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議局舊址

咨議局舊址

廣東咨議局舊址位於中山三路廣州起義烈士陵園內。現僅存主樓及石橋、荷花池。2006年5月,由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稱:咨議局舊址
  • 地理位置中山三路廣州起義烈士陵園內
  • 著名景點:主樓及石橋、荷花池
  • 建立時間:宣統元年
建築格局,主樓建築,人文歷史,歷史地位及評價,西方式的建築,真實的寫照,

建築格局

咨議局坐北朝南,正面開闊地帶有一石拱橋連線通道直達位於大東路(今中山三路)的大門,成為出入該樓房的通道。石橋兩側各有大小相同的石砌荷花池,置有石扶欄。由主樓——草坪——荷花池、石拱橋——大通道——大門形成中軸線,整個建築群體配置頗具氣勢,中西方建築風格融為一體,既有羅馬式圓形建築風格,又不乏中國園林建築的小橋流水。
為什麼會選址於此?箇中原因歷史並無記載。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邱捷說,據他的推測,首先這裡是當時的市郊,有大塊空地可以興建辦公大樓;其次,這裡距離當時廣州的行政中心越秀路一帶也比較近,辦理行政上的事宜也會較為方便。
咨議局舊址

主樓建築

主樓建築為圓形的兩層高的磚木結構樓房,是西方古羅馬式議會建築,建築面積約2500平方米。主樓為前圓後方的兩層樓。門前有4級台階,拾級而上,面對的是一個弧形聯拱式的門廊,正中有4根仿哥林思式柱子,直頂天花,氣勢磅礴。上下兩層的結構相同。正門入內是一個弧形的大廳,廳內立有8根大柱,空間開闊,內有弧形的迴廊。大廳中央的天花為半球形,向外凸起,天花上開設有6扇窗以利光線透入。大廳的左右兩側均有耳房。

人文歷史

始建於宣統元年(1909年,由日本留學生金浦崇、金浦芬捐建)。
建國後,1958年在主樓建立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成為向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場所。
宣統二年(1909),廣東咨議局成立,第一任議長易學清,副議長丘逢甲、盧乃潼,咨議員陳炯明等72人,多屬守舊派。
咨議局成立至1911年12月22日結束,共存在兩年兩個月,提出並議決各項議案127件,包括法規、財政、經濟、教育等方面,對廣東發展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11年廣州爆發“三·二九”起義失敗,犧牲的革命黨人陳屍在咨議局前,後由革命黨人潘達微殮葬於黃花崗,以“咨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為題寫了一篇報導。
1911年武昌起義後,廣東各界在咨議局集會,莊嚴宣布廣東脫離清政府獨立,成立都督府,推選革命黨人胡漢民為都督。此後咨議局先後改為省議會和非常國會。
1921年5月,孫中山在此宣誓就任非常大總統。
國共兩黨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後,工農民眾運動蓬勃發展。為了適應革命形式發展的需要,1925年11月,國共合作大本營國民黨中央黨部由越秀南路惠州會館遷到這裡辦公。國共兩黨代表參加的最高政治決策機關政治委員會也在這幢房子后座的原粵軍總司令部樓上辦公。當年,國共合作的許多重要政策、法令、指示就在這裡制定,對革命進程有重要影響的不少會議也在這裡舉行。國共兩黨大批革命活動家毛澤東、林祖涵、譚平山、吳玉章、鄧穎超、李富春、沈雁冰、蕭楚女以及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都曾在這裡從事革命活動,促進革命運動的發展。
這裡也是工農民眾集會的重要場所。省港罷工委員會、廣州工人代表會、廣東省農會、廣東婦女解放協會等單位亦經常在這裡舉行會議。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二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就聯合在此召開。我國工人運動領導人蘇兆征、鄧中夏、劉少奇以及全國各地代表一同在此參加會議,為中國工人運動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1926年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各省區代表在此舉行了聯席會議,討論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北遷武漢等問題。
1927年1月,國民黨中央北遷後,這裡一直成為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所在地。

歷史地位及評價

西方式的建築

一百年前,咨議局作為清廷的一個政府部門,採用最典型的西方建築模式興建,堪稱開天闢地的新鮮做法。而這與咨議局誕生所承負的使命是分不開的,作為“臨時憲政”的產物,咨議局在外觀上仿照古羅馬議會建築,與清廷開始從“表面上”推進向西方國家議會制學習的態度,不謀而合。  它是一棟政治性的建築。“民主”是它最重要的表達元素。我們可以一直追溯到雅典的普尼克斯山坡上的公民大會——那是一個半圓形由土牆環繞類似劇院的建築,有著固定的位置,同時又有著開放的空間,公民都可以定時進入這個集會場所,每人分配到一個位置,然後共同討論城邦的立法等公共事務。集會場所的中心是演講台,演講人可以看到每一個人,也可以讓每一個人看到他,使得每個人都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意見。這就是民主的形式,也只有在這樣的空間裡,民主才得以展開。
廣東咨議局,它規則的外形、高大的廊柱、寬敞的空間,其實都已深深烙上古希臘和古羅馬建築的痕跡。但這種只有焦點,缺少派系對抗的體系,讓所有人都朝向圓形建築的中心發言的體制,使所有人的情緒都集中於一點,也為非理性暴政的出現提供了土壤。我們不會忘記,蘇格拉底就是在半圓形席位的公共空間中被判決處死的。

真實的寫照

議會式的辦公大樓再恢弘,卻無法掩蓋“預備立憲”與真正意義的民主間的貌合神離。廣東咨議局出現在政權已然搖搖欲墜的封建王朝末年,注定了它帶有先天不足的特點。就像歷史學家給它的蓋棺定論:“我們只能說它帶有議會的色彩,但是跟真正的議會制有本質的區別。”從議員的選定上就可見一斑。《欽定咨議局章程》中規定,各省咨議局議員人數取“進取學額,以該省學額總數百分之五”。按此規定,廣東咨議局可選舉94名議員。
並非普選。選舉和被選舉資格,是以社會身份、教育程度和財產數量衡量的。而且這樣的條件可以用苛刻來形容:要曾在本省地方辦理學務及其他公益事務滿三年以上著有成績;有舉貢員生以上之出身;曾在本國或國外中學堂及與中學同等或中學以上之學堂畢業的有文憑;曾任實缺職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參革;在本省地方有5000元以上之營業資本或不動產。如果是外省男子,則要在本省寄居滿十年以上,有1萬元以上之營業資本或不動產。而那些“品行悖謬、營私武斷者、曾處監禁以上之刑者、營業不正者、失財產上之信用被人控實尚未清結者、吸食鴉片者、有心疾者、身家不清不白、不識文藝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1909年7月至8月,廣東咨議局在初選、複選後,94名符合清政府條件的廣東咨議局議員得以明確。其中,貢員有29人,舉人22人,生員18人,進士2人,其餘23人則都是科舉出身。其中,曾經擔任過清朝各級官吏的有57人,占總數的60.64%。
當時,廣東總人數為2800多萬,而符合條件的選民只有141558人,不及全省總人數的0.49%。
選舉並不因為立憲人士的熱衷而轟動,大眾對之的陌生導致投票情形極為冷淡。像廣州府,符合資格的有55538人,而真正投票的僅399人。在89個投票所中,最多的一處僅收到16票,更有60處僅收到一票。即便如此,選舉還存在賄賂選票的暗箱操作,一票價值40兩至200兩。
廣東咨議局成立的第一年,議員們在為地方興利除弊、彈劾官吏、審核政府參政收支等方面,積極參政,提議案,論改革。但當一個涉及政府財政收入和部分議員個人利益的禁賭議案被抬上桌面時,清政府設定咨議局的虛偽性便暴露出來。事實上,僅僅活動了兩年,廣東咨議局便陷入癱瘓狀態。
咨議局最終黯然出局,這一命運似乎在最初就埋下了伏筆。清政府成立咨議局的初衷,只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因此對咨議局的職權範圍有所鉗制。表面上,規定咨議局可以議決本省“應興應革”、“預決算”、“稅法及公債”、“義務之增加”、“權利之存廢”、“單行章程細則之增刪修改”、“公斷和解自治會之爭議”、“收受陳請建議”等11件事項,但是卻把各項議事主持、採納和裁奪權歸在督撫。造成咨議局實際上的有名無實,它只是在清政府地方行政長官嚴密監控下的點綴門面的機關。
據史料記載,1909年至1911年,廣東咨議局共召開常年會和臨時會議各兩次。這兩年間,咨議局共提出議案147件,其中彈劾案37件,工商議案18件,教育議案9件,社會治安和獄治議案15件,其他68件。這些議案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每一議案都是經過咨議局議員內部多次討論甚至激烈爭吵後,並通過一半以上票數通過才形成的。但議案執行與否的權力掌握在督撫手中,最終通過並實行的只有“監所改良”、“統一本省財政兩條議案”,其餘“未聞舉辦”。
辛亥革命後,隨著清政府的覆亡,咨議局的活動退出了歷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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