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音樂專科學校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1925年8月，原成立於1918年的“北京美術學校”（1919年更名為“北京美術專門學校” ），復校並更名為“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 ，增設音樂系，聘蕭友梅為主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國立音樂專科學校
• 創辦時間：1918年
• 主任：蕭友梅
• 原名：國立音樂院

學校成立前

我們祖國有長達8000餘年的可考的音樂文化發展歷史，在音樂教育方面，自周秦以來，也有不絕如縷的歷史記載。而在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由於西方列強從軍事政治到經濟文化的全面侵略脅迫，中華民族面臨著衰敗滅亡的可悲命運，也喪失了包括發展自己的民族音樂文化的主動權。在這樣的危急形勢下，我國近現代音樂史上最早一代先輩音樂家，很早就提出了要在中國發展近現代化的音樂教育和建立自己的音樂學校，以推動創造民族的新音樂文化的主張。提出這樣的理想主張並為之奮鬥終生的一位傑出的代表，就是上音的主要創辦人——蕭友梅博士。

蕭友梅博士是屬於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中所說的，“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求真理的一派人物”。他在1901～1920年的20年間，先後留學日本和德國，學習了鋼琴、聲樂、理論、作曲、指揮等幾乎所有的西方音樂專業學科；而在他留學之初和整個學習過程中，卻是從攻讀教育學開始的，並且始終把音樂教育學作為他學術研究的重心。可見，蕭友梅很早就立下了要從教育著手，來振興和發展中國新的音樂文化的宏圖大願。因此，當他於1920年學成歸國後，便專心致志地投入了創建中國新的專業音樂教育的艱苦勞作。他先是在北京進行了一系列辦學活動，以時間為序：

1920年秋，接受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之聘，任北京大學音樂研究會的導師，講授樂理、和聲與音樂史課程，並實際主持這一業餘音樂學校性質的新音樂社團。

1921年1月，蕭友梅受聘為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音樂體育專修科主任，在他提議下，該校將音樂、體育分別設為獨立的音樂、體操兩科，他任音樂科主任；以後該校更名為“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和“國立女子大學”，音樂科成為音樂系，始終由蕭友梅為系主任。

1922年10月，在蕭友梅提議下，在北大音研會基礎上，改組成立了北京大學附設音樂傳習所，蔡元培兼任所長，而由蕭友梅任教務主任，實際主持該所，設立本科、師範科和專科（選科），實行學分制，並設有由蕭友梅擔任指揮的小型管弦樂隊，在校內外進行了一系列音樂會演出。

1925年8月，原成立於1918年的“北京美術學校”（1919年更名為“北京美術專門學校” ），復校並更名為“國立北京藝術專門學校” ，增設音樂系，聘蕭友梅為主任。

以上都是由蕭友梅主持的北大音研會、女高師音樂科（系）、音樂傳習所和藝專音樂系，就是國立音樂院——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成立之前，中國最早幾所專業音樂教育和音樂師範教育機構（當時南北各地還成立了其他一些類似機構，在此從略）。但是，它們都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的高等音樂學校：如當時北大的決策機構“評議會”中的某些人以當時中國的學制沒有在大學中設“院”的先例為由，以當時通行的“傳習所”命名，這裡包含著當時的學界還存在著對於音樂教育頗為不屑所帶來的阻難；也使音樂傳習所始終未能招到本科的學生，從1920到1927年的6年間，只畢業了8名師範科學生，在總共50人左右的畢業生中，絕大部分為選習西洋弦樂器的專科（選科）生，而且他們還不能作為具有北京大學畢業生資格的學生，得到擬聘用單位的接受，因為“傳習所”之名，常被誤認為只是一種類似“講習會”那樣的臨時機構。這不是他期望中的真正的音樂學院。

醞釀籌備

1927年的6、7月間，盤踞北京的奉系軍閥所委派的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劉哲，以“音樂有傷風化，無關社會人心”為由，下令取消北大音樂傳習所和藝專音樂系等國立學校的音樂系、所設定。雖經過蕭友梅等人極力抗爭，後來勉強保住了女大音樂系，但這一打擊使蕭友梅“在北平辦了七年音樂科，受盡不少不快的刺激”，又增添了更深的創傷。

成功建校

1927年的7月，南京國民政府將要成立，一直全力支持蕭友梅辦學的蔡元培先生即將擔任相當於教育部的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在此情況之下，蕭友梅便“決意南來，向蔡先生提出一個要求，請他於大學院成立時，在上海創設一間音樂院”。我們從有關的歷史文獻可以看到，這所音樂院從擇定辦校的地方，到在大學院正式立項籌備和撥給經費與招生開校，都是在蔡元培先生的全力支持下，經過蕭友梅的奔忙操勞，才得以實現的。

首先是擇定在上海設立音樂院。蕭友梅於1927年10月間發表了題為《聽過上海市政廳大樂音樂會後的感想》的文章：南來上海後聽到了上海市政廳主辦的的“大樂音樂會”（也就是由當時稱為“工部局管弦樂隊”演奏的交響音樂會）深感意外和興奮，便決定向大學院提議“要創辦一個音樂院，我更要主張設在上海”。這是由於蕭友梅認為：“學音樂者必定先有一種薰陶，方可容易領略（尤其學新音樂）”，而上海這箇中國開埠最早的城市，具有面向世界，吸納與融合來自各方面音樂文化的便捷廣泛、得天獨厚的條件，容易邀集到高水平的音樂師資。他便定下了把音樂院設在上海的主張。

由於擇定立校地點的正確，國立音樂院從立案籌備到招生開校，進展得頗為迅速。

艱難困苦中

勇猛精進、日新不已的八年

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成立後的8年——1929年10月到1937年10月，並延續到1940年12月31日蕭友梅謝世，是在連續遭受1931年“九·一八”事變、1932年“一·二八”事變、1937年“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中國在日本帝國主義野蠻侵略下，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而又因國民政府當局並不真正重視音樂教育，常常剋扣、拖欠辦學經費，以致使學校舉步維艱，處在朝不保夕的條件下，勉力維持著辦學的。在這樣的危難情勢下，依靠校長蕭友梅和全校師生員工毫不動搖的艱苦努力，把學校建設成為了具有足夠的教學水平，培養出一大批高水準的音樂專門人才，創造出了累累的音樂成果，並對社會產生重要影響的一所真正的高等音樂學府。舉其要者：

在國立音專聚集了一批高水平的音樂師資和其它各科教師，形成了在當時中國來說最強的專業音樂教學力量。蕭友梅深深懂得辦學成敗的關鍵是教師，想方設法聘請最好的教師來任教。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於1929年10月，聘請剛從美國學成歸國的黃自，先來音專兼課，翌年即聘黃自為音專理論作曲組專任教員（相當於教授），並擔任教務主任。

黃自不僅擔負起了音專幾乎所有的理論作曲課程、全校的音樂欣賞與音樂史課程，而且作為教務主任，挑起了主持音專教務的重擔，成為蕭友梅最為得力的辦學合作者，把音專的整體教學水平，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次。

當時在上海的外籍音樂家，或來滬演出逗留的外籍音樂家，只要是音專教學所需而又具有真才實學的，也由蕭友梅千方百計地聘來任教。除了前面已經提到的法利國（富華）和佘夫磋甫外，當時工部局管弦樂隊的各聲部首席演奏員，幾乎都被聘來音專任教。而最為著名的是：鮑里斯·查哈羅夫（B·Zakharoff，羅斯著名鋼琴家，原為聖彼得堡音樂院資深鋼琴教授，1929年來滬演出並逗留，經過蕭友梅“三顧茅廬”式的再三誠懇求聘，以高於他校長的薪金，聘其為音專鋼琴組主任，教授出一大批中國鋼琴家，後終老於上海）、蘇石林（V·Shushlin，羅斯籍男低音歌唱家，後入蘇聯籍，1930年9月被聘為音專聲樂專任教員，教授出一大批中國聲樂家）

有了這許多高水平的師資，音專就能在被“降格”為中等專科學校的情況下，維持著高過於中專和相等於高等音樂學校的教學水平，並力求不斷地提升教學水準。

為了力求以中等專科學校的“牌子”，辦成高等音樂學府，蕭友梅、黃自和音專的同事們在制訂音專的學制、專業設定和教學體制方面，也下了許多功夫，在不斷摸索實驗的基礎上，經過多次的反覆修訂，終於形成了較為完備可行的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組織大綱。

按照不斷變遷而最終肯定下來的音專組織大綱，確定了“以教授音樂理論技術，養成音樂專門人才及中國小音樂師資為宗旨”，設立預科、本科和研究班，並附設師範科與選科，並成立了相等於系的理論作曲、有鍵樂器、樂隊樂器、聲樂和國樂等組，從而形成了兩科一班五組及附設師範科與選科的專業設定較為完備的體制，並根據各專業設定的不同情況實施較為靈活的學分制教學制度，各學科和由各專業的專任教員為主導的教學內容，則在實行分為高、中、低級的同時，根據導師的水準和學生的基礎與學習狀況，實行有一定彈性的靈活管理。這樣的經過實踐檢驗的教學制度，既堅持了專業音樂教學向國際先進水準看齊的高標準，又合乎於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有的做法至今仍被沿用，或具有借鑑的意義。

音專在堅持以應有水準和經過嚴格考核錄取入學學生的同時，也從為社會培養更多音樂人才和尤重於普及音樂的長遠考慮出發，實施了一些靈活的選拔學生的制度，其中最有意義的是：1935年9月，根據蕭友梅的提議，為普及音樂教育，採取由各省保送的辦法，向各偏遠省區招生，在得到教育部首肯並向各省區發文之後，在這一年就有來自於陝西、甘肅、廣西、山東等地的學生，經保送和考核合格後，來到音專攻讀。其中，來自於廣西的陳傳熙先生就說：由於這一年“設在上海的我國最高音樂學府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在桂招生，並給考取第一名的學生享受官費待遇”，他這個當時還只是音樂愛好者而求學無門的偏遠地區的學生，才得以進入音專深造，“從此走上了音樂工作的道路”。

音專為普及音樂，還以組織音樂社團、出刊音樂期刊和音樂書譜，以及進行音樂演出與音樂廣播等方式，既使師生經常得到藝術實踐和發表學術研究成果的機會、實現教學相長的目標，又向社會傳播普及了音樂和相關知識，擴大了音專的影響。以音專開校後的時間為序：

1929年11月，接續國立音樂院“停辦”後已停刊的《音樂院院刊》，編刊《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刊》，在出刊兩期後更名為《音》。

1930年4月，由蕭友梅、周淑安、黃自、易韋齋、朱英、吳伯超等發起成立“樂藝社”，進行音樂演奏、演講、出版、研究等活動。

1929年12月與商務印書館訂立編輯出版“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叢書”的契約，於1930年9月開始出版。

1931年3月，由蕭友梅、龍沐勛（榆生）、青主、傅東華、胡懷琛等發起成立“歌社”，倡導寫作新體歌詞，以作譜寫新歌曲之用，從而在音專師生中和社會上帶動起了探討和寫作新歌詞的風氣。

1933年3月，由蕭友梅、黃自等發起成立“音樂藝文社”，推舉蔡元培等24人為社員，進行了組織音樂演出和學術研討、編輯出版等活動，編刊由黃自、蕭友梅、易韋齋主編的《音樂雜誌》季刊。

1934年1月，組織音樂教育播音委員會，由應尚能、黃自分任演出股與編輯股主任，受市教育局之邀，在中西電台開設每周播送中西音樂節目一次的音樂廣播，由黃自為主編，在《新夜報》上辟《音樂專刊》（第四期後改稱《音樂周刊》），以配合每周一次的音樂播音，並刊登音樂文論和傳播音樂知識的文章。

1934年11月，來到上海的俄羅斯鋼琴家、作曲家車列普寧（Alexendre Tcherpnene，後用中文名齊爾品），委託國立音專舉辦“徵求有中國風味之鋼琴曲”創作比賽，在車氏及蕭友梅、黃自、查哈羅夫、歐薩可夫等為“審查委員”評選下，評出賀綠汀的《牧童短笛》為頭獎，俞便民的《c小調變體曲》、老志誠的《牧童之樂》、陳田鶴的《序曲》、江定仙的《搖籃曲》為二獎和賀綠汀的《搖籃曲》為名譽二獎，產生了很大影響。

1937年11月，音專編刊發行《音樂月刊》，由陳洪主編。

1939年6月，在上海已成“孤島”，音專在日本侵略者威脅下，陷於不能正常辦學和暢所欲言的困難境地，而仍千方百計地編刊了《林鐘》不定期刊，發表了蕭友梅的《復興國樂我見》等重要文章。

前面已經說到，從國立音樂院到國立音專，都建立和堅持了與教學相輔相成的音樂演出制度。據不完全統計，音專自1930年5月26日舉行它的第一屆學生音樂會起，到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已舉行了53屆學生會，其它如教師音樂會、畢業音樂會和邀請中外音樂家來音專舉行的音樂會等，都未計在內。其中最為重要和影響較大的音樂會有：

音樂藝文社於1933年4月，組織音專師生赴杭州西湖禮堂舉行“鼓舞敵愾後援音樂會”，黃自主持並上台講解包括他所作《抗敵歌》與《旗正飄飄》等演出曲目，應尚能聲淚俱下地演出自作藝術歌曲《吊吳淞》，產生了極大的鼓舞抗日愛國****的作用。

1937年4月，應教育部舉辦的全國美術展覽會之邀，音專全校師生赴南京國民大會堂和金陵大學禮堂舉行音樂會，由學生演出的包括音專教師們創作的樂曲和中外籍教師演出的兩部分節目，顯示了音專的教學水準和師生表演的藝術魅力。

如果說，以上所述，是屬於音專的教學、學術研究、創作、演出與出版等方面的“軟體建設”的成果，那么，音專在校舍與教學設備等的“硬體建設”方面，也在十分艱難的條件下，取得了可觀的成果。其中，尤其是為了根本改變居無定所，只能靠租賃校舍辦學的狀況，蕭友梅與音專同仁成立“校舍籌備委員會”，以向社會各方籌募捐款資金的方式，並千方百計地爭取教育部的建築校舍撥款，於1935年10月21日在江灣市京路的16畝地上建成新校舍，

這是一處按當時的經濟條件來說，已是相當宏偉的建築，在校舍主體樓的大門西側，是兩排琴房，琴房中間是一大片綠草如茵的廣場；從廣場進入主樓，大禮堂、合奏廳、圖書館、課室、辦公室和宿舍等，都相當寬敞，同之前在租界租來校舍和到處搬家相比，的確是“鳥**換炮”了。蕭友梅和音專師生都為了卻了大家的心愿，有了自己夢寐以求的辦學與攻讀的根據地而興奮不已。可惜的是他們的欣喜並沒有持續多久。1937年相繼爆發了盧溝橋事變、“八·一三”事變，而在 8月13日前夕，上海就響起了日本侵略者飛機大炮的轟鳴聲。在日本鬼子炸彈炮火威脅下的音專師生，不得不於8月9日至10日，從江灣新校舍倉惶逃難到市區徐家匯的852號臨時校舍，後來又幾處覓房，在法租界的馬斯南路（今思南路）58號、高恩路（今高安路）的432號，西愛鹹斯路（今永嘉路）的418弄2號和麥脫赫斯路（今泰安路）的227弄8號，租到了分散上課、辦公與學生寄宿的暫棲之地。新校舍的“甜蜜”還不足兩年，便又回到了居無定所、到處搬家的窘境。

屢遭侵略者炮火劫難和飽嘗民族危亡之苦的音專師生，具有強烈的愛國****和民族意識是必然的。從國立音樂院到國立音專，從蕭友梅、黃自到全院許多師生，都始終站在抗日救亡的愛國運動前列。1931年“九·一八”事變剛剛發生，黃自創作了合唱曲《抗日歌》（後被迫更名為《抗敵歌》），並與蕭友梅等發動音專師生創作了一批愛國歌曲，組成宣傳隊，走出校門歌唱愛國歌曲宣傳救亡和為東北義勇軍募捐。音專同學中很快組成了抗日救國會，許多人先後投入了抗日救亡歌詠運動。蕭友梅在他的留德同學、時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的近衛文麿之弟——近衛秀麿來訪時，關照對方勿以日語向音專同學發表演講，而改以德語和由他翻譯，並堅決拒絕近衛秀麿以鋼琴贈予音專的表示。而音專抗日救國會的會長劉雪庵，代表音專師生，在近衛秀麿演講時，當場起而責問聲討日本的侵略暴行，更是傳為美談。

具有鮮明的愛國民主精神，而又在音樂專業上具備紮實功底和精深造詣的畢業生，是音專艱難辦學的主要成果。從國立音樂院到國立音專，至1937年6月已舉行五屆學生畢業典禮；因故未能修畢而肆業的學生則難以統計。蕭友梅於1937年7月，為中國文化建設協會所編《十年來的中國》一書所寫《十年來的中國音樂研究》一文，列出了自1927年至1937年中國音樂專門人才畢業成材和留學歐美者的名單。其中，由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畢業者最多。當然，這還不是統計精確的名單，但已經可以看到國立音專辦學的巨大業績。在此，展示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舍落成典禮全校師生員工合影，以見當年的歷史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