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涵
四海一家有三個含義。①聖王、君子發揮其歷史作用,使天下一家。就聖王而言,其“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四書章句集注·論語七》),“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家”(《陸九淵集·與羅春伯》),儘管人們分居各處、相距千里、相隔千年,只要聖王的意志行於天下,四海自然成為一家,這不是靠聖王臆測揣度來實現,而是要通過知民情、辟民義、明民利、達民患來見諸實效,使民的言行都合乎禮義,從而實現四海一家。②產品的流通形成四海一家。儒家認為勞動分工使各類勞動者生產的產品不同,生活需要他們相互交換自己的產品;這種交換產品的流通性構成各地勞動者之間的整體聯繫。荀子稱這種流通為“大神”。他描述這種流通狀態:北海盛產走馬吠犬,全國的民眾都能畜養驅使;南海盛產鳥羽、象牙、犀革、精銅、丹砂,全國民眾都能享用這些財寶;東海盛產海貝、魚、鹽,全國民眾都能吃到;西海盛產熊鼴狐皮和可做飾品的旄牛尾,全國民眾都能利用。這樣,天地所賜予人類的東西都能盡其美、致其用,上飾賢良,下養百姓,形成四海一家的氣象。③有道德的個人要有志在四方、四海為家的胸懷。孔子曾打算以仁禮之德去改造蠻夷之地的陋習,並以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就是這種胸懷。
起源和流衍
四海一家說的提出雖較早見於《荀子》,但這種思想在其之前的許多典籍中已有顯現,或以王一統天下的方式表述。《詩·小雅》:“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書·大禹漠》:“文命敷於四海。”或像《易》以陰陽為基本要素,演繹六十四卦,不僅說明世界的變化及規律,幫助人們預見行為的結果,而且證明了變易世界的整體性,其變易之元——太極,也就是一種整體的一。西周實行封建宗法制度,以血緣關係為標準決定國家權力和財產的劃分和繼承,是一種家天下的政治原則,也明顯反映出四海一家說的社會思想。孔子創立儒家,倡導儒學,也同時繼承和奠定了四海一家的思想;孔門弟子將其作為一種對待事物、分析問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子夏在排解司馬牛無兄弟之憂時認為只要成為一位敬而無失、恭而有禮的君子,四海之內的所有人都會成為好兄弟。荀子強調四海一家不僅是產品流通而造成互通有無的社會現實,而且是聖王養萬民的宗旨,聖王治理社會必須有四海一家的指導原則,故荀子後學主張“聖人擬天下為一家”。先秦儒家創立四海一家說,是對西周的天下一統思想的損益,著重從道德角度闡揚四海一家,強調聖王和君子必須以仁德布於天下、澤及萬民,以孝、恭敬有禮、知民情、合民意、明民利來實現四海一家的社會理想。漢代董仲舒將聖王行善義於天下,實現四海一家的根據歸之於天,認為“古之聖人,見天意之厚於人也,故南面而君天下,必以兼利之”(《春秋繁露·諸侯》),講的也是澤及萬民。宋明理學以理來發揮並論證四海一家說,他們以天地為父母,以君王為父母的宗子,以大臣為宗子的家相來描述四海一家的情狀。張載在《正蒙·乾稱》中說,凡天下疲癃殘疾、煢獨鰥寡,都是一家兄弟中顛連無告之人,應當得到別人兄弟般的對待和救助。程頤、程顥用“理一”證明四海一家說,“理則天下一個理,故推至四海而準”(《二程集》第38頁)。二程認為天下之人都是血脈之屬、血肉之軀,各具特性,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人世間呈現一派萬殊景象;但萬殊卻不散亂,由於理具有天地間一統、一貫的功能,它將人世間的萬殊現象統一、一貫起來,構成了天下一家。朱熹、陸九淵都強調四海一家。朱熹訴諸聖人的仁德之心,陸九淵訴諸宇宙存在本身。明清一些儒學啟蒙思想家,對四海一家說傲了進一步的發展,一方面肯定傳統四海一家說中關於民族國家的統一和個人對民族國家的責任。顧炎武指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正始》),即後來梁啓超概括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一方面又區分家與天下,將天下與萬民連在一起,將家與帝王一姓之私連在一起。黃宗羲論法時區分天下之法與一家之法,指出自秦以來,君王所立之法皆一家一姓之法,沒有“一毫為天下之心”(《明夷待訪錄·原法》),批評封建帝王以家代天下的做法;顧炎武區分亡天下與亡國時認為:易姓改號是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是亡天下。這是揭露歷史上國家成為帝王一姓之私的事實,從而號召民眾擔起天下興亡之責。近代儒學思想家譚嗣同清楚地界定了家與天下之別,認為天下一家、家天下是封建宗法時代的現象,“宗法行,而天下如一家”;(《仁學二》)但自秦以後,“宗法盪盡,國與家渺不相涉”(同上),天下國家與家並無必然的聯繫。
歷史地位
四海一家說在儒學思想演變中占居一定地位,對中國社會和民族發展的影響也是顯著的。四海一家說在被作為政治統一的理論根據時,有助於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權統治;同時也能夠衍生出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政治原則。在作為一種社會道德理論或原則時,由於它強調所以能四海一家的原因在於聖王君子的道德情懷和精神境界,尤其重視社會群體中人際關係的家人式和兄弟般和諧,要求每個人像對待兄弟一樣對待他人,這是人類群體中最牢固的親和力,並能夠在勞動者之間激發出相互幫助的行為,甚至久而久之形成民眾的行為習慣和民族心理,對社會生活的有序和穩定、民眾的團結一致是有價值的精神力量。太平天國的綱領之一就是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姐妹,這在起義軍中產生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效應。在封建統治者那裡,四海一家說主要被作為鞏固他們統治地位的手段,為其一家一姓的利益服務,其中蘊涵的道德基礎因素被忽視或拋棄。自晉以後,思想家們開始意識到現實政治生活中天下與一家或個人的區別;到黃宗羲、顧炎武便明確劃分天下(四海)與國家的界限,揭露出封建帝王把國家當做一姓之私的事實;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曾就此痛心地指出,中國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而不是國族主義,人們為了家可以犧牲自己,而對於國家的危亡,“從沒有一次具極大精神去犧牲”(《孫中山選集》第147頁)。四海一家說的價值是雙重的。它既有被封建帝王利用為其張目的一面,又有激發人們愛國和團結互助精神的一面。對於後者,經過改造完全能夠成為對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長久發生積極作用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