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孩子

內容介紹

以往的政治社會化研究主要關注階級、階層、社會經濟地位、種族等客觀因素對於兒童政治社會化的影響，而本文通過對農民工子女的實證研究發現：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對他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模式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

本文試圖回答以下問題：首先，在政治社會化的過程中，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是通過什麼方式形成的?不同的政治社會化媒介在其中發揮了什麼作用?其次，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是如何影響他們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模式的?最後，如果農民工子女的身份認同會對他們政治觀念與行為產生重大影響，那么，圍繞身份差異而形成的政治態度與行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農民工子女是主流意識形態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對自主的底層文化?如此一來，看似後現代的“認同政治”就與政治學的傳統議題——政治文化、政治社會化、階級再生產——緊密地勾連在一起。

研究表明：第一、家庭、學校、國家(包括基層政府和意識形態的國家)、社會幹預(NGO、志願者)是農民工子女政治社會化的主要媒介。農民工子女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包含建制化的政治學習與事件化的政治學習兩種機制，前者主要型塑他們的價值觀，後者則更多地影響他們的知識庫存。對於農民工子女而言，事件在他們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發揮了更加突出的作用。

第二、農民工子女與政治社會化媒介的互動過程，往往是圍繞著身份的確認與否認、鬥爭與妥協而展開的，也就是說，政治社會化是以身份生產為中心的。由此形成的身份認同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社會結構與具體情境共同作用下的權宜性結果，一旦失去外力的推動，一種特定身份就可能停止運作了。身份認同從來不是自由意志的表達，而是始終存在於特定的權力結構之中。當農民工子女試圖表達自己的身份認同時，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群體和國家治理行為的制約，防禦性認同和進取性認同便應運而生。本文用“運作性認同”來表述農民工子女身份生產的這一特性。

第三、通過對農民工子弟學校與公辦學校的比較研究，我們發現：雖然就讀於公辦學校的農民工子女學習積極性高於前者，但卻更為強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會的歧視，對個人的前景也更加悲觀，其成長過程中存在顯著的“天花板效應”，也就是說，由於對社會流動的預期很低而主動放棄學業上的努力。農民工子弟學校則盛行“反學校文化”，如果說公辦學校的農民工子女是因為低預期而選擇“自我放棄”，那么，農民工子弟學校的“反學校文化”並不是因為自暴自棄，恰恰相反，他們常常為自己離經叛道的行為感到自豪。通過否定學校的價值系統、蔑視校方和教師的權威，他們一方面獲得了獨立與自尊，另一方面則心甘情願地提前進入次級勞動力市場，加速了階級再生產的進程。

但是，反學校文化並不是一套獨立的底層文化，對調查問卷的分析顯示：農民工子女對基本社會規範的接受程度與城市兒童相差甚微，價值傾向基本一致，只不過城市兒童的態度更趨近於政治正確性，也就是說，對於主流價值觀認可的觀點，城市兒童表示更強烈的支持;對於主流價值觀否定的觀點，城市兒童表示更堅決的反對。簡言之，與城市兒童相比，農民工子女與主流價值觀表現出輕微的疏離，但他們並沒有站在主流價值觀的對立面。他們與城市孩子的不同更多地表現在知識庫存：在遭遇群際衝突事件之後，農民工子女會對這些事件進行加工，將其整理為相應的“故事”，當日後再出現類似的事件時，這些生活記憶所構成的知識庫存將成為他們判斷和行動的依據。

城市化的孩子

基本介紹

內容介紹

作者介紹

作品目錄

相關詞條

熱門詞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