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人驊

單人驊，(1909-1986.12.31)字駿丞，1909年生於江西省高安縣藍坊，植物學家，專長植物分類學，是中國傘形科植物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人，1934年畢業於中央大學生物系，後建立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華東工作站，任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1978年至1986年間擔任江蘇省植物研究所所長、名譽所長，中國植物學會常務理事，省植物學會名譽理事長，當選為省五屆人大常委、六屆人大代表。1986年12月31日逝世於南京。著有《中國植物志》、《華東水生維管束植物志》、《江西南部種子植物手冊》等專著6部，他重視科研人才的培養與造就，培養了很多科研人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單人驊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江西省高安縣藍坊
• 出生日期：1909年
• 逝世日期：1986年
• 職業：植物學家
• 畢業院校：中央大學
• 主要成就：建立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華東工作站
• 代表作品：《中國植物志》、《華東水生維管束植物志》、《江西南部種子植物手冊》
• 政治面貌：黨員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1909年，單人驊生於江西省高安縣藍坊。

單人驊於1917年進單家村妙香齋私塾讀書，1923歲考入南昌私立心遠中學。受愛國主義思想影響，多次參加抵制英貨示威遊行。

1926年夏，北伐軍攻下南昌，又與進步學生走上街頭，參加打倒軍閥、歡迎北伐軍活動。不久，軍閥孫傳芳部反攻南昌，學校被迫停學，他回到家溫習功課。此時，父親給他定親，並提出無力供他繼續讀書，要他棄學從商。他倔犟地拒絕父親安排，於1927年回到南昌心遠中學學習。第二年轉赴南京，考入南京私立金陵中學高中，靠自己打零工的收入和未婚妻艾家的一點資助維持學業和生活。

1930年，單人驊考入南京金陵大學農學院森林系，次年轉入南京中央大學理學院生物系。1934年畢業，被分配到中央研究院動植物研究所，在植物學家裴鑒指導下從事植物標本整理工作，開始步入植物分類學研究領域。同年，與妻子艾杏軒成婚。

盧溝橋事變後，他為保護植物標本，不顧日機的狂轟濫炸，從上海輾轉雲貴，最後將所有的標本安全轉移到大後方重慶。

出國留學

1945年他遠涉重洋赴美留學，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師從康斯坦斯,學習植物分類學，三年後獲得博士學位，並被邀請為美國科技工作者榮譽學會會員。

1949年5月，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毅然決定返回中國。他不但謝絕美國朋友的勸說和挽留，而且為躲過國民黨特務監視，放棄到學校拿學位證書和上銀行取存款，一個人悄悄趕上美國開往上海的最後一班輪船，終於回到了中國。

回國後

1950年與植物學家裴鑒一起著手建立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華東工作站。

1954年，協助裴鑒重建南京中山植物園。上海解放時，他受到陳毅元帥的接見。1956年，又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切接見。1957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扣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受到批鬥。有人企圖以“造反”為藉口，燒毀植物所珍藏的40餘萬份植物標本。他奮不顧身，團結同志，終於保護所有標本不被破壞。“文化大革命”結束，他恢復工作。

1986年12月31日，單人驊走完他的人生旅程，在南京逝世。

社會任職

1964年被任命為江蘇省植物研究所副所長。

1978年他出席全國科學大會，同年始，年屆古稀的他先後擔任江蘇省植物研究所所長，中國植物學會常務理事，江蘇省植物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植物志》及《植物分類學報》編輯委員，江蘇省科學技術協會常務委員，以及江蘇省第五屆人大常務委員和第六屆人大代表。

主要成就

主要作品

《中國傘型新分類群》、《中國柴胡屬的種類及其分布》等30餘篇，發現的新屬3個，新種60餘個。出版的書籍有《中國植物志》、《華東水生維管束植物志》、《江西南部種子植物手冊》等專著6部。

培養人才

他重視科研人才的培養與造就，規定跟著他學習的大學畢業生，每周要將學習筆記交他審閱，經常以自己的親身經歷教誨研究生和中青年科研人員要有自強和創新精神，要在科研上作出成績。他把自己幾十年收集的20多箱資料、卡片，毫無保留地供學生和中青年科技人員使用；即使躺在病床上，也用顫抖的手為他們的論文進行一字一句的修改。幾十年來，他培養的科研人才遍布全國，形成一支研究傘形科植物的主力軍。

人物評價

他治學嚴謹，重視理論聯繫實際，重視科研與國家建設需要相結合。改革開放後，他在所里首先提出植物學研究要面向經濟建設，要進行改善生態環境的研究，要為建立喬、灌、草相結合的人工植被提供科學支持。他一直關心江西南方紅壤土丘陵區的生態環境改善問題，特別關注那些有藥用價值的植物研究，許多研究成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等醫藥典籍所採用。

他全心全意投入科學事業，與裴鑒、周太炎等植物學家一起創建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華東工作站，並被提任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為滿足國家建設需要，他帶領科研人員積極開展植被調查和水土流失調查，經常囑咐科研人員：“只有努力查清國家的各種資源，才能加速國家的建設。”他身先士卒，不怕艱險，出色完成黨和國家交給的任務。他出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設和科學事業。（高安線上評）

個人生活

他生活簡樸，廉潔自律。在條件艱苦的20世紀60年代，他對辦公室配備的電扇也儘量少用，說：“公家的電是用於工作的，不是用於享受的。”給同事們寫的論文稿提意見時，他常常寫在舊檯曆紙上。在任所長和其他領導職務期間，他從不隨便要汽車接送，即使汽車去接，也總是早早站在路邊等候。有時上午到省人大或省科委開會，他的午飯盒必是讓人帶到所里，開完會直接來到辦公室，吃了飯便開始下午的工作。在野外搞調查或採集標本，他與年輕同志打成一片，同吃同住。他對待子女，更是嚴格要求。在他督導之下，大兒子選擇採礦專業，二兒子選擇農學專業，三兒子選擇地質專業，全都是國家急需的專業，又是比較艱苦的專業。大學畢業後，3個兒子又全部分配到邊疆和外地基層單位工作，沒有一個留在城市。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期間，他動員唯一留在身邊的第四個兒子到蘇北農村插隊落戶。4個兒子都是各自單位的業務骨幹。

1986年12月31日，單人驊走完他的人生旅程，在南京逝世。臨終前他把4個兒子叫到跟前，說：“爸爸這一輩子，空身而來，空身而去，沒有什麼留給你們……爸爸死後，喪事也要從簡。”按照他的遺願，骨灰灑在南京紫金山下的植物園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