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遇法，即把淵明在不同境遇中的不同表現作簡要勾勒，尋繹其人格側面的蛛絲馬跡。
淵明作古已久，現代心理學行之有效的交談法、投射法等不可能採用，因而，境遇法、自敘法、他敘法和行為分析法將成為本文的主要方法。所謂境遇法，即把淵明在不同境遇中的不同表現作簡要勾勒，尋繹其人格側面的蛛絲馬跡。所謂自敘法，即從淵明對自我行為、心境的敘述（如詩、文）中抓握信息予以分析。所謂他敘法，即從他人對淵明的記載、評價中提取材料作為旁證予以分析。這一切，又必須經由行為分析法和筆者的透視來串聯。因為說到底，人格作為個體物質模式和行為傾向的統一體，其內隱部分是通過外在行為、語言等來體現的。由於淵明的創作動機是“聊命故人書之”以“自娛”的，並未想藏之名山或流傳後世，其中所記載的個人行為和心理事件的真實性相當可信，所以，自敘法尤應提到顯要的地位。
本文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研究，所有的分析、結論都以確鑿的行為事實為基礎。
乙，境遇A：與上司交往中的人格呈現
境遇，本文所指，既包括境（環境），但主要指遇（人與人的關係）。因此，境遇，即淵明本人與不同人交往所形成的特殊場景、情境。
淵明一生分為仕、隱兩部分。仕任過州祭酒（？）、鎮軍、建威參軍和彭澤令，其餘半生隱於田園。在自敘中，淵明沒有半句提到上司，其厭惡上司、“不堪吏職”的程度，可謂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與上司的有關交往主要見於他敘，如顏延之《陶徵士誄》、沈約、李延壽、房玄齡《隱逸傳》和蕭統《本傳》等。他敘中，正面言及出仕期間與上司交往的只有一處，眾所周知，即，郡遣督郵至縣，淵明以“不為五斗米折腰”為由辭職。此外，便是在歸隱後與州郡長官王弘、檀道濟的接觸。
與王弘之交往可分離為如下三件小事。筆者提請讀者注意，在這種交往中，尤其要注意的是淵明的態度。（1）會面前，王弘先請，淵明不往。接著王弘親自登門，淵明稱疾不見。最後王弘只好由龐通之（主簿）穿針引線，具酒肉於廬山半道候邀，淵明才“共飲酌”。返州路上，他們一人乘華軒，另一人（淵明）乘籃輿，然而後者言笑自若，不覺欣慕，也未感低賤。（2）量鞋碼，淵明“伸腳令度”。（3）嘗九月九日無酒，適逢王弘派人送來，淵明“即便就酌”。據譜家考定，王弘在江州凡八、九年，但由上可見，雙方交往的次數寥若晨星，而且淵明純取守勢，不卑不亢。為什麼？估計有兩個原因：一是淵明極度厭惡以隱求名者。因為第一次婉拒王弘後，他曾對不理解自己行為的人說：“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閒，幸非潔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哉?”二是淵明時時刻刻都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與官場中人始終是陌路人。王弘曾邀淵明餞客，淵明雖參與了但內心卻獨白道：“逝止判殊路”。據逯欽立，逝：仕者，指被餞者和在座的其他人；止：隱者，指孤獨的自我。如上肺腑之言，應是考察淵明心理動機的最佳證據。
與檀道濟的交往只有一件事：由造訪，饋梁、肉，堅拒三個環節構成。淵明對檀的態度幡然迥異，沒有了對王弘的溫婉平和，相反以“何敢望賢，志不及也”等冷談的自嘲卻之於千里之外。王、檀身份相同，都是州郡長官，都在淵明窘困中紆尊降貴，來周濟他，為何淵明的態度判然有別？清人楊希閩解釋說：“檀公仕宋，陶已心非之，特臨州上官，不能明絕耳。又謂文明之世當仕，彌為乖謬，陶更不與辯，第曰志不及。迨遺梁肉，則麾之。”此說從淵明為東晉朝廷守節來立論，難以服人。據陶澍考訂，王弘兄弟都是宜都王（後宋帝）劉裕的忠誠參佐，有扶立之功，故顯貴，其作江州刺史，大半時間也是為宋服務。如果淵明矢志忠晉，尤應痛恨王弘而不是檀道濟。溫王而倨檀，必另有原因。
至此，不得不牽出淵明與顏延之的交往一併討論。據《沈傳》載，陶、顏交往有兩次：一是顏在潯陽任劉柳後軍功曹時，雙方初識，以致“情款”。按，款，誠也。二是顏任始安郡守路過潯陽時，雙方“日造飲”，臨別時，顏“留二萬錢”，陶卻悉送酒家（做酒資）。必須指出，顏雖非淵明直接上司，但入宋後歷任郡守、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封金紫光祿大夫，實屬政界之上層人物，因而宜列入境遇A討論。研讀淵明，筆者有一問題實縈繞於心，願求教大方之家：顏、陶交往，除《沈傳》外，並見《蕭傳》、《李傳》，《顏誄》自身亦津津樂道，但奇怪的是，淵明自敘卻無一字道及。為什麼？原因很可能是，淵明與顏延之雖虛與委蛇，但心中可能瞧不起。這個問題若以陶王、陶檀的交往為參照系，並從心理動力學角度予以說明，也許更有說服力。
清人顧易說：“王弘欽遲（按即敬仰）公（按即淵明），則饋之酒而受，延之情款公，則饋之錢而受；至道濟，則獨麾梁肉。觀道濟所云，全非知己矣。所以薑桂之性，到老愈辣也。然於梁肉則麾之，而對道濟之言則甚溫和沖粹。孔子云：危行言遜。藉非涵養深，詎易臻此境地哉？”此從淵明內在人格活動之微妙過程立論，獨闢蹊徑，甚確，但將王、顏都視作淵明知己，卻沒有證據，也沒有說服力。在筆者看來，是否可將淵明與王、檀、顏的關係以及心理活動做如下清理：（1）王以敬仰之心主動與淵明交往，其志誠，其態恭，其行謹，淵明知非同道但不願被看作狂傲，故淡淡相處。（2）檀也主動交往但實則居高臨下，是政府官員的“作秀”行為，依淵明真率之秉性，何能忍受這種霸王式的教訓，食嗟來之食？這恐怕是淵明厭惡道濟的主要原因。（3）顏、陶“情款”是顏為參軍時，兩人平等謙讓，交往自由和諧，惺惺相惜（淵明也做過參軍），自然話多。後來相遇，雙方只是飲酒，沈、蕭、李、房等數傳均無“情款”之記載。是否酒席之間顏有自得之色，或言語不諧，不得而知。如果是這樣，在淵明看來，顏贈金錢與王送酒米本質上並無區別，對前者既可隨意“就酌”，對後者也就無妨“悉送酒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