻越帕米爾高原,但北方情景就截然不同,隨著緯度半徑不斷減小地貌也越平整,是北大西洋暖流以北受到北冰洋濕潤氣流影響的區域,騎兵可以一路從嶺北
杭愛山快速機動到喀山汗國境內,僅僅只有3000多公里,遠不如東漢首都洛陽到西域喀什的距離。所以歷史匈奴遠遁歐洲、蒙古西征歐洲看似很遠,其實難度和嶺北機動到杭州是一樣的,任何勢力從嶺北右臂打歐洲,據上攻中原是相當方便。
從嶺北出土的遺蹟以及突厥碑文證實漢唐曾在這裡設定過統治機構,但漢唐都以為這地方不適合耕種,忽必烈卻建五衛,每衛萬人,其中屯田者2000 人,屯田軍與其他軍人為二與八之比。京師六衛,每軍抽兵士二人屯田,以供兵士八人之食。這就說明,十分之二屯田, 即滿足其餘十分之八的糧食需要。之後,其他各衛抽調的屯田軍有多有少,都與2000 戶相去不遠,雖然中原有的地方屯田軍人數要高出,但還是少數。歷史上中原軍民不斷打走一波總會有另一波不知名的遊牧民族從蒙古高原淵源不斷的涌下,為此元朝從嶺北扼守北方成為重中之重。
第二遇其民不可役而守,儒家不止反對科技還反對民眾自組織,導致北方民眾遇到漠北騎兵不能和當地守軍協防,儒家的華夷、防民立場反對民眾學習漠北的自衛組織與騎射。在褒華貶夷的思想下,很少有人去願意了解蠻夷當地的語言與習俗思想,通常施行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北匈奴西遷後,漠北之地空矣,此時按照范曄說法,應“因其時勢,及其虛礦,還南虎於陰山,歸西河於內地”這樣不僅可以實現光武帝的權宜之略,而且還能防止戎羯亂華之變的發生。然而在共同出擊北匈奴的同時,鮮卑盡據北匈奴故地,並獲得北匈奴殘餘部眾,侵擾邊郡,成為東漢王朝新的邊患,根本不可能使南匈奴歸回故地。從這一結果來看,東漢推行以夷制夷的民族政策,利用少數民族捍禦少數民族,通過武力解決邊患,治理邊疆,只能在一定時期內維護自己的統治地位。
而古代人口就是先進生產力,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鮮卑由此漸盛。馬長壽的《烏桓與鮮卑》中做過統計:拓跋氏親緣部落(即代北鮮卑)十個;匈奴部落六個;丁零部落六個;出於鮮卑後成柔然的部落三個;烏丸和東部鮮卑部落九個;其他雜部七個。上述四十一個部落,是進入中原前的北魏能有效控制的。還有通過盟誓入貢的傳統遊牧汗國政治手段,羈縻控制的其他雜部:三十五個。根據《魏書》的記載,北魏當時能控制的,為七十五姓,由於羈縻控制的部落是動態變化的,所以這個數字應該是個概數。
在與國力強盛的劉宋大戰時,魏太武帝戰書寫道:“:“吾今所遣斗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死,減并州賊;氐、羌死,減關中賊。”這不是玩笑話。前秦時《十六國春秋》載:“時東夷、西域凡六十二國,入朝於秦,北盡大磧,置司隸於長安,秦州於上わ,南秦州於仇池,雍州於安定後併入司隸。”鮮卑和前秦都很好的通過人管理了漠北,而到了蒙古時更把歷史上的各遊牧民族統一了起來,其無外乎:共同祖先(阿蘭豁阿夫人聖潔的腰身傳說)、共同宗教(薩滿巫師)、共同語言(創造蒙古文)、共同敵人(連年戰爭創造共同敵人)、和親聯盟(鐵木真(韃靼部)與斡亦刺(瓦剌部)家族世代聯姻),這些都是中原王朝沒有想到的。而儒教、道教都不是鼓勵性傳播的宗教,中國是把自己的儒家當寶貝只給不異與中華的自己人,堅決不給外國送,科技是奇技淫巧當成賞賜隨便送,工匠隨便賜。你賜給他們幾個朱熹咱們不就沒被這滅被那滅了嗎?然後就被蠻族滅了,滅了之後本國人也都蠻族化了,儒家除了跪舔蠻族之外,什麼都做不到。現代美帝也是,文學、民主、法律這些東西,都拚命給世界各國送,你不要還不行。正如雍正皇帝所說:“中國之一統,始於秦;塞外之一統,始於元;而極盛於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員極廣,未有如我朝者也”。這是地緣、人文兩手抓的結果。
相關介紹
騎兵是指機動性、
戰略投送能力比較強的士兵及其組成的部隊,古代騎兵定為相當於今天的戰鬥機,在冷兵器時代, 戰馬不僅是衝鋒陷陣、 克敵制勝的極為重要的軍事裝備, 也是驛站、 後勤保障的主要
戰略投送能力運輸工具, 直接關係到戰爭的勝負, 因而備受關注,而且把馬匹別為種、戎、齊(儀仗用)、道(驛馬用)、田(佃獵用)、駑(雜役)六種。騎兵所需無非兩種戰略資源“水草”和“芻禾”,通俗來說就是可供放牧的領地。先秦時匈奴領地南至漠南黃河,北至漠北貝加爾湖皆水草肥美的牧場,兩者中間是荒涼的沙漠戈壁,以及當漠南漠北都丟失後遠遁歐洲的中轉站,副中心中亞河中地區。漠南以及漠北重要山泉皆被漢帝國占領,而漠北龍城、伊沃爾加城之所以能作為匈奴帝國最後的基地,是因靠近貝加爾湖擁有豐富的水草、漁獵資源以及一定規模的農業基礎,但是缺點是氣候比較寒冷。列舉全部或部分流經
蒙古國的
河流,並依
流域的地理位置排序;支流則由河口至源頭排序。
北冰洋
楚庫河:跨國河流,上游位於
俄羅斯境內,中游為兩國界河,下游位於俄羅斯境內。
太平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