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堅禪師碑》是唐代文學家徐岱創作的一篇銘文。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銘並序
- 創作年代：唐代
- 作品體裁：銘文
- 作者：徐岱
- 作品出處：《中華佛學學報》
作品原文,創作背景,作品注釋,作品說明,作品價值,
作品原文
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銘並序
太中大夫給事中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兼史館修撰柱國徐岱撰（1）
奉義郎前試詹事府司直孫藏器書（2）
昔老聃將之流沙，謂門人曰：“竺乾有古先生，吾之師也。”（3）仲尼亦稱：“西方有聖人焉。”（4）古先生者，非釋迦歟？
夫教之大者曰道與儒。仲尼既學禮於老聃（5），伯陽亦將師於釋氏（6）。由是而推，則佛之尊，道之廣，宏覆萬物，獨為世雄，大矣哉。若觀其會通，則天地之運不足駭也；極其源流，則江海之浸不足大也。固已越乾坤，遺造化，離生死，證空寂，豈文字稱謂能名言哉？
洎菩提達摩舍天竺之王位，紹釋門之法胤，遠詣中夏，大闡上乘（7）。雲自釋迦、迦葉，師師相授，至於其身，乃以心印密傳惠可（8）。四葉相授，至弘忍大師，奉菩提之記，當次補之位。乃至荷忍大師之付囑，承本師之緒業，則能大師居漕溪（9）。其授人也，頓示佛心，直入法界，教離次第，行無處所（10）。厥後，奉漕溪之統紀，為道俗之歸依，則荷澤大師諱神會，謂之七祖（11）。升神會之堂室，持玄關之管鍵，度禪定之域，入智慧之門，則慧堅禪師乎？
禪師俗姓朱氏，陳州淮陽人也。漢左丞相之裔孫，唐金吾將軍之第三子也（12）。稟四氣之和，五行之秀（13），生知道極，動合德符（14），爰自成童，逮於弱冠，不師俗學，常慕真宗（15）。去坳塘而游滄溟，拔填塵而棲沆瀣。以無住為入室，以無利為出家。求法於無所求，得師於無所得。密印玄契，天機洞開（16）。於是，大師悅之，付以心要（17）。禪師以為：“成菩提者，萬法必周；隨回向者，六度皆等。”（18）乃解塵服於洛陽，受淨戒於汾州（19）。
聞抱腹山靈仙之所棲息，聖賢之所游化，負笈振錫而往依焉（20）。其宴坐也，逾於靜慮；其修行也，萬行皆空（21）。弘先佛之知見，為後學之儀形。仰之者，如鱗介之附龜龍（22）；歸之者，如畎澮之距江海（23）。於是，漕溪之道，衰而復興。時有猛獸伺人，近禪師之居無所犯；隕霜害稼，近禪師之居無所傷。非道德之感通，神明之保衛，孰能如此？故其受鑒也如止水，其應化也如浮雲。
乃去山居，游洛下。時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24）。慕禪師之道，展門人之敬，乃奏請住聖善寺（25）。屬幽陵肇亂，伊川為戎憑陵（26），我王城盪，我佛剎高閣隨於煙焰，修廊倏為煨燼（27）。唯禪師之室，巋然獨存，則火中之蓮，非足異也。
時虜寇方壯，東郊不開（28）。禪師以菩薩有違難之戒，聖人存遊方之旨，乃隨緣應感，西止京師，止化度、慧日二寺（29）。秦人奉之，如望歲者之仰膏雨，未渡者之得舟楫。弘闡奧義，滌除昏疑，若太陽之照幽陰，大雲之潤藥木。
大曆中，睿文孝武皇帝以大道馭萬國，至化統群元（30）。聞禪師僧臘之高，法門之秀，特降詔命，移居招聖，俾領學者，且為宗師（31）。遂命造觀音堂，並繢七祖遺像，施錢於內府，征役於尚方（32）。當炎夏赫曦之辰，昆蟲蠢蠕之盛，畚插皆作，慮傷厥生。師乃焚香祝之，鹹自徙穴。異類旁感，契於至誠。
貞元初，詔譯新經，俾充鑒義大德（33）。皇上方以玄聖沖妙之旨，素王中和之教，稽合內典，輔成化源（34）。後當誕聖之日，命入禁中，人天相見，龍象畢會（35）。大君設重雲之講，儲後降雷之貴，乃問禪師見性之義（36）。答曰：“性者，體也；見，其用乎？體寂則不生，性空則無見。”（37）於是，聽者郎然，若長雲秋霽，宿霧朝徹。又奉詔與諸長老辯佛法邪正，定南北兩宗（38）。禪師以為：“開示之時，頓受非漸；修行之地，漸淨非頓。知法空，則法無邪正；悟宗通，則宗無南北。孰為分別而假名哉！”（39）其智慧高朗，謂若此也。
貞元八年壬申歲正月廿六日，忽謂門人曰：“死生者，晝夜之道也。若氣之聚，雲之散，寒暑之運行，日月之虧盈，返於無形，會於無性，乃合真識，同於法身。”（40）言訖趺坐，薪盡火滅。弟子普濟等懷瞻仰之戀，申顧復之恩，若涉大水而失津涯，若構大廈而折榱棟。
自示滅，春秋七十四，僧夏四十三（41）。遂建塔於長安龍首西原，禮也。至於入滅之後，殆經兩旬，儼如在定，髭發猶長，神護其質，眾疑於生，靈表昭著，鹹所嘆異。非夫識洞有漏（42），神遊無跡，其孰能返其順化如此之自在也。
見命撰德，庶無愧詞。銘曰：
法本無性，會於清淨。心本無生，度諸禪定。弘茲正真，存乎其人。
宗源浚沏，慧用怡神。三乘非乘，一相無相。粵自達摩，默傳秘藏。
繼統相授，至於禪師。丕承七葉，大拯群疑。發乎天光，應以天籟。
夐超學地，直入法界。如鏡之鑑，不將不迎。如雲之散，無滅無生。
適來以時，適去以順。上纘教父，下傳法胤。式刊貞石，以永休問。
元和元年景戌歲夏四月旬有五日建（43）
天水強瓊刻字（44）
創作背景
是慧聖禪師去世後，弟子為其於長安龍首西原建塔所立之碑，徐岱撰文，錄藏器書寫，強瓊刻字。塔久已圮毀，不聞於世。1945年，臨潼縣長史直率民工數千擴修西安飛機場，因得出土。碑石出土的方位與當年建塔立碑的方位一致。該碑螭首方座，行書，29行，行約50餘字，共1431字。碑石保存完整，元斷裂，不缺字，並且字劃清晰。
作品注釋
（1）徐岱，字處仁，蘇州嘉興人，熟讀六經諸子，766－779年（代宗大曆）年間初任校書郎，785－804年（德宗貞元）初為太子、諸王侍讀，遷侍中、史館修撰。德宗在每年生日詔佛、道二教到麟德殿對論，曾召徐岱等儒者講說。詳《舊唐書》卷一八九下、《新唐書》卷一六一。
（2）孫藏器，唐著名書法家。據冉雲華《“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考》，現碑林尚在西安存有他刻的兩方石碑：《駱夫人墓誌並蓋》、《秦朝儉墓誌並蓋》。王亞榮《“慧堅禪師碑”與慧堅禪師》據《寶刻叢編》補充說，《唐光宅寺曰惠禪師塔銘》、《僖王墓誌》、《焦伯瑜碑》也是孫藏器書寫。
（3）此出自道教的偽經《老子西升經》。竺乾，指天竺。古先生，指釋迦牟尼佛。唐玄嶷《甄正論》卷中說：“尹喜又錄老子與喜談論言旨，為《西升記》，其中後人更增加其文，參糅佛義，大旨與道經略同……後人又改記為經。此經首章云：老子西升，聞竺乾有古先生，不生不滅，善入無為……經末又云：老子謂尹喜曰：古先生者，吾之師也。”作者指出，“竺乾”本應作“乾竺”，在《易經》中“乾”為“天”義，後人抄寫時將二字前後顛倒，故成“竺乾”。
（4）在南北朝至唐朝的佛道二教的爭論中僧人常引《列子·仲尼篇》所載孔子答商（春秋宋國）太宰關於聖人之問的答話，如唐道宣《廣弘明集》卷一《歸正篇》所引：“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並將其中的“聖人”解釋為佛。現存《列子·仲尼篇》中此文與此稍異。
（6）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書室之史。（《史記》卷六三《老子韓非列傳》）所說“將師於釋氏”，即據前引《老子西升經》等偽經謂老子西出流沙到天竺將以釋迦牟尼佛為師。道教的有關偽經很多，在與此持相反內容的偽經中最有名的是《老子化胡經》，謂老子到天竺為佛，教化胡人，釋迦牟尼佛本是老子的弟子。《大正藏》卷八一收有其敦煌寫本殘卷。
（7）神會語錄《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最後的六代祖師傳載，菩提達摩是“南天竺國王之第三子，少小出家，悟最上乘，於諸三昧，證如來禪”。中夏，是中國。上乘，即上等佛法。《六祖壇經》說“法有四乘”：小乘、中乘、大乘、最上乘，所謂：“萬法盡通，萬行俱備，一切不離，但離法相，作無所得，是最上乘。”上乘或最上乘，實指禪宗。
（8）自釋迦佛、大迦葉、阿難……至達摩，是禪宗所奉西土二十八祖。在《六祖壇經》中，加上前面所說的過去七佛，稱達摩為第三十五祖。達摩又為中土初祖，惠可是二祖。心印，心法的標準和標誌，即禪法要旨。因禪宗講“佛心第一”，“以心傳心”故稱禪法為心法。神會說：“內傳法契，以印證心；外傳袈裟，以定宗旨”（《菩提達摩南宗定是非論》）；“內傳心印，印契本心；外傳袈裟，將表宗旨。”（《荷澤大師顯宗記》）
（9）漕溪，即曹溪，惠能從弘忍受法後，先在廣州的新州、四會等地隱遁三年，大約在677年（唐儀鳳二年）到韶州曲江縣曹溪傳法。敦煌本《六祖壇經》載：“大師住漕溪山，韶廣二州行化四十餘年。若論門人，僧之與俗，約有三五千人，說不可盡。”
（10）此為惠能禪法的特色。頓示，引導信眾迅速體悟自心佛性。法界，這裡相當真如法身，特指佛的境界。教離次第，所傳禪法不是漸教，是超越內外、先後階次的。行無處所，主張修行不必規定特定場所。惠能主張頓悟，稱自己禪法是“大乘頓教法”，引導信眾“頓見真如本性”，“一悟即至佛地”；“自性頓修，亦無漸次”；寄坐禪於自然無為和日常生活之中，“雖即見聞覺知，不染萬境，而常自在”。（詳《敦煌新本·六祖壇經》後附論文）
（11）神會從曹溪惠能受法，先到南陽龍興寺，後入洛陽荷澤寺傳法，一度受北宗誣陷被放遂荊州，因在“安史之亂”中主持度僧鬻牒籌集軍餉有功，受到朝廷嘉獎。此後他的法系地位提高，門下奉他為直承惠能的七祖。796年（德宗貞元十二年）朝廷確立他為七祖。
（12）西漢初沿秦制，置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漢初置一丞相，惠帝、高后時置左右丞相，文帝之後僅置一丞相。據《漢書·百官公卿表》，漢代朱姓任丞相的僅有哀帝時的朱博。此前他任大司空，與丞相同位。（參《漢書》卷八三《朱博傳》）也許朱博就是碑銘所說的漢左丞相。唐金吾將軍，屬左右金吾衛，有左右兩位大將軍，官位正三品；左右將軍四人，從三品。（《舊唐書》卷四四《職官三》）
（13）四氣之和，據《爾雅註疏》卷六，為春夏秋冬四季的“和氣”，“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注文對四氣分別解釋為：“氣清而濕揚”，“氣赤而光明”，“氣白而收藏”，“氣黑而清英”；釋文曰：“太平之時，四氣和暢以致嘉祥之事也”。五行，是金木水火土，古人認為也是天地、陰陽和合所生，它們的“秀異之氣”（純清之氣）聚而為人，所謂：“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禮記正義·禮運第九》）
（14）道極，道之準則，亦即道。德符，德之標誌，即道德規範。
（15）成童，十五歲。《禮記·內則》漢鄭玄註：“成童，十五以上。”弱冠，《禮記·曲禮上》：“二十曰弱，冠。”古代年二十行冠禮，表示成人。真宗，南北朝的佛教判教學說常將《法華經》、《華嚴經》等經典所說“諸法實相”、佛性等教理歸於說“真實”的“真宗”（詳《法華玄義》卷十上、《華嚴五教章》所引十家判教學說）。後來禪宗將自己所講的禪法稱為“真宗”，例如北宗《傳法寶紀》有：“無上真宗，豈系言說”；神會死後，朝廷敕賜祖堂額曰：“真宗般若傳法之堂”。（《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
（16）坳堂，地上低洼之處。滄溟，大海。填塵，填坑的塵土。沆瀣，夜間空中水氣。
（17）無住、無利、無所求、無所得，皆是神會禪法的要旨。無住，不持特定的好惡、取捨意向。惠能說他的禪法是以“無住為本”；神會說：“心無住處。”又反對貪愛財色、園林等“粗妄”和追求出世、解脫等“細妄”；“以無所得故，則無病本。”（《壇語》）。碑文將慧堅從神會所受上述禪法宗旨比喻為入室、得師等。密印玄契，意為慧堅對所受禪法的理解得到神會的印可。天機洞開，先天具有的悟性得以開顯，即達到開悟。
（18）心要，禪法要旨。唐張說《大通禪師碑》：“持奉《楞伽》遞為心要。”大師，指神會。
（19）大意是，雖然從道理上說達到覺悟（菩提）須修一切佛法（萬法），然而從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任何一項的功能來說，都具有將眾生引向解脫的功能。禪宗實際不主張修持各種佛法。
（20）是謂於洛陽出家，到汾州（治所在山西隰縣）受具足戒。
（21）抱腹山，據《續高僧傳》卷二十《志超傳》，在汾州介山（今稱綿山），志超在此創立禪寺，謂“岩名抱腹，四方有澗，下望百尋，上臨千仞。泉石結韻於仙石，風雨飄清於林端”。據《元和郡縣誌》卷十三，介山在介休縣（在今山西）西南二十里。劍南保唐禪派的無住和唐後期的的無業也曾在此修行。（見《歷代法寶記》、《宋高僧傳》卷十一）振錫，意為拄著錫杖行走。
（22）宴坐，即坐禪。靜慮，禪（禪那）的意譯，傳統佛教有四禪、八禪。禪宗的禪定與以往禪定不同，不要求持固定程式，說：“坐者，念不起為坐；今言禪者，見本性為禪。所以不教人坐身住心入定。”（神會《南宗定是非論》）認為“定慧不二”，只要能體悟本有的佛性，一切行住坐臥皆為坐禪。故碑銘稱此禪定超越於傳統的靜慮。萬行，一切修行。傳統佛教的修行範圍主要是戒定慧，而惠能、神會不要求按照常規修行。惠能說：“得悟自性，亦不立戒定慧。”主張以與般若空義相應的“無念、無住、無相”作為禪法的基本宗旨。神會說：“見無念者，雖具見聞覺知，而常空寂。”認為世間萬有，也包括一切修行，本質皆空幻不實，不可執著，故謂“萬行皆空”。
（23）鱗，魚類；介，帶甲殼的蟲和水族。鱗介，是水族的通稱。古代以龜為“介蟲之精者”，龍為“鱗蟲之精者”。畎澮，田間溝渠。距，此處意為至。此句當取意於後漢蔡邕《郭有道碑》之中的“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文選》卷五八）
（24）嗣虢王，唐高祖的玄孫李巨，《舊唐書》卷一一二、《新唐書》卷七九有傳，758年（乾元元年四月）至翌年二月任河南尹、東京留守。保厘，駐守治理。成周，即洛陽。《尚書正義·多士》：“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孔穎達疏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道，故名此邑為成周。”
（25）聖善寺，據《唐會要》卷四八，在洛陽章善坊，唐中宗為武后薦福而建，寺內有報慈閣，後又擴建。著名譯經僧善無畏、律僧懷遠曾在此居住。（《宋高僧傳》卷二、卷五）
（26）幽陵，原是唐在北方鐵勒族拔野古部的設的都督府名，這裡指以胡人為主體的史思明叛亂武裝集團。肇亂，此指史思明復反。伊川，即伊水，在洛陽城東南，此借指洛陽。憑陵，意為侵擾。唐朝叛將史思明在757年（至德二載）投降，但在第二年又反，於759年（乾元二年九月）再度攻陷洛陽。
（27）由於史思明父子叛軍的焚掠和兩軍反覆激戰，洛陽城和聖善寺等寺院、高閣、長廊等受到極大破壞。《通鑑》卷二二二記載，“洛陽四面數百里州縣皆為丘墟”，待唐軍於762年再次收復洛陽，民眾死傷慘重，“比屋盪盡，士民皆衣紙”。
（28）虜寇，史思明叛軍。東郊不開，唐東都洛陽的郊祀不能舉行，已不能發揮國都職能。
（29）菩薩有違難之戒，是指大乘戒律《梵網經》所載第三十七戒“冒難遊行戒”，謂僧人修行應避開發生災難的地方、“惡國界”、“惡國土”。京師，即長安。化度寺、慧日寺，分別在長安的義寧坊、懷德坊（《唐兩京城坊考》卷四），原是隋代三階教僧人信行在京都所置五寺中的二寺。（參《續高僧傳》卷一六）
（30）大曆，是唐代宗年號。睿文孝武皇帝，唐代宗的諡號。大道、至化，大致同義，是指至高的政治倫理原則。群元，是指百姓。
（31）僧臘，或作僧夏，從受具足戒以後的年歲，以每年的夏安居結束為新歲開始。招聖，即招聖寺。宗師，有學德的法師或禪師。宋贊寧《宋高僧傳》卷十三之《論》稱禪宗從達摩至惠能的六代祖師為“六代宗師”。
（32）內府，內府局，為內侍省諸局之一，掌皇帝內庫錢糧出納、帳設和澡沐等事。尚方，尚方監，原名少府監，下設諸署和諸監，掌管百工技巧手工業等事。說明建造觀音堂，繪製七祖像等都由朝廷主持進行。
（33）貞元，唐德宗年號。據《貞元釋教錄》卷十七，788年（貞元四年）德宗敕命賓僧人般若翻譯《大乘理趣六波羅蜜經》。鑒義，或許即是證義。唐代譯經有譯主、筆受、證義、潤文等分工。查在般若翻譯六部七十卷經時擔任筆受、證義和潤文的人當中，沒有慧堅的名字，也許他參加的不是般若的譯場。
（34）玄聖沖妙之旨，即道教。唐朝廷奉道教教主老子為玄元皇帝，玄宗上尊號：“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沖妙，即沖和妙氣，為陰陽二氣交會，互相作用的狀態。《老子》四二章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唐玄宗《道德真經疏》謂：“道動出沖和妙氣……陰陽含孕，沖氣調和，然後萬物阜成。”素王，原指不在帝王之位而有其德的人，後來儒者多稱孔子為素王。東漢王充《論衡·定賢》曰：“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中和之教，指儒家倫理學說，《禮記·中庸》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以中和作為道德修養的至高境界。內典，指佛經。
（35）誕聖之日，德宗皇帝生日，農曆四月十九日。禁中，皇宮內。人天，指群臣和皇帝（天子）。龍象，高僧大德。
（36）大君，皇帝，此即唐德宗。儲後，太子，此為後來即位的順宗。雷，原語出自《周易·震卦》，意為連續不斷的雷聲，因《周易·說卦傳》謂“震為雷，為龍……為長子”，後人用此詞比喻太子。如北周庚信《哀江南賦》有“游雷之講肆”之句，指出席太子主持的講席。
（37）謂“性”（本心、佛性）是諸法的本體，“見”（認識、體認）是心體的作用。體有不變、空寂的特性，故謂之不生，無見。
（38）意為奉詔與諸高僧辯論北宗、南宗禪法（所謂頓教、漸教）的是非，確定何者正確，何者為正統。關鍵是神秀，還是惠能是繼承弘忍之後的六祖。此在慧堅去世（貞元八年，公元792年）之前。《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謂：“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集諸禪師，楷定禪門宗旨，遂立神會為第七祖，內神龍寺，敕置碑記見在。”所載當是事情結局。
（39）意為接受禪師開示心性之理，是頓悟；而修行卻是漸修。神會說過：“學道者須頓見佛性，漸修因緣。”（《南宗定是非論》）宗通，原出自《楞伽經》，意為通過心性轉變達到與真如法性相應的境界。神會則解釋為：“但了自性空寂，更不復起觀，即是宗通。”（《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
（40）無性，相當於唯識學說“三無性”中的“勝義無性”，即“圓成識性”，與真如、法界相通。無性與真識（無垢識）、法身也沒有根本差別。慧堅是說他死後將回歸真如法界。
（41）據此，慧堅生於719年（唐玄宗開元七年），於750年（天寶九載）受戒。
（42）有漏，指人的情慾煩惱。識洞有漏，心識已經洞徹一切煩惱（促成心識轉變）。
（43）元和元年，唐憲宗年號，806年。景戌，即丙戌，因避唐高祖父名之諱改丙為景字。
（44）強瓊，王亞榮《“慧堅禪師碑”與慧堅禪師》說西安碑林中的《國公功德銘》也是他刻，並據《關中金石記》卷四指出他是位太監（中人）。
作品說明
《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銘並序》是《慧堅碑銘》的全稱，太中大夫給事中皇太子及諸王侍讀兼史館修撰柱國徐岱撰，奉義郎前試詹事府司直孫藏器書。碑銘是1945年在西安市西郊出土，1949年移入西安碑林第三室，保存完好。最早撰文詳細介紹此碑的學者是華裔加拿大學者冉雲華。1994年台灣佛學研究所發行的《中華佛學學報》第7期發表了冉雲華的《“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考》，對此碑文所涉及的歷史和佛教的種種問題作了較詳細的考證，並且聯繫神會荷澤法系作了深入的考察。然而對於嗣虢王李巨在洛陽（所謂“保厘成周”）和慧堅再次到洛陽的時間，以及慧堅再度離開洛陽的背景（“屬幽陵肇亂……時虜寇方壯”）等的解釋，有若干失誤之處；文後所附錄文也有個別差誤，並且沒作標點和分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楊曾文曾撰文指出此文的失誤之處，並且提出其補充解釋說明，刊登在1995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題目是《關於《唐故招聖寺大德慧堅禪師碑》的補充說明》。
1995年9月在少林寺召開了紀念少林寺建寺1500周年的國際學術研討會。1996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由釋永信、吳立民主編的這次會議的《論文集》，其中刊載了王亞榮《“慧堅禪師碑”與慧堅禪師》的論文，對此碑的出土經過、撰寫碑文者的情況以及慧堅的主要經歷、他與神會的關係等，都作了比較詳細的考察論證，為進一步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資料。但文章同樣對李巨所謂“保厘成周”的史實、慧堅再次到洛陽的時間和離開洛陽的背景沒能作出準確的解釋；文後所附他所校訂標點過的碑文仍有錯字，而且也沒作分段。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主任楊曾文對此碑銘重作校訂、標點和分段，並且加上簡要的注釋，即目錄中的作品原文和作品注釋。
作品價值
一是關於神會的後繼弟子的問題。神會的弟子，各書記載多寡有異，據日本宇井伯壽、鐮田茂雄的統計，在宗密《中華傳心地禪門師資承襲圖》中載有19人，在其《圓覺經略疏鈔》卷四謂有22人，在宋贊寧《宋高僧傳》中載有約14人，在道原《景德傳燈錄》當中載有18人。（宇井伯壽著，岩波書店1339年出版《禪宗史研究》第五章；鐮田茂雄著，築摩書房1981年第三次印刷《禪源諸詮集都序》第29頁）其中有詳細傳記的人很少。在《禪門師資承襲圖》所列神會的弟子中有所謂“西京堅”者，鐮田茂雄在《禪源諸詮集都序》的注釋（該書第294頁）中說：“西京堅，即唐招聖寺慧堅。”但未言所據。柳田聖山在其《語錄的歷史》（載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85年出版《東方學報》第五十七冊）之34《漕溪的後繼者》中已經注意提到此碑，對慧堅的事跡略有介紹。《慧堅碑銘》有一千餘字，為我們研究神會死後荷澤禪系的情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資料。
二是朝廷確立神會為禪門七祖，以南宗為正統的問題。宗密《圓覺經大疏鈔》卷三之下、《禪門師資承襲圖》雖載796年（唐德宗貞元十二年）敕皇太子召集禪師“楷定禪門宗旨，蒐集傳法旁正”，敕“立荷澤大師為七祖”等。但對於禪宗史上這一重大事件的醞釀經過卻未涉及。《慧堅碑銘》記載，在貞元初至792年（貞元八年）慧堅去世之前曾奉詔“與諸長老辯佛法邪正，定南北兩宗”。說明從朝廷提出確定禪宗旁正宗旨到最後做出決定，絕非在貞元十二年之內完成。
三是關於神會禪法的頓悟漸修的問題。神會雖主張頓悟，但並不否定漸修。他曾說：“學道者須頓見佛性，漸修因緣……”（《南宗定是非論》）；“於頓中而立其漸者。”（《南陽和尚問答雜征義》）這種觀點也被後來的宗密注意到，其《禪門師資承襲圖》指出：“荷澤則必先頓悟，依悟而修。”慧堅繼承神會的禪法思想，也主張頓悟漸修，《慧堅碑銘》說：“開示之時，頓受非漸；修行之地，漸淨非頓。”
四是為嗣虢王李巨將神會遺體迎歸洛陽安葬的事實提供旁證。原來因為對《神會塔銘》字跡辨認不清，錄文誤將“嗣虢王”寫作“嗣號王”。（據《唐書》校改）。現在有了《慧堅碑銘》又提供了新的證據。碑銘記載，慧堅在洛陽從神會受法之後，到汾州受戒，又到抱腹山修行和傳法一段時間，再次到洛陽，“時嗣虢王巨，以宗室之重，保厘成周”。可見慧堅再度回到洛陽正是李巨從758年（乾元元年四月）至翌年二月任河南尹兼東京留守的時期。李巨對慧堅“展門人之敬，乃奏請住聖善寺”。神會死於乾元元年五月，據《神會塔銘》，正是李巨主持將他的遺體迎歸洛陽安葬的。會通這兩篇銘文，可以推想，慧堅在“安史之亂”尚未完全平定之時再到洛陽，也許就是為了參加神會的葬禮。撰寫《神會塔銘》的“門人比丘慧空”，從名字看大概與慧堅是同時受戒的師兄弟。《宋高僧傳》卷九所載的慧空是普寂弟子，曾應代宗召請入居西京廣福寺，沒有旁證證明他與這位慧空是一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