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日晷文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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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四大家的道論與文學:日晷文庫》對於一個具有強烈歷史意識的民族來說，最優秀的文學無疑要承載起這個民族的文化理想。從中唐到北宋，正是這樣的觀念，牽動著幾乎所有文化人的心靈。在此期間產生的四座文學高峰：韓愈、柳宗元、歐陽修和蘇軾，就是典型的代表。尤其可貴的是，他們的思想從民族文化的價值觀出發，一步步走向對真、善、美的普遍性思考，從而使這種思考具有對於全人類的意義。它一旦被引入文學領域，便成為棲居文學中的理性精神，將文學導入“向上一路”，並逐漸融入古文、詩、詞等各體文學的藝術機制，鑄就了宋代文學的總體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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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韓、柳、歐、蘇，古稱文章四大家，在所謂“唐宋八大家”中尤見精博。考四家之並稱，來歷甚早，蘇軾剛剛去世時，米芾作《蘇東坡輓詩五首》，其三有句曰：“道如韓子頻離世，文比歐公復並年。”這裡還缺一個“柳”。至南宋初年，蘇文盛行，四家之稱便隨之而出，王十朋《讀蘇文》三條：“唐宋文章，未可優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使四子並駕而爭馳，未知孰後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不學文則已，學文而不韓柳歐蘇是觀，誦讀雖博，著述雖多，未有不陋者也。”“韓歐之文，粹然一出於正，柳與蘇好奇而失之駁。至論其文之工、才之美，是宜韓公欲推遜子厚，歐陽子欲避路，放子瞻出一頭地也。”《雜說》：“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於韓，法奇於柳，法純粹於歐陽，法汗漫於東坡。余文可以博觀，而無事乎取法也。”皆以韓、柳、歐、蘇四家為唐宋文章之代表，一再標榜。《讀蘇文》三條，依作者自署的年月，作於“紹興庚午七月”，即公元1150年，距蘇軾去世(1101年)剛好半個世紀。在這半個世紀中，或已有過四家並稱的文字，筆者還未能檢出。故目前為止，我暫把“四家”之稱的發明權歸於王十朋。稍後，有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卷二：“學文須熟看韓柳歐蘇，先見文字型式……”至南宋的後期，四家並稱似已較為常見，如羅大經《鶴林玉露》天集卷五，及李塗《文章精義》中都曾提到。到了元代，唐宋四家的說法便作為對前朝文學史的總結而確定下來，郝經《答友人論文法書》；“唐之文則稱韓柳，宋之文則稱歐蘇。”此後的材料就引不勝引了。這是對“四家”並稱的歷史回顧。從王十朋的文字可見，其標榜“四家”，目的在於肯定蘇軾的歷史地位，因此，米芾的那兩句詩，雖然少個“柳”，卻已經具備了這個意思。

之所以要提到米芾這兩句詩，是因為它非常明確地把“文”與“道”聯合起來，揭示出時人把蘇軾看作韓愈、歐陽修之繼承人的原因，從而也揭示出：在何種意義上，“四家”得以並稱。“道如韓子”、“文比歐公”，可視為“互文相足”。韓愈以一篇《原道》，奠定了他作

為儒學復古運動與古文運動之雙重領袖的身份；柳宗元是與他並稱的同志；歐陽修在生前即以韓愈的繼述人自居，且被世人所承認，他並且以“我所謂文，必與道俱”來訓勵蘇軾，蘇軾受訓，當即“又拜稽首”，表示“有死無易”(蘇軾《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可見，文章四大家間亦以“道”相聯結。文學史上的古文運動，與哲學史上的儒學復古運動，實是一個運動的兩個方面，而以韓柳歐蘇四家為代表，圍繞著一個“文以載道”的歷史命題。

但四家的成就還不止於此。文學史上所謂“以文為濤”，作為與“宋詩”之形成密切相關的創作風氣，大致亦以韓愈為始，歐陽修為繼，蘇軾為高峰；至於詞，歐陽修是宋初小令的代表作家之一，蘇軾則以“以詩為詞”開倡豪放派。因此，在這四家的身上，從“道”出發，通過“文以載道”、“以文為詩”、“以詩為詞”，將時代的思潮與各體文學緊密地聯繫起來，構成了以同一節奏律動的文化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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