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外部再平衡
- 類型：國際貿易術語
內容,政策含義,
內容
一、外部不平衡的糾正
從全球視角來看，外部不平衡曾與三個現象密切相聯: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已開發國家經常賬戶赤字的擴張;二是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常賬戶盈餘的增加以及石油國家的石油美元;三是全球範圍內長期真實利率的持續下降。然而，經過2009年一2010年金融危機應對期間全球失衡的明顯收窄.有關外部不平衡的一系列調整將逐步出現。
二、外部不平衡糾正的潛在影響
通脹水平、真實利率與資產價格
金融危機之前全球失衡一直是影響不同國家經濟結構、通脹水平以及全球資金流向的關鍵驅動力然而全球失衡的糾正則意味著與此相關的一系列經濟變數之間的關係都發生調整。這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中國等新興市場經常賬戶盈餘的收窄意味著儲蓄率的下降、消費率的上升，美國等已開發國家經常賬戶赤字收窄意味著儲蓄率的上升與財政赤字的修復，兩者的疊加意味著危機之前滋生資產泡沫、影響資金流動的長期低利率環境可能會逐步出現變化。二是從物價等影響的角度看中國等新興市場將從原來的所謂全球的通縮力量變成通脹力量。中國等新興市場的低勞動力成本、低資源價格以及低出口品價格一直是發達經濟體通脹水平處於低位的重要支撐之一然而勞動力與資源價格的重估，輔之新興市場匯率水平的上升意味著未來新興市場出口品的價格將會明顯上升從而使之變成一支全球特別是已開發國家的通脹力量。三是全球失衡的糾正意味著投資回報率、儲蓄一投資組合的配置行為、風險偏好水平都發生變化.從而影響全球資金流向。
政策含義
外部不平衡一直是中國巨觀政策制定的核心外部衝擊因素之一:2003年一2008年中國經常賬戶順差顯著擴張的5年中全球失衡對於中國的政策困境主要是外匯儲備的超常規積累所產生的貨幣政策獨立性的缺失以及貨幣與信貸的被動投放並由此間接引發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的明顯上漲、部分行業產能的過度擴張。2009年一2010年金融危機期間應對出口部門的急劇下滑引發的增長風險使得財政與貨幣政策超常規刺激經歷刺激政策的“紅利期”之後，中國當前面臨典型的“成本消化期”，並承受通貨膨脹風險。
基於此外部不平衡的糾正對於中國的巨觀決策含義即是避免政策的過度調整。從G20首爾峰會開始，如何矯正全球經濟失衡就成為一個共同關注的課題，目前G20委託IMF所設立的有關糾正外部不平衡的“參考性指南”和“數量化規則”旨在就國與國之間就若干經濟變數確定一攬子數量指標進而提出糾正措施。對於中國的政策制定而言這些指標意味著為削減中國的經常賬戶盈餘需要評估匯率升值、結構性調整以及提高社會保障支出、降低居民預防性儲蓄動機等多重政策工具的潛在效果，而且不同政策選擇對經濟成長、貨幣供應、國內信貸增長、外匯儲備也將產生不同影響。
(一)通過要素定價機制的市場化來減少產能過度擴張行業的企業盈餘是解決外部不平衡的關鍵
雖然國外一些研究指出中國經常賬戶的巨額順差主要來自於人民幣匯率低估，然而前述分析已經指出企業盈餘的異常擴張推動的儲蓄率上升和政府儲蓄的持續上升是中國貿易順差增加的突出特點而企業的出口盈餘的創造則主要來自於產能的過度擴張而非匯率低估所帶來的價格優勢。金融危機之前的五年時間裡中國出口部門產能擴張速度最快的是重工業部門其在GDP與出口中的比重大幅度上升。金融危機之前產能已經過剩或潛在過剩的主要行業是鋼鐵、水泥、電石、焦炭、機械和化工等行業，而這些過剩產能的出口不能使企業盈餘增加也使中國的儲蓄占GDP的比重大幅增加。從數據上看，中國出口順差增加最快的幾年也是中國重工業產值與出口增速最快的幾年。因此從這個角度講，中國外部不平衡的關鍵在於產能的過度供應.主要不是匯率低估問題也主要不是消費支出不足問題事實上中國居民的消費支出同比增幅一直穩步升，消費占GDP的比重之所以持續下降.是因為產能過剩部門的投資過快從而擠出了消費在GDP中的份額。
更進一步中國出口部門產能的過快擴張只是投資過度的一個結果根本上反映的是國內要素與資金價格的相對扭曲使大量資源集中於製造業出口部門。黃益平教授的一項研究表明勞動力價格、金融市場的資金價格(主要由利率管制、資本管制、信貸控制、匯率水平所影響)、土地價格、能源與環境成本所存在的相對扭曲是中國國際順差擴張的根本原因。定量上的分析發現，勞動力成本與資金價格扭曲是最主要的兩個貢獻因素在2008年，兩者的貢獻度分別達到34%和32%。
基於這種分析可以預計當前及未來一段時間中國解決外部不平衡的關鍵政策應該是，1.通過要素價格的逐步出現市場化定價，使勞動力成本與資源、環境成本真實反映到出口企業的生產成本中從而使企業盈餘向勞動等要素轉移。2.通過利率的逐步提高和信貸的平穩收緊來避免部分出口部門產能的進一步擴張。3.通過人民幣有效匯率的適度升值來抑制產能過剩部門的出口渠道.雖然本文強調匯率不是引起順差的本質原因，但匯率適度升值卻可以降低順差的擴張速度。整體上看經過金融危機期間的出口部門的大的“洗牌”調整特別是近期以來商業銀行對這類部門的信貸控制預計中國的產能過剩部門的擴張能力將逐步得到限制從而降低中國外部不平衡的程度。
如上所述，通過減少出口來糾正外部不平衡的核心政策工具是糾正國內的要素及資金價格扭曲，而通過人民幣實際匯率的升值則是擴大進口的推動因素特別是在中國的進口主要集中在資源產品和高技術產品等時，靈活地運用匯率工具的效果更明顯。從不同路徑來看，原則上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升值即可以通過名義匯率的升值來實現.也可以通過國內的通貨膨脹水平的提高來實現。
從中國當前的進口產口結構來看呈現高技術產品、機電產品以及礦產品”三足鼎立”的局面。從2005年以來機電產品、高技術產品以及礦產品的進口比例比較穩定地保持在50%,30%,20%左右。剔除掉2009年由於金融危機導致的進口下滑，機電產品2005年以來進口的複合增長率為11.2%，高技術產品的複合增長率為13.4，礦產品進口的複合增長率18.8%資源類產品進口相對增速更快一點。
更進一步從重要進口產品的子行業來看，進口商品結構反映了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方向，進口商品服務於產業結構的調整。生物技術、光電技術、材料技術、裝備製造業的超高速進口反映了最佳化我國進口商品結構促進資源在國內產業間的合理配置達到淘汰落後產能，強化比較優勢產業發展新興戰略產業的目的。這些高新技術以及高端裝備製造業的大最進口為國家推進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同時高新技術的大量進口可以獲得金屬進步的外溢效應更快地促進這些產業的發展。在進口資源類產品占據較大比重時漸進適度升值有利於降低進口的成本並抑制輸入型的通脹壓力。因此，總體上講，人民幣有效匯率的升值和進口的擴大不僅可以糾正中國的外部不平衡而且也可以促進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