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2年，郭沫若發表【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一文後，到2011年，整整四十年了，古文字界的主流依然按照郭沫若指明的方向前進。它的宗旨是文字是勞動人民在勞動生活中創造的，漢字產生在6000年前，半坡遺址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就是原始文字的孑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四十年派
- 外文名：四十年派
- 定義：從1972到2011年，整整四十年了
- 提出：郭沫若
由來,錯誤,出路,
由來
1973年著名的古文字專家於省吾對半坡遺址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進行了研究和破譯，開了拿不是文字的東西，當文字研究之先河，緊接著著名學者唐蘭對山東大汶口遺址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進行了研究和破譯，將不是文字的東西，生說成是文字，再後來就是由中國的首席科學家李學勤，認定二里頭遺址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和賈湖遺址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是文字，把不是文字的刻劃符號當文字研究，推向了一個高潮。
錯誤
不該否定的給否定了，不該提倡的卻提倡了。四十年派的致命弱點就是：勞動人民造字是特殊年代產生的一個政治口號，所謂特殊年代即指文化大革命還在進行時，郭沫若為了配合四人幫的極左思潮，急匆匆的就提出了文字非一人一時所造，勞動人民是文字的創造者。這一口號的提出，無疑是最權威的影響力最大的一個論斷，它成了古文字領域的一個新理論基礎。顯而易見，這是一個活學活用，頭腦發燒的產物。1960年，郭沫若到半坡遺址考察時，還遺憾的感嘆道：“奈何遺址中，獨不見文書。”12年後，文化大革命進行中，郭沫若看準時機，提出文字是勞動人民造的，認定半坡遺址的陶片上的刻劃符號，是漢字的起源。古人對文字是有明確的認識的：《說文序》云：“象形、指事為之文，會意、形聲謂之字”“獨體為文，合體為字”。”在《<書·序>正義》載“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從以上的引文看，則說明了語言和文字的關係，也說明了文字的性質。文字是為了記錄語言而發明的一種書寫符號系統，而刻畫符號顯然不具備上述功能，它與文字不搭界，又何談記錄語言。將不是文字的東西，硬與文字掛上鉤，不僅牽強附會，還有人為改造的痕跡。郭沫若先生想創造新的文字的起源學說，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應該有所創新和建樹，但他的主導思想和方法不對頭，他否定倉頡造字，否認聖人造字，提出文字是勞動人民造的，表面上看，這個口號和提法，符合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符合政治掛帥，但今天看來，它不符合實際情況，文字不是勞動人民造的，勞動人民從來就沒有說過自己造過字，歷史上也沒有這方面的記載，是郭沫若先生強加於人。勞動人民創造了人類的歷史，創造了人類的財富，創造了世界，但具體到文字的創造，應歸到倉頡頭上，我們無權不顧歷史事實，硬要人為的改寫歷史，其結果將經不住時間的檢驗。事實正是如此，郭沫若先生關於文字起源的新理論，提出已近40年了，古文字界的關於文字起源的研究，毫無進展，刻畫符號依然是刻畫符號，再研究40年，刻畫符號也變不成文字，昌樂骨刻文的教訓就是讓不是古文字的東西，儘早退出歷史舞台，以免浪費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換句話說，研究不是文字的刻畫符號，對古文字專家來講，是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情。
出路
最後我將文字的標準，列在下面，僅供參考：
【1】文字應該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凡不能記錄口語的各種符號，皆與文字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