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企業主義

通常簡稱“企業主義”（entrepreneurialism）。entrepreneurialism或譯為“創業精神”“自主創新精神”“企業精神”“企業家精神”“企業化”等。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城市企業主義
• 外文名：entrepreneurialism

定義

都市過程介紹

城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

Harvey認為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是資本主義歷史發展中，都市過程腳色的一個階段，新都市政治與都市政權與都市治理並非僅是都市對全球化的回響，而是觸發競爭資本主義的新形式的開始（Ward,2003）。而都市並非完全無處在一個被動的地位，藉由開發或再開發相較於其它競爭都市的比較利益，都市仍有調節和創造其命運的能力，也因此彰顯了企業主義中地方依賴利益與地方經濟的重要性。近幾十年來,都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在全國和國際上都變得重要。有人認為企業主義是指都市治理中的行為模式，它混合了國家權力（地方，都會，區域，國家或超國家），以及市民社會裡各種組織形式（商會，工會，教會，教育和研究機構，社區團體，非政府組織等等），以及私人利益（企業與個人），以便形成推動或管理某種形式之都市∕區域發展的聯盟。這個議題現在已經有眾多研究，顯示這些治理體系（有各種名稱如「都市政權」（urban regimes），「成長機器」或「區域成長聯盟」）的形式，活動和目標，隨著地方條件和運作其間的各種勢力的混合，而有極大的變異。這種都市企業主義在新自由主義形式之全球化里的角色，也已經有相當仔細的探討，最常見的是擺在地方–全球關係和所謂的「空間–地方辯證」的標題底下。

正確得到結論

大部分曾經探究這個問題的地理學者，都正確地得到結論，指出若認為全球化是影響地方發展的因果力量，便犯了個範疇錯誤。他們正確的主張，此處攸關利害的是跨越不同層次，相當複雜的關係，地方的創製可以向上浸透到全球層次，反之亦然，同時位居特殊界定之層次——都市間與區域間的競爭是最明顯的例子——里的過程，可以重塑全球化所依存的地方∕區域形貌。因此，全球化不應該看成是沒有分化的統一體，而是全球資本主義活動和關係，在地理上接合起來的模式化（geographically articulated patterning）。

企業家精神

都市管理主義

企業家精神（entrepreneurialism）是與商業風險承擔和利潤導向的企業活動相聯繫的價值與實踐。隨著全球政經體制由「都市管理主義」（Urban Managementalism）轉向「都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1邁進的時刻，各地域形塑新型式的競爭體制，必須以獨特的「地方特質」吸引全球有限的流動資金（Harvey,1989a）。“城市形象營造”（place making）與“城市推銷”（city marketing）是近些年來城市規劃與管理中非常熱門的概念 （葉嘉安，2003）。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間對資金、人才和其他資源的競爭日益激烈，以至於有人將1990 年代稱為“地方戰爭”（place wars）的年代（Haider，1992；Kearns & Paddison，2000）。“地方”（place）已經不僅僅是一個靜態的、簡單的地理概念，它在複雜多變的全球化時代正被賦予更加動態、多元化的內涵（Madanipour，Healey & Hull，2001）。在營造城市形象的熱潮中，“地方”本身被當作一種商品（commodity）來經營和推銷，其目的是通過改善城市面貌來提高競爭力、吸引投資和遊客，以促進城市經濟發展。

城市的管理體制

在這一過程中，城市的管理體制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在西方主要國家，原來以政府為主的城市管理模式（urban managerialism）正讓位於所謂的“城市企業化”（urban entrepreneurialism）模式（Harvey，1989），即象經營企業一樣來管理城市，政府放棄了以往長期採取的福利主義原則，而把依賴市場機制、促進經濟成長、提高城市競爭力和吸引外來投資放在首要的位置。在這樣一種轉變中，城市中各種利益集團，如政府、商業機構和民間團體等，為了城市經濟成長的共同目標，趨向於結成各種各樣的合作夥伴關係，亦即Logan 和Molotch（1987）所稱的“增長聯盟”（growth coalition）或“增長機器”（growthmachine），或Stone（1989）所稱的“城市政體”（urban regime），來進行“城市管治”（urban governance）。這種現象背後的根本原因是資本的高流動性，使得政府必須付出種種努力，挖掘潛力、發揮優勢，提高區域競爭力，才能將資本留在本地並且吸引其他更多投資。

這種以夥伴關係為基礎

多元化的城市管治模式正在取代原來由政府主導、指揮型的傳統模式，成為城市發展、建設與管理的重要趨勢。都市企業主義甚至成為評估國家競爭力的指標。如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髮展學院（IMD）調查全球60個國家的競爭力，就用到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人均研發投入和企業化主義水平（entrepreneurialism）等指標。以色列這三項分列1、8和4名。

體驗創業精神

有益效果

公民部門也開始體驗到創業精神（entrepreneurialism）、競爭激烈與注重表現等有益的效果。例如印度尼西亞在二十年前只有一個獨立的環保組織。今日該國的獨立環保組織已超過兩千個。孟加拉與發展相關的工作大多由該國的兩萬多個非政府組織推動，這些組織幾乎都是在過去二十五年中成立。印度的公民組織數量超過百萬，斯洛伐克也有一萬兩千多個公民組織。過去這些組織被界定為負面的意義——「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今日人們認為這些組織組成了一個新的「部門」，稱為「獨立部門」、「非營利部門」、「第三部門」，或是本書所偏好的「公民部門」（citizen sector）。美國有數以百計的大學，包括哈佛、史丹福、耶魯、杜克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在內，已開設相關課程，致力研究此一部門。今日的公民組織不再受到教堂與政府的阻撓，事實上，他們給政府帶來相當大的壓力（如國際反地雷組織〔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與國際犯罪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這些組織與企業、學術機構與政府建立夥伴關係，在許多情況下，改善了政府的代表功能。由於這個過去受到限制的部門，突然間變為「開放加入」（open entry），自然導致互相爭奪位置。新加入的成員湧入這個領域，公民部門開始體驗到創業精神（entrepreneurialism）。

深刻影響

大學也感受到城市企業主義的深刻影響。由於社會的急速發展和不斷變化，面對政府資助下降，社會責任增加的外部環境，傳統的大學模式已難以適應時代的需要，許多高等學校的應變能力不足，致使學校發展陷入被動。這是一個國際性的普遍問題。美國教育學家克拉克認為，因此，大學的改革勢在必行。但如何改革，根據在歐洲五個不同學校所做的研究，他提出，傳統大學只有向創業型的方向進行轉變才有可能克服眼前的困難，重新煥發生機，否則就會日益消退。伯頓·克拉克（Burton Clark）指出，環境劇變與高校缺乏必要的應變能力是當前國際高等教育的突出問題。然而，也有一些學校表現出了相當好的應變能力。它們非但沒有陷入困境，反而通過戰略與管理創新，使學校獲得較大發展。為什麼這些學校能逆流而進？為了給改革提供依據，給其他學校提供榜樣，克拉克開始調查歐洲的創新型高校。

五個組織特徵

在《創辦自主創新型大學》（Creating 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ies：Organizational Pathways Of Transformation，1998）一書中，他總結了創新型學校的五個組織特徵：

⑴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

⑵拓展學校與社會的聯繫，為社會提供廣泛多樣的服務；

⑶拓寬的服務多樣化使學校經費來源多樣化，從而減少了對單一經費來源如政府資金的過度依賴；

⑷通過組織與管理創新，激發全校各學術單位參與新發展戰略；

⑸最終在全校範圍內形成一種獨立自主、敢於創新、勇於承擔風險的新的企業文化。他特別使用了“entrepreneurialism'’ （自主創新精神）一詞來標誌創新型學校企業文化的基本特徵。它被用來描述高等教育機構在需求拉動下所採取的策略，如調整課程設定、更新教師隊伍、加快設施現代化等。包括：尋找新的、有效的方式，教授更多的學生，如遠程教育；與產業界建立新的組織形式，如合作研究中心；通過諮詢、套用研究等方式，增加私營部門對高等教育的投入。企業化主義視大學如同一個企業一樣運作。用克拉克（Clark）自己的話說，這個研究是“在正確的時間擊中了正確的問題”。該書一出，立刻引起廣泛關注。1996年歐洲成立了創新型大學聯合會。2000年歐洲院校研究會把創辦創新型高校作為該年度年會的主題，而東南亞院校研究會以此為 2004年年會的主題。中國也存在所謂環境要求與高校應變能力之間的不對稱性問題。在美國福特基金會支持下，有些學者從2001年起選定了7所學校做深入的案例研究，探討中國的創新型高校的建設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