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考論

《墨子考論》是2002年巴蜀書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秦彥士。該書特別注意墨學對當代思想文化建設啟示意義的揭示。

基本介紹

• 書名：墨子考論
• 作者：秦彥土
• ISBN：7806594086
• 頁數：378頁
• 出版社：巴蜀書社
• 出版時間：2002年12月1日
• 裝幀：精裝
• 開本：32開
• 版次：第1版
• 叢書名：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學術叢書
• 條形碼：9787806594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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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云："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以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淄未去也。"墨子之天，代表最高的神意的存在，是超越於政權之上，人類仁慈本體的最終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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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清代後期，面對千年未遇的社會危機，敏銳的知識分子在震驚之餘重新發現了《墨子》，此後墨學在成為千年絕學之後再一次變成顯學，百年以來的研究成果遠遠超過了兩千多年的總和。中國墨子學會成立以後，尤其是幾屆國際墨學研討會召開之後，大陸與境外學者也開始了新的交流。然而在墨學研究繁榮的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問題之所在。尤其是《墨子》一書的難點問題，突破性的成果仍然不很多。

基於這種認識，作者選擇了《墨子》的《備城門》諸篇作為突破口，申報了全國高校古委會科研課題《{墨子)城守諸篇新注》，課題立項後便開始了艱苦的研究工作。本書的主要內容即為這一研究的前期成果。《秦漢筒帛與{墨子)城守諸篇》借鑑近年來竹簡帛書發掘研究的成果，對《備城門》諸篇作了新的考證，並糾正了孫詒讓等人的一些失誤。《墨家城防武器考》結合考古發現對《備城門》諸種防守器械作了新的考校。《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商榷》則利用這些成果對岑書之疑誤進行了辨正。《〈漢書·藝文志〉墨家考》等其他幾篇考證文章也大多圍繞一些墨學的文獻資料與學術爭議問題進行。

後一部分除了對《墨子》思想的研究之外，特別注意墨學對當代思想文化建設啟示意義的揭示，境外墨學研究的審視也是基於這一認識進行的。少數篇目曾經發表過，收入本書時作了一些修改。謹此說明。

作者簡介

秦彥士，四川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從事先秦兩漢文學及比較文化研究。

圖書目錄

前言

魯國時政與墨子棄儒立墨考

墨家後學行事著述考

秦漢簡帛與《墨子》城守諸篇考

《墨子》城防武器考

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商榷

《漢書·藝文志》墨家考

漢代經學與墨學關係考

《墨子》各篇著者時代考

民族思維方式變革的啟示錄

儒墨倫理觀的現代審視

墨子經濟觀的當代價值

墨家軍事學與和平主義

墨家教育思想及其現代價值

《墨子》與諸子議論散文的歷史演進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與墨子政治觀

境外墨學研究及其啟示

附錄

春秋後期至戰國時政與墨家大事表

墨家城防武器圖

台港日本墨學研究論著索引

引用參考書目

後記

文章節選

書摘

中國古代的軍事學著作向來是以研究進攻者居多，《孫子》《吳子》《尉繚子》等大多如此，而墨子由於主張非攻，故其研究軍事相應地便是以防守為主。不僅如此，在先秦時代，由於主動進攻者往往為國勢強盛的大國，而處於防守地位的常常是一些人少地狹的小國。在這種形勢之下，要想抵禦強敵的兇猛進攻，其難度之大可想而知。然而，墨家卻能以其道義和全民動員的力量，憑著他們的高科技防禦武器，在中國軍事史上創造出以弱勝強的奇蹟，這種不可思議的奇觀甚至引發了後人對墨子的神話。其實，堅不可摧的“墨守”並不神秘，考察《墨子·備城門》諸篇我們即可發現墨家守城術強大威力的秘密所在。

遺憾的是，具體深入地從事這一工作的人還不多，因此作者願進行一些初步的嘗試。本文即依據《墨子》文本，並結合當代考古發現的資料，對《備城門》諸篇的城守武器作一個大致的探索，希望能引起墨學界同仁的注意，更希望得到古代軍事學專家的指正。

墨家的正義防衛戰首先注重人心的背向，強調激勵守城者的鬥志，注意後勤保障，獎罰分明，而在具體的作戰方略上，墨家還有一套系統的縱深防禦措施以及地面、城上、地下相配合的立體城防體系，再憑藉墨家依靠自己的科學技術成果研製出的高科技武器，以及針對強敵進攻的不同方式進行的有效運用，這正是“三里之城”能夠抗擊“十萬之眾”的可靠保證。下面僅就一些主要設施及武器作一番簡要考證。

地面縱深防禦體系的第一道戰線：

城外堅壁清野，及外防禦設施。

“城之外…三十里之內，薪、蒸、木皆人內，狗、彘、豚、雞，食其肉，斂其骸以為醢，腹病者以起。”(《墨子·迎敵祠》，以下只注篇名)“薪蒸”，孫詒讓《墨子間詁》謂為細木，“木”原為“水”，孫校正，又謂“木”字前脫“材”，材木，大木。醢，肉醬，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引王閶運注謂“調以骨髓和面，可止泄利(痢)”。“除城場外，去池百步，牆垣，樹木大小俱壞伐除去之”(《號令》)，即離城池百步之內的牆垣樹木全部破壞與砍伐，以免被敵人利用。又“城之外，矢之所逮，壞其牆，無以為客(敵)圉(御)”(《迎敵祠》)。“疏束樹木，》足以為柴搏，毋前面。樹長丈七尺，一以為外面，以柴搏從(縱)橫施之，外面以強塗，毋令上漏，令其廣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為故。前面之長短，豫蚤(早)接之，令能任徐，足以為堞，善塗其外，令毋可燒拔也。”(《備城門》)疏束，集束。柴搏，柴禾捆束。毋前面，孫引《說文》謂“穿物持之”，即綑紮。“一以為外面”指大樹連貫植於外邊，裡面再堆塞積柴。強塗，以粘性強的土塗抹在柴捆上。這是說將堅壁清野時砍伐的樹木綑紮起來，縱橫交錯地堆放成高度與城牆相當的障礙，以阻止敵人前進。“諸外道可要塞以難寇，其甚害者為築三亭，亭三隅，織女之，令能相救”(《雜守》)。難，阻擋。甚害，道路要害處。織女之，孫引陳奐云：“織女三星成三角，故築防禦之亭，以象織女處隅之形。”此段是說在城外防守要道處修築成三角形狀排列的三座嘹望防守亭，以便互相支援。

第二道縱深防禦設施：

護城濠的利用及城門防守機關。

首先是城濠禦敵措施：“牆外水中為竹箭，箭尺，廣三步，箭下於水五寸，雜長短，前外廉三行。外外向，內亦內向。”(《雜守》)插竹箭之處寬一丈二尺。“前外廉”，指護城濠外近敵人方向，廉，孫引《禮記·鄉飲酒》鄭註：“側邊曰廉。”“三行”指竹箭分三行插列，外邊一行箭尖向外，內面一行向內，使敵人來往受阻。又《號令》亦言“立竹箭水中”。

其次是城濠與城門機關配合防禦措施：“去城門五步大塹之，高地丈五尺，下地至泉，三尺而止。施棧其中，上為發梁而機巧之。比傅薪土，使可道行，旁有溝壘，毋可逾越。而出佻(挑)且北(敗)，敵人遂入，引機發梁，敵人可禽(擒)。” (《備城門》)塹，護城濠，此指挖地為濠。棧，濠上小橋，連下文“傅薪土”，指橋面鋪上薪土，看似平坦通道以誘敵，棧之上設機械的發梁。“出挑且北”，謂守城者出城挑戰，並佯敗以誘敵追擊，然後發梁破敵。《太白陰經》：“轉關橋一梁：為橋樑，端著橫括，拔去括，橋轉關，人馬不得渡，皆傾水。”

第三道縱深防守：

城上重武器。

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又補錄《相里子》7篇、《鄧陵子》、《纏子》1卷。其引林寶《元和姓纂》曰：“昝繇(皋陶)之後為理氏，殷末理微，孫仲師遭難，去王姓里。至晉大夫里克為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氏攜少子季連逃居相城，因為相里氏。季連玄孫相里勤見《莊子》，《韓非子》云：‘相里子，古賢人也。著書七篇。’(《通志·氏族略》同)《莊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成玄英疏曰：‘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又引託名陶淵明的《群輔錄》所載“三墨”曰：“裘褐為衣，跂躍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之墨。”然所考有誤：晉惠公在位時間為公元前650—637年，即使晉大夫里克被滅在末年，其少子季連之玄孫生活時代至少也在公元前560年左右，其時孔子尚未降生，何以有墨子弟子相里勤在?此說顯誤。又託名陶淵明的《群輔錄》也絕非陶潛所為。蕭統最早編定《陶淵明集》，到北宋時宋庠重新刊定《陶潛集》，但各本卻已散失。今存最早版本為南宋本，但從南宋本到元本陶集皆無《群輔錄》。大約因為陶淵明寫過《桃花源記》

之類的帶傳奇色彩的作品，故後人以小說家言的《群輔錄》託名於他。殷孟倫先生《漢魏六朝百三家集題辭注·陶彭澤集》注曾引焦竑本《自序》稱：“靖節先生微哀雅抱，觸而成言。昭明太子手葺為編，序而傳之。歲久頗為後人所亂。其改篡者什居二三。……頃有人偶以宋刻見遺，無《聖賢》(即《聖賢群輔錄》)之目，篇次正與昭明舊本吻合。中與今本異者，不啻數十處。”

《拾補》錄《鄧陵子》未著篇目，引《元和姓纂》曰：“鄧陵氏，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鄧陵子著書見《韓非子》。《氏族略》引文亦同。”實則《韓非子》只言“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鄧陵氏之墨”，並未言鄧陵子著書。而另引陶淵明《群輔錄》已見上文辨誤。

《拾補》又著錄《纏子》一卷，此實與《董子》為一書。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列《董子》一篇，考謂：“《隋志》一卷，《論衡·福虛篇》：‘儒家之徒董無心，墨家之徒纏子，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右鬼，是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年(應為九十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近而秦繆晉文言之，夫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有誤亂之行，天賜之年，有德惠之操，天奪其命乎?’按：繆公之霸，不過晉文，晉文之謚，美於繆公，天不加晉文以命，獨賜繆公以年，是天報誤亂也。”《館閣書目》著《董子》一卷，言與學墨者纏子辯上同，兼愛，上賢，明鬼神非，纏子屈焉。唐代馬總《意林》亦有《纏子》一卷。稱纏子修墨氏之業以教於世。又《廣韻》：“纏”字註：“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孫志祖《讀書脞錄》曰：“《文選，文賦注》、陶淵明《雜詩》注、《答賓戲注》引《纏子》凡三條。而胡元瑞《經籍會通》云：‘《纏子》《漢志》不載，而《意林》引用二條。皆與董無心論難語。無心，戰國人，著書辟墨子，纏子蓋戰國墨之徒也。’又《廣韻》注云‘《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不知所據。”’今考《文選》所引，則纏子著書確然可信。《文選·陶淵明(雜詩)注》“遠我達世情”句注引“《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又班孟堅《答賓戲》“離婁眇目於毫兮”注引“《纏子》：董無心曰：‘離

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賦》“練世情之常憂，識前修之所淑”句注引“《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據此則纏子確有著書。又據《拾補》引“邵思《姓解》亦云：《漢書·藝文志》有《纏子》書，與《廣韻》同。而《漢志》實無此文。故孫氏曰不知所據。《日本書目》則明著《纏子》一卷，與《意林》所載合。則是書唐時尚存，且流傳外洋。”又考，《漢書·藝文志》儒家有“《董子》一篇”，並註：“名無心，難墨子。”“尋佚其佚文，蓋董子、纏子相詰難，儒墨二家各著為書，各尊其學。至明代而《纏子》亡，惟存《董子》。見陳第《世善堂書目》。”疑《漢書·藝文志》儒家《董子》後曾註：“省《纏子》，重。”後其文佚失。

《墨子》71篇，《漢書·藝文志》原註：“名翟，宋大夫，在孔子後。” 《漢志》未言墨子里籍，高誘注《呂氏春秋·慎大覽》則曰：“墨子名翟，魯人也。”至童書業以來，當代學者大多數皆從墨子魯人說。

廣泛的學術興趣和恢宏的精神眼界不僅使墨家學者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了拘謹的禮義道德對人的精神束縛。這不僅大大拓寬了人的認知範圍，在治學與思維方式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墨家不像儒家那樣主要以“聞知”、“說知”的認識作內省式的體悟，而且更注重“親知”。這種親知的對象不僅指社會政治實踐，更是指實際觀察、思考研究客觀自然。尤其是在後期墨家那裡，他們的思維方式已經不再是運用整體的模糊的內省思辨，而是使用了一種實驗的、分析的、邏輯的思維方式，這無疑是一種與現代科學相通的科學認知方式。

儒家的倫理道德不僅以思想上的形上體道替代了科學技能認知的形下器物，而且由於明人倫的目的是為了經世致用，這樣儒家倫理道德就必然與政治統治術融為一體，使之成為執政者“討心中賊”的一種工具(“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理，亦可以弗畔矣”)。本來對於“君臣之義”孔盂都曾有過不同的規範要求，然而由於以父子之道推衍出來的君臣之義具有一種先天性的等級差異，於是在坐實為臣之道的同時，規範在上者的道德要求便流於虛化。於是對那些“望之不似人君”的“斗筲之人”，甚至獨夫民賊便只剩下了兩種不是辦法的辦法：其一是“諍諫”(後世極端者“死諫’)，其二便只好隱藏：“天下有道則見(現)，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述而》)。孟子更激進一些，但最多也只能做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然而即使能

大義凜然如此，於“無道”的現實又有何用?更不用說後世的儒者連這種抗議的行動也遠遠做不出來了。這樣在偽道學家們手中，“禮義廉恥”便墮落為一塊遮羞布，大批封建官吏更成為

“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婦娼”的“狗稀之徒”!上行下效的結果不僅毒害了一般的士大夫，也使整箇中華民族的道德水準受到嚴重的負面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