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何克，國籍英國，1915年生。1937年23歲時畢業於牛津大學，以十二萬分的熱情中國工業合作會工作，何克先後擔任“工合”的秘書兼視察員到1941年“工合”已發展到3000多個，成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1945年他著的《我看到了新中國》一書在美國和英國出版。何克作為雙石鋪培黎學校校長，他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軍的思想作風來管理學校，教育學生。1945年7月22日喬治·何克由於在建設校園中不幸患破傷風去世，享年30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喬治·何克
- 國籍：英國
- 出生日期：1915年生
- 逝世日期：1945年7月22日
- 職業：“工合”的秘書兼視察員
- 畢業院校：牛津大學
- 主要成就：有效地支援了中國抗日戰爭
- 代表作品：《我看到了新中國》
人物生平,出版著作,組建“家庭”,身後事,相關作品,人物原型,呼籲和平,影片評價,相關軼事,相關書籍,書名,作者譯信,序文,
人物生平
1、抗戰時期
喬治·何克是英國人，1915年生。1937年，年僅23歲的他剛剛從牛津大學畢業，他來到中國，親眼目睹被日本人占領的上海以及戰亂中的悲慘景象，“我不能丟下這些人們”，何克決定在中國實地了解中國人民所面臨的問題。於是他一面擔任美國合眾國際社自由撰稿的工作，一面開始學習中文。他來到中國的漢口，當時史沐特萊知道，路易·艾黎正為“工合”事業奔波，需要人手，便推薦了何克。艾黎感覺“他那樣年輕、幼稚，不知他能否在中國一片混亂中安下身來，不過在他那歡快的舉止後面，卻也可以感覺到一種堅韌和剛毅”。幾個月後，何克從北京路過宋家莊患了傷寒，他得到凱瑟琳·霍爾護士的照料，霍爾是紐西蘭教會派來的護士，她當時經常將急缺的藥品冒險送到白求恩手裡。
何克病癒後在八路軍待了一段時間，然後南下到寶雞“工合”辦事處，被任命為視察員並將所見所聞向國外進行報導。中國工業合作會（“工合”）是由埃德加·斯諾和路易·艾黎發起的，得到了宋慶齡的支持，促使國民黨繼續抗戰仍是“工合”的主要任務之一。安排難民，生產軍需和民用品，籌集資金轉送延安，“工合”有效地支援了中國抗日戰爭。喬治·何克以十二萬分的熱情開始了“工合”的工作。他給母親寫信說“現在是我為中國工作的時候了”！
而此時此刻，何克也已經領悟到他和艾黎肩負著同樣的重擔，進行著共同的戰鬥。何克到了寶雞後，艾黎確信有了一個得力的助手，何克先後擔任“工合”的秘書兼視察員。“哪裡有‘工合’，哪裡就有何克的足跡，他走遍了鄉村、縣城”。到1941年“工合”已發展到3000多個，成為抗日救援的一支重要力量。
出版著作
在何克決定和艾黎乾“工合”之前，他曾經去過延安，雖然僅有一周的光景，但對延安精神感受頗深，“在那裡賣茶人不肯收我的茶錢，他們叫我朋友。不多久我就升入‘同志’一級了。延安的學生人數和牛津一般多，有四千男生，一千女生，分屬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和延安藝術學院。除本部學校外在整個地區還有分校，在分校學習的還有好幾千人，我現在處在紅色中國的心臟里，它現在紅得不厲害，但無疑是這一抗日運動在全國最強有力的中心。”在延安他看到各個階級的大批青年從全國各地湧來，“從新加坡、馬尼拉、紐西蘭和夏威夷被吸引到這裡是很令人驚訝的”。
何克所到之處，看到人們雖然生活艱難，缺衣少食，但無一不投入抗戰，這種精神使他肅然起敬，他對共產黨開始欽佩起來。之後何克見到了紅軍聶榮臻，聶將軍要何克參觀整個地區，給他派了一個陪伴，四名警衛員……在另一個村莊，八路軍總司令朱德這位赫赫有名的的人物友好地接待了他。1945年他著的《我看到了新中國》一書在美國和英國出版了。
在此期間，他還陸續向國外發表了許多抗日見聞以支持中國抗日戰爭。
在創辦培黎學校初期，何克作為雙石鋪培黎學校校長，他以延安的革命精神和八路軍的思想作風來管理學校，教育學生。他還經常教學生唱抗日革命歌曲，由於他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才能，使學校迅速發展起來。
組建“家庭”
在水深火熱的抗日戰爭年代，何克深入百姓的疾苦當中，和中國人民結下了永久的親情。何克在山西太行八路軍根據地採訪時，認識了一位姓聶的共產黨員，遼寧人，有四個兒子。由於孩子的母親病重，無奈只好把孩子送到孤兒院，何克和艾黎不僅親自把她送往醫院迸行救治，還把孩子們從孤兒院帶回家。何克給孩子們洗澡，買了新衣服給孩子們換上。不久孩子的母親病逝，艾黎帶著孩子回到雙石鋪，長期和何克住在一起。那時聶家四兄弟的年齡是3至12歲，就這樣三種不同國籍的人在中國那戰火紛飛的年代裡組成了一個特殊的大家庭。解放後，老大聶廣淳寫了一本回憶錄《我們四兄弟的兩位異國父親》，記錄了那刻骨銘心的博大的父愛。
由於“工合”與國民黨之間的關係已經惡化，於是，雙石鋪培黎學校決定遷移山丹，60個孩子幾乎全靠吃饅頭、小米粥和土豆，這個地方不種菜，但他們自己種了些菜，足以過冬了。何克認為在這個提倡“手腦並用”、重視理論聯繫實際的時代，學生的勞動觀點和文化理論學習同等重要。學校不久有了毛紡廠、棉織廠、機械廠、電器組、汽車運輸組、陶瓷組、化工組、造紙組、印刷組、玻璃組、採煤組、實驗農場。何克給母親信中說：“把自己的一生能和這些孩子聯繫在一起是很有意義的事。”
身後事
1945年7月22日 何克由於在建設校園中不幸患破傷風去世，享年30歲。他臨終前要艾黎拿筆和紙來，寫下了“把我的一切獻給培黎學校”一行字。孩子們把書寫有他們自己姓名的校旗放入棺木，喬治·何克的這“大家子人”圍著墳墓唱起了校歌，行三鞠躬禮與他告別。艾黎和同學把何克埋在了南門外的一小塊空地旁，希望何克每天能聽到他們的歡聲笑語。他們把這一天定為了一個節日，每到祭日，學生們便帶著好吃的飯菜坐在何克的墓前給他唱歌。這樣的紀念日活動一直到1953年艾黎定居北京。
艾黎與何克陵園位於山丹縣城南門外，仿西式建築。正前面為大理石貼面的照壁，面外嵌有楚圖南書寫的“艾黎與何克陵園”園名，裡面鑲嵌了鄧小平題寫的“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永垂不朽”13個鎦金字。陵園最初是甘肅省人民政府為紀念培黎工藝學校的創辦者喬治·何克而建，根據艾黎的遺願，1988年4月，艾黎骨灰安放園內，更名為艾黎與何克陵園。艾黎與何克陵園已成為甘肅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享譽國內外的人文景點
相關作品
根據二戰時期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黃石的孩子》已於2008年4月3日在全國公映。4月1日《黃石的孩子》在湖北黃石舉行了全國首映，兩位原型老人參加了首映，並回憶起喬治·何克。
人物原型
《黃石的孩子》中何克除了照顧孤兒院中的孩子，還在途中收養了四個孤兒，其中年齡最小的名為“老四”，也是何克最疼愛的一個。現實生活中的四兄弟（聶廣淳、聶廣涵、聶廣濤和聶廣沛）被喬治·何克收養的過程更為曲折。他們的父親是一名共產黨員，因為敵人追捕不得不轉移到解放區，在和何克的會面中託付他幫助照料留在家鄉的幾個孩子，於是兩個大哥被送入了何克的學校，聶廣沛和老三因年齡太小暫時和媽媽生活在一起。一年之後母親病逝，老三和當時只有3歲多的老四才破格入學。
4月1日年逾古稀的“老二”聶廣涵和“老四”聶廣沛參加了《黃石的孩子》首映，他們轉達了另外兩位老人的也十分希望來觀影的願望，但礙於年事已高和身體原因，只能各自遙遠的祭奠這位異國父親。聶廣涵補充了弟弟因年幼記不清的很多細節，稱三歲的老四在學校里整天纏著何克，成了十足的小“拖油瓶”。聶廣沛回憶說，因為他膽小，何克破例帶著他同床睡，和電影裡基本一致。在轉移到山丹的過程中，何克一直把他抱在身上或讓他享受坐車的待遇，可以說，他是“小長征”中最幸運的一個孩子。雖然已過去60多年，兩位老人談到喬治·何克仍激動不已，他們說何克是一個完美毫無缺陷的人，沒有他。
呼籲和平
《黃石的孩子》無疑是一部主流商業片。好萊塢團隊製作戰爭場面的能力毋庸置疑，但這部影片並未把矛頭對準殘酷的中日交鋒，而是用了大量篇幅講述發生在戰場大後方的故事。影片開始不久便將日軍控制下廢墟中的南京城呈現在我們面前，充滿戰爭的味道，但在經過一小群人的屠殺場面後，全片重心就放到了主人公英國記者喬治何克身上，講述何克怎樣在物質條件艱難的大後方照顧60多箇中國孤兒，為他們建立了一個溫馨的家園，後又帶著孩子們躲避戰火遷徙到甘肅山丹的艱辛過程。
《黃石》一片感情線也頗為動人，澳大利亞護士麗來到中國見到戰爭對老百姓的傷害毅然留了下來，她沒有所謂偉大的理想，只希望讓孩子們過得好一些。麗最初和陳漢生相愛，但是漢生選擇了為國而戰，犧牲了自己的小愛。後來的何克也漸漸愛上勇敢獨立的麗，他在物資匱乏的情況下依舊為麗創造著浪漫。在帶著孩子們轉移的過程中，在陳漢生的“讓愛”下，麗和何克最終相愛了，但何克最後因破傷風死在了麗的懷中。
而影片的最後採取了紀錄片形式，請如今已是耄耋老人的四名孩子原型追憶何克，則進一步加深了影片的真實性和感染性。投資高達數千萬美金的《黃石的孩子》其實更像是一部充滿人文關懷的商業戰爭片，它的重點不在戰爭，而是戰爭帶來的傷害，也提醒我們毋忘歷史，毋忘幫助過中國人民的那些國際友人。
影片評價
儘管羅傑－斯波蒂伍德一再強調這部中國 德國 澳大利亞合拍的影片“與其說這是一部西方人的電影，我更希望說這是一部中國人的電影”，但我們還是很難和我們自己感受的和理解的“中國”劃上等號，哪怕它取材於一個真實的故事。
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具備了一部好萊塢主流影片的一切要素：拯救與自我拯救以及愛與犧牲的主題，俊男靚女的亂世愛情，優美迷人和氣勢宏偉的異國奇觀，神秘深沉的牛仔式的英雄，大氣沉渾的音樂，另外所有的“中國元素”也盡數收入：屠刀下的南京；風景秀麗的古鎮；“仿佛回到14世紀的大漠騎兵”；古道狼煙中的絲綢之路；俠客般神出鬼沒的共產黨將領；優雅善良忍辱負重的貴族女人；驕橫腐敗的國軍官兵；開明友善的地方官員，加上雪山，黃沙，龍捲風，這樣的電影，想不好看都難。
“在8年抗戰的漫長歲月里，對於喬治·霍格來說是度過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國革命的鮮血和激情澆灌的一棵幼小樹苗，長成了堅實的大樹。”
——路易·艾黎[Fruition]
相關軼事
影片是根據路易·艾黎（Rewi Alley）的一本書《Fruition》改編，這本書的副標題是The Story of George Alwin Hogg——喬治·埃文·霍格的故事，譯成中文版的時候，書名變成了《從牛津到山丹——喬治·何克的故事》。英語中的fruition這個詞來源於拉丁語fruitio，這個詞的含義，漢語裡最準確的翻譯應該叫“終成正果”。情節發展上也遵循經典好萊塢的設計：“闖入——無法擺脫——面對困難——在經歷中理解成長——犧牲”。它以牛津大學畢業生喬治·埃文·何克的精神成長為敘事主線。何克環遊世界抵達上海時，正值日本侵華戰爭。在他眼中，報導戰爭是一種刺激的冒險。當何克親眼見到瘋狂的大屠殺的時，才真正明白戰爭意味著什麼。他照的照片被日本人發現後，即將被處決的緊要關頭，“Jack陳（周潤髮飾）帶領的一支共產黨游擊隊救了他。他把何克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黃石。
在黃石，60個身心受損的的男孩被拋棄在孤兒院裡，戰爭的創傷使他們暴虐頑劣，富於攻擊性。喬治想看到前方“真正的戰爭”，而女護士麗卻告訴他：“這就是戰爭！”
當米切爾和陳回來後，喬治依靠自己的努力不僅贏得了孩子們的信任和熱愛。日本人一天天地逼近，蔣介石的軍隊想把孩子們抓做壯丁。本土女貴族Madame Wang（楊紫瓊飾）用金錢和身體救出何克——何克想出一個大膽的想法——，穿過雪山，前往著名的絲綢之路去往甘肅的山丹。
在旅途中何克和陳在是否把孩子帶入戰爭暴力的問題發生分歧，最充滿叛逆和仇恨的孩子的死更堅定他帶領這些孩子遠離戰爭的決心。在旅途中他發現麗因為對前途沒有希望而成為癮君子。
在歷經磨難後他們成功抵達山丹。喬治和男孩子們計畫建造新的家園和一所新的學校。但是喬治在旅途中受的一點小傷導致了破傷風，最終死去。但是他留給孩子們的是生活的信心和勇氣。而麗也在愛情中找到生活的意義，她拒絕了陳加入戰爭的要求，她說：“是我需要他們！”
片尾，今天還活著的老人神情追憶那個年輕的英國人：“他是個完人，是沒有任何瑕疵的完人”、“我們永遠感謝和紀念他”、“我們弟兄四個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我們的生日都是7月22日，就是何克去世的日子”……
何剋死於1945年7月22日。時年30歲。距離日本人投降只差23天。在今天的山丹，還有喬治·霍格的墓碑，碑文是一首詩：
彩色絢麗的生命啊
光輝而又溫暖，
為了它，人們一直奮發向前
他已逝世了，
從此不再奮戰，在戰鬥中，
逝者的生命，
卻更輝煌燦爛。
相關書籍
書名
書名:從牛津到山丹
作者:(紐西蘭)路易·艾黎著
ISBN:
價格:0.66
發行地:北京
出版社:北京出版社
出版時間(首):1984
頁數:181頁
開本:20厘米
一般附註:本書根據紐西蘭1967年英文版譯出
作者譯信
《從牛津到山丹——喬治·何克的故事》一書180頁。從中摘選部分
作者就中譯本出版給譯者的信：
親愛的段津同志：在中國幾乎沒有宣傳過喬治·何克。他一生的經歷確實是豐富和有意義的。我為他母親所寫的這本篇幅不長的書，可作為關於他的一生的介紹。我想，將該書譯成中文出版，將能鼓舞眾多的人，並能加強真正的國際主義事業。
兄弟般的
路易.艾黎 1982.1.12
序文
時間是難以用年月來衡量的。在八年抗戰的漫長歲月里，從1937年到1945年8月抗戰結束前不到一個月的這段時間，對於喬治·何克來說是度過了整整的一生。由中國革命的鮮血和激情澆灌的一棵幼小樹苗，長成了堅實的大樹。
在中國死去的英國青年很多、很多。他們有的是被強征入伍，在兩次鴉片戰爭或在對太平天國進行干涉的戰爭中被送進墳墓的。他們穿著領子扣得緊緊的花哨軍裝，不是死於中暑或霍亂，就是被憤怒的人民所擊斃。在中日沿海一帶，為殖民主義送命的也不乏其人。但是喬治·何克卻屬於另一類英國人。他是出於對中國革命的信念而捐軀的。他觸碰到了中國革命的火花，這一火花在中國大地上到處點燃了蕩滌一切污垢的熊熊烈火，而喬治自己也成了這場越來越旺盛的熊熊烈火的一部分。
荏苒二十年過去了，喬治生前熟知的人們對他仍然記憶猶新。現在，我坐在北京，翻閱著他母親給我送來的他寫的信札和文章，擇其要者，撰寫進本書。喬治學習了中國革命，他對許多人來說，至今仍有著重要意義。他是中國人民和英國人民之間的紐帶。他的英名是永存的，而那些聲稱要“對付”中國的老牌帝國主義分子的浮華的稱號卻早巳為世人忘卻，他們的銅像也已銷熔，用來製作兒童玩具了。
美國大路上的遊歷既已完成，喬治就隨姑姑去了日本。在日本，他發現平民百姓對日本政府的宣傳竟深信不疑，認為日本軍隊是在幫助中國。他姑姑介紹他結識了和平主義者朋友。這些人急切想讓他看看日本生活的聖潔方面。接著他來到可憐的、戰亂中的、被占領的上海，看到那些悲苦悽慘的景象，感到十分震驚。日本軍隊和他在日本剛剛告別的人迥然不同。他們焚毀了四周圍的村莊，用刺刀挑死了莊稼人，城裡擠滿了飢腸轆轆和流離失所的人們，他們你看我，我看你，瘦骨嶙峋，忍寒受凍，相繼死去，唯一的生路是向侵略者屈服，揀拾廢鐵，供製造用於屠殺內地同胞的炸彈。喬治來到醫院的傷兵中間，這些傷兵正死於飢餓和傷痛。他目擊成千上萬的家庭整個寒冬在石頭路面上棲身，有一條麻袋作墊的人就算是幸運的了。婦女在水泥路上生育，如果有一張報紙遮蓋身子聊以禦寒那就是萬幸了。旅行者們報導他們所見的慘狀以及少年兒童如何因缺少新鮮食物和蔬菜而害了腳氣病。
喬治決定在中國逗留一些日子，實地了解中國人民和他們面臨的問題。到他該去印度並接著回國的時候，他對姑姑說：“對不起，姑姑，我不能丟下這些人們。”他確實永遠沒有丟下他們。他帶著剩下的幾英鎊錢，啟程前往當時各方的中心——漢口市，一面擔任美國合眾國際社自由撰稿記者，一面開始學習中文。
喬治在去內地的路上，他一覺醒來時忽然渾身顫抖，原來他得了傷寒，在發燒。事有湊巧，正好有一位紐西蘭護士在回冀西一所小醫院的路上也到同一村莊歇腳。她用毛毯把喬治包起來，再把他塞上一輛大車，他們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著，兩人都睡著了。後來她又以出色的機靈和勇氣讓他連被帶人躺臥在毛驢的坐鞍上，自己則在一旁步行，暈後終於到達醫院。凱塞琳.霍爾（中文名：何明清）在北京新政府成立後的頭十年中曾從紐西蘭來進行過訪問，那時她年逾七十，但仍然是一位出色的，身材細小的婦女，對中國人民的事業抱著熱誠的信念，她對中國人的成就充滿讚賞。她去石家莊瞻仰了白求恩陵墓，在抗戰中，她曾用藥品支持過這位加拿大醫生。
喬治康復期間，熟悉了各種在中國抗日戰爭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民組織：“自衛團”、“農民會”、“工會”、“婦女會”、“兒童團”。一天，一群人騎馬來到村里，給這位英國人送來了晉察冀游擊區司令員聶榮臻的請帖。他們帶著他來到了聶將軍的司令部。他在將軍的司令部訪問了一個星期，受到很多啟示，然後一起前往紅色政權所在地阜平。路上他們停下來出席了“軍民合作會議”和規模較大的“人民大會”。他們接著北行，發現紅色政府原來就隱蔽在一座古廟裡。
在全邊區，寺院的和尚和游擊隊處得很融洽，在這個地方也不例外。學生團和代表團的緊張生活、辦公室和緊隨敵人腳跟的幾百個政府機構進行的繁忙的聯絡工作，不斷的電話，無線電報來往，對於這些，和尚們均視若不見，照樣進行著古老而平靜的佛教活動!
喬治寫到了紅軍：“這是我生活過的全世界中最好的地方，是牛津大學也比不上的。”
聶將軍要喬治參觀整個地區，給他派了一個陪伴，四名警衛員，於是他們上馬出發了。
一天，有電報說，已經作好安排，讓一批護送人員通過危險的鄭太鐵路。喬治騎的是一匹日本人在山區拉車的馬，鋪蓋卷權作馬鞍。馬兒踏著重步往南走著。到司令部後，喬治發現一匹漂亮的小馬正在恭候他呢。他一直慶幸自己的運氣好，不料那匹小馬卻把他摔倒在地，他的打字機、照相機、日記本和膠捲全部掉進了污濁的溪水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