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圖式一詞早在康德的哲學著作中就已出現。在近代心理學研究中,最早對圖式給以理論上高度重視的是
格式塔心理學。瑞士著名的心理學家、教育家
皮亞傑也十分重視圖式概念,他認為“圖式是指動作的結構或組織”。
現代圖式理論是在信息科學、計算機科學深入到心理學領域,使心理學中關於人的認知的研究發生了深刻變化之後於本世紀70年代後期發展起來的。
概括起來,現代圖式理論主要有以下要點:
1、圖式描述的是具有一定概括程度的知識,而不是定義。也就是說,圖式既描述事物的必要特徵,又包括其非必要特徵。
2、圖式所描述的知識由一部分或幾部分按一定的方式組合起來,其中的組成部分稱之為變數(variable)或槽道(slot)。例如:動物的圖式包括有皮膚、能活動、吃食物、呼吸空氣;鳥的圖式包括有翅膀、有羽毛、能飛等。
總之,一個符號、一種物體等均可以看成是一種圖式。
雖然我們對跨文化交際的了解在不斷增多,認識在不斷提高,但理論化程度不夠高,基礎理論建設薄弱仍然是跨文化交際研究學科化發展的困難所在。正如傳播學先驅盧因(Lewin)所說:“沒有什麼比好的理論更實用了。”因此對相關學科理論成果的借鑑不失為一條出路。
現代圖式理論(SchemaTheory)是認知心理學興起之後,在70年代中期產生的。由於圖式概念有助於解釋複雜的社會認知現象,很快被社會心理學家所採用。90年代以來圖式理論又被運用於跨文化交際的研究領域,與其他理論相比,圖式理論兼具描述和解釋功能,並可以藉此開展一些實證研究,因此應當引起重視。
概念
當人進入一個熟悉的環境,就可能根據記憶中原有的知識進行相應的思維或行動反應。比如我們看到在一個台子上有兩名壯漢揮舞著拳頭攻擊對方,而周圍有許多人觀看,依據我們原有的認知結構(cognitivestructure)可以知道這是在進行拳擊比賽。如果我們還具備對拳擊比賽規則(進一步的認知結構)的一般了解,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欣賞比賽,否則就只看到台上台下的“野蠻”行動了。這個例子說明我們會自然地把個別刺激物放在一個預存的認知結構,即圖式中去認識。
圖式就是存在於記憶中的認知結構或知識結構。每個人頭腦中都存在大量的對外在事物的結構性認識稱為圖式(schema)。
圖式是對我們生活中的事物的大量個別事例的抽象,圖式總結了這些事物的重要特徵。這些圖式很象自然分類,它們包含一些事物的某些特徵和品質,但通常並不是清楚界定的絕對的歸類,比如樹的種類有很多,但一般都包括樹幹、樹冠、枝葉、甚至花果等等特徵。當人們看到一棵從未見過的“樹”時,雖然不知道它的種類和名稱,但是基於頭腦中一般的圖式,可以很快斷定是“樹”而不是別的東西,當然越接近頭腦中原型的越容易斷定,比如高大的喬木比矮小的灌木更接近原型,也更容易判斷。
圖式不僅指對事物的概念性認識,也包括對事物的程式性的認識。比如對婚禮形式的認識,對會議形式的認識,以及對於商務談判過程的認識等等。
圖式的概念最早來自19世紀德國哲學家康德,他把圖式(schema)看成是“原發想像力”(productive imagination)的一種特定形式或規則,藉此,理解(the understanding)可以把它的“範疇(categories)”套用到實現知識或體驗的過程中的多種感知中。瑞士著名的兒童心理學家皮亞傑(Piaget)在20年代就考察了“圖式”在兒童成長中的作用。
30年代英國試驗心理學家巴里特(Bartlett)有關記憶的研究被看成是圖式理論所賴以建立的經典探索。他讓參加試驗的一些英國被試了解一個愛斯基摩的民間傳說。故事的最初意思是一個要死的人的靈魂(黑物體)在日落時從嘴中離開軀體。但是當這些英國被試去複述這一故事時,卻發現他們不是遺漏了帶有原先文化特徵的內容,如“黑物體”,就是把相關事實解釋為他們能理解的東西。
試驗表明,人們沒有按照字義來記住故事的事實,而是把事實同化於他們所具有的帶有本文化特徵的圖式中。人們改變對故事的記憶來使它們和它們的文化準概念一致。人們對故事的“改編”反映了人們的文化圖式。巴里特認為圖式化是人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在回憶時,圖式幫助記憶檢索,而且圖式有多種形式。他認為圖式的存在可以解釋為什麼人們在回憶故事時會改變某些細節。
隨後幾十年圖式的概念又有了不斷的新的發展。按照社會心理學百科全書中的解釋,圖式是“代表個人對事物、人或環境的知識的認知結構,它包括對所認識的對象的特點以及這些特點的相互關係的認識。圖式是對一個整體的抽象,側重於許多事例的相似之處。圖式可以幫助人們簡化現實。更重要的是,圖式指導人們處理新的信息。圖式會建立對未來信息的期待,幫助人們把外在刺激的若干細節與一個總體概念相聯繫,而與之不一致的信息則會被過濾掉。”
現代圖式理論是在吸收了理性主義關於心理結構的思想和經驗主義關於以往經歷對心理具有積極影響的觀點,又在信息科學、計算機科學和心理學關於表征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的基礎上而產生的。他們認為圖式是通過一段時間的對環境直接或間接的經驗而學會和獲得的,具有獲得性。
大量研究證明,圖式是儲存在頭腦中的,是從以往經歷得來的,是對反覆出現的情況的概括認識,它省略了細節而概括了一些相似情況的共同特點。比如人們在生活經歷中形成了關於“桌子”的一般概念而省略了對桌子的形狀,製造材料等等的細微差別。人們也依據頭腦中的圖式對新形式的“桌子”進行判斷。隨著認識的擴大,人們也會對頭腦中的“圖式”進行自動修正。
很多圖式之間是相互聯繫的,並存在等級排列,被稱為“圖式塔(schemata)。比如“桌子”的概念可能和“椅子”“柜子”等相聯繫形成“家具”的概念,“家具”又可能進一步和“房屋”等概念相聯繫。
圖式化認知是指當頭腦中的某種圖式一旦形成,一些細節就喪失了,而代之以結構化的抽象。比如我們從無數具體的樹中抽象出樹的圖式,而當這個圖式一旦形成,我們提及樹的概念時就不再以具體的某棵樹為參照了。
圖式化認知常常是無意識進行的,它影響人們對信息的加工以及人們在特定情況下所採取的特定的行為方式。比如一個在學校里學習過幾何圖形分類的學生能比沒有受過訓練的人更快地識別圖形;再比如一位熟悉社交宴會的人與一位初次赴宴的人相比,由於固有圖式的作用,前者能表現出更多的適應性,並採取適當的行動。研究表明,圖式以一般期待的形式存在,並通過個體的知覺、記憶和推理過程來預測和控制個人的外部世界。
社會交往圖式
作為人頭腦中的認知結構,圖式是多種多樣的。社會交往圖式則是人們在社交環境中對於面對面交往的知識進行概括而形成的認知結構。同一文化中的成員常常會進入相同的情況中,比如婚禮、葬禮、探親訪友、互贈禮品等等,因此會在頭腦中形成類似的圖式。而在活動中他們還會進一步收集與圖式相關的信息,從而使圖式更抽象、更穩固、更準確、更實用、更得心應手,圖式化過程又轉而強化了他們作為文化成員的行為特徵,例如對同一文化中的成員,我們一般在年長者身上能看到更多的文化的特徵。
社會交往圖式多種多樣,一般可以分成以下幾類:
1、事實和概念圖式(fact-and-conceptschemas)是關於事實的一般知識圖式。比如具體的每一個蘋果從形狀、顏色甚至斑痕都和其他的蘋果不同,但是人們頭腦中關於蘋果的圖式是相近的。也許每一輛腳踏車都不相同,但基本上都有一個車把、一個車架、一個車座和兩個車輪。再比如,人們對北京的印象和了解各有不同,但對“北京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都”這一事實的認定應是共同的。
2、個人圖式(person schemas),是關於不同類型的人的知識,包括人格特徵。在社會交往中我們常常會自覺不自覺地對人進行評判,如“某某很神經質”,“某某很內向”,“某某平易近人”。因為我們頭腦中預存了“神經質”,“內向”,“平易近人”等個人類型圖式,所以常常套用在一些人身上,我們會據此對人進行劃分。有時候個人圖式會和社會“刻板印象”或“偏見”相關,比如認為猶太人聰明而吝嗇、法國人浪漫、英國人冷漠、德國人嚴肅而刻板、美國人慷慨大方又傲慢無理等等。
在美國好來塢影片中常常會看到簡單圖式化的人物表現,如落難少女一定是金髮碧眼、外形純真而身體柔弱,華人一定是長辮細眼、武功高強等等。當人們用特定的圖式架構來認識他人時,常常表現出一旦看到對方具備某一種特質,就會自然而然地認為他也具備其他相關的特質。比如認為“漂亮的”人一定“聰明”,“熱情”的人一定“大方”,而“醜陋”的人一定“愚蠢”或“兇惡”等等。
3、自我圖式(self schemas)是人們對自己的認識,以區別於他人。它是自我概念(self-concept)的重要組成部分。自我概念是人們在成長過程中形成的對自我的一種認識和判定,它和自我預期(self-fulfilling prophecy)緊密相連。自我圖式可能包括“智慧”、“獨立”、和“敏感”等各種維度。
人一旦在自己心目中形成一定的“自我圖式”,就會用此圖式來理解或解釋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為表現,比如為了顯示自己的獨立個性,個人會在發表意見時標新立異,並謝絕他人甚至家人的幫助。而沒有這種“獨立”的自我圖式的人則不在乎自己在這方面的表現。那些強烈地傾向於沿著某一維度組織他們行為的人被認為具有該維度的圖式。
4、角色圖式(role schemas),是指對在社會中或在特定情況下具有特定身份角色的人的行為的認識,這種角色圖式會產生特定的角色期待。比如有人認為妻子應該是賢妻良母,既要侍奉丈夫,料理家務,又要孝敬公婆,養育兒女,有人則認為妻子是比翼雙飛的人生伴侶,既是閨中知己,又是事業夥伴。再如對教授的看法,不僅要教好書,還要搞科研,不僅能教好一門課,還應該學識淵博,為人師表等等。角色圖式也和所謂的“刻板印象”有關係,比如認為女人是情緒化和軟心腸的,亞洲人比較勤勞等等。
5、情境圖式(context schemas)是對社會交際的情境場合以及相應的適當行為的認識。情境圖式幫助人們識別環境,並採取相應的適當行動來實現目標。不同文化中社會交往情景存在差異。比如同樣是葬禮,中西方差別也比較大。西方一般是去教堂參加葬禮,著黑色服裝,送鮮花。而中國一般是去死者家中看望,守靈,著白衣,送錢物,參加出喪和隨後的宴請等等。再比如,如果發生交通事故,日本人除付保險賠償外,肇事者往往要去醫院看望傷者,但美國人卻沒有這一習慣。
6、程式圖式(procedural schemas)也可以稱為草案(script),和情景圖式相連,是對經常發生的事件的有序組織的認識,包括採取恰當步驟和行為規則。比如有上醫院就診經驗的人,對如何掛號、診治、檢查和繳費的過程比較熟悉,就比較能爭取主動;再如中國學生對如何申請學校和申請獎學金不太熟悉,感覺比較困難和麻煩。此外還有各種社會交往程式,如登門拜訪,出席各種活動,處理企業中上下級的人事關係等等。
7、策略圖式(strategic schemas)是對解決問題的策略辦法的認識。對情景的識別也會影響到人們對解決問題的策略辦法的選擇。比如在中國,當個人遇到思想或情緒問題時,常常求助於朋友的解勸和幫助,而在美國可能主要求助於心理醫生。對策略的選擇往往和人們對某類問題的熟悉程度有關。比如醫院裡經常處理急救的大夫比沒有急救經驗的人更善於找到解決辦法。策略圖式也常常和克服各種條件限制聯繫在一起,比如消防隊員要具備爭取時間和應付各種意外的知識,登山隊員也要具備各種野外生存的知識和能力。所以策略圖式往往和專業相聯繫。
8、情感圖式(emotion schemas)是對憤怒、恐懼、嫉妒、孤獨等情感的認識,它們來自個人的生活經歷並儲存在長期記憶中,而且會和其他圖式相聯繫相伴隨。雖然圖式主要是一種認知結構,但研究表明它們也往往和特定情緒相聯。比如一見到牙醫就會感到緊張或恐懼等,曾受性暴力襲擊的純真少女可能終其一生都對性持否定性情緒等等。這些和一定圖式相聯繫的情感反應在社會交際中也有很大作用。
所有這些社會交往圖式都是隨個人經歷而產生的。個人在成長和社會化過程中,不斷和外部世界發生聯繫,外部世界以圖式化的方式構成個人頭腦中的世界。同時個人在和他人交往的過程中獲得經驗,形成特定的行為模式,這些也儲存在記憶中成為圖式的組成部分。由於個體的生理差異和個人經歷的差別,社會交往圖式也存在個體差異性。
如前所說,各種圖式可以構成相互聯繫的圖式塔。各種社會交往圖式也並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繫、共同作用的。
從事人工智慧研究的美國社會心理學家特納(R.M.Turner)在人工智慧研究中表述了計算機對人類行為的模擬過程:首先,在特定的情況下,我們盡力識別是否認識這一情況。這就需要從記憶中追尋一個甚至幾個情景圖式(context schemas);然後,當類似於當前情況的情景圖式找到之後,該圖式會隨即提出一個要實現的目標。
當目標確定以後,又會進一步尋求完成這一目標的策略圖式,而這種策略圖式不僅要和情景圖式相關,而且和自我圖式、角色圖式以及其他圖式相關聯。(可以想像一個有強烈自我傾向的人和一個注重個人在社會中的角色身份的人所選取的策略圖式會有所不同。前者可能把個人獲利和個人的幸福感受作為追求的目標,後者可能更認同於角色而犧牲個人利益。)
當策略圖式選定之後,程式圖式(procedural schemas)將會提供一系列的行為步驟指導人們的行動。並且,在採取行動的過程中,人們又會進一步判斷情況,選擇情景圖式,從而在更具體的情況下依據與之更相應的圖式來行動。當然,這只是理想的理論模式。實際上,在這一過程中,人們往往會進一步修正原有圖式,建立新的圖式,因為缺乏特定圖式而造成的行為失當和達不到既定目標也是常有的事。
總之,圖式對人的社會交往有重大影響,它會影響人對信息的選擇、提取、加工以及個人的行為取向。一般情況下,來自於經驗的圖式化認知有助於我們快速而又經濟地處理大量信息,當認知中存有空隙時,圖式有助於填補漏失的信息,圖式還有助於我們產生合理預期,以避免不良後果。但同時圖式化也常常導致認知上的主觀、簡化、片面和頑固堅持原有看法,妨礙人們對信息的全面準確接收。
實際運用
當一種文化中的成員所生產和傳遞的訊息被另一種文化的成員所接收,跨文化交際就發生了。美國傳播學者波特和薩姆瓦(R.E.Porter & L.A.Samovar)認為“對跨文化交際的最佳理解在於對社會事物認識上的文化差異”。
按照圖式理論,在跨文化交際中,由於傳受雙方來自不同的文化,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個人經歷可能存在很大差異,由此個人頭腦中的社會交際圖式也會有很大不同,由此而影響了他們對訊息的選擇、理解和加工以及行為方式。跨文化交際要解決的重要問題就是如何減少誤解,增強跨文化的適應性。
跨文化適應是跨文化交際的重要方面。按照金·楊(Young Yun Kim)提出的“適應理論”,“(文化)適應是在一種文化中已經完成基本社會化過程的人與另一種不熟悉的文化持續地長期直接接觸而發生改變的過程。”
跨文化適應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個人為適應當地的生活環境而改變原有生活方式,與當地人交往和發展關係。換句話說,在跨文化適應過程中,個人原有的社會交往圖式由於環境改變而被棄置不用或發生改變,同時要逐漸獲得新的社會交往圖式。
交通技術的發展促成了世界性的人口流動,越來越多的人由於各種自願或非自願的原因離開本國本地區到異國他鄉生活。如商人、外交官、外籍勞工、留學生、國際志願者、移民、難民等等。對於無需在當地生活的短期逗留者如旅遊者和公務出差的人來說似乎不存在跨文化適應的問題。
移民、難民等長期居留的人和在特定時間內在異地求學和工作的人在停留時間和停留目的上有所不同。對於後者來說,研究跨文化適應更有意義。因為他們必須在短時間內儘快適應以完成既定目標,同時當他們返回本土的時候還會面臨新的“返文化適應”。圖式理論可以用以進一步解釋跨文化適應中的種種現象並為跨文化適應的訓練提供幫助。
首先,個人的社會交往圖式是在個人成長過程中,個人受所處環境的影響而不斷形成和強化的,是由於不斷遇到類似情況而自然形成和發展的,常常是不自覺無意識的。但是在跨文化適應的過程中,由於缺乏經驗而缺乏相應的圖式,會造成如下幾種困難:
一是在跨文化適應中,由於對特定的環境缺乏相適應的圖式,人們難以對環境和情況進行有效識別,也難以做出有效反應,由此導致高度的不確定性和心理焦慮。這是在跨文化適應中最常遇到的困難。比如在國內很少乘坐捷運的人到了日本東京,不太適應捷運的各種標誌和換乘辦法而感到出行困難;初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美國商人也常常因為弄不清日本人說話的真實含義而發生誤會。中國留學生初到美國,甚至在公共休息室里都會感到“不知所措”。
二是在跨文化的背景下,由於缺乏相應的社會圖式圖式而不能預測或控制形勢及事態發展,難以選擇適當的策略行為。例如一位中國農村婦女初到美國,因為語言不通、經濟困難而不知如何向當地人或醫療機構求治生病的孩子;當她給孩子使用了隨身攜帶的藥品,又因為藥品過期而被指控為虐待罪,被暫時剝奪對孩子的撫養權;後來又因為無法接受這一痛苦的事實而不斷給當局指定的撫養人打電話要求接回自己的孩子,從而又面臨“騷擾罪”的指控。這一極端事例表明,如果缺乏相應的情景圖式,人們將無法準確識別情景(context),而缺乏相應的策略圖式,也難以完成目標,從而造成適應困難。
三是在跨文化的環境下,由於缺乏獲取新知識的圖式而影響到學習新知識的過程;比如很多中國留學生在國內都是聰明自信,而初到美國卻感到學習困難,這是由於缺乏美國式的教學方法訓練而非智力因素所造成的。
四是在跨文化背景下,由於缺乏相應的情感圖式而很難與當地人實現情感共享,也常常體會焦慮不安、孤獨和“局外人”的感受。比如中國留學生感到很難和美國人交流飲食的樂趣,也很難理解對方對棒球賽的熱情。中美對“情感交流”的理解也存在很大差異。
其次,完成基本社會化的人,由於頭腦中固有圖式的存在,對環境常常採取圖式化反應。圖式化反應在相同或類似的情況下,比較準確有效,但是在跨文化的背景下,如果對情境識別發生錯誤,常常導致目標選擇和策略選擇的錯誤。
自動進行的圖式化反應常常直到受挫為止才開始反思,調整或改變,同時會伴隨相應的情緒圖式。比如中國留學生焦林初次在美國大學參加新生勞動,曾主動幫助一名女生抬木板,沒想到卻受到對方“性別歧視”的譴責,使他陷入困境。也有不少留學生初到美國時,錯把美國人“什麼時候一起吃飯”這樣的問候語當成是邀請,造成各種麻煩。
基本社會化的人對環境的反應常常是“圖式”驅動(schema-driven)而不是“數據”驅動(data-driven),是反應型而非學習型。在原文化中社會化程度越高的人,其跨文化適應性越差,適應中困難越多,因此人們常常發現大人比小孩適應得慢,語言能力弱,對當地文化了解少的人比語言能力強,對當地文化了解多的人適應慢。研究表明,9歲以下的兒童在移居國外後基本沒有“跨文化適應”的困難,而15歲以上的人在跨文化適應中則會比較強烈地感到“文化衝突”。
以往的跨文化適應理論常常突出強調個人特徵和個人能力的培養,如跨文化交際效力(ICC)理論中就強調要從動機、知識和技巧三方面來提高跨文化交際的效力,個人應具備並著重培養諸如尊重、寬容、容忍模糊、移情等能力。[19]但是圖式理論更多地強調個人、社會與環境三者之間的關係。它強調個人成長的社會環境對個人圖式的形成包括個人的社會認知、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重要影響。
以往的理論雖然承認社會環境對人的影響,但都是籠而統之,缺乏一個準確的核心概念,而圖式理論則用圖式(schema)這一概念使之具體化,便於進一步的研究。同時它還突出強調了情景圖式(context schemas)對人們社會交往的重要作用。
在跨文化適應中人們需要識別不同的情景,並學習與之相應的社會圖式,以保證行為的適當性和有效性。這進一步增強了跨文化適應訓練的可操作性,比如加強外語教學中的情景教學。在研究中也可以進一步考察在相同情景下不同文化的人的社會圖式差異所導致的行為和思想差異,或不同文化中的情景差異,從而進一步提高跨文化交流的效力。總之,作為一種新的理論模式,圖式理論為跨文化交際的研究展現了新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