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國民政府國際宣傳處
- 隸屬：中央宣傳部
- 成立時間：1937年
- 貢獻：對外宣傳爭取國際輿論同情和軍援
簡介,國際宣傳處的組建,國際宣傳處的對外宣傳策略,廣泛建立國際宣傳據點,聘請外籍人員參與對外宣傳,編制發行外文刊物,聯邀外國記者和重要報人來華採訪,國際宣傳處對外宣傳工作中的問題與不足,評論,
簡介
1937年7月抗戰全面爆發後，為了爭取外國援助與國際輿論的同情，國民黨政府開始高度重視對外宣傳工作。國際宣傳處、國民外交協會、世界反侵略同盟中國分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等戰時對外宣傳組織紛紛建立。其中官方的國際宣傳處是戰時中國專門的對外宣傳機構，也是國民黨政府對外宣傳政策的重要執行機構，八年抗戰期間做了大量的對外宣傳工作，為世界各國人民了解中國，同情中國，支援中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國際宣傳處的組建
國際宣傳處是1937年11月6日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第五部改組而來。1938年2月，該處改隸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董顯光以中宣部副部長的名義督導該處事務，曾虛白任處長負責具體工作。1938年11月武漢失守後，西遷重慶。重慶時期的國際宣傳處組織機構相對簡單，下設六科四室，分別是英文編撰科、外事科、對敵科、攝影科、廣播科和總務科，以及秘書室、新聞檢查室、資料室和日本研究室。英文編輯科主要工作是採集新聞，撰發電訊通訊，出版刊物，印刷書籍小冊子等，是國際宣傳處進行對外文字宣傳的最重要一科。外事科的主要工作是為招待來華的國際團體及國際名流，並向國民黨軍政要人引見，舉辦新聞會議，協助採訪，檢查外文電訊，並與世界著名的通訊社和報社建立聯繫。對敵科主要工作是對敵廣播和收錄，兼以文字、圖片等形式對在華日軍、日本國內人民以及世紀各地的日僑進行反戰宣傳。廣播科是是國際宣傳處開展對外宣傳的重要喉舌。1938年10月，國際宣傳處遷到重慶後開始用英、法、德等語言播送新聞、演講和時事評論，後又增加了俄語和日語廣播。
國際宣傳處雖然表面上是隸屬於中央宣傳部，但實際上是受以蔣介石為核心的最高統帥部的直接領導，對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直接負責，宣傳部長無權干預。因此它可以很順利地與國民黨軍政各方的高層領導機構發生直接聯繫獲取對外宣傳信息；同時又由於它有一支精幹齊備熟悉對外宣傳業務的工作隊伍，容易接洽外國記者。這使得國際宣傳處成為戰時國民政府對外宣傳的中心，擔負著對外宣傳的重任。因此這個部門是正如其處長曾虛白所言是“一個名義上小機構，實際負責執行大任務的畸形機構”。
國際宣傳處的對外宣傳策略
廣泛建立國際宣傳據點
為了加強擴大對外宣傳效果，抗戰開始後，國民政府即著手籌劃建立海外宣傳據點。由於美國是國民黨對外宣傳的重點，1938年2月，國際宣傳處派人前往紐約籌辦中央宣傳處駐美辦事處。曾任上海麥倫書院院長的夏晉麟主持該辦事處時，他把自己主持的“泛太平洋新聞社”改名為中國新聞社，並向美國國務院登記為中國政府的新聞發布機構，使之成為國民黨政府在北美擴展宣傳據點的大本營。到抗戰結束時，中國新聞社已經在華盛頓、舊金山、芝加哥、加拿大的蒙特婁、墨西哥的墨西哥市建立了分社，全部工作人員達到五十人以上，負責發布新聞、廣播演講、書籍出版等工作，以協助國際宣傳處對北美地區開展宣傳工作。1941年7月，國際宣傳處駐新加坡辦事處成立，同年9月又在緬甸仰光建立辦事處。這兩個辦事處和香港辦事處成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國民黨政府布置在遠東的最重要宣傳據點，擔負了聯絡外國記者，郵寄宣傳品的重要工作，確保了中外信息的及時溝通和聯絡。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香港、新加坡、仰光的三個辦事處先後關閉，國民黨政府又在印度加爾各答和新德里、澳大利亞悉尼各設一個辦事處，以彌補南亞遠東宣傳據點的空白。整個抗戰期間，國際宣傳處先後在美國、加拿大、墨西哥、澳大利亞、印度、英國、法國等地設立了十二個辦事處。
聘請外籍人員參與對外宣傳
為了更加有效地進行宣傳，增加宣傳效果，國民政府聘請了大量外籍人員參與到對外宣傳工作中。1940年成立的成都編輯委員會，是由國際宣傳處特約在成都各大學的9名外籍教授和傳教士組成的，美國人畢范宇（Frank Price）主持工作，該會的主要任務是為國際宣傳處擔任一部分英文小冊子的選材、編輯和最後審查工作。上海辦事處也是聘請外籍人員組成，其主要職責是溝通重慶與上海各國記者間的聯絡，並利用各外籍記者和外文報紙揭露日本欺騙性宣傳。為了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國際宣傳處在海外辦事處的組建上，也聘請了外籍人員主持，倫敦辦事處在1938年設立時，就是由倫敦《曼徹斯特導報》記者田伯烈（H?J?Timperly）主持。國際宣傳處駐美辦事處的最早負責人是原美聯社駐華記者李復（Earl Leaf），芝加哥辦事處成立後聘請美國人艾文思(Henry Evans)主持事務，舊金山辦事處成立後聘請美國人羅學特（Malcolm Rosholt)主持事務。此外還有許多外籍人員任職於國際宣傳處各部門，如聘任原任教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的武道(Maurice Votaw)擔任國際宣傳處顧問，聘請原牛津大學漢學家馬彬和(Mac Causland)為國際宣傳處翻譯重要文告，聘請日本反戰人士綠川英子、長谷川照子、鹿地亘等擔任日語播音員。這些外籍人員熟悉本地歷史文化背景和風土人情，且有一定的知名度，因而更有利於開展宣傳工作。
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惡行震驚世界，國際宣傳處立刻請當時在南京的英國《曼徹斯特導報》記者田伯烈和一名美國教授撰寫宣傳刊物《外人目睹之日軍暴行》和《南京戰禍寫真》兩書，後被翻譯成中文、日文、丹麥文等多種文字在國內外出版發行24萬冊，風行一時，傳播甚廣。國際宣傳處還邀請經歷過日軍毒氣戰的美國新聞記者傑克?貝爾登（Jack Belden）在新聞發布會上談目睹日軍施放毒氣傷害中國軍民的情形。這些外國人以客觀中立的面目出現，其所談所寫更易於被人接受。這種中國人自己不出面，而以津貼等方式聘請“了解我抗戰真相與政策的國際友人做我們的代言人”[2]的曲線宣傳手法，是國際宣傳處在戰時最常用的技巧之一，成效頗為顯著。
編制發行外文刊物
編制外文刊物的目的一方面是協助外籍記者掌握新聞，另一方面是讓更多的外國友人和國際團體了解中國的抗戰。1937年12月1日，國際宣傳處在武漢召開第一次外國記者新聞發布會，創辦了專供外國記者以及外國來華人員閱讀的《英文日刊》，這是國際宣傳處創辦的最早的一份英文刊物。由於戰時的不便和各種限制，外國記者很難獨自采寫新聞，於是他們便向國際宣傳處所要材料。為了滿足外國記者的需要，國際宣傳處在英文日刊的基礎上，於1939年6月後又創辦了英文周刊，同時在香港和重慶出版，在香港出版的寄到美英等國家，每期約印1300份，在重慶出版的“華西版”以駐外記者為對象，每期約印刷四百份。為滿足友邦人士和國際團體的需求，國際宣傳處還編髮了英文定期刊物《英文新聞》，該刊物在華盛頓、芝加哥、舊金山、蒙特婁、墨爾本、悉尼等地每日發行，直到抗戰勝利。香港辦事處於1938年4月創辦了英文月刊《戰時中國》（China at War），到1941年4月時，該刊每期印數已達三千份，較創刊時期增加了一倍。香港淪陷後，該刊於1942年1月開始在紐約印刷發行，從未脫期。處於公共租界這一特殊環境的上海辦事處，自成立起至1940年3月共發行3種日刊、4種周刊、1種半月刊、4種月刊總計12種定期對外宣傳刊物,其中英語7種、法語2種、俄語1種、日語1種、世界語1種。[3] 1943年為了加強與歐美教會的聯繫，利用他們的力量宣傳中國抗戰，國際宣傳處編髮了專為傳教士閱讀的英文刊物《中國通訊》，同時每周請一位傳教士對美廣播。此外國際宣傳處還編輯發行過法文刊物《法文周刊》和俄文刊物《俄文日刊》。在語種上，這些刊物大致已經覆蓋了歐美兩州友邦的主要語言。
據不完全統計，抗戰期間國際宣傳處先後出版各種揭露日本暴行，宣傳中國抗戰及重要人物談話的外文刊物290多期，向國外傳送宣傳照片11000多張。[4]這些對外宣傳材料向世界宣傳了中國抗日戰爭的正義性和軍民的英勇抗戰精神，加深了世界人民對中國的了解，贏得了世界友邦和中立國家人民的同情和支持，推動了英美等世界大國積極援華抗日。
聯邀外國記者和重要報人來華採訪
聯絡邀請外國記者來華訪問是國際宣傳處的工作重點之一。為此國際宣傳處還專門建造了外國記者招待所，以解決其居住生活等基本問題。國際宣傳處與外國記者聯絡溝通的渠道主要有：各種新聞發布會，協助採訪，舉辦茶話會，引見當局要員，以私人名義與外國記者個別談話等。
新聞發布會是國民黨直接向世界各國傳達本國抗戰政策和主張的重要渠道，也是外國記者獲取中國戰況資訊的一條捷徑。隨著抗戰的深入，對外宣傳日漸重要，對外記者新聞發布會也逐漸制度化。從1939年3月開始，國際宣傳處每星期五午後兩點到五點鐘，定期舉行新聞發布會，由軍令部、外交部、黨政首長、名流等出席發布會。每到此時，不論是常駐重慶的外國記者還是暫時的過境記者都會不約而同地來到國際宣傳處會議廳等待發言人匯報。新聞發布會通常由處長曾虛白先作簡單介紹，然後分別邀請各部代表發言，最後是各就記者的提問分別作答。從1937年到1941年初，國際宣傳處大約接待了150多名外國記者，舉行新聞發布會600多次。[5]為了規範對外新聞記者發布會，1943年中宣部和外交部聯合擬定了《招待外籍記者新聞會談辦法》，而後又頒布了《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招待外國新聞記者及有關宣傳之外籍人士辦法》。新辦法頒布後，每星期二下午成為新聞發布會時間，出現特殊時間，新聞發布會可以隨時召集。然而遺憾的是，出席新聞發布會的政府官員對於軍事、政治、經濟或建設有關的數字統統保密，追求實際的外國記者對這些模糊空洞的新聞不是很感興趣，這使得對外宣傳大打折扣。
協助外國記者完成採訪工作也是國際宣傳處的日常性工作。國際宣傳處的兩個重要領導人董顯光和曾虛白，對常駐或臨時來訪的外國記者，接待態度都比較隨和，少有官僚作風，凡屬於新聞業務方面的正當要求，一般都能予以適當協助解決。如協助引見採訪當局要員；派員陪同外國記者奔赴前線採訪；引導外國記者參觀內地各項新建項目；函請各地軍政當局予以便利；為外國記者拍發電訊提供便利等。在導引外國記者採訪當局要員方面，國際宣傳處不遺餘力，據統計，截止到1945年4月，國際宣傳處平均每年介紹外國記者和友人謁訪國民黨黨政要員和社會名流360餘次。[6]為滿足記者們的採訪需求，使其深入了解中國，國際宣傳處組織了三次中外記者訪問團:一是1941年10月組織“湘北考察團” 赴前線採訪湘北大捷；二是1943年6月組織中外記者鄂西採訪團；三是1944年5月組織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訪問延安。這幾次大規模的採訪活動，國際宣傳處都派員陪同採訪。董顯光本人也曾冒著生命危險乘飛機陪同美國報界大亨亨利?魯斯（Henry Luce）飛赴西安採訪。為了給外國記者拍發電訊提供便利，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國際宣傳處就決定開放國際廣播電台的部分時間，供各國記者廣播新聞電訊。1942年4月，國際宣傳處專務台建立，該台的主要目的是便利英美宣傳主管機關與其駐重慶人員通訊，並儘量為外國記者收發電訊。為使外國記者不因顧慮費用而減少電報字數，該台還特意降低了電報費。
國際宣傳處也曾致力於邀請外國重要報人訪華，藉助其進行對外宣傳。先後邀請到訪的有“斯克里普斯——霍華德報系”(Scripps-Howard Chain of Papers)的總經理羅易?霍華德（Roy Howard），北美報紙聯盟（North American Newspaper Alliance）主持人甘尼森（Baya Arch Gunnison），美國報業巨子亨利?魯斯（Henry Luce）等。霍華德返美後所發表的遠東印象記十餘篇，盛稱中國抗戰精神，並主張美國應取堅強態度。甘尼森返美後發表文章，刊載於美國四十七家報紙，並在舊金山華人區公開演講。魯斯擁有《生活》《幸福》《時代》三大雜誌，在美國影響力極大，因此爭取到魯斯訪華是國際宣傳上的一大勝利。魯斯回國後，在1941年的《幸福》雜誌九月號上開闢了中國專欄《中國——我們的盟友》，計一百頁，發表了五篇長文，五十幅照片，呼籲美國支援中國抗戰。[7]這些來訪報人的宣傳活動對促進美國人民了解中國抗戰，加大美國援華力度意義重大。
國際宣傳處對外宣傳工作中的問題與不足
縱觀國際宣傳處在八年抗戰中的對外宣傳工作，可以說在傳播信息方面，其已經竭盡全力。但在宣傳觀念、宣傳技巧等方面，仍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由於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了對外宣傳無法收事半功倍之效。
第一，在對外宣傳上無視客觀事實，進行不實宣傳，成為戰時對外宣傳的一大弊病。戰時曾在國民黨國際宣傳處工作的美國著名記者白修德曾批評國際宣傳處給外籍媒體提供的公報對失敗避重就輕，總是把中國軍隊的退卻稱為進行“重大的戰略性迂迴運動”，把新的城鎮陷落稱之為“我軍已成功地誘使敵人陷入落網”；相反，獲勝則大肆誇張，往往一場小勝，在公報上被說成是虜獲“武器無數”的壓倒性勝利。[8] 戰時被美國派來重慶的中國問題觀察家費正清也對國際宣傳處的不實宣傳非常不滿，他認為“中國在海外進行的宣傳是十分危險的虛偽編造”。[9]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更是很不客氣地批評國際宣傳處的不實宣傳，認為“中國人是世界上最相信造假能夠成功的人”，對於壞事視而不見，而把心力放在誇大的符號上，根本拒絕接受冷酷的事實。[10]就連國際宣傳處長曾虛白本人也曾“為主軍政者在外國記者面前誇耀成功，掩飾真相的笨拙措辭所窘，弄得面紅耳赤”。[11]這種誇大的不實宣傳違背了宣傳的真實性原則，這種宣傳越多，對中國越不利，因為外國人可能會誤認為中國人能夠順利完成抗日，不需要外國的各種援助。顯然這與國際宣傳處爭取外國援助的宣傳初衷是背離的。
第二，在宣傳技巧上，攻勢宣傳太少。國際宣傳處每周召開的新聞發布會，有一重要內容就是駁斥日方的謠言宣傳。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是日本發起的非正義的侵略戰爭，為了掩世人耳目，其編造謠言進行欺騙性宣傳是必然的。對日軍的謠言進行駁斥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在駁斥日方謠言上耗費過多的時間和注意力，否則就會被日方牽著鼻子走，在宣傳戰中就會處於守勢，守勢宣傳在國際宣傳中並不占優勢。時為復旦大學新聞學系的王一之教授對國際宣傳處的宣傳策略頗為不滿，他認為，“在國際宣傳戰上，攻勢較守勢便宜得多，必須全部採取攻勢，方可收先發制人之效”。他把對外宣傳中的攻勢和守勢比喻為縱火和救火與拆屋和造屋，“永遠是縱火容易救火難”，“永遠是拆屋容易造屋難”。“在敵我宣傳戰上，攻勢有如縱火與拆屋，守勢有如救火與造屋”。難易顯而易見。他舉例說，假如“中國首先宣傳日本之侵略、好戰、破壞條約、軍隊暴行等條款於世界，使世人心目中，有一普遍印象之後，則日本縱能宣傳其並未侵略，不好戰，未破壞條約，並無軍隊暴行，亦屬費力不討好之工作。此種從反面作文章之費力處，自然較比從正面攻擊大得大，而收效亦少。反之，如日本在國際上宣傳中國人民之污穢、民族之劣等，政府之無組織等項，則答辯亦同樣感覺困難”。因此他認為國際宣傳處在對外宣傳中，“必須極力採取攻勢，拿出各個片段事實，來指謫敵人的罪，待敵人答辯時，則對此問題放下不談，重新指出敵人另外一個事實來大肆宣傳。”只有這樣，中國在對外宣傳上才能“處處站在上風，對方永遠變成尾巴，我只管到處縱火，讓敵人隨後趕來救火，自可操宣傳戰必勝的左券。”
第三，對外宣傳的針對性不強，缺乏差異化宣傳意識，這是抗戰時期國際宣傳存在的另一大弊病。不同的宣傳對象，要採取不同的宣傳內容和宣傳方式。戰時國際關係是很複雜的，世界各國對我國的抗日戰爭持有各種不同的態度，或同情或中立或敵對，因此在進行對外宣傳時，研究細分這些宣傳對象，進而採取不同的宣傳內容和方式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國際宣傳處的對外宣傳，不論是廣播宣傳還是文字宣傳，在這一點上都沒有做到位。國際宣傳處雖然編輯出版了大量的各種外文刊物，但這些刊物大多沒有細分宣傳對象，針對性不強，基本上是面向世界各國全體人民。這種不加區別的對外宣傳，效果必然會減弱。1942年葉公超在負責國際宣傳處駐倫敦辦事處時不時會收到國內郵寄的統一宣傳品，他很不贊同國際宣傳處這種不區分宣傳對象的做法。他認為在英國宣傳不同在美，因為英國是一個控制遠東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念念不忘戰後恢復其威勢權力。故在英國，我們雖為盟邦，自己公開說話，不會像美國那樣發生效果，故他認為在英國，做一些既為盟邦不得不做的表面文章外，真想發生效果，還只能憑他三寸之舌，說服英國社會菁英，來替我們中國說話。
評論
八年抗戰期間，國際宣傳處藉宣傳助益抗戰，貢獻巨大，不僅向世界各國傳播了中國人民英勇不屈的抗戰精神，加深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了解，而且幫助國家爭取了大量的經濟援助和軍事援助，有力地支援了國內人民的抗日戰爭，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不可否認，其在宣傳理念、宣傳技術等方面暴露出的一些問題也產生一些不良的影響，不僅使對外宣傳效果大打折扣，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國民黨政府國際信譽的下降，這是值得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