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爐，指夏季炎熱城市。最早始於民國時期，當時長江流域的中下游段重慶、武漢、南京夏季氣候炎熱，故被傳稱為“三大火爐”。
民國時期，在中國長江中下游地區，有一片夏季高溫區，南京市、武漢市和重慶市，一年中日最高氣溫超過30℃的日子達70天以上，而且出現過40℃以上的高溫天氣，所以人們也稱這三大城市為“三大火爐”。不是指這三大城市氣溫高的異常，而是作為知名城市，她們的熱更容易被記住，被歷代文人墨客宣傳的結果。
2017年，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發布榜單，通過綜合分析中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氣象資料，首次向公眾權威公布中國夏季炎熱城市情況，綜合分析的結果是，夏季炎熱程度靠前的10個省會城市或直轄市分別為：重慶、福州、杭州、南昌、長沙、武漢、西安、南京、合肥、南寧。
由於大氣環流等因素的變化，火爐城市開始產生變化，部分地區高溫日增幅明顯。部分城市開始不斷植樹造林，傳統火爐中以南京為代表的炎熱程度逐漸與江南、華南地區其他都市相比大為減輕。
基本介紹
形成背景,溫度數據,城市現狀,武漢,重慶,南京,火爐轉換,判定標準,新定標準,直觀感受,形成原因,應對措施,
形成背景
中國的熱極吐魯番盆地艾丁湖，2015年7月24日曾觀測到50.3℃的中國現今極端最高氣溫記錄。然而這裡面積小，人口少，熱而不悶。因此，在一年中最熱的夏季對中國人民生活、工作影響最大的並不在吐魯番，而是在面積廣大、人口眾多的長江流域，在夏季高溫期間，最著名的“大火爐”有三個：南京、武漢和重慶。
民國時期，南京、武漢和重慶三大火爐確實很熱，最熱月的平均最高氣溫在32～34℃左右，極端最高氣溫曾達到39.6～43.0℃，高溫延續的時間也很長，每年高於30℃的暑熱天數，平均都在70天以上，並且從早到晚，氣溫的變化不大，不但白天熱，夜間也熱不可耐。
形成長江沿岸三大火爐的主要原因是夏季高空被副熱帶高氣壓帶控制著；其次就是地形的影響。重慶、武漢和南京都在海拔較低的長江流域河谷中，河谷的地形特點猶如鍋底，四周山地環抱，地面散熱困難，使氣溫不斷升高；三是這些地方水田網密布，水汽多，濕度大，人體出汗後不易蒸發，出汗的散熱效率大大降低，高溫加高濕，更使人感到悶熱。
溫度數據
實際上這三大火爐還不算熱。從35℃以上高溫的天數看，在長江沿岸，安慶有20天，杭州21.9天，都比南京的多；九江有25天，黃石25.6天，也比武漢的多；重慶涪陵有36.4天，重慶萬州有36.9天，也在重慶以上。在長江沿岸以外的高溫“火爐”就更多了，例如，江西貴溪的炎熱天數有42.7天，湖南衡陽42.9天，重慶開縣41.6天。
在人們傳統觀念中，南京、武漢、重慶、南昌是公認的“四大火爐”。然而，福州被列為全國最熱城市，2000~2009年10年間有375個高溫天數（氣溫超過35℃），但這一數據並非最新，最早來自中央電視台氣象節目主持人宋英傑部落格。
2017年，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發布榜單，通過綜合分析中國省會城市和直轄市的氣象資料，首次向公眾權威公布中國夏季炎熱城市情況，綜合分析的結果是，夏季炎熱程度靠前的10個省會城市或直轄市分別為：重慶、福州、杭州、南昌、長沙、武漢、西安、南京、合肥、南寧。
城市現狀
武漢
現狀：涼夏頻率增加
50多年來，該地區7月平均高溫日為10天。大多數年份為“涼夏”，如1963、1970、1980、1982年，高溫日只有3天；1983、1985和1997年只有4天；1993年只有2天；1973、1986、1987年只有1天高溫；1974年和1954年7月根本就沒有高溫日。氣象部門統計分析，20世紀80年代前，武漢平均10年出現1次“涼夏”，80-90年代，平均2-3年出現1次“涼夏”，極端高溫天氣明顯減少，還出現了7個“極涼年”。
武漢市
武漢市分析武漢市1951-2006年氣候資料可發現，在過去的56年間，武漢6-8月的平均最高氣溫下降了0.2℃，其中最炎熱月份之一的8月下降最為明顯，下降了0.9℃。
重慶
現狀：數據依然“發燙”
根據重慶當地媒體發布的訊息稱，在近五百年中，重慶市平均10年有4年旱，是我國高溫伏旱的主要頻發區之一。該地氣象專家介紹說，重慶市從1924年開始進行氣溫的儀器觀測，其年平均氣溫變化趨勢大致經歷了“暖——冷——暖”三個周期。上世紀20年代中期到40年代為偏暖期，5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為偏冷期，90年代中期以來又進入一個新的偏暖期。進入21世紀以來，重慶年平均氣溫持續偏高。特別是2006年發生了百年一遇的旱情，最高氣溫43.0℃，2100萬人受災，有媒體稱：“這是一組發燙的數據”。通過權威統計來看，進入2000年以來，重慶的高溫日始終是超過平均水平的。2007年，重慶綦江有39個高溫日。余志豪教授告訴記者：“2008年6~7月，重慶氣溫仍然較常年偏高1℃左右。”而記者查閱當地氣象資料得知，重慶綦江僅7月就有18個高溫日出現。
南京
現狀：確實涼快了
由於大氣環流的變化以及南京不斷的植樹造林，南京夏天的炎熱程度與江南、華南其他都市相比大為減輕，故已摘去“火爐”的稱呼。南京的天氣確實變涼快了，2008年不必說了，總共只有10個高溫日，其中三伏只有兩個高溫日，最高氣溫37.3℃，雖然不算嚴格意義上的涼夏，但比周邊城市涼快很多。
江蘇省氣象台的監測數據顯示，南京年平均氣溫上升，但夏季氣溫卻在走低。數據顯示，進入2000年以來，南京高溫日沒有突破20個的，而在上世紀50-60年代，往往十年會出現3-4個“熱夏”，一年裡會有20天甚至30天的高溫日。
火爐轉換
除了太平洋氣壓“蹺蹺板”的影響，副熱帶高壓中心這箇中國夏季最大的“供熱源”南移也是火爐轉移的原因。
余志豪教授認為：“如果以前副熱帶高壓的中心位置是在南京-武漢這一線，那么如今，它的位置偏東南，其中心位置往往在浙江東部以及江西南昌一帶，中國的火爐也可能相應轉移了位置。”
上海近5年的年平均高溫天數比此前30年平均值高出2倍，2003年更是達到了40天。2004年-2006年三年里，上海的年平均氣溫都位居各省（直轄市）的前列。2004年是第二名，而2005年和2006年均為全國第一名。
另外一個候選“火爐”應該就是杭州了，2006年浙江大部分地區最高氣溫在40℃以上，而南京才37.8℃，顯然不是在一個檔次上了。
安徽省氣候中心統計出，該省最熱的城市是安慶。據統計，夏季全省平均氣溫為27.1℃，較常年偏高0.5℃，其中安慶市平均氣溫為28.6℃，為全省最高，成為夏天最熱的城市。
判定標準
新定標準
2010年公布的新四大火爐，對“炎熱城市”的分析研究，考慮的因素包括炎熱指數（一種主要考慮氣溫和相對濕度對人體舒適狀況綜合影響的指數）、高溫日數、連續高溫日數、夏季平均最高氣溫和最低氣溫等。科學上用出現35℃以上高溫日的多少，以及極限高溫數值和相對濕度綜合來衡量一個城市的炎熱程度，一年中最高氣溫超過35℃的日子達20天以上，而且出現過40℃以上的高溫天氣，大家把這樣的城市稱為“火爐”。
不同於極端最高氣溫或高溫天氣（日最高溫度35℃）日數等指標，炎熱指數綜合考慮了氣溫和相對濕度對人體舒適狀況的影響，有著獨有的計算公式，通常認為，炎熱指數值越大，人體感覺會越不舒適。因為在高溫條件下，如果空氣乾燥，可以通過出汗和汗液的蒸發來散熱，但如果空氣濕度太大，人的散熱系統的效率就下降了，汗液無法蒸發散去，就會感到很不舒服。
直觀感受
“火爐”城市的說法源於民間，原先並沒有氣象統計學上的依據。“火爐”這個說法反映的是公眾的直觀感受，但一直以來沒有明確的定義和標準。例如，北方城市高溫天數較多，但相對濕度不大，人體舒適度要好很多；有的城市極端最高氣溫很高，但是持續時間不長，炎熱程度總體不一定就是最高的；有的城市夏季相對濕度很高，但最高氣溫不是很高，雖然人體感覺悶熱，但炎熱強度不強。當然，人體對炎熱的感受與人員的身體條件和對環境的適應能力也有關係。
形成原因
重慶、武漢、南京等長江中下游城市在夏季常常如火爐般悶熱，主要是由於夏季受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控制，維持較長時間的高溫高濕天氣。特別是7月中下旬和8月上中旬，副熱帶高壓一般維持在長江中下游及其附近地區，使得這些地區悶熱難耐。
重慶之熱源於地形，“渝爐”堪稱老山煉丹，是全國有名的盛夏高溫區。而專家認為山城夏季多雨是工業化的結果，工業排放物(二氧化硫、微小粉塵等)的增加影響到太陽輻射，導致了降水量提升，高溫日相對減少。這樣的“人工降雨”一定程度上是環境污染的“意外收穫”。
江城武漢可稱“一代爐魁”。此地江河湖泊眾多，水汽大量蒸發，團團熱氣將整個城市罩住，一方面減慢了地面熱量向空中輻射的速度，另一方面使人體表面不易散熱，宛如桑拿，汗出如漿，悶熱難耐。1934年某日武漢41.3℃的紀錄為江城奪得“爐魁”之稱。
南京深得江南“夏九九”的精髓：扇子勿離手，出汗如出浴。寧滬兩地高溫堪稱伯仲，不過上海臨海地形讓南京自嘆不如，因為海陸間氣壓差，上海的晚上比南京涼爽很多，雖然兩地日最高溫差不多，但是日平均溫度上海就比較低。
隨著工業經濟的快速發展，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空前規模的燃燒和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的排放，汽車的降價、生活方式的改變，越來越多的人們購車代步；加上空調的普及，這些都在向大氣排放大量熱氣。城市裡的人口、高樓、道路密集，混凝土、柏油路使太陽輻射升溫快，散熱慢，熱島效應越來越明顯，城市的溫度在逐步升高，越來越多的“火爐”城市湧現出來，這也是人類無節制活動加劇地球環境急劇變化升溫的現實例證。
應對措施
在全球氣候變暖的大背景下，中國夏季炎熱程度總體呈增強趨勢，“火爐”名單也越來越長。氣象資料顯示，中國自1951年到2010年，全國平均溫度上升了1.38℃，每十年增加0.23℃，和全球變暖情況基本一致。1980-2011年情況來看，中國夏季炎熱程度總體呈現加重趨勢，極端高溫事件和高溫日數範圍擴大、頻次增加。
進入21世紀後，中國夏季主要雨帶北移到江淮黃淮一帶，導致南方降水量偏少，溫度持續偏高。從近31年來全國平均高溫日數分布來看，全國高溫日數最多的主要有兩個區域，一是新疆東部吐魯番盆地附近，另一個就是包括杭州、南昌、長沙、福州等城市在內的江南華南一帶。
隨著城市化的發展，“城市熱島”效應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其中，北方大城市的增溫更加明顯，比如西安、石家莊等城市，近幾年夏季高溫日數超過了20天，出現了超過42℃的極端最高氣溫。此外，城市人口聚集、建築物增多、交通壓力增加、人為熱源增多等城市化進程，也導致了城市熱島效應，進而引起氣溫升高。
國內外專家都在積極探索減少“熱島效應”的辦法。例如，要加強城市規劃，選擇合理的城市結構模式，統籌安排工廠區和居民區；可以在城市建築物表面塗上白色或換上淺顏色的材料，以減少吸收太陽輻射；在路邊、花園和屋頂種花栽樹，特別是城市熱島區要加強綠化，通過植物吸收熱量來改善城市小氣候。 此外，還要將城區分散的熱源集中控制，提高工業熱源和能源的利用率，減少熱量散失和釋放，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緩全球氣候變暖的趨勢。張存傑表示，對於公眾來說，最重要的是在氣象部門發布高溫預警後，儘量減少戶外活動的機會，並採取相應的防暑降溫措施，避免高溫炎熱天氣可能造成的傷害。
有專家認為：炎熱程度排名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社會各界都要積極行動起來，採取有效措施減輕高溫對人們健康和生活的危害。比如，增加綠化，減輕熱島效應；努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緩氣候變暖趨勢等。
城市夏天炎熱指數主要是“熱島效應”引起的，而溫室氣體是熱島效應的“罪魁禍首”。對付溫室氣體，還是要從消除城市熱島效應，多建綠地，多種樹木著手。
“不要糾纏是不是‘火爐’。”南京大學社會學博士嚴先生說，因為“火爐”不僅僅是個天氣問題，還是個發展問題。“杭州本來不是很熱，如果持續熱，肯定影響它的休閒城市的感覺。”他說，空調普及了，更多的建築是節能的恆溫建築。同樣是“火爐”，百姓感受今昔不同，因為城市有了更多的人性化設施。
他認為，比“火爐”排名更重要的是，社會各界都要積極地行動起來，“大環境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但我們能做的是民生關懷和社會小環境的改善。熱天增多，說明環境保護的重要性迫切性，政府在環保這方面需要做得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