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背景,組織形式,錄用過程,發展,解放前,解放後,遷台後,大屠殺,
背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為了進一步加強中央政府的集權，以加強國家統一，為日後全面抗戰做準備，效仿墨索里尼的“黑衫黨”，在黃埔軍人賀衷寒、戴笠、鄭介民、康澤等“十三太保”的策劃下，組織了一個以軍人為主體的復興社(有人稱藍衣社)，1932年又在復興社內設核心組織力行社，設有一個專門進行諜報活動的特務處，它是軍統局的最前身。戴笠為處長。
1937年底， 力行社特務處，與特工總部（1927年成立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密查組”）合併，成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下轄二處，第一處負責黨務，第二處則負責情報，並直接向委員長蔣中正負責。力行社特務處編為該局第二處。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它是國民黨兩個主要特務組織之一。其前身是復興社的核心組織“力行社”的特務處。
抗戰開始的1938年8月，該局重組，第一處另成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中統），而軍統局仍交由戴笠負責。除負責刺探情報，進行反諜工作外，軍統局亦以刺殺等手段執行情報任務。抗戰期間軍統局曾多次刺殺投日的軍政人員，如暗殺張嘯林、唐經，暗殺未成的有殷汝耕、季雲卿、汪精衛、周佛海。而隸屬BIS的各個“游擊司令部”和“交通警察大隊”則深入日寇占領區開展廣泛的游擊戰，對打擊日寇和漢奸，起了不小的作用。也有一些軍統人員投降日本，日本占領區的重要特務頭子大多來自軍統中統，如李士群、丁默邨等。
特工人員最多時近5萬名，分布到中國國民黨的軍隊、警察、行政機關、交通運輸機構，乃至駐外使領館，專門以監視、綁架、逮捕和暗殺等手段進行活動。軍統局在許多地方設有秘密監獄和看守所。抗日戰爭期間，也從事一些蒐集敵方情報並敵後活動。（《軍統對日戰揭秘》詳細記錄了軍統人員對日情報戰和暗殺活動的經過）1946年8月，軍事委員會改組國防部，軍統局的公開特務武裝部分與軍委會軍令部二廳合併為國防部第二廳，鄭介民任廳長；秘密核心部分組成國防部保密局，毛人鳳為局長。
組織形式
軍統局的組織形式是局-區-站-組-隊，有的地方設有相當區、站的辦事處。組是軍統局特工組織的基本單位。由於任務不同，組又分普通組、潛伏組、行動組、策反組、隨軍組、防諜組等。每組通常由十人左右組成。
軍統局內勤組織共有八處、六室、一所。“軍統”的特工人員分布到國民黨的軍隊、警察、行政機關以及交通運輸等各個部門。此外，軍統局還設有電訊組織、武裝組織、訓練機構以及在軍、政、警、憲等機關中的控制運用組織和“特種”組織。如中共一大代表張國燾主持的特種政治問題研究所。
錄用過程
軍統局的特務稱為組員或通訊員，多系受過專門訓練的特工人員；當地錄用者需經組長引薦，局方批准，並經試用合格。試用期間，稱為試用員或試用通訊員。尚未經局方批准的，稱為運用員或運用通訊員。
發展
解放前
1928年初，國民黨在中央組織部中設立專職情報的“黨務調查科”，此時，軍隊系統也有“參謀本部第二廳”，負責軍事諜報與電訊偵測；1931年，“中華民族復興社”（又稱“藍衣社”）的秘密核心組織“力行社”下設“特務處”，從事情報暗殺活動。1932年，黨務調查科擴充為“特工總部”，1935年改組為“黨務調查處”。
1937年4月，徐恩曾負責的“黨務調查處”與戴笠負責的“力行社”合併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任局長；原調查處為一處負責黨務，仍由徐恩曾任處長；原力行社為二處負責特務，仍屬戴笠管理。可以看出，初創階段的國民黨特務機關，組織機構變動相當頻繁。
戴笠
戴笠1938年春，蔣介石藉口抗日戰爭時期國難當頭，為了防止日諜漢奸活動，提高工作效率，增強抗戰力量，在3月29日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上決定把原有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組，擴大成為3個公開的特務組織：
一、以第一處為基礎，建立隸屬中央黨部秘書處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或中統局），局長由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朱家驊兼任，徐恩曾任副局長，由徐負責日常實際工作。
二、第二處擴大為隸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首任局長由陳立夫兼任，戴笠任副局長。這個局簡稱“軍統”。
三、隸屬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的特檢處（主管郵電檢查）。
1938年8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成立，簡稱“軍統”它是國民黨兩個主要特務組織之一。其前身是復興社的核心組織“力行社”的特務處。軍統局內勤組織共有八處、六室、一所。“軍統”的基本組織是“組”及直屬情報員，它們的特工人員分布到國民黨的軍隊、警察、行政機關以及交通運輸等各個部門。
蔣介石與戴笠
蔣介石與戴笠1940年4月，蔣介石為集中對日本軍隊電訊密碼的破譯力量，下令BIS“特種技術研究套用處”（6處）加強對日情報工作。在6處中，池步洲擔任了軍政部軍用無線電總台第43台主任。1941年5月開始，池步洲在破譯的日本外交密電中，他已感到日本要對美國“採取斷然行動”了，並判斷： 日本對美進攻的地點可能是在珍珠港，發動戰爭的時間可能選擇在星期天。 軍統局破譯出日本海軍將要偷襲珍珠港的密電後，通知美國海軍，但孤立主義情緒泛濫的美國當局懷疑是中國挑撥日美關係，未引起重視，以致釀成嚴重後果。
1946年8月，軍事委員會改組成國防部，軍統局的正式名稱亦改為國防部保密局。其公開特務武裝部分與軍委會軍令部二廳合併為國防部第二廳，由鄭介民任廳長；秘密核心部分組成國防部保密局，毛人鳳為局長。
毛人鳳
毛人鳳解放戰爭期間，軍統主要對付共產黨，如在11月27日對關押在渣滓洞、白公館等地的革命志士進行了慘絕人寰的集體大屠殺，200多位革命志士倒在了勝利的黎明之前。
1946年戴笠乘坐飛機失事死後，軍統局進行改組，其公開特務武裝部分與軍委會軍令部二廳合併為國防部第二廳，由鄭介民任廳長；軍統局的正式名稱亦改為國防部保密局，毛人鳳為局長。專責保密防諜工作，確保國家安全。
解放後
1949年國民政府敗退台灣後，一部分軍統留在大陸進行暗殺、破壞、情報等活動。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就是軍統所為。人民政府對殘餘軍統分子進行肅清，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軍統在大陸人員，除了少數立功者以外，一律槍決或重刑。到五十年代中，軍統在大陸大致肅清。以後的政治運動中，如肅反運動、四清運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追查殘餘軍統人員以及和懷疑曾和軍統有關的人物，“活人要落實到人頭，死人要落實到墳頭”。
到1976年後，不再提及軍統。
遷台後
1949年國府遷台。1950年，保密局恢復正式編組，於台北士林芝山岩設立局本部，設有情報學校訓練間諜，軍方內部稱該處為山竹營區。持續執行情報蒐集，並主導台灣省工作委員會案及台北市工作委員會案等白色恐怖。
1952年，蔣介石進一步改組台灣的特務機構，把“革命行動委員會”撤銷，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下設第二組和第六組兩個特務機構，負責以大陸為主要目標的“敵後建黨”和“心理作戰”等特務活動。隨後又設立了“國家最高國防會議”，蔣介石自任主席。
1954年10月，蔣介石仿照美國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下設中央情報局的模式，在“最高國防會議”之下。以“總統府”資料室為基礎，成立了“國家安全局”，隨著“國家安全局”的設立，“國防部”保密局和內調局等特務機構也相應地進行了調整：以保密局為基礎，將大陸處和內調局所屬對大陸進行派遣活動的機構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成為專門對大陸進行特務活動的機構；以“內政部”調查局為基礎，將保密局中負責“保防”的部門劃歸“法務部”領導，成立“法務部”調查局，專門對台灣、澎湖、金門、馬祖等地進行特務活動。
1955年，情治單位改制。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專責執行戰略預警情報蒐集、研整之任務。保防偵查等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接管。一般說來，該階段先後實際執行者為毛人鳳與蔣經國。
1958年5月，蔣介石又將“國防部”二廳改組為“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處”（簡稱“特情處”），1961年5月，它又擴編為“國防部特種軍事情報室（簡稱“特情室”）、專司蒐集軍事情報和勾聯策反活動。同時在“保密局”骨幹的基礎上，組建負責島內安全的警備總司令部和憲兵司令部。上述各情治機構，形成了密布於台灣各地的情治網，成為維護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和鎮壓人民的工具。
此後，還陸續地進行過多次調整，如1972年5月，以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的第三組為主體和第六組的一部分合併為國民黨中委會海外工作委員會；
1973年，又將中委會第二組全部和中六組的另一部分合併成為國民黨中委會大陸工作委員會。蔣經國、李登輝主政台灣時，也先後對台灣的情治系統進行改組和強化。比如1987年，將警備總部改組為“海岸巡防司令部”等等。
1991年以來，“國安局”在台情治系統改革調整中，進一步強化了對外情報工作功能，擴大了第一處、第二處的人員編制，增加了設施，又把第三處管轄的業務撥給“調查局”、 “警政署”、“憲兵司令部”，該處僅作為分析單位存在。新設第六處，負責管理密碼，加強對世界各國，尤其是日本和東南亞各國的信號情報。
大屠殺
解放前夕重慶11.27大屠殺 首拿楊虎城一家開刀
1949年10月，是“黎明前黑暗的日子”，當時經過三大戰役、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過大江等重大戰役，勢如破竹攻克國民黨大量占領地，當時蔣介石“劃江而治”夢想破產後，蔣家王朝認為他們的失敗是對共產黨手軟的結果，於是在重慶對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進行瘋狂屠殺。重慶紅岩聯線文化發展管理中心主任厲華說，敵人大屠殺的屠刀首先刺向楊虎城將軍。
9月6日晚上11點多鐘，剛抵達歌樂山松林坡戴公祠的楊虎城將軍及兒子、女兒和宋綺雲夫婦及兒子“小蘿蔔頭”，在這裡先後遭到特務們的利刀屠殺。
《大公報（重慶版）》在1949年12月12日的第三版刊載了《楊虎城將軍死事慘烈父子遺體昨同時發現》。文中說：雙十二事件領導者之一的楊虎城將軍，被蔣匪介石逮捕囚禁達十二年之久。楊將軍和他的幼子兩個月前，終於在磁器口被蔣介石特務殺害，這一事實昨天已經證實了。
江姐不留遺憾而去
10月28日，陳然、王朴等10名難友被押到大坪刑場槍殺，在囚車上，王朴高喊道：“父老鄉親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成立了！重慶就要解放了！蔣家王朝就要垮台了！”
11月14日，一群武裝特務以轉移為名，把江姐等30人押赴歌樂山電台嵐埡殺害。臨刑前，同赴難的李青林突然問道：“江姐，想雲兒了嗎？”江姐點點頭，說，“想，這時候真想看他一眼，照片就在我身上，可惜，手被銬著，沒法拿。”“那就算了。”李青林說道。“是呀，不看就不看吧，反正就要解放了，他們肯定能過上好日子，我們也沒有什麼遺憾的了。”江姐反過來安慰著李青林。解放10小時前32人犧牲。
厲華介紹，重慶11月30日解放，在11月29日下午4時，共有32人被槍殺在松林坡，敵特連屍體都來不及埋上便倉皇逃竄。在殉難的烈士中，有一位年僅21歲的女青年叫黃細亞。她先後在《西南晚風報》和保育幼稚園工作。重慶解放前夕，她協助地下黨做國民黨部隊策反工作，於1949年9月13日被捕。黃細亞在被捕前送給同學一首《一個微笑》，詩中表明了她的人生志向：“以自己的火，去點燃別人的火。用你筆的斧頭，去砍掉人類的痛苦。”
大屠殺共有321人遇難
厲華說，從1949年9月6日至11月29日，軍統集中營對“政治犯”進行集體大屠殺，尤以11月27日最為慘烈。根據相關研究報告對抗戰後期至重慶解放前夕系列大屠殺殉難者統計：目前有案可查的死難者總數是321人，其中經審查已定為烈士者總計285人，加上5個父母犧牲的小孩，共是290人，叛徒及未定性者總計31人。
在321人中，死於1949年“11·27”大屠殺者總計207人，其中烈士185人。在285位死難烈士中，現已查明，共產黨員總計161人，約占總數的57%；民盟盟員總計25人，其他民主黨派和民眾團體成員各有數人不等。
慘不忍睹記者無法下筆
據有關資料顯示：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車毅英離開歡迎解放軍進城的人群，獨自一人跑向歌樂山。她是原中共川西特委委員車耀先的二女兒。此時的車毅英還不知道被捕多年的父親早已被秘密殺害。她以為父親就關在歌樂山監獄裡。
多年以後，車毅英這樣描述當日的所見所聞：“白公館裡人去樓空，渣滓洞的余火還在冒煙。渣滓洞樓下的8間牢房裡堆滿了燒焦的屍體，沒有頭，沒有足，只有一塊塊焦黑的軀體。圍牆的缺口處、房前屋後、廁所內，另有20多具屍體躺在那裡。松林坡上三個大坑，滿是屍體，血水橫流。看見一個個死難者睜目仇恨的眼神、緊握的拳頭和流出的鮮血，我說不出一句話。歌樂山上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怕的寂寞，一片荒涼。”
但是，當越來越多的人湧向歌樂山尋找親人、朋友和同學時，山林再也無法沉寂下去，哭喊聲處處可聞。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慶《大公報》以“蔣匪滅絕人性屠殺革命志士”為題，記下慘絕人寰的一筆：“一位青年婦人，正抱著她的一個一歲多的孩子，在那裡痛哭，找她丈夫的屍體。天！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屍，已沒有一個還像人樣，沒有一個能認清面目。”
記者們親眼看見遍地的焦屍、一兩尺深的血水和親人們的眼淚，寫道：“這慘痛的情景，叫記者怎能下筆，怎么能形容得出來呢！”戰士痛哭“我們來晚了”。
12月1日，解放軍衝進了渣滓洞、白公館。在剛剛經歷了與胡宗南部隊和羅廣文殘部的生死廝殺之後，那些流血不流淚的戰士們此刻也失聲痛哭：“我們來晚了！”“我們來晚了呀！” 兩三天后，從大屠殺中僥倖脫險的人們跑回歌樂山。羅廣斌做的頭一件事，就是帶著大家衝進白公館，衝進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塊木地板，五星紅旗還在。那是獄中難友們聽說新中國成立後用被面、草紙和飯米粒製作成的紅旗。攥著它，幾個人抱頭哭起來。
《大公報》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三版《三十名志士忠骸昨開始收殮裝棺》中描述：在距白公館八公里的電台嵐埡被殺害的三十名革命烈士的屍體，昨天由治喪處派人前往發掘收殮。據脫險志士說：上次傳說有四十二名同時遇難，數字不確，總數是30名，其中“渣滓洞的29名，白公館1名”。當昨天收殮工人挖掘的時候，首先挖出一具，後來挖了很久，將其餘28具在深坑底部發現（另外一具是在不遠的一塊田地里掘出），可是挖出的這29具志士屍體多都腐爛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兩位女志士忠骸被親屬認出，其他無法辨認。
當29具志士屍體搬出土坑時，認屍的家屬和觀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絕，憤怒不已。這29具志士的屍體，連衣服、鞋、褲也被特務剝光。據附近居民說，第二天還有人看見特務把那些西裝、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擺地攤出賣。（本文來源：重慶晨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