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史
這個組織是在 1979 年作為拯救難民基金成立的。當時,它是由 Dan O'Neill 組織起來的一個工作小組,專責回響高棉難民因饑荒、戰爭和種族滅絕的殺戮而逃亡的困境。這個稚嫩的組織喚醒了美國人關注人道主義危機,並拯救了數以萬計的高棉人。
直至 1981 年,我們的工作擴展到其它國家,並重新命名為 " 國際美慈組織 " 以反映我們更廣泛的任務。我們很快地從簡單的提供救援幫助轉變為對治飢餓和貧困的長期解決方案。第一個發展項目於 1982 年在宏都拉斯開始實行。
自此,美慈不斷發展前進,它在全球實行的迅速、高影響力和成本效益良好的項目,獲得了全國乃至國際的讚譽。
工作觸及超過 74 個國家的家庭和小區。救援和發展援助耗達 1 億美元,其中涉及到食品、庇護所、醫療護理、農業、用水和衛生設備、教育和小型商業貸款。
今天,美慈每年幫助超過 7 百萬人進行災後重建、建造更完善的小區,並幫助人們找到自己解決貧困的方法。在回應大災難或人為悲劇,如印度洋海嘯、阿富汗戰爭、朝鮮食品短缺、巴爾幹種族衝突和中亞及高加索經濟過渡時,擔當了國際領導者的角色。
使命
美慈的使命是協助世界上被痛苦、貧困和壓迫等問題困擾的民眾建立安全、富饒、公正的社區。
組織目的
國際美慈組織是一個國際救援和發展組織,長期致力於協助世界上被痛苦, 貧困和壓迫等問題困擾的民眾。
美慈扶持以社區為主導、以市場為驅動的各種積極的發展機會,倡導社區、政府和商業機構秉承責任感和充分參與的精神來共同解決問題。
1. 實現社區主導、市場驅動的恢復和發展
2. 發現社會創新辦法解決重大難題
3. 激發人們解決全球性挑戰。
中國項目
5·12四川汶川地震項目
5·12汶川地震發生後,國際美慈組織通過當地夥伴機構,為生還者發起緊急援助行動。美慈的救助工作除了持續地為幾千戶地震受災家庭傳送生活必需品之外,還對年幼生還者提供心理援助,並支持受災地區的生計恢復。
災區青少年心理援助項目
通過與四川省團省委、中國扶貧基金會、都江堰市婦聯、中國科學院心理所等機構合作,美慈推廣了兩項曾經在其他國家災後成功套用的青少年心理援助項目-“撫慰童心”、“加油-在運動中恢復”項目。“撫慰童心”旨在為青少年重塑安全的心理和社會環境;“加油-在運動紅恢復”藉由體育與遊戲活動促進青少年之間的討論,幫助他們釋放情感,重塑樂觀自尊互信精神。
災害管理能力建設項目
基於國際美慈組織在全球工作的經驗,美慈中國面向受災害影響的社區及回應災害、緊急事件的執行者,開展了一項包括社會主導的減防災(CDRR)、應急回應領導力(LEO)、備災教育創新(DPEI)三項內容的災害管理能力建設項目,其旨在提升社區減防災以及領導人的應急處置能力。
School to Work
School to Work是美慈與北京市第一所為農民工子女創辦的中學——蒲公英中學合作開展的項目,該項目旨在通過集中的職業和生活技能培訓,改善14-18歲的青少年流動人口尤其是農民工子女的生活質量,並提高他們未來的經濟創收能力。項目將培訓和就業結合起來考慮,依據勞動力市場需求,有針對地制定培訓計畫,提供就業信息、開發工作機會,並追蹤項目受益人的從業情況。
金融教育項目
金融教育是青少年生計發展的一部分,同時也是職業技能和創業、商業培訓的重要內容。美慈的這一金融教育項目不是大學課堂里的金融專業教育,而是一種基本金融知識的普及。
該項目依據流動青少年在金融知識方面的切實需求,結合學校教育、社會支持體系和相關的金融產品和服務,為青少年提供步入社會前必備的金融知識,協助他們為未來的社會角色做好準備。項目還計畫促進打工青年獲得金融服務的途徑,促進他們的就業和創業。
GLOW項目
GLOW (Giving Leadership Opportunities to Young Women,給年輕婦女領導機會)是一項專門關注彝族青少年女孩需求的扶貧項目,它為彝族未成年女孩提供文化知識、生活技能、衛生健康、職業教育、經濟發展等方面的培訓,以此應對打工潮和當地愛滋病流行的挑戰。
社會創新
國際美慈組織舉辦的社會創新領導力培訓項目,圍繞社會企業、政府在推動社會創新中的角色、跨領域合作、資金投入在社會創新中的作用等議題,採用課堂講解、案例研究、座談與實地考察等形式,為中國青年一代領導人提供解決社會問題的新思路和經驗分享。
私人慈善事業
伴隨中國近幾十年的經濟繁榮,私人財富不斷增加;同時,中國實行“小政府,大社會” 使得公眾對社會服務數量和品質的需求也在增長。因此,在這個時候,中國私人慈善事業可謂呼之欲出。2004年6月國務院頒布了經修訂的《基金會管理條例》,使非公募慈善基金會第一次成為可能。目前,一方面私人基金會、企業基金會和社區基金會數量不斷增長,與此同時,基金會治理、戰略發展、項目管理、運行、投資等挑戰也相應而生。美慈中國將與國內外的慈善支持機構一同協作,為新興的中國慈善基金會提供機會,使之更好地運作,更好地支持非營利組織,進而培育一個健康發展的公民社會。
小額貸款項目
美慈於2001年與中國扶貧基金會建立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開始與其共同開展項目。中國扶貧基金會是於1989年3月在北京成立的非政府組織,旨在促進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並在可持續發展的原則下鼓勵弱勢群體的參與。除機構能力建設外,美慈還協助中國扶貧基金會在3個貧困縣的小額信貸項目,為其籌集資金並提供技術支持。
亞洲項目部門
目前,美慈組織正與中國的合作機構通力協作,積極應對5·12四川大地震。這些項目為青年和兒童援建學校和其他設施,向兒童提供心理社會救助以幫助他們從因大地震造成的創傷恢復過來。為重點解決兒童因地震產生的一系列心理社會問題(焦慮等等),美慈組織的青年項目對專業心理人員和救助者提供培訓, 同時還向學生和學校提供有針對性的物質援助。美慈組織在四川的所有項目都是在與當地合作機構的緊密協作下開展實施的。
中國經驗
“安迪·沃霍爾說過,‘每個人都能做15分鐘的名人。’發現泰坦尼克就是我們的15分鐘。”2012年4月,英國人保羅·哈特(Paul Dudley Hart)在北京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1980年代,哈特在伍茲霍爾海洋研究所工作,探索深海是他們工作的一部分。那時候他們有個小型載人潛艇,可以潛入近5000米深的海底。“那算是世界上最貴的升降電梯了。”哈特當時的工作是,每早起床進入潛艇,兩個半小時到達海底,兩小時到處轉轉,傍晚回到海面。他們想乾點激動人心的事來證明這些技術有多牛。
哈特的一個同事說:“我們把鐵達尼號找出來吧!”他們找了13次,都失敗了。1985年9月,他們終於和法國一個海洋研究機構發現了鐵達尼號——在水下超過4000米深處。
“泰坦尼克沉沒了近75年,它那么傳奇。激動爆了,我們吸引了全世界媒體,證明了我們的技術,讓大家意識到深海探索有多刺激。”哈特此後一直在從事各種探險,先後在南極洲生活超過90個月,遊走世界,出現在烏拉圭、阿根廷、巴西、高棉和越南等地。
2002年,退休的哈特又開始了新探險——加入非營利組織國際美慈組織。美慈成立於1979年,是國際性的救援和發展組織。它主要在遭受災難、戰爭、持續貧困和不穩定影響的地區工作。1990年代末,美慈在中國扶貧基金會的邀請下來到中國。
在最初幫助中國貧困地區建立小額貸款體系之餘,美慈的項目也涵蓋諸多其他領域,諸如汶川地震後的社會心理康復,幫助建設因流動人口和愛滋病導致的極度貧困的農村等。
如今哈特的身份是國際美慈組織高級副總裁,他像探索海底一樣探索著如何在中國開展NGO(非政府組織)的活動。
“確實有一兩個NGO走得太遠,涉及了政治或宗教。但這種敏感被擴大了。如果你做分內的事,堅持與當地人一起工作,和中國人合作而不是代替中國人,就不會有問題。”
“鐵達尼號上其實沒什麼寶貝”
南方周末:鐵達尼號眾所周知的發現者是羅伯特·巴拉德,在探索過程中,你擔任什麼角色?
哈特:籌集資金來增進技術,幫助組建海洋探索中心——泰坦尼克的發現團隊。發現後,我擔任了與全世界媒體打交道的角色。媒體的信息需求量很大。我們是一個大型科研機構,媒體通常對科技興趣不多,但對泰坦尼克就完全不一樣了。我們需要面對海嘯般的媒體浪潮,很費神。我要一直解釋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做、之後怎么打算。人們覺得我們為了賺錢,但是我們不是的,我們靠的政府資助。
我們宣布發現的一切都屬於公眾,不會用來賺錢。另一個聲明是,我們不會從船上拿走任何東西。那是座墳墓,應該得到埋骨之地應得的尊重。它對我們沒有歷史價值,只能當紀念品,拿走東西和盜墓沒有區別。世界上很多古墓都被盜過,我們想要為海底的墳墓創立先例——給他們安寧。最後一次潛下的時候,我們在船上留了一個告示:跟隨我們而來的人,請跟我們同行,不要打擾他們的長眠。
南方周末:告示起了作用嗎?
哈特:兩年後我們乘潛艇來到殘骸上,伸出小型機械潛艇進行探測。那時很興奮,儘管船上落了很多酒瓶、盤子,但沒人碰任何東西。後來很不幸,商業探險者來到這裡,從船上拿走東西賣。我們很難過,去美國國會尋求幫助,把它作為反例立法禁止用泰坦尼克上掠走的物品營利。我們至少可以阻止有人用掠走的物品在美國賺錢。當然泰坦尼克是英國的船不是美國的。
南方周末:泰坦尼克上有什麼寶貝嗎?
哈特:其實沒什麼寶貝,乘客有貴重物品都會隨身拿走,或者戴著。即使有散落的珠寶,也可能會隨著洋流漂到別的地方,尋寶的人幻想殘骸里遍地寶物是大錯特錯。但不值錢的也被拿走了,盤子,酒瓶什麼的。
南方周末:你一直從事海底探險,為什麼會加入美慈這種NGO?
哈特:我是十年前加入美慈的。我發現自己退休了,明明我還那么年輕。我開始為幾個NGO提供免費諮詢,美慈是其中之一。過了幾個月,他們看我這么拚命,就說你乾脆來這兒乾吧。我就成了美慈高級管理團隊的一員。至於原因,我們在消耗這個世界的資源,就必須學會承擔全球性的責任。有人道主義的原因,也有實用主義的原因,貧窮導致不穩定,最不發達地區飽受其害,對已開發國家安全也是威脅。所以為了人道主義和現實的正當性,需要建立一個更和平的世界。
國際美慈組織高級副總裁哈特曾經是位深海探險家。如今他像探索海底一樣探索著如何在中國開展NGO活動。 (受訪者提供/圖)
“在說話之前,你得學會傾聽”
南方周末:你怎么評價國際美慈組織與中國政府的關係?
哈特:很積極,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政府的誠意。中國現在是強大的,當然也有很多爭議。但不可否認,隨著中國經濟在全球的舉足輕重,中國的NGO的影響力也會越來越大。中國帶來了大量的潛能、知識和資源,我們渴望與中國建立夥伴關係。
南方周末:有沒有人問你們為什麼來這裡,有什麼特殊目的?
哈特:當然有。沒關係,我們所有工作都是透明的。最關鍵、最簡單的答案是:扶貧基金會邀請我們來的,全國青聯或者別的機構邀請我們來的。因為我們能給中國的公益事業帶來幫助。中國作為一個快速發展的新興大國,在國際發展領域將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而我們在公益、國際發展等方面有很多經驗,也走過很多彎路,這些正是我們能帶給中國的。
南方周末:中美之間存在一種“戰略不信任”,很多觀察者會把美國在中國的很多活動都看作“和平演變”,而西方的NGO或其他國際組織是這種戰略的一部分。你們有感受到類似的情緒嗎?
哈特:經常會有。但不得不說,很多次會議里,我也能感受到歡迎和支持。我們的工作相當低調,並不聲張,我們只是在幫助我們的中國同行。
各國民眾都會有排外情結,人們對異質文化總有不信任,美國的觀察家也會說中國的對外援助只是為了石油或者礦產。這正是我們需要做的工作,我們應該建立信任和對話。我們都希望有開放的市場和穩定的全球環境。這對每一個人都是最好的選擇。
南方周末:如果其他NGO的朋友向你諮詢“如何與中國政府取得互信”,你會怎么說?
哈特:傾聽。在說話前,在計畫前,你得學會傾聽。確實有一兩個NGO走得太遠,涉及了政治或者宗教。但這種敏感被擴大了。如果你做分內的事,堅持與當地人一起工作,和中國人合作而不是代替中國人,不會有問題。你需要尊重中國文化,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文化和做事方式。
南方周末:你所說的“中國獨特的文化”是指什麼?
哈特:比如多數中國人做事的主要動機,集體利益優先於個人。我覺得這是主要的不同,也是深刻的文化差異。例如,在美國,個人是首要的。沒有哪個一定不好,只是不同。
另一個相關的差異是決策方式。中國政府制定政策要求可以立馬上手。一旦決定,直接實施。可能決定前有討論,但一旦決定就付諸實施,整個國家必須緊隨其後。在西方,政策會隨著政治語境而變,而在中國這是一個不間斷的過程。
中國在建構自我認同,而在西方,我們常常解構自己。對很多西方人來說,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太神秘了。中國可能開了幾千次會才做出了一個決策,但對外國人來說根本看不明白。
“公民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南方周末:你對中國的國際發展怎么評價?
哈特:我認為中國在很多不已開發國家一直發揮著非常有益的作用。
南方周末:你指在非洲?
哈特:非洲、中亞,很多地區。中國投資基礎設施建設,也開採資源。做得卓有成效。如果我能為中國更好地發揮作用提點建議,我想說,中國在未來國際發展中,在社會維度應該有更多考量,比如增加人道主義援助。組建大型的中國志願者組織也是好辦法,因為公民是最好的形象代言人。
現在中國在國際扮演著重大角色,我認為向其他地區派遣更多志願者對中國是有好處的。生活在那裡,學習那裡的語言,理解那裡的文化,這樣才能與當地人融洽合作,促進當地的發展。反過來這些會在外交、社會、貿易層面回饋到中國的全球利益。
南方周末:在這個過程中,國際NGO能為中國的國際發展做什麼?
哈特:中國的NGO可以通過建立社會關係網成為中國海外貿易強大而恰當的夥伴,例如吸收勞動力,提供工作崗位。沒有什麼比教給年輕人工作技能卻不給他們工作機會更糟的,這只會引發不穩定。中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當地金融、開採礦產石油方面做得很優秀,在這之外還需要延展到社會維度,中國應當更多地與當地社會分享收益。
南方周末:你對美慈與中國的合作有什麼預期?有計畫嗎?
哈特:我們有很多計畫,但這些應當由我們的中國夥伴來宣布和討論,我們只是客人。我們和幾個中國NGO討論過——幫助他們進行國際立項的培訓。我們並沒有完全讓這些事公開,也是為了表示對中國合作夥伴的尊重。我們一直允許中國的合作夥伴掌握當地宣傳的主動權。
基辛格在中國問題上無疑是有遠見卓識的,他說有貿易就沒有戰爭。我們在人道主義領域的工作就是第一步——準備土壤,這樣貿易、和平才有可能。所以讓我們共同培育土壤吧。為什麼要各乾各的?至少要合作交流,而不僅僅是今天這樣。
南方周末:關於中國的志願者同行的工作方式,你有什麼具體建議嗎?
哈特:我沒別的建議。比方種地,這世界上最了解種田的人,一定是農民。他可能沒有技術,沒有化肥,但他一定知道什麼是必須做的。當地人才是解決方案的規劃者,解決問題的鑰匙在他們手裡。但通常他們有想法,卻沒條件實現。我們的任務就是贈予他們實現方法、資金、技術支持。
南方周末:遠離政治和宗教應當也是特別需要的經驗吧?
哈特:我們在索馬里、阿富汗、伊拉克都開展過工作。在阿富汗,我們在塔利班統治前後都在當地工作,沒有被打斷,因為我們的每一個項目都對當局有價值。需要注意的是,這不代表我們支持塔利班或者之前、之後的統治者。但我們在滿足社會需求上有共識,這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社會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