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常識:公眾論壇演講集1》主要內容：嶺南，向為中國啟蒙新思想之孕育發源地；南方都市報，素以推進社會文明進步為自覺責任。2007年6月，受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委託，南都攜手思想界、文化界、媒體界同道，全新打造“嶺南大講壇·公眾論壇”這一思想傳播平台，遍邀海內外思想文化知識名流，與羊城市民共聚白雲山麓黃花崗下，縱論天下大勢，解析現實困局，梳理紛紜世象，普及常識理性，以高端識見，平民立場，營造出公益講壇的思想盛宴。嶺南公眾論壇立足廣州，輻射全國，影響力與日俱增！《回到常識:公眾論壇演講集》輯錄了20篇論壇公開演講內容，論題涉及公民社會建設、法治、民生、環保等諸多領域，不乏真知灼見，甚或振聾發聵，其意義必將彰顯於未來，其價值必為世人所認可。
基本介紹
- 書名：回到常識:公眾論壇演講集1
- 出版社：廣東省出版集團，花城出版社
- 頁數：244頁
- 開本：16
- 品牌：廣東花城出版社
- 作者：何雪峰 周筱贇
- 出版日期：2008年10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6054246, 9787536054240
內容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序言,
內容簡介
《回到常識:公眾論壇演講集1》由廣東省出版集團，花城出版社出版。
媒體推薦
心開目明。
——吳思
公眾論壇讓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許紀霖
守衛社會底線。
——孫立平
唯一是最寶貴的。
——葛劍雄
文開言路，大眾參與。
——徐友漁
——吳思
公眾論壇讓我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許紀霖
守衛社會底線。
——孫立平
唯一是最寶貴的。
——葛劍雄
文開言路，大眾參與。
——徐友漁
圖書目錄
香港十年，未來之路
中國歷史演進中的官家主義和潛規則
從股市泡沫之爭看中國經濟發展之路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世界遺產
黑窯奴工與底層的生存生態
業主自治，現代公民的搖籃
如何看待物價上漲
一切為了克服過去——侵華日軍細菌戰訴訟
從"紙包子事件"看中國的媒體現狀
當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分化和對立
人才人才至上，還是公正至上？-高考恢復三十年的反思
從公民社會走向和諧社會
俄羅斯知識分子給人類的啟示
有報天天讀：與國人同悲同惜，心靈相通
普遍幸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解讀和諧社會：問題和對策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現代城市？
回歸常識——現代化道路中的幾個誤區
廣州城市發展的挑戰與方向
激盪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
勞資關係怎么平衡：解讀新勞動契約法
回望1917：俄國十月革命90年
中國歷史演進中的官家主義和潛規則
從股市泡沫之爭看中國經濟發展之路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世界遺產
黑窯奴工與底層的生存生態
業主自治，現代公民的搖籃
如何看待物價上漲
一切為了克服過去——侵華日軍細菌戰訴訟
從"紙包子事件"看中國的媒體現狀
當代中國社會思想的分化和對立
人才人才至上，還是公正至上？-高考恢復三十年的反思
從公民社會走向和諧社會
俄羅斯知識分子給人類的啟示
有報天天讀：與國人同悲同惜，心靈相通
普遍幸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解讀和諧社會：問題和對策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現代城市？
回歸常識——現代化道路中的幾個誤區
廣州城市發展的挑戰與方向
激盪三十年：改革開放的經驗總結
勞資關係怎么平衡：解讀新勞動契約法
回望1917：俄國十月革命90年
文摘
香港十年，未來之路
演講嘉賓：梁文道
演講時間：2007年6月23日
嘉賓介紹：香港文化人。17歲起開始投稿生涯，至今其文章仍可見於《信報》及《明報》的專欄版；l998年起，開始參與各類文化藝術活動，曾為多個文化藝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擔任董事、主席或顧問之職；曾於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大學當客席講師。現職商業一台總監、牛棚書院院長、綠色和平組織董事、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鳳凰衛視中文台《鏗鏘三人行》及香港電台節目《打書釘》主持。
香港不變就是最大的好處
今天是來跟大家講香港回歸十年以來的種種情況。昨天下午在鳳凰衛視錄製節目，在錄節目時有同事聊到，全國媒體都在做香港回歸十年。同事說起一點，香港現在有什麼好東西呢？有人下了這么總結性的話，如果香港不變，這十年來沒有變，那就是最大的好處了。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我立刻想起另外一件事。這幾天香港有另外一個大新聞，教育局秘書長羅范淑芬剛剛辭職了，因為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說她的工作出現了錯誤，事情的簡單經過是這樣的：這位官員打電話到一家大專院校，打給副校長，說你們學校有兩個學者做研究，要把這個研究的結果跟自己的感想發表在報紙上。這兩個學者想講什麼呢？他們是想批評香港政府這六年來的教育改革，而這六年來香港教育政策的改革，基本上是這位官員在推動，所以她很不滿，怎么能任意批評教育政策呢？她說要把他們炒掉。
這件事後來被捅出來，香港就要處理這件事。如何處理呢？我認為香港不變的東西，就是處理方式沒有改變，首先就是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是香港政府向來的工作方法，凡是遇到政府官員出現嚴重的問題，政府部門出現了錯誤，出現了很重大的社會爭論，要查清真相，政府要儘量避免自己調查自己。為什麼呢？自己調查的話，會給入一個官官相護的感覺。那么，該怎么調查呢？兩個渠道，由香港立法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者政府本身也可以找人來調查，會找一個德高望重的法官，通常至少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因為香港講司法獨立，法官在香港的地位非常崇高），然後請兩三個社會上名望非常高的人，請他們出來構成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像是一個小法庭一樣，現任的被認為可能出問題的官員，比如說管教育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就要來應詢，這些被告的官員要聘請律師，或者由政府出錢幫他們找律師。
比如在這次事件中，那位接到電話的副校長說了，就是這個官讓我炒學校的教授，這不行。這些原告人也要找律師，大家談了一個半月，結論出來了，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認為，並沒有證據證明教育局秘書長羅范淑芬真的曾經叫這個副校長炒掉批評政府的學者，可即便如此，她的確打過電話給那位副校長，對兩個學者做研究、發表文章批評政府感到不滿，這也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最後，儘管這位官員覺得很冤，覺得自己沒有乾過，但最後還得辭職。
這是香港第一個沒有變的地方：處理此類問題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在社會上的聲望很高，出來的報告即便被批評的官員不滿也沒有辦法，只能選擇辭職。香港回歸十年，對於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標準，仍然是嚴格到這樣一個地步：哪怕是一個政府官員打電話到一個大學，跟這個大學說你們怎么有這種學者，寫這種文章批評政府，獨立調查委員會認為，這仍然是不能做的，因為官員是不能夠打電話到學校去批評他們的學者為什麼批評政府，這么做就等於是干預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了，所以這個官員要辭職。
以整箇中國的情況來看，這件事讓我非常的高興。這應了昨天我在鳳凰衛視同事所說的，香港不變就是最大的好處，十年以來這個東西都沒有變。但是我卻有一個疑問，你能說香港十年不變就是最大的好處嗎？這讓我想起講香港問題，一直說它是一國兩制，然後是五十年不變，什麼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呢？這個概念就非常特別了。去殖了的“殖民地社會”
我們知道，“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這個偉大的創意，針對的是香港回歸的獨特情況，而香港回歸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今天想在這裡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在世界殖民地史上，香港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外，世界上絕大多數殖民地的結局，就是在去殖民地化後獨立。但是，香港是一個例外，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這么一個殖民地，去殖不是獨立，而是回歸母國。對於這樣的一種情況，大家都沒有經驗，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該怎么處理去殖的問題，世界殖民地史上可供參考的去殖經驗在香港很難發揮。
其他地方的去殖經驗非常豐富，比如說去殖之後很多地方會發生翻天覆地的大變化，獨立之後甚至所有的路名都會改掉，或者要做很大的社會政治體制的變化，但香港都沒有經歷這些。香港這個地方，經過去殖，但是這個去殖是完全不同的去殖，別的地方殖民地去殖民地化，要經過幾十年漫長的鬥爭、掙扎、批評、自省，甚至獨立之後還要繼續慘烈地流血，而香港的去殖在很快樂的一夜之間完成，回歸那天晚上維多利亞港有無數的煙花和鞭炮，民眾都是喊著歡呼聲。
為什麼在整個回歸的歷程中，從中英談判開始，一直到今天回歸十年，去殖兩個字從來不是話題？我覺得這是今天把握香港問題，或者是看香港必須要注意的切入點。如果不談去殖，回歸又是什麼呢？其實，回歸就是去殖的獨特形式。
首先我們這么理解，如果回歸指的就是徹底回歸中國的話，那它就不應該是一國兩制，應該是一國一制。那為什麼要一國兩制呢？回歸的弔詭之處就在於，今天大家都覺得回歸了，但是很多的批評，認為香港和內地還是有很多的隔閡。我常常跟人解釋說，回歸僅是香港人對內地認知的隔閡，我們看新聞，內地的領導人說香港人時往往會說“香港同胞”，為什麼不說“上海同胞”？“同胞”這個字眼正好暗示，其實你還不完全是自己人。
一國兩制是一種很特別的設計，這個設計的一個特別之處在於它讓香港的主權回歸，而不是整個體制的回歸。1997年回歸我們特別關心的是主權回歸，請注意這一點，於是這個去殖就變成了主權回歸，主權回歸意味著你的制度不變。那表示什麼呢？容我大膽地說一句，就等於香港它原有的殖民地的政治體制、社會體制、經濟體制、社會價值、文化習慣等都保持下來了。所以它是一個去殖了的“殖民地社會”。全世界有很多的殖民地，他們在去殖後幾乎都是獨立，像在非洲，獨立之後我們還可以說它是殖民地社會，因為它的體制沒有改變，它的社會結構沒有改變，所以我們就可以說它的去殖尚未完成。殖民地從來不只是一種主權問題，沒那么簡單。
香港的回歸，我們講的就只有主權的回歸，而沒有碰下面這些東西。如果我們今天講香港不變就是最大的好處，這句話其實很荒謬，如果說香港仍然保持殖民地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社會組織方式，那就是好處，那不等於大家要承認殖民地是很不錯的東西嗎？我是不是因此反過來就主張我們馬上推倒一國兩制，讓香港一國一制算了，不要等五十年，是不是要這樣呢？當然也不是。我們知道，一國兩制的出現，是為了處理香港幾個方面的問題。一個實際的問題，就是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非常需要香港這么一個在自身體制外的獨特結構，這對中國來說是很有好處的。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在1949年立刻收回香港？當年的解放軍已經開到深圳，在羅湖那邊遙望香港了。中央電視台拍過一個紀錄片《香港百年內幕》，解放軍已經在羅湖那邊遙望香港，為什麼不過去呢？當時的中國政府已經宣布不承認過去的不平等條約，在法理上、軍事上都完全有能力收回香港，為什麼不收呢？理由很簡單，傳說是周總理的八字真言：“長期利用、好好打算”。香港當年對被國際封鎖的中國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創造外匯，以及在海外的各種技術、各種人員的流通渠道都要經過香港。這裡面有一個根本矛盾，首先我們要承認保護領土的主權完整是很重要的，但我們又必須承認，在當時的情況下暫時妥協這個領土完整的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讓香港繼續做一個殖民地社會。另外一個原因也很重要，就是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的信心問題。當時大家對於中國的政治社會體制，相比較起來，缺乏信心，特別是香港人。因此要告訴香港人，你們不要怕，你們放心，你們仍然像過去那么生活，這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鄧小平甚至還說過，如果五十年不夠的話，一百年都可以。
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很容易理解，因為香港基本上是一個移民社會，講難聽一點是難民社會，香港從來就是一些逃離內地的人去的地方，從清末一直這么下去，1949年去過一批，“三反”“五反”去了一批，“文革”去了一批，大家想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子女在什麼樣的家庭回憶下長大。
為了安穩信心，所以說“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但是很弔詭的地方是什麼呢？“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用我的講法，封存了主權之外的殖民地所有條件、所有結構保存了，去殖後，這個社會原來的殖民地特色是沒有改變的，這就是香港一個很獨特、很獨特的地方。今天要理解我們看到的很多香港社會、政治、經濟的問題，都必須要從這一點來把握。
我再問一個問題，很多人說香港人還有沒有殖民地心態，香港人難道從來不說去殖嗎？難道從來沒有反過殖民地嗎？錯，當然是錯的，這絕對是有的。這牽涉到我們今天要說的認同問題，這個一會兒再說，我先說比較硬的東西。比如說政治，我說什麼叫保持殖民地特色呢？香港的政治體制、政府結構等，都是原來殖民地特色的。過去，大家常常說香港的公務員效率很高，行政效率很高，而且很廉潔，政治中立。我曾經跟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有一場辯論，我批評說，你們所說的這些都是假的，香港從來沒有公務員政治中立過，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比如英國，快要大選了，保守黨可能要上台，政府可能大換班，但連郵差都要換嗎？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在所有的公務人員里劃一條線，郵差、警察、消防員，甚至一個政府部門裡某些政策執行官員，這些人不能碰，誰上台他們都留著，維持政府穩定，這些人因此需要政治中立，哪一個黨上台我就聽誰的，我就幫他打工，甚至我昨天還在執行的政策被今天的政黨推翻了，今天的政黨說這個事別幹了，好的，照辦，這就是政治中立。這幫人不是政治中立，而是行政中立，重大的政策都是上面的民選官員負責的。
香港怎么可能公務員中立呢？香港過去除了港督之外都是公務員，你相信香港所有的重大決策都是港督搞出來的嗎？其實大部分的政策決定都是公務員決定的，既然是這樣，怎么可能政治中立呢？香港向來是假裝政治中立。這有什麼好處呢？舉一個例子，我右手邊是資本家，左手邊是勞工。這幫勞工跑到政府來說要求立法保障工人權益，設立最低工資，資本家就說不行，設立最低工資就增加營商成本，我們就垮了。這種政治在任何國家都是政治爭論，涉及到政治價值的選取。而香港，我是公務員，我沒有政治立場，我政治中立，那我怎么裁決呢？我按既定程式來處理。我先搞諮詢，大家有什麼樣的意見，意見收回來，然後看這個意見好像支持商界的意見比較多，那個支持勞工的意見也挺合理，可是我查過了，根據我們政府過去的一些檔案、資料、法律檔案，這個很難落實啊，可行性不高啊，訂立最低工資有法律上的條文要修改，很麻煩，所以抱歉，我現在依據程式理性的原則，告訴各位，這一回你們要求最低工資幹不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他是公務員，他在假裝他是中立的，所以他是很超然的，他誰都不幫的，他處理所有的問題都是用一條官僚語言來處理，按照既定程式，原有法律條文是怎么做的。用這樣的方法，港英政府過去很巧妙地凌駕於各種社會階級矛盾之上，因為這些矛盾是你們社會自己在矛盾。而這個社會從來不願意集體來挑戰殖民當局，因為殖民政府有一個很優秀的管制手法，叫“精英合作同盟”，在這個社會上找一批各行各業的精英出來，這一批人延聘到政府行政委員會或者立法委員會等，按照功能區分。比如說這裡是商界，那邊是勞工界，前面是法律界，然後還有教育界等，政府很仁慈，聽各階層的意見。這么一來，大家都不罵殖民政府，而是彼此吵架，比如說法律界就罵教育界的，教育界算老幾，為什麼他們兩個代表，我們就一個，我們也要多一個代表。社會彼此吵架，然後內部也吵架，比如說法律界，我也是有頭有臉的，憑什麼這個小子代表法律界，不是我呢？就變成各界之間彼此勾心鬥角，政府很超然。
香港不存在“人心回歸”問題
港督選人也是依據這樣的原則，而這幫精英絕大多數都是商界，商界的聲音非常重要，重要到什麼地步呢？香港在亞洲四小龍中是最遲推行免費九年義務教育的地方，為什麼？當年有港督曾經想過，其他三小龍都九年義務教育了，香港也應該實行，否則人力素質上不去。結果是商界反對，因為政府搞義務教育，政府財政支出要增加，這就要加稅，商界是反對加稅的。當年商界的想法是，什麼都可以市場搞定。
這整套原則，到今天香港還是沒有改變。我們知道，現在的香港是“港人治港”，再沒有港督，而是選特首，由八百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這八百人是哪些人呢？延續了過去的特色，精英管制同盟的概念。全世界都有貧富差距的問題，香港也有，內地同樣也有。貧富差距在香港同時反映在制度設計上，最有錢有地位的八百人同時也是最有政治權利的人。
演講嘉賓：梁文道
演講時間：2007年6月23日
嘉賓介紹：香港文化人。17歲起開始投稿生涯，至今其文章仍可見於《信報》及《明報》的專欄版；l998年起，開始參與各類文化藝術活動，曾為多個文化藝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擔任董事、主席或顧問之職；曾於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大學當客席講師。現職商業一台總監、牛棚書院院長、綠色和平組織董事、香港藝術發展局藝術顧問、鳳凰衛視中文台《鏗鏘三人行》及香港電台節目《打書釘》主持。
香港不變就是最大的好處
今天是來跟大家講香港回歸十年以來的種種情況。昨天下午在鳳凰衛視錄製節目，在錄節目時有同事聊到，全國媒體都在做香港回歸十年。同事說起一點，香港現在有什麼好東西呢？有人下了這么總結性的話，如果香港不變，這十年來沒有變，那就是最大的好處了。我覺得這個說法很有意思，我立刻想起另外一件事。這幾天香港有另外一個大新聞，教育局秘書長羅范淑芬剛剛辭職了，因為有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說她的工作出現了錯誤，事情的簡單經過是這樣的：這位官員打電話到一家大專院校，打給副校長，說你們學校有兩個學者做研究，要把這個研究的結果跟自己的感想發表在報紙上。這兩個學者想講什麼呢？他們是想批評香港政府這六年來的教育改革，而這六年來香港教育政策的改革，基本上是這位官員在推動，所以她很不滿，怎么能任意批評教育政策呢？她說要把他們炒掉。
這件事後來被捅出來，香港就要處理這件事。如何處理呢？我認為香港不變的東西，就是處理方式沒有改變，首先就是要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這是香港政府向來的工作方法，凡是遇到政府官員出現嚴重的問題，政府部門出現了錯誤，出現了很重大的社會爭論，要查清真相，政府要儘量避免自己調查自己。為什麼呢？自己調查的話，會給入一個官官相護的感覺。那么，該怎么調查呢？兩個渠道，由香港立法會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或者政府本身也可以找人來調查，會找一個德高望重的法官，通常至少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因為香港講司法獨立，法官在香港的地位非常崇高），然後請兩三個社會上名望非常高的人，請他們出來構成獨立調查委員會，就像是一個小法庭一樣，現任的被認為可能出問題的官員，比如說管教育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就要來應詢，這些被告的官員要聘請律師，或者由政府出錢幫他們找律師。
比如在這次事件中，那位接到電話的副校長說了，就是這個官讓我炒學校的教授，這不行。這些原告人也要找律師，大家談了一個半月，結論出來了，就是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報告認為，並沒有證據證明教育局秘書長羅范淑芬真的曾經叫這個副校長炒掉批評政府的學者，可即便如此，她的確打過電話給那位副校長，對兩個學者做研究、發表文章批評政府感到不滿，這也是不能接受的事情。最後，儘管這位官員覺得很冤，覺得自己沒有乾過，但最後還得辭職。
這是香港第一個沒有變的地方：處理此類問題有獨立調查委員會，在社會上的聲望很高，出來的報告即便被批評的官員不滿也沒有辦法，只能選擇辭職。香港回歸十年，對於學術自由、言論自由的標準，仍然是嚴格到這樣一個地步：哪怕是一個政府官員打電話到一個大學，跟這個大學說你們怎么有這種學者，寫這種文章批評政府，獨立調查委員會認為，這仍然是不能做的，因為官員是不能夠打電話到學校去批評他們的學者為什麼批評政府，這么做就等於是干預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了，所以這個官員要辭職。
以整箇中國的情況來看，這件事讓我非常的高興。這應了昨天我在鳳凰衛視同事所說的，香港不變就是最大的好處，十年以來這個東西都沒有變。但是我卻有一個疑問，你能說香港十年不變就是最大的好處嗎？這讓我想起講香港問題，一直說它是一國兩制，然後是五十年不變，什麼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呢？這個概念就非常特別了。去殖了的“殖民地社會”
我們知道，“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這個偉大的創意，針對的是香港回歸的獨特情況，而香港回歸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今天想在這裡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在世界殖民地史上，香港是一個非常罕見的例外，世界上絕大多數殖民地的結局，就是在去殖民地化後獨立。但是，香港是一個例外，人類歷史上幾乎沒有這么一個殖民地，去殖不是獨立，而是回歸母國。對於這樣的一種情況，大家都沒有經驗，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該怎么處理去殖的問題，世界殖民地史上可供參考的去殖經驗在香港很難發揮。
其他地方的去殖經驗非常豐富，比如說去殖之後很多地方會發生翻天覆地的大變化，獨立之後甚至所有的路名都會改掉，或者要做很大的社會政治體制的變化，但香港都沒有經歷這些。香港這個地方，經過去殖，但是這個去殖是完全不同的去殖，別的地方殖民地去殖民地化，要經過幾十年漫長的鬥爭、掙扎、批評、自省，甚至獨立之後還要繼續慘烈地流血，而香港的去殖在很快樂的一夜之間完成，回歸那天晚上維多利亞港有無數的煙花和鞭炮，民眾都是喊著歡呼聲。
為什麼在整個回歸的歷程中，從中英談判開始，一直到今天回歸十年，去殖兩個字從來不是話題？我覺得這是今天把握香港問題，或者是看香港必須要注意的切入點。如果不談去殖，回歸又是什麼呢？其實，回歸就是去殖的獨特形式。
首先我們這么理解，如果回歸指的就是徹底回歸中國的話，那它就不應該是一國兩制，應該是一國一制。那為什麼要一國兩制呢？回歸的弔詭之處就在於，今天大家都覺得回歸了，但是很多的批評，認為香港和內地還是有很多的隔閡。我常常跟人解釋說，回歸僅是香港人對內地認知的隔閡，我們看新聞，內地的領導人說香港人時往往會說“香港同胞”，為什麼不說“上海同胞”？“同胞”這個字眼正好暗示，其實你還不完全是自己人。
一國兩制是一種很特別的設計，這個設計的一個特別之處在於它讓香港的主權回歸，而不是整個體制的回歸。1997年回歸我們特別關心的是主權回歸，請注意這一點，於是這個去殖就變成了主權回歸，主權回歸意味著你的制度不變。那表示什麼呢？容我大膽地說一句，就等於香港它原有的殖民地的政治體制、社會體制、經濟體制、社會價值、文化習慣等都保持下來了。所以它是一個去殖了的“殖民地社會”。全世界有很多的殖民地，他們在去殖後幾乎都是獨立，像在非洲，獨立之後我們還可以說它是殖民地社會，因為它的體制沒有改變，它的社會結構沒有改變，所以我們就可以說它的去殖尚未完成。殖民地從來不只是一種主權問題，沒那么簡單。
香港的回歸，我們講的就只有主權的回歸，而沒有碰下面這些東西。如果我們今天講香港不變就是最大的好處，這句話其實很荒謬，如果說香港仍然保持殖民地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社會組織方式，那就是好處，那不等於大家要承認殖民地是很不錯的東西嗎？我是不是因此反過來就主張我們馬上推倒一國兩制，讓香港一國一制算了，不要等五十年，是不是要這樣呢？當然也不是。我們知道，一國兩制的出現，是為了處理香港幾個方面的問題。一個實際的問題，就是對當時的中國來說，非常需要香港這么一個在自身體制外的獨特結構，這對中國來說是很有好處的。為什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在1949年立刻收回香港？當年的解放軍已經開到深圳，在羅湖那邊遙望香港了。中央電視台拍過一個紀錄片《香港百年內幕》，解放軍已經在羅湖那邊遙望香港，為什麼不過去呢？當時的中國政府已經宣布不承認過去的不平等條約，在法理上、軍事上都完全有能力收回香港，為什麼不收呢？理由很簡單，傳說是周總理的八字真言：“長期利用、好好打算”。香港當年對被國際封鎖的中國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創造外匯，以及在海外的各種技術、各種人員的流通渠道都要經過香港。這裡面有一個根本矛盾，首先我們要承認保護領土的主權完整是很重要的，但我們又必須承認，在當時的情況下暫時妥協這個領土完整的要求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讓香港繼續做一個殖民地社會。另外一個原因也很重要，就是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的信心問題。當時大家對於中國的政治社會體制，相比較起來，缺乏信心，特別是香港人。因此要告訴香港人，你們不要怕，你們放心，你們仍然像過去那么生活，這是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鄧小平甚至還說過，如果五十年不夠的話，一百年都可以。
為什麼會這樣呢？其實很容易理解，因為香港基本上是一個移民社會，講難聽一點是難民社會，香港從來就是一些逃離內地的人去的地方，從清末一直這么下去，1949年去過一批，“三反”“五反”去了一批，“文革”去了一批，大家想這個社會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子女在什麼樣的家庭回憶下長大。
為了安穩信心，所以說“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但是很弔詭的地方是什麼呢？“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用我的講法，封存了主權之外的殖民地所有條件、所有結構保存了，去殖後，這個社會原來的殖民地特色是沒有改變的，這就是香港一個很獨特、很獨特的地方。今天要理解我們看到的很多香港社會、政治、經濟的問題，都必須要從這一點來把握。
我再問一個問題，很多人說香港人還有沒有殖民地心態，香港人難道從來不說去殖嗎？難道從來沒有反過殖民地嗎？錯，當然是錯的，這絕對是有的。這牽涉到我們今天要說的認同問題，這個一會兒再說，我先說比較硬的東西。比如說政治，我說什麼叫保持殖民地特色呢？香港的政治體制、政府結構等，都是原來殖民地特色的。過去，大家常常說香港的公務員效率很高，行政效率很高，而且很廉潔，政治中立。我曾經跟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有一場辯論，我批評說，你們所說的這些都是假的，香港從來沒有公務員政治中立過，在一個民主國家裡，比如英國，快要大選了，保守黨可能要上台，政府可能大換班，但連郵差都要換嗎？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在所有的公務人員里劃一條線，郵差、警察、消防員，甚至一個政府部門裡某些政策執行官員，這些人不能碰，誰上台他們都留著，維持政府穩定，這些人因此需要政治中立，哪一個黨上台我就聽誰的，我就幫他打工，甚至我昨天還在執行的政策被今天的政黨推翻了，今天的政黨說這個事別幹了，好的，照辦，這就是政治中立。這幫人不是政治中立，而是行政中立，重大的政策都是上面的民選官員負責的。
香港怎么可能公務員中立呢？香港過去除了港督之外都是公務員，你相信香港所有的重大決策都是港督搞出來的嗎？其實大部分的政策決定都是公務員決定的，既然是這樣，怎么可能政治中立呢？香港向來是假裝政治中立。這有什麼好處呢？舉一個例子，我右手邊是資本家，左手邊是勞工。這幫勞工跑到政府來說要求立法保障工人權益，設立最低工資，資本家就說不行，設立最低工資就增加營商成本，我們就垮了。這種政治在任何國家都是政治爭論，涉及到政治價值的選取。而香港，我是公務員，我沒有政治立場，我政治中立，那我怎么裁決呢？我按既定程式來處理。我先搞諮詢，大家有什麼樣的意見，意見收回來，然後看這個意見好像支持商界的意見比較多，那個支持勞工的意見也挺合理，可是我查過了，根據我們政府過去的一些檔案、資料、法律檔案，這個很難落實啊，可行性不高啊，訂立最低工資有法律上的條文要修改，很麻煩，所以抱歉，我現在依據程式理性的原則，告訴各位，這一回你們要求最低工資幹不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他是公務員，他在假裝他是中立的，所以他是很超然的，他誰都不幫的，他處理所有的問題都是用一條官僚語言來處理，按照既定程式，原有法律條文是怎么做的。用這樣的方法，港英政府過去很巧妙地凌駕於各種社會階級矛盾之上，因為這些矛盾是你們社會自己在矛盾。而這個社會從來不願意集體來挑戰殖民當局，因為殖民政府有一個很優秀的管制手法，叫“精英合作同盟”，在這個社會上找一批各行各業的精英出來，這一批人延聘到政府行政委員會或者立法委員會等，按照功能區分。比如說這裡是商界，那邊是勞工界，前面是法律界，然後還有教育界等，政府很仁慈，聽各階層的意見。這么一來，大家都不罵殖民政府，而是彼此吵架，比如說法律界就罵教育界的，教育界算老幾，為什麼他們兩個代表，我們就一個，我們也要多一個代表。社會彼此吵架，然後內部也吵架，比如說法律界，我也是有頭有臉的，憑什麼這個小子代表法律界，不是我呢？就變成各界之間彼此勾心鬥角，政府很超然。
香港不存在“人心回歸”問題
港督選人也是依據這樣的原則，而這幫精英絕大多數都是商界，商界的聲音非常重要，重要到什麼地步呢？香港在亞洲四小龍中是最遲推行免費九年義務教育的地方，為什麼？當年有港督曾經想過，其他三小龍都九年義務教育了，香港也應該實行，否則人力素質上不去。結果是商界反對，因為政府搞義務教育，政府財政支出要增加，這就要加稅，商界是反對加稅的。當年商界的想法是，什麼都可以市場搞定。
這整套原則，到今天香港還是沒有改變。我們知道，現在的香港是“港人治港”，再沒有港督，而是選特首，由八百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出。這八百人是哪些人呢？延續了過去的特色，精英管制同盟的概念。全世界都有貧富差距的問題，香港也有，內地同樣也有。貧富差距在香港同時反映在制度設計上，最有錢有地位的八百人同時也是最有政治權利的人。
序言
本書出版之際，適逢中國內地改革開放三十周年。遵囑為序，眼前浮現出一位逝者的形象：平頭，中山裝，說話時生動的手勢。他是耀邦。如果不是檢索史料，我已經遺忘，1980年初的胡耀邦，他的職務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這是一位難得的可愛的中宣部長，一位“決心把中宣部辦成實事求是部、思想解放部、思想建設部”的中宣部長。1980年2月9日那天，在出版界的迎春茶話會上，耀邦講了個故事：子產不毀鄉校。他是這樣說的：古代有一個叫子產的，鄭國人，不毀鄉校。唐朝的韓愈認為此事辦得好，寫了篇《子產不毀鄉校頌》。鄉校，大概是古代大辯論的場所，發牢騷的地方，叫“眾口囂囂”嘛。子產剛開始負責任不久，“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大家還不理他那一套，因此就出來個“眾口囂囂”。我們現在才三年多一點，多數人認為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非常英明，辦得對。但是，也有少數人就是不贊成，眾口囂囂倒不是，但總有那么點“三五囂囂”。三五囂囂就叫他囂嘛。我們應當採取鄭子產的辦法，“善也吾行”，對的我就採納；“不善吾避”，不對的，或者可能把事情搞壞的，我就防止；“維善維否，我於此視”，是好是壞，我就觀察一下嘛！採取單純取消，單純封閉的辦法，不是最高明的辦法。其實耀邦這段話，並未正式見報。人民日報的報導，只提到胡耀邦同志提倡“大膽地有組織地對國家大事發表自己的意見”。不過在我工作的解放軍報，進行了內部傳達。這故事，在首都的同行中迅速流傳。子產不毀鄉校，說得真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