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城管小販
- 外文名：Chengguan vendor
- 人物：天津男孩趙義
- 屬性：大家都是為了生活才幹這個
- 時間：2010年3月
小販介紹,事件,
小販介紹
“大家都是為了生活才幹這個，4點就出攤，我可以拍照讓執法隊員來趕他，也可以選擇別的方式”
在進入數位化城管系統之前，畢業於天津大學電氣自動化專業的趙義做過4個月保險，還跟著親戚在蕪湖做了8個月銷售。
一次偶然的機會，他捧上了媽媽嘴裡的“鐵飯碗”，進入了天津市某環境建設有限公司———這是一家國有獨資企業，在天津市早年進行的事業單位體制改革中承接了以前市環衛局、園林局的部分基層工作。趙義雖是企業編制，但是工作穩定，旱澇保收。
趙義那批招了30人，都是應往兩屆大學生。在一年的實習期里，多數人直接到掃道班打掃馬路，趙義先後在業務部、公廁保衛隊工作，大家都不知道未來會否有固定的崗位，但“能少問就少問，不想乾就走人，後面大把的人等著排隊進來，別犯錯”。
2010年3月，趙義和9個同事得到“幸運”的機會，借調到天津市市容和園林管理委員會進行實習崗位輪換，參與數位化城市管理中心考評工作。
每月前20天，趙義負責處理公眾投訴，之後花三天時間跟著數位化中心同事進行六區巡查，兩輛車，一輛負責三個區，看市民通過電話、網站和電台反映的問題有沒有解決，當時天津市正在試行市區兩級統一的數位化城管平台系統，全市環衛、園林和綜合執法的信息收集、處理和反饋情況都被劃入系統內。
2010年8月，又一個機會出現，結束在市容委借調的趙義轉借到紅橋區市容園林委數位化管理中心考核辦，新的崗位是信息採集員，處於天津市城管系統平台的最末端，直接接觸城市管理中的各種違法違章現象和城市頑疾。一台巴掌大的“城管通”是趙義們的武器，拍哪些信息，孤軍在外巡邏的信息員有權選擇，每天任務10條。
“問題太多了，任務很好完成”，長期占道經營的“馬路餐桌”、不合規格的廣告牌……趙義拍起來絕不手軟，“城市管理本身就和這些違規者有矛盾”，但他都是在遠處偷拍，除了手中這台可以即時上傳照片和信息說明的“城管通”，他沒有任何證件，甚至連制服都沒有。
趙義負責巡查拍攝的路面有32條，面積在23萬多平方米，“要分成東西兩片，一天能跑一片”，這片區域地處紅橋區偏遠位置，馬路上多是附近居民為了餬口賺錢擺的小攤，賣早點，賣水果，趙義幾乎從不將鏡頭對準這些人。
不僅不避諱身份，趙義還偶爾和他們拉拉家常，“賣早點小販一般年紀大，有孩子要讀書”，他手下留情的想法是“大家都是為了生活才幹這個，4點就出攤，我去檢查發現他沒賣完，可以拍照讓執法隊員來趕他，也可以選擇別的方式”。
“到時間不能占道經營了，到小巷裡賣吧”，在洪湖路上賣水果的小販覺得趙義說話挺客氣，“這個小伙子仁義、講人情，理解小販難處”。有時，趙義也會幫他們收收攤。
事件
站在小販堆里看城管動手
“其他小販和我不同，擺攤就是他們的活路，城管斷了人家生路，小販當然急眼”
雙重身份繫於一身，趙義經歷著城管和小販“貓捉老鼠”式的生存遊戲，他對二者的身份理解也漸漸複雜起來。
位於天津市紅橋區的五愛道，夾在丁字沽一號路和二號路中間，靠近一號路的半邊，是流動小販的天下，而靠近二號路的600多米，則被劃成塊塊合法限時經營的攤位，每個月向市場管理者交納數百元不等的租金，就不必因為城管擔驚受怕。
剛練攤的前三個月，趙義混在流動攤販的半邊馬路，經常看到城管和小販發生口角甚至肢體衝突，一旦馬路邊聚了一小團人，趙義就知道“有事發生”。
“一個胳膊上都是花紋的壯漢先罵了城管髒話，城管隊員抬腿就踹了小販一腳，雙方都動手了，扭打到一起，周圍有人勸架”，扔下鞋攤站在外圍看的趙義並不開口，但心裡認定了小販有錯，“人家來管也是工作，避讓一下或者求求他估計就不會衝突。”
趙義最早了解小販和城管的衝突，始於自家的餐桌。十餘年前，趙義父親趙國強買斷工齡下海謀生，可惜總是撲騰不起大浪。冬天賣菜夏天賣西瓜，兜兜轉轉地和小區附近的巡邏城管“躲貓貓”。
一個夏天的餐桌上，趙義聽說父親和城管動刀了。正在推車賣西瓜的父親意外地正面遭遇城管檢查，“城管讓他收攤，身材太胖的他有點慢，城管以為他不想收，張口罵了粗口”。
趙義分析父親當時的心理是覺得沒面子，在家門口被20多歲的小城管罵了，以後怎么混？不得不操起西瓜刀。
53歲的趙國強身形壯碩，禿頭，外表嚇人又少言寡語，他笑著回憶，“那是嚇唬城管呢，哪能真動刀，要給人看病”。
趙義從父親的想法中琢磨出“越是文化層次低的人，他的承受底線也低”的道理，“小販就是這樣，越是沒錢沒文化，越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尊嚴“。
“往往執法隊員一開口就觸碰了小販的尊嚴，讓他覺得面子受傷，衝突就很容易發生”，趙義覺得，確實有很多執法隊員素質不高，還有一些執法隊的領導自認高人一等，手下的城管隊員更是無法無天不把小販當人。
在他看來，“城管和小販可以是魚和水的關係，大多時候是可以和諧共存的，很多實質的流血衝突，發生在市聯檢時，雙方都被逼得沒有退路”。
白天檢查違章情況處理時，趙義早到一會就會碰見綜合執法人員，晚上擺攤也能見到他們，平時城管隊員執勤並不收東西，只有在領導帶隊的市級聯合檢查的時候，才會“來勢洶洶”。
“其他小販和我不同，擺攤就是他們的活路，城管斷了人家生路，小販當然急眼。領導在後面盯著，城管也不能手軟，語言上硬碰硬，然後就是肢體衝突了”。
為了避免這種衝突，趙義在流動攤販中待了三個月，就匆匆轉戰五愛道限時合法經營的半邊馬路，以每月850元，租下一處不足兩米寬的地方，“這也是顧忌到我自己白天的身份，不得不這樣做”。
每天白天上班，中午一下班，趙義就騎上“老頭樂”，一輛供老年人騎的二手小型電動車，一路突突直奔大胡同市場上貨。前晚賣掉的鞋要補上，新的款式也要拿幾雙，一個小時後再突突騎回單位休息。
晚上，趙義坐在擺滿鞋的攤檔後面，招徠，討價還價，包裝，收錢，找零，最多的時候，一晚上能賣40雙鞋，淡季也能賣10幾雙。隔壁攤的偶爾湊過來聊天，她只知道趙義在市容委工作，並不知道趙義也屬於她口中“可惡的城管”的最末一環。
臨近收攤的時間，趙義撿拾起擺放的鞋，連同擺鞋的床架子、椅子，都一股腦塞進一個裝了軲轆的鐵皮箱。幫著照看旁邊拖鞋攤的趙國強過來低聲詢問，“明天市里會不會來檢查？”趙義搖頭說不確定，“7月20日虛晃一槍後，再就沒聽到訊息了”。趙父則謹慎地讓兒子把鐵皮箱拖到遠處的集中存放處，免得被檢查到亂停放罰錢。
拉起鎖好的鐵皮箱，趙義穿行在沒收完的小攤中間，小心避讓著，控制著車體的方向，從後面看他像拖著一個大大的殼，“白天工作做久了人就廢了，晚上我又活過來了”，白天做城管，晚上當小販，他很享受這種狀態。
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打破了他努力維護的雙重角色的平衡。
被換崗
“雖然我不認為自己有錯，可能大家都覺得這個雙重身份太敏感了”
6月16日，天津市市容園林委公務員張龍生在《南方周末》上第一次將趙義推上前台，講述了化名為小趙的他“小販城管”的身份。
“都說城管和攤販是貓與鼠，形同天敵。那么，小趙為何能將這兩個角色和諧地演繹於一身呢？”張龍生用天津市中心城區去年對攤販經營實行分類管理作答，小趙擺攤的五愛道屬於限時經營道路。
這一小塊文字引起齊魯晚報記者的注意，7月初，他們找到趙義，並進行了採訪。這篇報導在網上引起熱議，因為文章使用了化名“胡津”，外地和本地媒體展開了新一輪的尋找。
7月11日，在外拍照的趙義被領導的電話召回，他心裡清楚是那篇報導“惹禍了”，當天他答應領導不再對這件事發言。
在新浪微博上，一條帶有趙義背影的“津城熱點小販城管”也開始流傳。看到網友評論多質疑自己以權謀私，“有幕後的小販就是不一樣”、“跟自己無間道”，趙義心裡一驚，“完了，這份工作估計幹不了了”。
7月16日，天津人家的晚飯時間，王先生從都市頻道新聞中看到了一個熟悉的背影，尋找“城管小販”，雖然官方回應說查無此人，但他還是趕緊抓起電話：“姐，你看電視上在找的城管小販，是不是你家趙義啊”。
此時趙義在五愛道開攤不久，電話嘟嘟響起來，母親張嘴就問怎么回事，她確定穿紫衣服微胖的身影就是自己兒子，她的朋友也有人認出來了。
曾心存僥倖的趙義知道本地媒體跟進了，最要命的是，記者找到了區容委下級單位城市綜合管理執法局，一個和自己無關的單位，辦公室主任言之鑿鑿，“沒有這個人”。
趙義事後在網上找到那段新聞，發現記者的鏡頭掃過了自己的攤位，不過，沒有開攤的五愛道與丁字沽二號路交界處，地上只有四條白色線條圈起一個模糊的數字200。
如果記者再耐心一點，半小時後趙義就會從一條街之外拉過來鐵皮箱，在不足兩米的200號攤位上擺開架勢，“問名字找不到，但看腰包，就能發現我”，迷彩腰包白天裝“城管通”，晚上就裝滿找零的散錢。
不過，趙義並不希望被找到，他的麻煩已經夠多了。
多家媒體陸續到訪，“干擾了我們單位的正常工作”，趙義說，7月18日，自己知道將會離開。他的事情被作為“反面典型”在同事中傳開，沒有人再願意對記者開口，談論趙義，或者他們的工資。
7月19日，趙義回到自己簽約的環境建設有限公司上班，領導讓他到掃道隊，前幾天在乾一些雜活，開車、列印檔案。調動之後月薪少了300元左右，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天去掃馬路，“不過我能接受任何結果，雖然我不認為自己有錯，可能大家都覺得這個雙重身份太敏感了”。
開“分攤”
“因為擺攤賣鞋而耽誤了現在的工作，在別人眼裡，我就是個傻子，是個瘋子……”
但這個變動，他不敢告訴父母。
“你兒子這么好的工作，千萬別因為這件事受到影響”，趙義感覺到周圍人用一種看神經病一樣的眼光告誡他的母親。
在他的小攤旁邊，兩個男人坐著和他父親聊天，50多歲的下崗老技術工人說，“我要是有這么好的工作，可沒臉出來擺攤”，70多歲的賣江米條的老漢顯得氣憤，“有工作還擺攤，就是浪費資源”。
害怕兒子的本職工作受影響，還蒙在鼓裡的父母近乎執拗地牴觸他想在小販道路上前行的腳步。
7月22日晚上11時30分，趙家父子收攤回家，趙義在有些沉悶的飯桌上提到了“想再開個攤”，母親當時就“急了”。
“好好上班得了，我寧可花幾萬塊給你整個事業編，也不會給你開小攤，當小販能有什麼前途？”母親的目光在碰到兒子想解釋的嘴唇時，語氣迅速變得嚴厲，一連串的“幼稚、單純、不懂事”，讓趙義不敢回嘴了，“人身攻擊往後，就會變成肢體衝突”，他已經習慣了這些。
“你爸爸當那么多年小販也沒富，現在還不如我，有2000多元退休金”，母親哭訴，接著是父親勸告，“就聽你媽的吧，好好上班，你要是用錢我去打工”，趙義看出幫自己擺攤的父親也是“不完全支持”。
私下裡，趙父誇獎兒子膽子大，但也對小販的前途嗤之以鼻，他在小販行列中撲騰十多年，老兩口的人生經驗封死了對小販發財的構想。
殊不知，“正是看到我媽媽幹了一輩子，工資最高才爬到3000多元，才覺得沒前途”，趙母從20歲開始掃馬路，幹了30年，是掃道班工人里的“高級技工”，去年才退休，可家裡的房貸還要5年還完，每月開支捉襟見肘。
不再說話的趙義放下飯碗回屋。他開始試著用手機給父母打出一封信，數落自己的“罪過”。
“媽媽您一直希望我在區里好好工作，等有機會幫我轉成事業編，恕兒子不孝，由於上次報導以後，我已經被調回掃道隊了。由於怕您擔心，沒敢和您說。沒能踏實工作而辜負了您的期望，此為第一宗罪”。
“您二老一直希望我早點成家，生個大胖孫子，恕兒子不孝，我現在只想事業為重，結婚生子的事，兒子只能一切隨緣，由於成家的問題整天讓二老為我著急，此為第二宗罪。”
還沒有談過戀愛趙義說，誰不嚮往愛情，可是想找個能和自己白手起家的女孩，太難了。
“其實只有每天賣鞋的時候才能感覺到自己是活著的，可能就像您所說的，因為擺攤賣鞋而耽誤了現在的工作，在別人眼裡，我就是個傻子，是個瘋子，我為了我的人生理想去奮鬥，就算結局以失敗告終，我永不後悔，永不放棄，請爸爸媽媽為了允許我為了理想再年少輕狂一次，任性一次，此為兒子第三宗罪。”
把心中所想變成手機里一個個字元，趙義卻終究沒有勇氣按下傳送鍵。
讓父母知道實情打擊太大，不說實話就得不到家裡支持，左右為難的趙義痛苦了兩個小時，最後決定靠自己慢慢乾，也許能成功，也許能改變父母想法。打定主意之後，他睡著了。
滿懷憧憬推進“開分攤”計畫，7月23日，趙義驚喜地發現，自己的創業基金到了。那就是剛郵到的信用卡。
趙義騎著“老頭樂”到單位去取卡，樓下門衛不知道他的變動，依然笑著打招呼。趙義卻停住腳步，打電話讓同事幫忙帶下來，儘管樓上還有一副喜歡的象棋，“等事情冷卻後再回去拿”。
他著急地去撕開信封，銀行信顯示信用額度是8000元，“加上另一張信用卡，有18000元。”這是趙義啟動第二個攤位的貨源資金，距離目標有兩三萬缺口，但“已經掙出了一年租金，第一個攤掙錢還信用卡，可以運轉了”，26歲男孩不時自信地計算一下。
在他眼中，“擺攤”從來不只是副業，“我的創業就從開一個分攤開始”。承受著換崗鬱悶的同時，趙義忙著找找攤檔，一周就走了10個市場。
從城西的紅橋區找到城東邊的河東區淘寶街，他在市場深處淘到一個1米半寬的鋪面，比攤檔檔次高點，也稱不上門面的地方，一月租金至少2000元，這是他能承受的上限。
在午夜時分，天津市光榮道上車輛稀少，收攤回家的趙義把“老頭樂”開出了風馳電掣的感覺。他突然回頭大聲說，如果我成功了，和你說這些話，就是經驗，現在說，我就是“炮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