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春楚文化

我國先秦時期的楚文化光輝燦爛、博大精深，是古代中華民族文化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楚文化是古中原文化與楚蠻（今江漢一帶）區域性土著文化相結合的產物，內容豐富多彩，基本要素是：青銅冶鑄工藝、紡織和刺繡工藝、老莊哲學、屈原的詩歌和莊子的散文、美術音樂舞蹈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壽春楚文化
• 時代：先秦時期
• 要素：青銅冶鑄工藝、紡織和刺繡工藝
• 所屬：中原文化

簡介

壽春楚文化是淮夷文化與楚文化互相影響、滲透、融合而形成的獨具一格的古文化。其繁榮鼎盛時期，是公元前241年至公元前223年，歷時19年。這時壽春是楚國最後一個都城，是楚後期政治、經濟、文化、軍事中心。這段時期，楚王室經歷國勢衰敗及其“逃跑主義”的動盪過程，貴族隨同動遷所攜物品一次比一次貴重、精細，最終形成一種聚積。從考古情況來看，壽縣是一座楚文化的“地下博物館”，其具有代表性的文物有楚大鼎、鄂君啟金節、郢爰等。楚文化以其底蘊深厚、遺存豐富、特色鮮明而名聞遐邇，影響後世。

楚文化

楚文化是中國古代楚人所創造的一種有自身特徵的文化遺存，具有一定的時間範圍、空間範圍、族屬範圍和文化特徵內涵，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楚原本為江漢間小國，與江淮地區的壽縣相隔千里。春秋以降，楚在南方崛起，北上中原，東進江淮，征戰於江漢與淮水之間，爭雄稱霸，一躍成為南方大國。從楚入江淮，至遷都壽春（命曰郢），到為秦所滅，楚在江淮經營達數百年之久。縱觀楚東進江淮的歷史，實際上也是楚文化東漸的過程，客觀的反映了先秦時期文化統一的大趨勢。楚東進不僅結束了江淮之間小國林立、諸侯割據的局面，促進了地區經濟發展，更重要的是推進了區域文化交流與融合，其先進的文化逐步滲透並影響至這一地區，最終融合當地的淮夷文化。這一方面反映了進步的文化揚棄落後文化的趨勢，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楚在更大範圍內也不可避免地吸收了當地文化的因素，形成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文化特點，從而拓寬和豐富了楚文化的內涵。尤其是戰國晚期秦將白起拔郢（公元前278年），迫使楚東遷淮陽，楚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相應東移。至戰國晚期後段，隨著楚考烈王遷都壽春（公元前241年），壽縣實際上已成為楚國東境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真正高度成熟的楚文化最終沉澱於壽縣。楚文化是我國古代一支極其燦爛的歷史文化，它同吳越文化和巴蜀文化一起，被譽為“盛開在長江流域的三朵上古區域之花”，對中國歷史文化產生過巨大影響。壽春楚文化是漢代文化的直接來源。壽春楚文化風格趨於中原文化體系，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自春秋中後期至戰國晚期，隨著壽縣地區歸屬楚地，其文化體系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即土著文化與中原文化相交融的文化風格，被典型的楚文化取而代之，稱之為淮夷文化的楚化，由兩湖地區楚文化在壽縣的發生髮展與淮夷文化相互影響、滲透、融合，形成獨具風格的壽春楚文化。

地域文化

壽春楚文化在意識形態方面對華夏文化的影響很大，尚東、尚赤、尚左、崇巫、念祖、愛國、忠君等觀念根深蒂固，對當今人們的思想道德建設仍有深遠的現實意義，壽春楚文化凝聚成的尚德務實、崇文重教、和諧包容、開拓創新等文化特徵，已提煉成“團結奮進、弘古創新”的壽縣精神。漢淮南王劉安欲求長生不老之術，率八公登臨北山造爐煉丹，發明美味佳肴豆腐。據五代謝綽《宋拾遺錄》載：“豆腐之術，三代前後未聞。此物至漢淮南王亦始傳其術於世。”明代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說：“豆腐之法，始於漢淮南王劉安”，壽縣理所當然成為中國豆腐的發祥地。壽地形勝，古為“江東之屏藩，中原之咽喉”，“有重險之固，得之者安”，故歷代為兵家必爭之地。東晉太元八年（前秦建元十九年，383年），東晉在淝水擊敗前秦符堅90萬大軍，創造了以少勝多的著名戰例，淝水之戰已列入美國西典軍校軍事教材。壽州窯為唐代名窯之一，當時在全國位居第六，陸羽《茶經》中將壽州窯生產的碗列於洪窯產品之上，稱“壽州窯瓷黃”，產品因淝淮交通之便遍及南北，在中國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壽春是中國眾多成語典故的發源地，“一人得道，雞犬升天”、“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投鞭斷流”、“圍棋賭墅”、“趙匡胤困南塘”等成語典故均出自這裡，膾炙人口，國人皆知，“時苗留犢”的典故早在唐代就被作為兒童啟蒙教育的典範。

楚郢都

壽春本是蔡國最後的都城下蔡。公元前447年楚人滅蔡，其地屬楚。《史記·春申君列傳》載觀津人朱英對春申君說：“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 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斗也。”在強秦的威逼下，不得不放棄陳城，再次遷都，東徙壽春，到公元前223年秦虜楚王負芻止，楚國在此建都近20年，史稱“壽郢”。根據出土文物分布狀況和現代高空遙感攝影分析，楚郢都當時規模宏大、氣勢壯觀，其面積超過紀南城、臨淄城、侯馬晉城、曲阜魯城、邯鄲趙城及鄭韓故城的規模，僅稍遜於燕下都遺址，“壽縣柏家台大型戰國宮殿遺址”被國家首批列為中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司馬遷在《史記·貨值列傳》中說：“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 楚懷王時，楚郢都已是商貿往來要津，《漢書·貨值列傳》稱：“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漢書·地理志》載：“壽春、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之輸，亦一都會也。”

安豐塘

春秋時楚國令尹孫叔敖率民眾修築的芍陂（今安豐塘），為世界第一人工大塘，與都江堰、鄭國渠、漳河渠並稱為我國古代四大工程，《通志》載：“孫叔敖相楚，嘗起芍陂徑百里，灌田萬頃”。中國歷史上這一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歷經2500年而不廢，至今仍在發揮著綜合效益，對研究中國古代水利工程建設和水利發展史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被譽為“中國活著的水利史”。

楚銅器

青銅器是中國古代文明的標誌之一，楚青銅器是楚文化的代表，在壽縣出土的“鄂君啟金節”、“大府銅牛”等青銅器均為楚王的鑄物。楚國青銅器的鑄造，不僅在數量上為列國之冠，而且在質量上也居於上乘，工藝精湛、美觀、耐腐蝕，入土兩千餘年而不毀，荀子贊曰：“刑范正，金錫美，工冶巧，火齊得,剖刑而莫邪已”。史學家張正明評價說：“雖則沒有細巧的紋飾和鏤空構件，但是操作嚴格，工藝精巧，而且形制不乏特色，如鼎足粗壯、鼎體雄偉等，猶存大國氣派。”1933年出土於壽縣李山孤堆的楚幽王墓，是在國內已發掘的楚墓中規模最大、年代與墓主人確切、出土文物最多的諸侯王墓葬，共出土文物4000餘件，其中青銅器1000餘件，重要的大件200件。墓中出土的文物大多流失於瑞典、台灣等地，小部分徵集的文物珍藏於安徽省博物館，最具代表性的楚大鼎為該館鎮館之寶，通高113厘米，重約400公斤，僅次於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后母戊鼎，是我國現存自周代以來最大的銅鼎。此鼎形體高大，巍然壯觀，造型奇特，紋飾精美，鑄造技藝精湛，刻銘書體勁秀，堪稱楚器中的精品，標誌著當時的青銅鑄造技藝已達到很高的科學水平，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為後世研究楚國君主葬制提供了珍貴的實物資料。

文學藝術

楚文字是楚文化發展的重要標誌之一，是在夏商文字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通過不斷創造、簡化和補充，逐步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對秦統一中國後實行文字規範化具有積極的意義。楚音樂在整箇中華民族古老文明史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無論是聲樂藝術還是器樂藝術，都有著輝煌的成就。以《老子》、《莊子》為代表的楚文學，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有著開源拓流的偉大貢獻和澤被千載的深遠影響。楚人的文學藝術匯入了統一的華夏民族文化，成為其後兩千多年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的來源和基石。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集體所著的《淮南子》，極力描繪宇宙萬物的形態，敘述往古的傳說，寫下了許多對宇宙和事物的認識，保存了很多中國古代哲學和科學知識，在天文、地理、物理、化學、民俗和文學等諸多領域都做出了重大、驚人的貢獻。《天文訓》、《萬畢術》中對“二十八宿”、“乾支紀年”、“二十四節氣”、“陽燧取火”、“豆腐之法”等方面的記載，對當今人們認識自然、了解自然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是一部“大旨本道德，而縱橫蔓延，多所旁涉”的“大百科全書”式的巨著，受到中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李白、王安石等許多著名詩人都曾在壽春大地上留下足跡和身影，寫出了大量吟誦壽春美景的詩賦詞聯。壽春自淮南王劉安後，文人代出，論著頗豐，其中影響較大者有南宋詩人呂本中，明代崑曲創始人張野塘，清末、民國時期的民間劇作家黃吉安、理論家高語罕等。壽縣屬有“懷詩壽字桐文章”之說，“壽字”被譽為鳳陽府“三絕”之一，書畫之風極盛，自明清以來，已湧現出近百名著名書畫金石家，在中國書畫金石藝術領域產生過重大影響。建國後，壽縣全面貫徹“雙百”方針，活躍學術研究，繁榮文藝創作，湧現出一批全國知名的作家、翻譯家、理論家、書畫家，如張鍥、金大漠、李逸生、朱海觀、梅岱、金克木、邵榮芬、司徒越等，他們在國家級報刊上發表了一些頗有影響的作品，有的還出版了多部專著。

文化建設

改革開放後，壽縣文化全面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取得豐碩成果，多項工作榮獲國家級大獎。1999年榮獲全國廣播電視先進縣（國家廣電總局），2005年榮獲全國文化先進縣（文化部），2007年榮獲全國文物工作先進縣（文化部、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工作先後榮獲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突出貢獻獎、全國文物系統先進集體等稱號，鮑廣喜同志榮獲“全國廣播電視村村通工作先進個人”稱號，李延孟同志榮獲“全國文藝院團體制改革突出貢獻個人”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