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慶參務案

嘉慶參務案又稱秧參案，是指在清嘉慶十五年（1810年），在官參中大量摻雜秧參、作偽山參，以及吉林將軍秀林夥同官參局局員侵蝕大量參余銀、盛京扎布扎那貪污的事件。

嘉慶參務案爆發後，嘉慶帝下令大力整頓東北參務。但因前朝開採，參源已大量減少，秧參的種植已經無法遏制，人工培植參苗就此崛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嘉慶參務案
• 別名：秧參案
• 發生時間：1810年
• 發生地點：吉林
• 主要人物：秀林、扎布扎那

事件背景

人參作為珍貴的藥材，一直被當做“為國家王氣所鐘”的瑞草。清朝人參被認為是滿族獨屬的資產，終清一代，東北人參開採制度頗受統治者的重視。順治時期，採取八旗分山采參制，由八旗貴族劃分參山進行采參活動。康熙初年，改為盛京上三旗包衣采參制度，由於私采者眾多，康熙末年，改為參票制度，刨夫需購參票進山刨參，憑票出山後上繳欽定人參數量，剩餘人參自由販賣。乾隆十年（1745），盛京將軍、吉林將軍下設立盛京官參局、吉林官參局，專職辦理人參的開採、徵收、上繳、巡防等工作，人參開採更為制度化。但是，將軍及官參局官員執掌東北參務後，與地方勢力相勾結，參務管理日漸地方化，為貪污腐敗創造了條件。

歇山輪采、開闊參場、減少參票、收購民間余參、參余銀、燒鍋銀都乃國家面對人參產量減少的應對之策，而秧參乃民間應對人參生態環境變化的策略。嘉慶八年（1803年），攬頭郝秉純稱近年入山可能一天獲得三五苗人參，或者連著數日什麼也搜尋不到，到深秋出山，每人得參僅僅二三錢，“實因所出參苗不能如前”。於是，秧參應運而生。“該攬頭領票入山，挖得參苗細小不堪蒸做者，即在池內栽養，或一年二年，白露後方行起出。”刨夫通常於每年的四月底領票入山，三四票或五六票組成一夥，于山中搭建用於日常生活的窩棚，其中有專門培育秧參的“秧子房”，即用土壘成池子，池外圍上一層欄子，最外層加上木柵子，將秧參種在其中。白日天晴用布遮蓋池子，雨天用席片遮蓋池子，夜間將棚撤了，讓秧參受些露水，可見秧參培植也相當費心。五六月份，刨夫開始陸續挖到人參。因夏天津力上行，人參根須泡松，加上天氣逐漸炎熱，無法即時蒸做，刨夫會將參苗栽養一年或者兩年，於秋天出山時一起蒸做。但是“人參乃地靈所種，無資人力，若俟栽養，即涉偽為。”秧參僅是形狀看上去豐潤，但是作為藥物的性質、氣味卻無法與真正的人參相提並論。依照乾隆四十二年定例，“至收買參秧栽種，以及偷刨參秧貨賣等弊。即將此等人販嚴拏究辦，一律治罪。”種植秧參罪同偷采人參，種植多者判處杖流，少者判處杖徒。

事件經過

嘉慶十五年（1810年）二月，吉林解交官參時，內務府和稽查御史驗收後發現摻雜的秧參數量巨大。秧參占比之大令人瞠目結舌。越是棵枝大的，秧參摻雜越多，四等以上參盛京六斤，其中秧參二斤，吉林三斤二兩，大枝參十兩，全為秧參。嘉慶震怒，下令徹查此事，將各處將軍、寧古塔副都統及各部經辦官員，交部嚴加審問，秧參及帶鉛泡丁發回原處，照數更換，如有不足按照兩淮交易的價格歸款。嘉慶帝召見此時剛升為吏部尚書的秀林，秀林對此事直認不諱，詰稱近來山場沒有碩大的人參，除了參源緊張的原因外，也有刨夫暗中偷走的可能。

三月，新任的吉林將軍賽沖阿在就任的途中，依照嘉慶帝的吩咐，密派親信偵查盛京、吉林是否有種植秧參的情況。賽沖阿查出有種植秧參之事，但並未查出有用參籽人工栽種人參的情況。而這僅僅是因為人參種子有利於出水痘的孩子，刨夫進山後得到人參種子，便留著出山後送人情，並且人參種子等到刨夫出山之時，相隔時間太長，已經無法種植人參。。早在嘉慶八年（1803年），時任吉林將軍的秀林上折請示，參苗逐年減少，且采參之地山深路遠，刨夫無法交足額參開始種植秧參，故“欲令攬頭等栽養參苗”，被部臣駁回。嘉慶帝責問：若參苗減少，偷采人參者便不能挖到人參，但是為何奏摺中上報了一百六十名偷采人參的人？不過是秀林“將夾帶私人及栽種參苗、大幹例禁之事，公然入奏，以掩飾其查辦不力之咎”。此後嚴厲禁止秧參，但秀林“並不嚴行杜絕，竟任聽刨夫等作偽營私，明目張胆，豈僅止失察可比”。

六月。據商販潘耕藝、段凌肖稱，秧參在嘉慶十二年（1807年）以前的交易中價錢很高，刨夫們也毫不諱言此乃秧參，後因栽種者越來越多，導致價錢隨之下降，可見各處栽種秧參並非一日之久。

七月，京城，嘉慶帝審問秀林時，秀林“奏對之時，戰慄恐惶，即覺其情虛膽怯，必有通同侵蝕情事”。果然經趕赴吉林的欽差大臣文寧查出“該處歷任將軍、副都統等無不侵用累累，而秀林侵蝕之數為甚，自十二年以後，共侵用銀三萬數千兩之多。”官參局成立後，凡進山挖參的刨夫都需領取參票，出山之後根據規定收取相應數量的人參。參余銀的是為“買補未能進山臥票、缺參等用”設定，根據人參的好壞向商人收取不同的錢數，每年所收參余銀能高達三四萬兩。秀林在任期間，人參不經分辨上、中、下三種品級，統一徵收十六兩銀子，從而造成交部的數額與實際徵收數額間的差價，從中侵蝕銀兩。此外，秀林籠絡下屬薩音保、錢保等人瓜分參余銀，饋送白銀給朝廷廢員，意欲結黨營私。原為獲罪發配、充任苦差的廢員繃武布、巴寧阿、慶傑等人，“秀林將婪索之銀，恣意交結”。嘉慶十三年（1808年），秀林為了招待巡查吉林的欽差大臣成格，令官參局耗費一百兩白銀籌辦帽沿、菸葉、海參等物，因成格未收秀林便自己留下了，還有假借欽差名義侵蝕銀兩之嫌。

八月。吉林官參局的關防協領青山供稱嘉慶十年（1805年）時，秀林曾叮嚀他多收參余、商幫銀兩，自己未從。然則，官參局書吏沈志桂在嘉慶九年、十年收了商人一千九百兩白銀，跟參局官員一起瓜分。可見吉林參務辦理中，上下官員串通，集體舞弊。此外，官參局協領薩音保供稱華誠跟隨自己學習滿語，嘉慶十四年（1809年）到吉林省親時，自己因師徒情誼送了帽沿、土物等。後來因其家人劉三說華誠來回省親的路費和回京當差耗費的費用，官參局理應贊助，於是薩音保在商幫銀下公湊了一千五百兩送給華誠。此外，薩音保、錢保等從徵收的嘉慶十四年（1809年）的參余銀中，侵蝕兩萬五千八百餘兩白銀，捏造刨夫塌欠款五千六百二十兩。吉林官參局錢銀皆由掌管關防的協領和領事的書吏掌管，其他人概不過問，官參局承辦官員經年累月地獨攬此事，導致參務積弊多年才事敗。

事件結果

嘉慶十五年（1810年）九月。秀林以秧參摻雜、貪污參余銀達三萬餘兩、優待廢員的罪責，獲斬立決。十一月，嘉慶帝以秀林罪責在於巧取商銀，而非勒索百姓錢財，免於肆市，賜其自盡。秀林由一個吏部司員升為封疆大吏，爾後又升為吏部尚書，經受兩朝恩遇，因其貪污、作偽、不作為，得此下場。

除了最為嚴重的吉林貪污案之外，還查處了盛京也有扎布扎那貪污一案。經欽差大臣英和奏，盛京也存在私種秧參一案，官參局官員知曉受賄，隱瞞於將軍，皆因扎布扎那。扎布扎那曾令刨夫閆錫棟等五人各出白銀百兩為關帝廟布施。英和查出端倪後，將扎布扎那解任押審。盛京將軍富俊卻未即時整頓，也未曾派專人嚴加看管，導致了扎布扎那畏罪自殺，給繼續審理盛京官參局貪污一事增加困難。事後，富俊自請嚴查。將其革職發往吉林效力，盛京副都統伊沖阿失職，但罪責不及富俊，降為宗人府筆帖式。

事件影響

針對參務案的出現，欽差大臣文寧對東北參務提出了四點意見：（一）承辦參務的官員問責制度更加專門具體化，要不相關章程只是一紙空文，不切痛個人利益。（二）查辦不夠嚴厲，所以山參從刨夫手中流於市場上，而額參卻不足額，或被秧參代替。（三）官兵稽查不嚴，會導致種植秧參故態萌發，偷采人參。（四）各個相關部門需要提高警惕。上有內務府，下有官參局，都需對挑選人參認真負責，如果有摻雜秧參，立馬問責官員，各領賞罰。針對這四點意見，東北參務大力改革，嚴禁秧參。伴隨大力整頓而來的便是申領參票的人數的減少，從而更加導致東北人參開採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