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定義,三農問題,政策制度,高層聲音,農業調整,城鄉結合,經濟意義,
簡介
解決和突破這一矛盾的根本出路應是在發展農村經濟的基礎上走農村城市化道路，實現城鄉良性互動，逐步減少農村人口，轉移農村剩餘勞動力，增加城鎮人口，轉變生產增長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最佳化第一產業結構，促進第二、三產業的發展，從而提高農村整體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所以，城市化是解決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矛盾的根本出路。
農村經濟建設和其他方面的建設是相輔相成的，根本途徑在於發展經濟，同時，基礎設施需要進一步完善，此外，居民的觀念亟待更新。
定義
在開發中國家由傳統農業經濟向現代工業經濟過渡的歷史進程中，必然出現農村相對落後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與城市不斷進步的現代生產、生活方式之間的不對稱的組織形式和社會存在形式，即所謂“城鄉二元結構”。
三農問題
歷史經驗表明，凡是一個問題不是一地一縣存在，而是普遍存在，不是一時存在，而是長期存在，且久而不決，一定不是簡單問題，是體制性、結構性問題。這類問題靠改進工作、加強領導是解決不了的，必須通過改革體制，調整結構才能解決。
“三農”問題之所以難解決，是我國農村從土改以後就按照計畫經濟體制的要求，把農民組織到高級農業合作社、人民公社的體系里，逐步形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體制的結果。這種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是為計畫經濟服務的，限制、束縛了農業、農村、農民的發展。改革開放以後，中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過三十多年的努力，在城市、在二、三產業方面已經破除了計畫經濟體制的束縛，已經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但因為各種原因，城鄉分治的戶籍制度和集體所有的土地制度等重要體制還沒有改革，所以在農村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還繼續在進行著，這就是我國三農問題久解不決的根本原因。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加快完善城鄉一體化體制機制，促進城鄉生產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在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這應是題中之意。城鄉的體制機制理應是一體的，城鄉要素理應平等(等價)交換，公共資源理應在城鄉均衡配置。十八大所以要強調這幾條，就因為現在的體制機制還不一體，要素交換還不平等，資源配置還不均衡，這就是還存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因此，要實現城鄉發展一體化，就一定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的體制，這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
（一）首先要從中國經濟發展的戰略高度去認識改革和完善那些導致其產生並存在的有關制度措施；並建立和完善相關制度供給機制，進行制度創新。
（1）徹底取消現有的一切導致二元社會結構產生的各項規章制度，如戶籍制度、勞動就業制度、分割的教育體系、醫療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這樣在清除了這些人為地導致二元社會結構存在的障礙，就為城鄉社會結構的一體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從制度上改變工農產品定價的“剪刀差”傾向，加大財政支農、金融支農的力度，擴大國家和各級財政對農村的諸如水利、道路、信息工程等基礎設施建設的投入，強化農村有形市場的建設，並將之納人國家統一大市場之中，支持農村各種要素市場發育、建設和發展，尤其是要加強資金、技術、人才等農村發展所緊缺的生產要素市場的快速發展，以儘快將農村的要素和產品市場都納人國家統一的大市場之中。
（3）要充分發揮地方政府在農業剩餘的轉移載體作用。在西方二元理論中，它沒有考慮農業剩餘轉移到現代部門的機制。這對於同時包含著制度變遷的中國經濟的結構轉變來說，顯然是不能充分地成立的。市場機制本身處於不斷的完善之中也是一個基本的前提。因此，農業剩餘在中國不僅要靠市場，還要依靠其他的一些手段分配和再分配，轉移到現代部門。其中，政府特別是地方政府對農業剩餘的轉移起到重要的影響。
（4）創建適應農村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土地流轉制度，從制度上為農村的規模經營和產業化經營奠定基礎。現行的農村土地制度，既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約束之一，也是農地拋荒、農業勞動生產率不高的原因之一，其改革勢在必行。
（5）農村稅費改革必須標本兼治，堅決貫徹執行並從制度上保證，進一步鞏固農村稅費改革成果，進一步減輕農民負擔，完善相關配套改革。一是要精簡機構，裁減超編人員，壓縮經費，從根本上控制“經費需求”。同時要規範政府行為，做到權力與部門利益徹底分離。二是要完善農村公共物品供給機制。否則，我們推廣實行的農村稅費改革最終也難以走出“黃宗羲定律”下。
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的農產品產量、質量，農村非農產業等對農民增收均構成了制約，因此，要著手進行以下六個方面的農業結構調整，切實促進農民增收。一要調整農產品供給結構，實現農產品由低質多量到高質適量的轉化；二要調整農產品區域種植結構，實現農產品區域種植從無分工到有分工的轉化；三要調整農業種植業結構，使農業的產前、產中、產後等各環節中從種植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行業；四要調整初級產品和加工產品比例結構，改變農業初級產品占多數、占主導的局面，實現農業初級產品到加工產品的的飛躍，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五要調整農產品市場結構，實現農民不參與流通、農商分離、由政府主導農產品流通到向由農民自己主導並參與市場流通的轉化；並積極進行組織創新，創建新型的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和中介組織，推動農村市場體系建設和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減少市場風險，構建連線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橋樑和中介，保護農民的利益。六要調整農村第一產業與第二、三產業比例結構以及第二產業內部比例結構，改變農產品加工、運銷等落後的局面，通過內涵和外延性的結構擴張，使農業形成結構層次多樣，具有一定規模特點的現代農業結構。進而，通過產業擴張，也帶動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調整，使農民從有限的土地上，從單純的生產環節中分離出去。
（三）積極轉變思想觀念，大力培育農民的現代意識，從意識形態上消除二元結構，幫助農民完成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
“教育是一個人獲得現代性的最重要的決定因素。”⑾通過教育灌輸社會要求，提高個人認知水平，使農民認識、理解和掌握社會的規範，並內化為個人意識，這是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最直接的途徑。要消除意識形態的二元結構，教育重點應放在下面幾方面：
（1）加強農村基礎教育，培育求知意識。學校教育是形成現代性的主要力量。教育與人的意識水平密切相關，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比較能夠接受新的東西，包括新的觀念、新的行為模式。愚昧從來都是與保守、惰性聯繫在一起的，而知識常與進取、求變的心理相互促動。
（2）加強WTO知識教育，培育開放意識、競爭意識和規則意識。作為一個國際經貿組織，WTO本身就是一個規則體系，它的權威就是通過一系列的規則體現出來的，它的宗旨、原則、規則無不貫穿著開放競爭的觀念，但作為WTO的新成員，中國大多數人對WTO都比較陌生，文化素質相對低下的農民更是如此。因此，在農民中進行WTO知識的宣傳教育，也就成了培育農民現代意識的重要途徑。通過教育幫助中國農民了解WTO對中國的要求，幫助農民正確分析形勢，正視自己的優劣，揚長避短，沉著應對，樹立開放、競爭、規則意識，消除城鄉意識二元結構，積極參與市場的競爭，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
（3）加強市場經濟知識的教育，培育市場意識。農民的市場意識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農民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的了解程度和參與能力，特別是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封閉性與大市場開放性的矛盾，常使沒有市場意識的農民在市場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讓他們了解市場經濟對農民的要求，從而培育農民的市場意識。
（四）城市化是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科學合理的推進城市化進程，是我國消除城鄉二元結構、促進城鄉協調發展的基本途徑。
我國承受著數量越來越多而素質較低的農村剩餘勞動力的巨大壓力，而城市吸納能力有限，因此，必須重新審定我國城市化的發展方針與發展道路。我們認為，我國城市化模式應採取城鄉結合、上下結合、大中小結合的多途徑綜合模式。
政策制度
要消除城鄉差別，糾正城鄉失衡，不僅要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決制度不公和失當的問題，也要進行制度創新，解決制度無力和失效問題。只有公正而有效的制度才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根本性的保障。從目前來看，最首要的任務就是必須消除城鄉之間在居住、就業、社保、教育、醫療、稅收、財政和金融等等方面不公平和二元化的政策和制度，實現政策的統一和制度的公平。必須進一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完善流動人口管理，引導農村富餘勞動力平穩有序轉移；逐步統一城鄉勞動力市場，加強引導和管理，形成城鄉勞動者平等就業的制度；加快城鎮化進程，在城市有穩定職業和住所的農業人口，可按當地規定在就業地或居住地登記戶籍，並依法享有當地居民應有的權利，承擔應盡的義務；推行城鄉一體化的社會保障制度，加快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設；實施稅收制度改革，取消一切不應由農民負擔的各種稅費。在取消農業特產稅的基礎上取消農牧業稅；改進個人所得稅，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創造條件逐步實現城鄉稅制統一，農民與城市居民一樣只依法繳納個人所得稅，不再負擔其他任何稅費；實施城鎮建設稅費改革，條件具備時對不動產開徵統一規範的物業稅，相應取消有關收費；改革農地徵用制度，完善征地程式，嚴格界定公益性和經營性建設用地，及時給予農民合理補償；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和健全公共財政體制，實現城鄉公共財政投入的公平分配。通過改革，消除造成城鄉隔離、阻礙城鄉融合的制度性障礙，實現城鄉之間資金、技術、物資、人才、信息、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更大程度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的形成奠定基礎。必須致力於政策調整和制度創新，加大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支持和保護的力度，實現社會的公正。當前尤其應增加各級財政對農業和農村的投入，特別是增加國家對農村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事業支出，要實現城鄉協調發展，就必須振興農村，對農民“少取、多予”。
制度建設不僅要有助於實現城鄉經濟上的融合，也要求實現和保障農民政治上的平等。只有建立在平等的公民權的基礎之上的政策和制度才具有合法性的基礎，也只有公正的具有合法性的制度才可能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可靠和持久的保障。
高層聲音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25日在全國資源型城市與獨立工礦區可持續發展及棚戶區改造工作座談會上強調，要加快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推動獨立工礦區轉型，加大棚戶區改造力度，“三位一體”推進，著力破解城市內部二元結構難題，帶動內需擴大和就業增加，走可持續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李克強指出，加大棚戶區改造力度，是推進資源型城市及工礦區轉型發展的重要抓手，也是解決城市“二元結構”矛盾的切入點。當前，收入分配是社會關注焦點，城鄉差距問題既普遍又突出，而城市二元結構中的高低收入差距往往更大，繁華的城市中心區與簡陋的棚戶區、工礦區並存，形成了明顯反差，資源枯竭城市困難民眾更多。
他說，要把資源型城市轉型和棚戶區改造作為推進新型城鎮化的重要任務。城鎮化是中國發展的一個大戰略，城鎮化不是簡單的城市人口比例增加和面積擴張，而是要在產業支撐、人居環境、社會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實現由“鄉”到“城”的轉變。
他指出，要突出加大棚戶區改造力度，集中力量一場一場打“殲滅戰”，由“大片”至“小片”，逐步完成城市和工礦棚戶區的改造任務。將獨立工礦區納入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政策支持範圍，因地制宜，宜改則改，宜搬則搬。資源型城市轉型，要以企業為主體，既瞄準資源深加工，又注重發展非資源產業，關鍵是能帶動更多就業。對於近些年在資源富集地區發展形成的新興工業區，既要支持，也要引導，防止產生新的封閉棚戶區和趨於剛性的城市二元結構。
農業調整
為解決我國農業發展新階段出現的新問題，即現有的供給結構不能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客觀上要求必須對農業結構進行戰略性調整，要全面提升農產品品質、最佳化區域和城鄉結構，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不僅要解決當前農產品賣難和農民增收難的問題，而且要立足於農業的長遠發展。與食品消費結構多元化、高級化趨勢相適應，我國農業產業結構也必須由以種糧為主和以種植業為主的傳統農業產業結構，向多元化、高級化的現代農業產業結構轉變。農業產業化，通過一體化的利益機制，把貿工農連為一體，可以形成“龍頭”在城鎮、“龍身”在農村的“龍形”經濟，這無疑又有利於促進城市化的發展。要使農民收入繼續有較快的增長，必須加快農村剩餘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打破傳統的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擴大農產品市場容量及農業經營規模，拓展農業發展空間，增加農民收入。應逐步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城鄉居民在教育、醫療等方面的機會平等。
城鄉二元對比係數
城鄉二元對比係數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一個重要途徑是繁榮農村經濟。要架起農戶和市場之間的橋樑，提高農產品質量，增強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也帶來了千家萬戶的農民如何和大市場連線的問題。農業產業化經營將農產品生產、加工和銷售連線起來，因而是將農民和市場連線起來的有效途徑。加入世貿組織後，我國農民面對的是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我國果品、蔬菜等園藝產品和畜產品在價格上是有競爭優勢的，但在出口上也遇到了衛生檢疫等綠色壁壘。提高農產品質量是我國農產品走向國際市場的前提。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必須加快我國城鎮化進程。小城鎮和大中小城市是一個體系，必須協調發展，並要促進小城鎮和鄉鎮企業的結合，加快小城鎮第三產業的發展。
在具體的實現路徑上，在微觀層面上要通過農民市民化、農業工業化、農村城市（鎮）化這“三化”來完成城鄉生產方式一體化、生活方式一體化、市場體系一體化，“三化”中農民市民化是根本；在巨觀層面上，要通過國家逐步改變對城鄉的二元巨觀政策，實現城鄉平等的一體化巨觀管理。只有這樣，才能使市場經濟體制的“組成要件”走向城鄉一體化，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才能最終建立和完善。
城鄉結合
所謂“城鄉結合”，即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過程，既不能僅僅是職業非農化的鄉村就地轉移，也不可能是全部依賴城市來吸收的異地轉移，而應從城鄉兩方面共同努力，把“離土不離鄉”與“離土又離鄉”結合起來，在條件成熟時，將“離土不離鄉”的人口轉化為“離土又離鄉”、“進廠又進城”。“上下結合”是城市建設投資和發展動力上，把自上而下的國家投資與自下而上的地方投資、集體投資、外資和個人投資等結合起來。“大中小結合”是指在城市規模等級上，要發揮各級城市對產業和人口的集聚作用，不能把發展大中城市和發展小城鎮對立起來。
城市化的基本動力和作用機制是市場化機制，既通過市場的引導，通過產業的積聚和擴散功能來實現。在上述各項制度改革的基礎上，各級政府要進行科學規劃和加強引導，把城市化的立足點在於國民經濟結構和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農村剩餘勞動力的有效轉移。
（五）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政府管理面臨著挑戰，轉變管理模式成為城市化能否得以順利推進的關鍵。在推進城市化進程中，要建立和完善政府對城市化進程的管理模式
在大力推進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農民遷徙而來的“城市人”行為的二元性，也是現階段城市本身的二元性，它使城市事務具有工業社會和農業社會的混合特徵。社會出現分化，新的矛盾和衝突隨之產生。面對城市化進程中政府事務的新內容和新特點，既不能簡單沿用農業社會的傳統管理手段，也不能搬用以現代城市為特徵的工業社會管理模式。
為適應城市化進程中社會關係的新格局，有序推進城市化建設，政府需要探索一種適合轉型期特點的管理模式，不僅需要行之有效的適合城市化時期的“科學管理”模式，轉變政府行政職能，調整行政決策、管理方式及各項規章制度；同時，需要形成非科學的“倫理管理”模式，即以倫理關係為基礎，注重對“非正式組織”的管理，用倫理的價值管理手段協調城市化過程中的特殊事務，進而形成“科學管理”和非科學的“倫理管理”的二元模式。
一方面，城市化是傳統與現代的紐帶，在這個過程中，首先必須用科學管理模式解決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二元衝突。另一方面，城市化是逐步從傳統向現代的轉換，城市事務中大量的問題是與農業社會共生的問題，對此，政府管理存在著“控制盲區”。因此，有必要用非科學的倫理管理模式協調和處理“非正式組織”中的矛盾，理順轉型期城市內部的利益結構和關係。
經濟意義
（1）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提高農民收入的根本性措施；（2）只有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才能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今後，只有根據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進行統籌，才能明確財政體制和投融資體制的改革方向，使較多的資金投向農村教育、衛生、生態環境保護等領域，使城鄉居民的教育和醫療保健條件更為平等，經濟社會發展的基礎更為牢固。（3）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有利於人民物質文化生活的不斷改善，有利於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有利於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發展，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全面進步。（4）城鄉分割消除後，生產要素的流動順暢了，這同樣有利於城鄉企業的資產重組，從而可以按照可持續發展的要求來關閉、合併對環境造成嚴重污染的企業。（5）建立有利於逐步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體制，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任務之一。只有統籌城鄉經濟發展，改變二元經濟結構，才能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