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師哲口述、李海文著《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由九州出版社推出新版。此次新版增補了一萬多字,本報摘編了書中新增的部分內容。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
- 創作年代:1940年
- 文學體裁:回憶錄
- 作者:李海文
內容簡介,作品影響,
內容簡介
康生安排江青照顧毛主席
1940年我從蘇聯剛回到延安不久,就聽到一些同志們對主席和江青的婚事有些議論。因為當初決定我還要回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康生、江青鑽空子主動向我介紹一些情況,澄清事實,表現自己,希望我在共產國際方面為他們講好話。
江青是1937年秋冬到延安的,進魯迅藝術學院學習。
1937年11月29日康生夫婦隨王明從蘇聯回來。回延安後,康生在組建中央社會部時兼任中央黨校校長,他的夫人曹軼歐擔任中央黨校幹部處處長。中央社會部在離延安城西北八公里外的棗園村。
江青與康生同是山東諸城人。江青本姓李,家住在縣城東門外,家境中下,生活不富裕。二女兒即江青,自幼聰慧,身材修長,面容姣好,是個窈窕淑女。父母把她送到城內東街南區的聊城國小讀書。她每天上學都要經過東街的張家。
張家是從膠東遷來的富戶,在東街買了一座四合院,坐西朝東,大門向東開。張家的第三代是康生。康生親口對我講過:江青每天上學從他家門前過,他是目迎目送。1957年我到山東擔任省委書記,專程到諸城考察。陪我的縣委書記主動介紹了江、康兩家的情況。從縣委書記介紹的情況看,江青上學是要經過康宅的門前。
上世紀20年代康進上海大學學習,結識了同學曹軼歐,由朋友結為夫妻。曹軼歐為人厲害。康生與江青到上海後沒有什麼來往。
江青十幾歲時因家境困難外出學藝。後在上海,以藍苹為名演戲,拍電影,參加進步活動,坐過牢。
康生先請江青到棗園玩,這是很特殊的。康生立了很嚴格的規定,未經許可,任何人從中央社會部的門口過都不行。不久,康生將江青從魯藝調到中央黨校學習,專門組織了一個小班,有江青、張茹之等五六個女同學。這個班直接由曹軼歐管。
康生讓江青主動去找主席。沒有康生指示,江青也沒有這么大的膽子。沒有康生安排,江青也無法進入主席的住地。
我回國不久,康生就同我講:在中國要搞好社會關係,建立友誼,有兩個法寶:一是教書,當教員,可供桃李滿天下。中國人是“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學生自然要擁護你,不像蘇聯人師生關係淡薄。二是當月下佬,為他人介紹老婆。
江青告訴我,是康生找她談話,說:主席一個人,生活上沒有人照顧,你去關心關心。
此時,主席的夫人賀子珍已到西安、新疆,準備去蘇聯。主席做工作,賀子珍執意不回來。有人告訴她,別人抄了你的老家。她不管,仍要去蘇聯治病。
江青第一次到主席那兒,主席望望她說:“你對我能有什麼幫助?”
“我可以管生活、家務。”
“你能負擔得起嗎?”主席又問。
“能,試試看。”說完,她就幫助主席打掃屋子,把桌面收拾乾淨、整齊。收拾床鋪時,不僅將床單掃淨,連褥子都掃淨,重新鋪了。這些事都是警衛員做的。警衛員都是來自農村的毛頭小子,掃不了這么乾淨。
主席沒有留她吃飯,她也比較拘謹,幹完活就走了。
過了兩三天,江青又去了,主席的屋子經過幾天又亂了。她仔仔細細地打掃一番。之後,見主席衣服的胳膊肘破了,主動地說:“我給你縫縫。”這次主席說:走這么遠的路。留她吃了飯,才走的。
當時主席住在北門內鳳凰山麓的李家窯洞。中央黨校在延安城東北五公里處橋兒溝鎮。
不知從何時起,她就住下不走了。主席說:“不走了,好嘛,有地方住。”
當時主席住著三間石窯洞,左邊是書報室,中間是會客室,右邊是主席的辦公室和寢室。
毛主席和江青結婚沒請張聞天
江青經常到主席那兒的訊息很快傳開了。大家議論紛紛,多有微詞。中央黨校的學員們集體簽名給黨中央寫信,堅決反對主席與江青結婚。當時劉曉領導的上海市委亦打來電報反對此婚事。我記得王世英參加了簽名。當時在黨校學習的人不少都是從白區來的,知道江青的底細和為人。江青是演員,多次婚變發表於報端。而且她在獄中的表現,如何出獄的,引起人們的懷疑。中央黨校的學員們寫了兩次信,要求中央書記張聞天轉給毛主席。
張聞天是留學生,受西方文化的影響,不干涉私人生活。中央黨校的學生見寫信不奏效,又派代表來見張聞天,說:這不是私人的事情。中國和西方的習俗不一樣,在中國,領導人的婚姻必然影響到政治。一定要張聞天向主席轉達大家的意見。不得已,張聞天挑了一封口氣較緩和的信轉交主席。主席是不認輸的人,很生氣,決定和江青正式結婚。
不久,由主席設宴,款待大家。連張鼎丞都請去了,唯獨不請張聞天夫婦,就是因為張聞天轉了那封信。
1940年她在中央醫院生了李訥。不久,她就把輸卵管結紮了。金大夫為她做的手術。江青本姓李,因而女兒也隨她姓李,名字也是江青起的。
1941年中直機關搬到楊家嶺後,江青嫌人多嘈雜,1943 年和毛主席搬到棗園去住。
整風時期,江青在中央黨校學習。主席把她交給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當時主席兼著中央黨校的校長。中央黨校審查江青的歷史,她的黨籍都有問題了。因而她比較老實。到七大之後,她才有了組織鑑定。有了結論,她非常高興,來找我。我是支部負責人。這樣她才恢復組織生活。
她的生活習慣和主席的不一樣,愛挑剔。在延安的時候,江青在政治上的表現還是拘謹嚴己,在公開場合不露面,不敢露崢嶸,頂多就是提出要買些東西。
如做皮衣,一定要買寧夏的灘羊羔羊皮。吃藥,要從香港買。買山東的特產阿膠等等。當時國民黨封鎖我們,要辦到這些事都比較困難。江青知道主席的全部心血、精力都用在考慮我黨、國家的大事上,但為了達到她個人的目的,她故意干擾毛主席的工作。為了保證主席安心工作,我們不得不滿足江青的一些不合理要求。為此任弼時批評我兩次。
高崗陪江青出巡到綏德調查,有一段時間不在延安。我批評高崗:你把延安丟了,跑到哪裡去了。他趕快講了實話,說這是為了照顧主席,他才去的。他說:“我不能得罪她。”中央轉戰陝北時,中央書記處三位書記留在陝北。周恩來的夫人鄧大姐、任弼時的夫人陳琮英,都到了河東後委,只有江青這位夫人留在陝北。她的職務是協理員,也做不了什麼工作,還給機關添了不少麻煩。
轉戰陝北之後,她自認為有了政治資本。中央領導到香山後她去了一趟蘇聯,開國大典前回到北京。開國大典時,她想上天安門,毛主席不同意,她氣得要死,但也無可奈何。
她後來逐漸越來越不像話。“文革”期間她當了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政治局委員,飛黃騰達,不可一世,無法無天。不少當年反對她婚事的同志都受到迫害,這都是江青一手導演的,這個賬應記在她的身上。
毛主席將事情想得簡單了,沒有想到江青會是這樣。主席並不了解二三十年代上海灘的情況。
毛主席對江青並不滿意。從後來公布的材料來看,從1974年起,毛主席嚴厲地批評了江青多次。毛主席沒有把權交給江青,從這點證明他是一個頭腦清醒的偉大的政治家。
李海文:我與師哲回憶錄
師哲是1905年出生,我是1975年跟他認識的,我認識的時候他已經70歲了。他1982年才真正地平反,然後他就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要求把自己的經歷寫下來。毛主席說過,我們跟共產國際的關係,就是前頭不太好,跟蘇聯的後頭也不太好。他正好是中蘇關係最密切的時候,擔任了翻譯。後來他就花了幾年的時間,寫了一個稿子。但是這個稿子,他沒有經過什麼整理,胡耀邦批了以後就放在中央檔案館。1986年的時候,師哲已經81歲了,他得了中風,行動有點不便,但是還可以行動。他就把這個稿子交給我,他就說他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看到他這個書出版。
當時我正好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研究室工作,有機會看到大量檔案。那時候我正在忙《周恩來年譜》(我是《周恩來年譜》的副主編),等到了1989年的時候,《周恩來年譜》就告一段落了,這樣我就開始給他整理這個稿子。我給他查了很多的檔案,凡是能找到的都查了,如果他記憶有誤,我就跟他直說,這個檔案是怎么記載的,你是不是有誤。一般只要我能拿出文字的東西來,他就認可。如果我不能拿出文字的東西來,他就說我的記憶沒有錯,我就尊重他(他80多歲了,很固執)。我就按他的記憶寫出來。然後在下面做一個注,我根據自己的研究說明這個事情是怎么回事。
他原來的稿子是按人頭寫的,就是按毛澤東、劉少奇、朱德,這樣寫下來,很多事是重複的。我給他按歷史順序這樣順下來的,寫完以後,我就送給他看。看了以後,他就要改。如果他認為問題不是很大了,就改幾個字,他就自己動手了。如果認為問題比較大,他就把我找去跟我談,直到我理解為止。他記憶力非常好,他這個書裡頭一共涉及六百多個人。這次出版特別好在哪兒呢?就是給這個人物做了一個索引,所以你一查哪一個人在哪一頁,你都可以查到。
他改完了以後,就把稿子給我,然後我就再找人抄清,抄清以後再送他審,所以這個書就非常可靠。後來他這本書出版以後,很多外國朋友都來找他,包括韓國的、日本的、德國的、烏克蘭的、俄羅斯的。而且日本人還給他把這個書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然後日本人還給他拍專題片,所以他一下活躍起來了。當時我給他做這個書的時候,一開始他們家的保姆就說,他這個書能做得完嗎?80多歲了。結果沒有想到,這本書出了以後這么多人找他,他特別高興。最後他活到94歲。
作品影響
2017年4月,該書獲得“第六屆中華優秀出版物(圖書)提名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