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某座城市，成為張青記憶中的禁區。在那座城市的收容所，參與賣淫的張青度過了長達半年的“收容教育”生涯。
那裡不是監獄，但對張青而言，卻與監獄無異。半年的自由被剝奪，卻未經任何法官宣判。讓她失去自由的依據，是《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數據顯示，國內共有200餘家收容所，參與過“收容教育”的人數超過百萬人。
與2013年被廢除的勞教制度一樣，越來越多的司法界人士認為，收容制度與依法治國的精神不符，不斷呼籲中止收容教育制度。2014年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正式提交了《應儘快廢除收容教育制度》議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城市收容所
- 外文名：City shelters
- 特點：應儘快廢除收容教育制度
- 容所：渾身赤裸的張青
親歷收容所,倉促的收容,迷失的初衷,廢除的呼聲,
親歷收容所
有人大聲喊張青的名字，渾身赤裸的張青，下意識夾緊雙腿，小步前行。此前，她把要好姐妹的電話，偷偷寫在了大腿內側。
這裡是北方某座城市的看守所，因賣淫被抓，張青被送往此處進行為期半年的“收容教育”。
進收容所前，她已從他姐妹口中聽過關於這裡的傳聞，但百聞不如一見，這裡的生活令這位40多歲的農村婦女瞠目結舌。
第一個印象是“貴”。 張青被抓時沒來得及帶錢。在收容所里，一切都需要自費。衣服、漱口杯、被子、牙刷、臉盆、飯盆等一些生活用品，加上體檢費，就要收取800元。
張青不敢聯繫家人送錢，於是打了白條。但很快她發現，沒錢在這裡寸步難行。收容所里有個小賣部，可以買到榨菜、雞蛋、速食麵等食物，“但價格是外面的兩三倍，外面賣一塊五的鹹菜，這裡賣兩到三塊，一小瓶飲料得十來塊”。
收容所內每月需繳納200元的生活費，交不上錢的，每頓只發窩頭，其他人則是饅頭和稀飯。
啃了幾天窩頭後，張青最終決定往家裡打電話，但時限3分鐘，不可使用方言，不可說收容教育所不好。在管教的監視下，她只說了自己被抓，需要錢和送錢地址。
吃飯之外的時間更難熬。剛進來的“新生”需要背誦收容所規定“33條”，比如任何地點不能大聲喧譁也不能耳語，“想和人說話就得像做賊一樣”。
過了新生期後，收容所的每日生活大致可分為兩部分，第一件事就是在大教室里坐軍姿。滿屋子穿著粉紅色教服的婦女們坐得板直，不準說話不準動，“坐得屁股疼死了，連凳子上有幾個洞都感覺得到，直到屁股上坐出黑色的硬皮，才漸漸麻木”。
第二件事就是勞作，她們稱之為“疊紙袋”，將紙巾碼得整整齊齊放入塑膠袋中，“據說是國外一種用來包狗大便的紙袋”。
疊紙袋看似容易，其實細緻繁瑣，不能褶皺、完全對齊。因怕紙張飛走，炎炎夏日不讓開電風扇，張青和姐妹們常常大汗淋漓。
“不停重複同一個動作，一個小時下來，我的肩膀酸痛得不行。”但幾乎每個人都在拚命地乾。只要完成工作量，就能縮減被收容的天數。
也有其他減少收容天數的捷徑，比如收容所曾舉辦過油畫比賽，事先承諾參賽學員可獲加分，縮減收容天數。張青等學員認真花了半個月，但最後得知除了獲獎的3人外，其他人想加分需要交100元“買畫紙”。
“這裡就是無底洞，幾乎處處花錢。”張青說，她在收容所半年，省吃儉用也花費了五六千元，而一些過得好些的學員，花費上萬元。
張青說，收容所規定，每周一個宿舍中有3個人可接受家屬探視，親屬需向收容所繳納200元探視費，“這些錢從未有詳細名目，也不知收取用作什麼用途”。
類似的情形在其他收容所也有發生。媒體曾曝光，深圳市收容教育所內一名醫生向一名失足女索要萬元，稱失足女如不給錢隨時會被收教半年，並稱此前曾多次收錢幫人擺平類似事情。此事經媒體曝光後一度引發熱議。
“不論是看守所的律師會見，還是監獄的家屬探視，都不會收任何費用，收容所這種收費完全沒有依據。”朱列玉說。朱列玉是來自廣東省的全國人大代表，曾擔任過法官和律師，他認為因為收容教育制度程式不透明，標準不確定，司法隨意性，導致收容教育成為了腐敗的高發地帶。
“收容教育的決定機關、執行機關都是公安局，其判斷具有隨意性。導致現實中的尋租空間特別大，形成巨大的腐敗黑洞”。朱列玉說道。
倉促的收容
張青與“收容制度”的相遇，有些猝不及防。
1993年9月4日，國務院公布《賣淫嫖娼人員收容教育辦法》。此後，中國大部分一二線城市都設立過收容教育所。
數據顯示，中國在2002年就有200個收容教育所，數百萬人曾被收容。
雖然已施行20年，但在被抓前，張青對這一制度知之甚少。
她在城鄉結合部租了一間平房，接客和住宿都在這裡。出租房掛了按摩的牌子，但特殊服務只供給熟客。有姐妹警告過她，如果被抓“下場特別慘”。
她一直以為被抓就是拘留——按照法律規定，治安拘留最多15日，涉及嚴重犯罪的刑事拘留一般最長30日——但幾進宮的同行給她普及了常識，“關進收容所最可怕”。
去年春天的一個中午，張青接了一名熟客，談好價格70元，期間警察闖入，兩人被帶到派出所分開做筆錄。最終，張青承認賣淫，並問警察，可不可以不進收容所，“警察說只有交罰款才能不進去，要五六萬”。
張青拿不出這筆錢，她每個月的收入都寄回農村老家給母親和孩子了。
隨後，張青被送往拘留所，拘留15天。她想起了收容所的傳言，請求回家拿點錢和生活用品，但被拒絕。
拘留7天后，她經歷了一次提審，警方問話很簡單，大約5分鐘左右就結束了，並讓她在筆錄上籤字。15天期滿後，她接到A4紙大小的一張通知單，告知要對她進行收容教育半年。隨後，抓她的派所處派來了警車，將她直接送到了收容所大門口。
路上，她抱著通知單哭了半天，她覺得自己要去坐牢了。直到現在，她仍分不清坐牢和收容的區別。
“這就是變相剝奪人身自由的處罰措施。”朱列玉說，收容所與監獄並無太大區別，除特殊情況可以短暫請假外出外，基本與服刑無異。
朱列玉稱，如果是通過刑事程式剝奪公民人身自由，需要嚴格的法定程式，公安機關抓人、檢察院批捕、起訴、法院審判、二審，公檢法三方相互監督，多項程式保證司法公正。而收容教育同勞動教養相類似，都是行政機關通過行政程式，剝奪公民法定的人身自由。
此前，全國政協委員馬光瑜則向全國政協提交了《關於儘快廢止收容教育制度的建議》，他指出，《治安管理處罰法》中規定：“有兩種以上違反治安管理行為的，分別決定，合併執行。行政拘留處罰合併執行的，最長不超過二十日。”馬光瑜認為，無需經過司法程式，行政機關可以剝奪公民的人身自由的時間最長不超過20天，可見收容教育制度有悖於相關規定。
迷失的初衷
收容教育所設立的初衷，是公安機關依法對賣淫嫖娼人員集中進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組織參加生產勞動以及進行性病檢查、治療的行政強制教育措施。
檔案中特彆強調，收容教育所應當堅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
二十年過去了，收容所的設立初衷實現了么？
2014年2月，記者見到張青時，她正身處深巷內一家小店中。小店亮起粉燈，她已重操舊業。對她而言，收容所只是一段噩夢般的插曲，並沒改變她的人生軌跡。
她說收容所並未讓她感受到陽光和美德，留下印象的只有“站崗的時候像木偶一樣面無表情，坐軍姿時像傻子一樣無能言語，睡覺的時候像動物一樣擠在一起”。她反而認為，因為將大量賣淫婦女聚集在一起，人性的惡被放大了。
張青說，從事這個行業的女人，多是敏感、自卑、易怒，進入收容所後，仿佛將人性中的惡放大了，“好人在這裡忍氣吞聲，壞人則作威作福”。
張青認為，收容所失去效用的主要原因是管教方法不對路，“為什麼用管理犯人那一套管理我們？”
關在收容所內的多為底層性工作者，“年輕漂亮的，很少關進這裡的。她們掙得多，或者有關係，可以把自己弄出去”，張青說，許多人入行其實是生活所迫。
張青曾是一位按摩師，與老公離婚後獨自外出打工，一心想多掙點錢給孩子和父母。她每天工作10個小時，每個月最多能拿到3000元，除了房租和飯費，所有的錢都寄回老家。
因常年按摩和過度勞累，她的手指患上了類風濕，指節開始變形，每次幫人按摩都鑽心疼。幾年前，一位按摩店的姐妹勸她：“要不去幫人打飛機吧。”
打一次飛機30元，相當於她按摩兩個小時掙的錢。比較之後，她選擇踏入這一行。漸漸地，也開始接受更多的業務。
她們常常在平房或深巷中，租下十來平米的小房子，門口立上一個“足浴”或“足療”的小牌子，點上一盞粉燈，就算開業了。
她們接待的主要是農民工或老人，一次費用30到70不等，“就相當於兩斤豬肉或4斤蘋果”。
很多按摩女有完整的家庭，老公對此事也知情。“家裡窮沒有辦法，我就想乾一陣，給家裡蓋個新房子。”40多歲的藍姐說，她被抓進收容所後，老公就告訴家裡人，“我是搞傳銷進來的”。
也有對此事並不知情的老公，直到妻子被抓。李麗的老公得知事後，只是告訴孩子，說媽媽手機丟了，不能往家裡打電話。
李麗被解教的時候，是老公接的他。李麗問他：“恨不恨我？”老公抱著她開始哭，他知道家裡難，妻子才會做這一行。他只恨自己無用。
朱列玉認為，以金錢為媒介的賣淫嫖娼行為屬於“無直接受害人的違法行為”，一般情況下，不會對他人、對社會造成直接和重大的影響，動輒對他們處以長達6個月至2年限制人身自由的收容教育，明顯表現出處罰的過度供應，不能體現處罰與行為之間的對等性。
朱列玉舉例稱，按照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即使是構成刑事犯罪的故意傷害行為，如果僅致他人輕傷，一般只須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且實踐中往往判處緩刑。
“難道兩個不道德的男女以金錢為媒介進行一次隱蔽的性交易，社會危害性會超過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犯罪行為？”
廢除的呼聲
朱列玉認為，在中國法治發展過程中，有三個制度飽受批判、爭議：收容遣送、勞動教養和收容教育制度。
2003年6月20日，在“孫志剛”事件發生僅僅三個月後，國務院廢除了收容遣送制度；2013年12月28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廢止有關勞動教養制度的四部法律檔案；對正在被執行勞動教養的人員，解除勞動教養，剩餘期限不再執行。
收容遣送制度和勞動教養制度都已經廢除，收容教育制度雖在施行，但爭議聲已四起。
2011年12月，廣州男子小潘在嫖娼時被抓獲，警方對其處以行政拘留15日，並收容教育6個月。
小潘不服公安機關的收容教育決定，向廣州公安申請行政複議，公安機關維持收容教育決定，小潘又將公安機關告上廣州越秀區法院，一審判決駁回訴訟請求，小潘繼續抗訴至廣州中院。
廣州中院經審理後認為，可認定潘某存在嫖娼行為，但沒有證據證明潘某存在多次嫖娼的惡習，公安機關收容教育決定證據不足應予撤銷。
“我認為，對社會的現實，應當有所體諒。現實草根階層的違法行為受到處罰的可能性更大，由此可能造成不公。因此，在行政管理的過程中還是應予適當寬容”，二審法官汪毅此後表示，首先需要認定“惡習”一詞，對此法律沒有具體界定。
汪毅稱，《辭海》中對“惡習”的解釋是“不良的習慣”。習慣，不是一次就能形成的，因此應該撤銷上述案例中的收容教育決定。
這個案件轟動廣州司法界，“收容教育制度的存廢問題”，也再次引發討論。
廣州市政協副主席、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副院長餘明永在媒體上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未經司法審判，就可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長達六個月至兩年。明顯有悖於人權保護原則，不是法治思維，更不是法治方式。”
餘明永今年已向廣州市政協提交提案，建議廣州在全國率先停用收容教育制度，他認為廣州已具備率先停用收容教育制度的環境。
朱列玉對此表示認同，他稱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對賣淫嫖娼的處罰已有明確規定，對賣淫、嫖娼人員除了罰款、拘留外再進行“收容教育”，也違背了行政法的“一事不再罰”的原則，是雙重處罰。
作為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已將《應儘快廢除收容教育制度》提案準備好，準備在今年兩會上提出。對於廢除這一制度，他滿懷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