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火爐是指中國天氣炎熱程度最嚴重的四個城市，是對夏季天氣最為酷熱的四個中國大城市的稱呼，一般集中在中國南方的長江流域、及華北黃淮一帶。最早始於民國時期，當時長江流域的上中下游段重慶、武漢、南昌、長沙夏季氣候炎熱，故被傳稱為“四大火爐”。隨著氣候變化和氣象站點的遷移，城市榜單也在變更。
“火爐”這個說法最早反映的是公眾的直觀感受，長期以來沒有明確的定義和標準。21世紀後，火爐城市開始以炎熱指數、高溫日數、連續高溫日數、夏季平均最高氣溫和最低氣溫等作為入選的考慮因素。
2019年更新新四大火爐，即重慶、武漢、杭州、南昌。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發布榜單，通過綜合分析中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氣象資料，首次向公眾權威公布中國夏季炎熱城市情況，綜合分析的結果是，夏季炎熱程度靠前的10個省會城市或直轄市分別為：重慶、福州、杭州、南昌、長沙、武漢、濟南、西安、南京、合肥、南寧。其中，排在前列的重慶、福州、杭州、南昌四個城市被不少網民冠名為“新四大火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四大火爐
- 含義：夏季炎熱城市
- 出現時間：民國
- 傳統“火爐”：重慶、武漢、南京、南昌
- 新“火爐”：重慶、武漢、南京、南昌
- 地理位置：中國內地
- 爭議：版本不一，人教版教材採用重慶武漢南京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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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目概念
傳統火爐
火爐城市是中國對夏季天氣酷熱的城市的誇張稱呼。最早出現“火爐”城市這一說法是在民國時期。那時媒體有“三大火爐”之說，即重慶、武漢和南京，都是長江沿線的著名大城市，分別居於長江的上、中、下游，因夏季氣溫炎熱，被媒體誇張地稱為“火爐”。新中國成立後，又有了“四大火爐”之說，這有幾種城市組合，多指長江流域的幾個城市。第一種組合是武漢、南京、重慶、南昌；第二組合是武漢、南京、重慶、長沙。上述兩種組合認可的人比較多，人教版教材採用第一種組合。此外新推出還有“七大火爐”的說法，指南昌、重慶、福州、天津、長沙、杭州、上海七大夏季氣候炎熱的大城市被傳稱為“七大火爐” 。
新火爐
2017年7月，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發布榜單，通過綜合分析中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氣象資料，首次向公眾權威公布中國夏季炎熱城市情況，綜合分析的結果是，夏季炎熱程度靠前的10個省會城市或直轄市分別為：重慶、福州、杭州、南昌、長沙、武漢、西安、南京、合肥、南寧。其中，排在前列的重慶、福州、杭州、南昌四個城市被不少網民冠名為“新四大火爐”，武漢退出前四，位居第六。
據了解，這是氣象部門通過綜合分析中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最近31年的氣象資料，首次向公眾權威公布中國夏季炎熱城市情況。對此，國家氣候中心氣候與氣候變化評估室張存傑研究員認為，“火爐”這個說法反映的是公眾的直觀感受，但一直以來沒有明確的定義和標準。
據了解，此次對“炎熱城市”的分析研究中，考慮的因素包括炎熱指數（一種主要考慮氣溫和相對濕度對人體舒適狀況綜合影響的指數）、高溫日數、連續高溫日數、夏季平均最高氣溫和最低氣溫等多種要素。
從近31年來中國平均高溫日數分布來看，高溫日數最多的主要有兩個區域，一是新疆東部吐魯番盆地附近，另一個就是包括杭州、南昌、長沙、福州等城市在內的江南華南一帶。
根據這份研究結果，公眾以往熟知的武漢、南京等傳統上的“火爐”城市雖然還在名單里，但是排名已經退出“四強”。張存傑介紹，這和中國氣候的年代際變化有關。“氣象研究表明，中國南北方氣候變化有20至30年左右的振盪周期。從整個30年的時間尺度來看，長江流域城市的溫度增長速度沒有其他城市快，特別是慢於中國北方許多城市。”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中國夏季炎熱程度總體呈增強趨勢，“火爐”名單也越來越長。氣象資料顯示，中國自1951年到2010年，全國平均溫度上升了1.38度，每10年增加0.23度，和全球變暖情況基本一致，極端高溫事件和高溫日數範圍擴大、頻次增加。
評判標準
新定標準
2010年公布的新四大火爐，對“炎熱城市”的分析研究，考慮的因素包括炎熱指數（一種主要考慮氣溫和相對濕度對人體舒適狀況綜合影響的指數）、高溫日數、連續高溫日數、夏季平均最高氣溫和最低氣溫等。科學上用出現35℃以上高溫日的多少，以及極限高溫數值和相對濕度綜合來衡量一個城市的炎熱程度，一年中最高氣溫超過35℃的日子達20天以上，而且出現過40℃以上的高溫天氣，大家把這樣的城市稱為“火爐”。
不同於極端最高氣溫或高溫天氣（日最高溫度35℃）日數等指標，炎熱指數綜合考慮了氣溫和相對濕度對人體舒適狀況的影響，有著獨有的計算公式，通常認為，炎熱指數值越大，人體感覺會越不舒適。因為在高溫條件下，如果空氣乾燥，可以通過出汗和汗液的蒸發來散熱，但如果空氣濕度太大，人的散熱系統的效率就下降了，汗液無法蒸發散去，就會感到很不舒服。
南京、重慶、武漢、南昌等城市每年的高溫日的確居於榜前。按照資料統計，四大城市夏季35℃以上高溫天氣，平均每年19.3天，37℃以上高溫天氣平均每年4.5天；夜間28℃以上的最低氣溫，平均每年13.2天，30℃以上的最低氣溫平均每年1.9天。再加上“滿城無風”的悶熱，難怪擁有了“火爐”之名。
2013年7月，中國氣象局公布“新四大火爐”後，有業內人士質疑，僅用高溫天數代表“火爐”城市欠妥，溫度、濕度、風速、高溫時長、夜間溫度等因素都要考慮，尤其是“體感溫度”是老百姓最能體會到的，與其說是“火爐”，不妨用“炎熱指數”來替代。
直觀感受
“火爐”城市的說法源於民間，原先並沒有氣象統計學上的依據。“火爐”這個說法反映的是公眾的直觀感受，但一直以來沒有明確的定義和標準。例如，北方城市高溫天數較多，但相對濕度不大，人體舒適度要好很多；有的城市極端最高氣溫很高，但是持續時間不長，炎熱程度總體不一定就是最高的；有的城市夏季相對濕度很高，但最高氣溫不是很高，雖然人體感覺悶熱，但炎熱強度不強。當然，人體對炎熱的感受與人員的身體條件和對環境的適應能力也有關係。
典型城市
福州杭州
地處東南沿海的福州、杭州躋身炎熱城市前列，吸引了不少人的關注。國家氣候中心提供的數據表明，1980-2011年來福州的夏季高溫日數（溫度超過35℃）平均為26天，僅次於重慶，而炎熱指數大於90的天數則有23.27天，排名榜首;杭州在夏季高溫日數指標上緊隨重慶和福州之後，同時炎熱指數大於90的天數和氣溫高於38攝氏度的平均天數都較多，在10個城市中均排名第二。
南昌
重慶
無論哪個版本的“四大火爐”，重慶似乎一直都“榜上有名”。從1981年至2010年裡，重慶市夏季高溫日數高居10個城市的首位，為28.5天。其中連續大於35℃的高溫日數平均值為11天，高於38℃的天數平均為6.5天，這兩項指標也都名列榜首。
爐魁長沙
湖南地理位置特殊，呈東西走向的南嶺山脈橫亘在湖南和兩廣的邊界上，它的存在對湖南氣候有著重要影響，夏季盛行的偏南風在翻越南嶺山脈時產生的焚風效應，對湖南夏季的炎熱高溫有著加強作用。再加上城市化速度加快、城市建築群密集、汽車尾氣排放量增加等因素，使得長沙城區內部儲存了較多的熱量，導致氣溫升高。
武漢南京
根據2010年的研究結果，公眾以往熟知的武漢、南京等傳統的“火爐”城市雖然還在名單里，但是排名已經退出“四強”。武漢、南京排名不那么靠前和中國氣候的年代變化有很大的關係。氣象研究表明，中國南北方氣候變化有20至30年左右的振盪周期。20世紀90年代，長江流域降水偏多，洪澇災害較重，因此溫度就比較低，高溫天數就比較少。從整個30年的時間尺度來看，由於受20世紀90年代的影響，長江流域城市的溫度增長速度沒有其他城市快，特別是慢於中國北方許多城市。
形成原因
重慶、武漢、南京等長江中下游城市在夏季常常如火爐般悶熱，主要是由於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控制，維持較長時間的高溫高濕天氣。特別是7月中下旬和8月上中旬，副熱帶高壓一般維持在長江中下游及其附近地區，使得這些地區悶熱難耐。
重慶之熱源於地形，“渝爐”堪稱老山煉丹，是全國有名的盛夏高溫區。而專家認為山城夏季多雨是工業化的結果，工業排放物(二氧化硫、微小粉塵等)的增加影響到太陽輻射，導致了降水量提升，高溫日相對減少。這樣的“人工降雨”一定程度上是環境污染的“意外收穫”。
江城武漢可稱“一代爐魁”。此地江河湖泊眾多，水汽大量蒸發，團團熱氣將整個城市罩住，一方面減慢了地面熱量向空中輻射的速度，另一方面使人體表面不易散熱，宛如桑拿，汗出如漿，悶熱難耐。1934年某日武漢41.3℃的紀錄為江城奪得“爐魁”之稱。
南京深得江南“夏九九”的精髓：扇子勿離手，出汗如出浴。寧滬兩地高溫堪稱伯仲，不過上海臨海地形讓南京自嘆不如，因為海陸間氣壓差，上海的晚上比南京涼爽很多，雖然兩地日最高溫差不多，但是日平均溫度上海就比較低。
隨著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空前規模的燃燒和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排放，汽車的降價、生活方式的改變，越來越多的人們購車代步;加上空調的普及，這些都在向大氣排放大量熱氣。城市裡的人口、高樓、道路密集，混凝土、柏油路使太陽輻射升溫快，散熱慢，熱島效應越來越明顯，城市的溫度在逐步升高，越來越多的“火爐”城市湧現出來，這也是人類無節制活動加劇地球環境急劇變化升溫的現實例證。
產生影響
爭議
在歷史上，重慶、武漢、南京的前三把“火爐”交椅坐得穩當，“第四火爐”歸屬則一直存在爭議，南昌、濟南、上海等地都曾榜上有名，而在2003年，南昌成功勝出。這年夏天，南昌有22天日最高氣溫達到或超過39.7℃，地面最高氣溫超過60℃。市民們紛紛跳進贛江消暑，江上每天呈現千人共泳的壯觀場面。同年11月已是深秋時分，南昌某日最高氣溫竟達31.2℃。眼下“火爐城市”紛紛要求摘帽，只有南昌至今尚未提出申請。
國家氣候中心專家根據1981年到2011年這31年的氣象觀測資料，綜合分析我國主要城市的炎熱指數、極端最高氣溫、高溫日數、夏季平均最高氣溫和最低氣溫等要素，得出的結論是，近31年全國夏季炎熱程度靠前的10個省會城市或直轄市為：重慶、福州、杭州、南昌、長沙、武漢、西安、南京、合肥、南寧。其中，長江流域特別是長江中下游地區炎熱城市最多。
隨著全球變暖和城市化的進程加速，濟南近年以來也經常突破歷史記錄，在火爐城市中排名卻有所下降。有觀點認為，“氣象觀測站從無影山搬到龜山後，觀測點在山頂測得的數據要比市區低個一兩度，這也能影響到濟南的整體排名。”
影響
江蘇省城市發展研究院院長張鋒認為：“摘掉‘火爐’帽子，能夠增強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得分。”“城市可持續發展是包括人口、經濟、資源、環境、社會等的可持續發展。它取決於資源、環境的諸多支撐條件，更取決於城市人力資源的質量、經濟結構的合理性、經濟的增長速度、經濟效益的優劣、對外開放程度、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多項指標。”
南京師範大學社會學教授、博導吳亦明說，“火爐”本來是箇中性詞，但如今在很多城市管理者看來，這肯定是個貶義詞。為何這個詞的敏感度這么高，恐怕和政府更加重視“人”、重視“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有關。
演變
氣象專家表示，南京酷暑年集中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其實，早在2005年6月，南京市就宣布告別“火爐”。而從近十年的氣象資料分析，過去幾大傳統火爐中，只有南京能夠“摘帽”。
如今，南京的高溫非但在全國排不上號，在江蘇省，高溫中心早就移至蘇南。不過，南京摘帽歸摘帽，市民們的體感仍是“火爐”一個。
根據宋英傑的版本，南京並沒有進入前十位，作為曾經的“四大火爐”，這次“落選”並不是第一次。早在2007年，鳳凰衛視著名氣象節目“鳳凰氣象站”就評出了中國新的“火爐”城市，南京也是連前10名都沒排上。
江蘇的高溫中心轉向蘇南
南京大學氣象學專家余志豪表示，對於火爐，氣象學上並沒有明確的定義。相關資料顯示，南京、重慶、武漢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被並稱為‘長江流域三大火爐’，後來在流傳中，人們就淡化了“長江流域”，南京似乎成為了全國最熱的城市。實際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曾有氣象學家通過“橫向對比”，在長江流域，南昌、長沙等城市的夏季高溫日數就均超過“三大火爐”，而這三個城市知名度比較高，才使這一說法廣為流傳。
從全國範圍來看，夏季高溫的最中心並不在南京，而是在浙江、福建、江西和上海等地，他們的最高溫度都要比南京來得高。以往的長三角高溫中心，正在由南京逐漸轉向上海、浙江兩地，甚至蘇南地區也被卷了進去。江蘇省氣象台老專家周曾奎研究員比較了2009年處同一緯度上，同受副高控制的南京、上海和杭州三市的高溫情況：2009年夏天，南京高於35℃的天數的有15天，最高溫度極值為37.0℃；而上海高溫日有20天，其中最高溫度極值達到40℃；杭州高溫天數高達35天，高溫極值39.7℃。
根據氣象定義，如果夏季月平均氣溫超過29℃，高溫日達到20天，最高氣溫超過38℃就可稱為“酷暑年”。自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南京共出現了8個酷暑年，多集中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之後只有兩個酷暑年，為1978年和1994年。2003年，南京的高溫突破近20年的紀錄，達到了少見的40℃。是南京歷史上最熱的年份之一。但是南京夏天的極值高溫又偏低，除了07年南京的高溫上過38.2℃外，南京都沒有超過38℃。
2010年6月以來，長沙已出現3次高溫熱浪天氣，長沙城區最高氣溫連續一個星期達到40.3℃，再創入夏以來的新高。火辣辣的太陽灼烤著大地，市民紛紛躲在室內，不願出門。
湖南省氣候中心提供的一份資料顯示，湖南不但夏季時間長，暑熱時間也長。平均氣溫≥28℃的暑熱期，大部分地區一般自6月底或7月初開始，至7月底或8月上中旬結束，個別年份延至9月初，暑熱期可達1.5個月～2個月。湘中的長沙一帶最熱，日平均氣溫≥30℃的酷熱天，長沙每年平均有28天。日最高氣溫≥35℃的日數，長沙有26天。是當之無愧的爐魁。最熱十大城市前列。
應對措施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中國夏季炎熱程度總體呈增強趨勢，“火爐”名單也越來越長。氣象資料顯示，中國自1951年到2010年，全國平均溫度上升了1.38℃，每十年增加0.23℃，和全球變暖情況基本一致。1980-2011年情況來看，中國夏季炎熱程度總體呈現加重趨勢，極端高溫事件和高溫日數範圍擴大、頻次增加。
進入21世紀後，中國夏季主要雨帶北移到江淮黃淮一帶，導致南方降水量偏少，溫度持續偏高。從近31年來全國平均高溫日數分布來看，全國高溫日數最多的主要有兩個區域，一是新疆東部吐魯番盆地附近，另一個就是包括杭州、南昌、長沙、福州等城市在內的江南華南一帶。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市熱島”效應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其中，北方大城市的增溫更加明顯，比如西安、石家莊等城市，近幾年夏季高溫日數超過了20天，出現了超過42℃的極端最高氣溫。此外，城市人口聚集、建築物增多、交通壓力增加、人為熱源增多等城市化進程，也導致了城市熱島效應，進而引起氣溫升高。
國內外專家都在積極探索減少“熱島效應”的辦法。例如，要加強城市規劃，選擇合理的城市結構模式，統籌安排工廠區和居民區;可以在城市建築物表面塗上白色或換上淺顏色的材料，以減少吸收太陽輻射;在路邊、花園和屋頂種花栽樹，特別是城市熱島區要加強綠化，通過植物吸收熱量來改善城市小氣候。 此外，還要將城區分散的熱源集中控制，提高工業熱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減少熱量散失和釋放，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緩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張存傑表示，對於公眾來說，最重要的是在氣象部門發布高溫預警後，儘量減少戶外活動的機會，並採取相應的防暑降溫措施，避免高溫炎熱天氣可能造成的傷害。
有專家認為：炎熱程度排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社會各界都要積極行動起來，採取有效措施減輕高溫對人們健康和生活的危害。比如，增加綠化，減輕熱島效應;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暖趨勢等。
城市夏天炎熱指數主要是“熱島效應”引起的，而溫室氣體是熱島效應的“罪魁禍首”。對付溫室氣體，還是要從消除城市熱島效應，多建綠地，多種樹木著手。
長期參與南京城市規劃的南京工業大學規劃系主任蔣伶說，氣溫涉及的是大環境、大氣候，但肯定與小環境密切相關。“南京的盆地地形決定了這裡空氣流動性差，所以，必須注意保留通風廊道，讓城市熱氣散出去，讓外圍的冷空氣流進來。”蔣伶說，南京目前有廊道綠線10多條，分別處在長江沿岸、秦淮河流域及青龍山、紫金山、雲台山及老山一帶。“公布‘火爐’榜單，可以讓老百姓也了解這些知識，人人都做監督員。目前，我們的城市風廊綠線不少正在被一些建築、房地產、開發區侵蝕，正在變窄變短。動到這些廊道，必須進行規劃公示，全民監督。這是南京山水城林宜居環境的精髓，是城市結構、氣候和環境改善的重要因素。
”談起南京正在做“氣候與城市空間布局影響”的專題研究，蔣伶說，“組團式發展，有利於團與團之間留有敞開式空間。南京這幾年正朝著‘手掌狀’方向發展，這很好主城是手掌，副城是手指，中間廊道綠線空隙明朗。如果侵占這些空隙，就會變成‘鴨蹼狀’，變成攤大餅，城市熱島效應就會急劇上升，破壞城市整體環境。”她建議，南京還應該繼續加大“退二進三”力度，將工業企業遷出主城老城。
“不要糾纏是不是‘火爐’。”南大社會學博士嚴先生說，因為“火爐”不僅僅是個天氣問題，還是個發展問題。“杭州本來不是很熱，如果持續熱，肯定影響它的休閒城市的感覺。”他說，空調普及了，更多的建築是節能的恆溫建築。同樣是“火爐”，百姓感受今昔不同，因為城市有了更多的人性化設施。
他認為，比“火爐”排名更重要的是，社會各界都要積極地行動起來，“大環境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我們能做的是民生關懷和社會小環境的改善。熱天增多，說明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迫切性，政府在環保這方面需要做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