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

《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內容簡介：北大老五屆，是指北大理科1960－1965級，文科1961－1965級的學生。這個9000多人的群體，在1968或1970年被集體發配到基層，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個人命運由此發生重大轉折。《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收錄了北大老五屆學子的61篇回憶文章，來自當年北大18個系中的15個系，講述了這一代北大人在畢業之後不同的人生軌跡，和共同的精神堅守。

基本介紹

• 書名：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
•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 頁數：499頁
• 開本：16
• 定價：49.80
• 作者：奚學瑤 張從
• 出版日期：2013年8月3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10821608
• 品牌：九州出版社

內容簡介

《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編輯推薦：在逆境中抗爭，在順境中奮發，老五屆學子的獨特行跡，構成了北大百年歷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圖書目錄

序 不可遺忘的歷史
第一輯東北原野
離開未名湖的日子
北大歸去來
蒼茫北大荒
我與李丹林
告別康平
遼北軼事
在刀蘭套海村
昌圖十年風雨路
杏壇第一站
盤錦往事
第二輯華北大地
雁落塞北
部隊農場的一年
在衡水的日子裡
我是“插隊”大學生
我的農村教師生活
未名湖情思
“畢業”後的那些事
我們是北大人
我的頭髮，我的心
我的“煤黑子”生活
我的文學，或日文化之路
十年磨一劍
向母親湖的匯報
旅痕
蹣跚的腳步
第三輯華東山川
我的四十年
琵琶弦上說相思
突破重圍
齊魯三部曲
我的電視緣
日出
悲愴離北大 江淮多磨難
百感流水訴衷腸
望斷博雅塔之後
老五屆大學生
難忘武山學生連
在“土圍子”里的日子
第四輯中南海岳
殤痛牛田洋
四海為家
電視生涯二十年
“未名湖小魚”沉浮錄
票友人生
曲線歸口
改行
一個北大人的經歷與感悟
第五輯西南叢莽
往事並不如煙
使命狂想小人物
雅安雜憶
貴州八年
借得東風好揚帆
騎行在彎彎的山路上
一朵溜溜的雲
雪山淚
苦難與夢想
隻身上路
第六輯西北嶺塬
中美杏壇四十年
追憶高原
漢中歲月
漸入佳境
憶與思
新疆“再教育”紀事
跋 韶華如水憶逝年

後記

北大“老五屆”（理科1960—1965級，文科1961—1965級）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在20世紀60年代，因緣際會，從祖國四面八方，匯聚到燕園，匯聚在未名湖畔這一方被人們視為聖潔的水土。我們有幸在如夢似幻的湖光塔影里，經歷了高雅嚴謹的學術薰陶、科學與民主精神傳統的洗禮。同學們在生命的春天，青春作伴，相攜而行，胸懷大志，刻苦攻讀，敞開年輕的歌喉，編織浪漫的理想。“一從大地起風雷”，這一切，都被“文革”徹底改變。北大作為“文革”民眾運動的首難地，在一張所謂的“馬列主義大字報”之後，燕園裡再也沒有一張平靜的書桌。學生當了“兵”，學者成了“牛鬼蛇神”，兩派鏖戰，四處風煙，從“大批判”到大武鬥，數年之間，仇神驟降，兄弟鬩牆，惡之魔影籠罩著這座學術聖殿。縱觀中國，以至世界的教育史上，有這樣的先例嗎？未來的教育界，還能重演這樣的魔幻劇嗎？！
狡兔死而走狗烹。熱潮過後，一度兵戎相見的兩大派，終於“大聯合”成了“臭老九”。作為原罪者，許多教員被打發到了鄱陽湖裡的鯉魚洲勞動改造，學生被發配到邊遠、窮困的社會底層，去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同學們望斷博雅塔，灑淚告別未名湖，告別書生意氣與青春憧憬，成了嚴酷社會現實中的芸芸眾生，成了被人冷嘲熱諷的沒有完成學業的“臭老九”，成了不甘泯於眾人而奮發向上、我行我素的另類。從中國最典雅的學府，到了最庸常的社會底層，政治上飽受歧視，專業不對口，生活條件艱苦甚至惡劣，既有極“左”思潮對“臭老九”的政治圍困，亦有青春理想與嚴峻現實的巨大落差，同學們經受著精神與物質雙重的心靈煎熬。雖然有極少數不堪忍受折磨而瘋癲或自盡，但大多依然秉持著母校賦予的文化自覺與理想堅守，沒有沉淪，沒有自暴自棄，而是堅信嚴冬過後，中國會有一個美好的春天，“天生我才必有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本集文章，同學們以自身的經歷、不同的人生軌跡，真實而真切地記錄了北大老五屆學子畢業之後的行跡，箇中酸甜苦辣，可謂五味雜陳，處處鐫刻著時代的印痕。北大是個大熔爐，她的薰陶洗禮，是我們自覺人生的開始；離開北大，是此種生活的繼續，而不是終止。理想愈遠大，則與現實的碰撞愈劇烈愈痛苦。北大人多有不趨炎附勢的風骨，不同流合污的清高，不隨風盲從的獨立思考，在各個領域或地區，不僅要站在學術的高地、文化的高地，更要站在道德的高地。因而，我們的命運，也注定坎坷曲折，與眾不同。在這個特殊的時代，這代北大學子可謂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群體性磨難。同學們身處困厄之境，與極“左”思潮、社會舊習進行了頑強的抗爭，有的甚至為之身陷囹圄。即使在這個“讀書無用論”猖獗的年代，同學們依然刻苦攻讀，對科技與人文知識不離不棄。技術物理系1963級的聶永泰同學，不願虛度年華，不甘平庸，在工作之餘從事科學考察，不幸葬身狼腹……在苦難之中，大多同學沒有頹傷，而是從苦澀中尋求甘甜，於晦暗中盼望光明，在艱困的生活中尋求歡趣，文章中不時流露“臭老九”式的幽默和苦惱人的微笑。歪打正著的是，我們從堂皇的學術殿堂，沉入艱辛的社會底層，與底層民眾零距離接觸，知道了他們所愛、所憎、所願、所求，知道了民間疾苦，與他們交了朋友，從而深層次地了解了中國，了解了人民大眾，變得不那么書生氣了！北大人不但思想活躍，且多才多藝。北大多“奇人”，老五屆同樣如此。本書收錄的北大同學的琵琶情緣、習武練舞、騎車游遍全國等篇章，均體現了北大人卓立特行的精神風貌，北大因此而顯其“兼容並包”，顯其為“大”。書中有許多章節，描述了同學之間的深情厚誼，在逆境中相濡以沫，互勉互勵，讓人感動至深。
一朝春雷炸響、撥亂反正，中國大地便萬物萌生、氣象更新。蟄伏多年的北大老五屆學子立刻煥發了生機，紛紛突破重圍，排除各種藩籬，通過“回爐”、研究生考試、工作調動等多種途徑，繼續深造，上崗歸口，或南來北往，或出國留洋，各自勤勉上進，奮發圖強。許多人終於成名成家，聲名顯赫。他們或為學界泰斗，或為政壇領袖，或發明創造，或著書立說，成就了一流的事業，成為人中龍鳳。也有不少人遠涉重洋，置身海外，依然心繫祖國，為中國現代化而出計獻策。北大老五屆人，在逆境中抗爭，在順境中奮發，毫無愧色地為中國作出了自身的貢獻。
一個大學的教育聲譽與教育地位，最終是以校友的素質和成就作為檢驗標準，以社會對校友們的評價作為衡量的標識。校友是母校的血脈，是母校的根須，未名湖乳汁哺育了我們，我們最終以自己的成績反哺母校。儘管我們北大老五屆這一代人，命蹇時乖，但我們大多人都在自己的崗位、自己所處地域，做出了不俗的成績，我們無愧於母校的培育，我們無愧於“北大人”的稱號。我們的獨特行跡，是北大百年歷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是北大教育大廈立體建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從中，可以對北大的精神文化、教育理念進行更深入的探知。
告別未名湖，屈指算來，已有四十餘年。青春不再，韶華如水，我們這一代人，都已進入老境，靜夜沉思，讓人不免唏噓感嘆！我們這些爺爺、奶奶輩的老人，在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同時，我們也在回顧：我們懷念度過生命春天的母校北大，懷念諄諄教誨的師長，懷念親如手足的同學，懷念未名湖蕩漾的碧波，燕園的紅花綠樹，以及在其映襯下的激情如火的青春歲月。我們也在思考：何以一夕風雨，北大便成人間地獄，同學老師便成了你爭我斗的烏眼雞？何以這些經過嚴格考試而精選出來的青年才俊，畢業後飄零四方，成了備受冷落備受欺凌的落湯雞？這代人可謂在沸水裡滾過，在冷水裡浸過，在鹼水裡泡過，從天真、狂熱、迷惘而走向理性，走向科學民主、人道人性的康莊大道。這一代青年學子，難道只是北大學子如此？清華、人大、復旦、交大以及其他院校的“末代臭老九”們，不都是大同小異嗎？這一代知識分子紛紛的腳步而匯成的歷史印跡，給了我們什麼樣的感悟，什麼樣的教訓？西南聯大的學子，曾因國難而困厄，而我們這代人的苦難，又源自何處？一個國家，將自己最有理想、最富才華的青年才俊，棄之如敝屣，這個國家還有希望嗎？這樣的方針路線值得我們崇尚緬懷嗎？但願我們的遭遇，不在我們子孫身上重演，不再有牛田洋的慘烈，不再有甘孜雪山的哀傷……願子孫們讀到這本書時，只是當作虛無縹緲、遙不可及的《天方夜譚》式的永遠的神話！
感謝網際網路，它將我們分怖在全國各地、世界各地的北大老五屆同窗聯繫在一起，電郵往來，一起撫今追昔、暢談時政，品味人生，共享夕照的霞暉。我們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終將回歸自然，隱入歷史。當這部書的徵集工作行將收官時，不幸傳來應徵作者中文系1962級同學劉蓓蓓病逝的噩耗。當年高考作文為北京考生之冠的才女，悄然消隱在蒼茫的夜色之中。一葉落而知秋肅，深秋已然來臨，冬日隨後將至，一代風流，終將被風吹雨打去。雁過留聲，人過留跡，這部集子，也算是我們北大老五屆學子留給母校，留給後人，留給歷史的一份紀念品吧1
2011年春天起始，我們通過網際網路，開展了《告別未名湖》書稿的徵集活動，得到了許多北大老五屆同學的熱情回響。同學們惠賜七十多篇來稿，編委會從中選取了六十一篇結集付梓。在徵集與編輯過程中，編委會在北大和北戴河召開了兩次會議，討論開展此項活動的有關事宜，認真地審閱了稿件。徵文活動也為校友們搭建了一個友誼的平台，不少海內外同學藉此取得聯繫，互通音問。當年老五屆的授課教員，後來的北大校長陳佳洱老師，一直惦念著遭逢特殊命運的北大老五屆學生，十分認真地為此書題寫了書名，使我們感到分外親近。我們也感謝北大校友會常務副會長郝斌老師、著名學者錢理群老師出席了編委的北大座談會，並給我們以具體指導。錢老師還在繁忙之中，為我們文集撰寫序言，我們深感榮幸。我們也感謝前北大物理學院黨委書記郭建棟同學、北大老五屆校友陶令煌同學給予的具體幫助，感謝北大杭州校友會、廣州校友會、天津校友會、河北校友會的熱情鼓勵與支持。我們也感謝九州出版社張海濤總編、鄭闖琦副總編的熱情支持，感謝本書的責編方理女士認真細緻的工作。
此書的編輯，大體上以作者畢業去向的初始地區或主要工作地域為經，以入學先後為緯。作者來自北大當年十八個系中的十五個，有著廣泛的代表性。當然，也由於信息所限，許多同學未能知曉並參與此項活動，難免有遺珠之憾。我們的編輯工作，囿於水平，料有錯訛，不當處，還望讀者直言相告。倘有機會再版，當予補正。

序言

我是1956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新聞專業的，1958年並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60年畢業，被分配到貴州安順的衛生學校任語文教員。這樣，我和本書的作者北大老五屆的同學，就有了一種特殊的關係：據本書的《跋》介紹，老五屆包括‘‘理科1960一1965級，文科196l一1965級”的同學，那么，他（她）們都是在我畢業以後入學的，是我的學弟與學妹；他（她）們又在1968或1970年被發配到了基層，其中就有到貴州的，而我已經在那裡生活、丁作了近十年了，在這個意義上，我似乎又是他（她）們的先行者。因此，我讀這本（《告別未名湖——北大老五屆行跡》，就感到特別親切，不僅引發了許多記憶，還有更多的感慨與感想。
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北大校史：不僅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北大，更注意在北大校史里被有意無意遺忘的歷史，先後對1957年北大“五一九民主運動”和1980年北大“校園民主選舉運動”作了專門的研究，在研究“文革”史時，對北大“文革”前的歷史也有所涉及。但直到這次讀到北大老五屆同學的回憶，我才發現了一個重大的遺漏：“文革”後期北大老五屆作為“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集體下放，他們也書寫了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而且如書中一位作者所說，他們在北大1949年以後的校史里，是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的（盧達甫：《老五屆大學生》）。就我的研究範圍而言，他們上承1957年的校園民主運動：不僅“文革”前期和中期的北大造反運動與“五一九運動”有著複雜的關係（這還有待於研究），而且當年的北大右派同學早就以“反革命”的罪名發配勞改，現在老五屆也以一種“原罪”發配農場和基層改造，儘管彼此處境並不完全相同，某些精神的歷程卻是相通的。而正是因為有了底層的經驗與反思，“文革”結束後回到北大，才會有1980年校園競選運動對中國改革問題的大討論。本書編者說，老五屆的“獨特行跡，是北大百年歷史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這是有充分理由的。盧達甫同學還談到：“我們的歷史學家與文學家、藝術家，似乎都遺忘了老五屆大學生。中國的知青文學鋪天蓋地，老五屆文學幾乎是空白。”（盧達甫：《老五屆大學生》）這確實是歷史研究、文學書寫必須面對的一個重大課題，這是一段“不可遺忘的歷史”。現在，北大老五屆的同學回憶當年親身經歷，用“自己描寫自己”的方式，開拓了一個新的歷史研究領域，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我們這些歷史研究者，應該是一個啟示與挑戰。我寫本文，也算是一個回應吧。
所謂“不可遺忘的歷史”，在我的理解里，應該有三個層面的意思。
一、不可遺忘的苦難記憶
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是因為在當下中國思想界、學術界，有一種刻意美化“文革”歷史的傾向。有人就宣稱，“文革”是中國歷史，甚至世界歷史“最輝煌的一頁”，那些苦難都是知識分子虛構與誇大的，即使有苦難，也是推動歷史進步必須付出的“代價”；在有關的知青生活的回憶和文學作品裡，也有人竭力用玫瑰色來描述那段歷史，過分地強調所謂“青春無悔”。這樣的對歷史血腥氣的著意遮蔽與抹殺，對在“強迫遺忘”的文化、教育環境裡長大的中國年輕一代的欺騙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後果也是十分嚴重的。因此，今天，當事人的苦難記憶，說出歷史真相，是具有“拒絕遺忘，抗拒謊言”的現實意義的。
因此，我讀本書，最感驚心動魄的，是那些泣血的回憶：470名部隊官兵、83名大學生，“十八至二十三歲剛剛踏進社會的稚嫩青年，在當時狂熱高壓的政治氛圍里，為了政治口號而赴湯蹈火”，犧牲了寶貴的生命（白嘉薈：《殤痛牛田洋》）；1963年技術物理系的高材生聶永泰，因為被社會所不容，只能到高山雪原尋求心靈的慰藉，竟然被狼活活吃掉（陳煥然：《一朵溜溜的雲》，景仁玲：《雪山淚》）；同樣是技術物理系放射化學專業的高材生李建宇，被下罰到山西汾西礦務局煤礦當“煤黑子”，而且因為“家庭出身不好”，被視為“從裡到外都是黑的”狗崽子，“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心靈折磨比肉體傷害更難忍受”（《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都是不容掩飾的血淋淋的事實。
問題是，這樣的從肉體到精神上摧殘人的生命，是當時的一個既定方針、政策。老五屆畢業前，有過一場關於分配方針的爭論。有同學提出“分配應該考慮專業對口”的要求，卻被執掌權力的工宣隊斥為“修正主義分配路線”，公開批判說：“什麼專業對口？就是要槍口對炮口，一切專業只對階級鬥爭這個口！”（陳煥然：《一朵溜溜的雲》）那么，什麼是當時“階級鬥爭這個口”的需要呢？其一，“文革”初期為了打擊官僚體系，放出了青年學生這些“小鬼”，讓他們大鬧中華。到了1968年，需要重建秩序，就需要收回“小鬼”。開始讓他們回到學校，此即所謂“複課鬧革命”。無奈“小鬼”們野性已成，還留在社會繼續鬧，只得乾脆把他們全部趕到農村去，讓這些“小鬼”分散在如汪洋大海的農村，再無聯合造反的可能。其二，這是實現民粹主義理想的需要：不僅將農民、農村理想化，更把知識分子視為打擊，甚至消滅的對象，因此，他們不僅號召中學生“上山下鄉”，把大學生髮配農村、工廠，而且也把教師、老知識分子都打發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這是一個全面地、有目的地、有組織地改造與消滅知識分子的大戰略、大計畫。當時，姚文元發表的《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便是這個思想路線的典型文本。本書編者把老五屆和他們的老師都稱為具有“原罪”的“末代臭老九”（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是點出了要害的。他們的意圖就是要一舉而最後消滅中國的知識分子。這是一個完全自覺的反知識分子、反知識、反文化的運動。這樣，本書的“苦難記憶”，大學生髮配到底層，遭遇到從精神到肉體的無情摧殘，就絕非偶然，也不是具體執行者的道德、水平問題，而是一個根本性的指導思想和體制的問題。
這裡，我還想就個人的經驗，作一個補充。前面說過，我比老五屆的同學要早十年到基層接受改造。而我感受到的“改造”，其可怕之處，不僅在肉體的傷害和精神的折磨，更在心靈的控制，把專制的邏輯滲透到你的靈魂深處，在“奴隸生活中尋m‘美’來，讚嘆，撫摩，陶醉”，成為“萬劫不復的奴才”（魯迅語），久而久之，“知識分子必須改造與消滅”，就成了知識分子自身的自覺要求。這樣的主動的、心甘情願的受迫害、被奴役，才是真正殘酷的。因此，我說過：“在我的苦難記憶里，最不堪回首的一頁頁，全是關於在外在壓力下，內心的動搖、屈服，以至叛變，自我人性的扭曲、醜惡，以至變態……這樣一些慘不忍睹的記錄，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一般壓在我的心上，無時無亥q咬嚼著我的靈魂。”（錢理群：《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
這一切，怎么能夠隨意、輕率地遺忘！我們年輕時候流行一句話：“忘記，就是背叛”；如果遺忘了這一切，不僅背叛了當年的犧牲者，更背叛了我們自己的青春年華。李建宇同學說得好：我們必須追問“誰之罪”，“希望這種噩夢不要重演”（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就必須從觀念上到體制上進行深刻的反思，也要反省國民性的弱點，以及我們自己的責任。導致悲劇的觀念、制度不變，悲劇就會重演。要知道：當我們遺忘了“狼活活吃掉大學生的時代”，以至今天的年輕人已經不相信曾經有過這樣的年代，這就意味著那個時代正在回歸：今天，各種形態的“狼吃人”的悲劇，難道還少嗎？
二、不可遺忘的精神堅守
歷史總是兩面的：有壓迫，就有反抗；有消滅“臭老九”的險惡用心，“臭老九”也必要堅守自己的知識分子傳統。對於從來就懷有“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的“北大人”，就更是自覺。記得我自己在貴州改造十八年，即使是在大饑荒與“文化大革命”的大混亂的年代，就從來沒有動搖過對知識的追求和“知識就是力量”的信念和信心。我讀本書，最感欣慰，也最為感佩的，也是老五屆同學和我一樣的堅定信念和堅守。聶永泰同學之所以讓我們永遠懷念，不僅是因為他那“葬身狼腹”的悲劇凝結著歷史的血的教訓，更因為他身上那股永遠不改、永不放棄的知識分子的“臭氣”和“傻氣”：“不注重世俗的人情世故和關注生存發展的關係”，只是“執著亡命地不斷追求”知識，“除了追求學問，他從不妨礙別人，雖然面對艱苦嚴峻的環境，仍然毫不消極”，可以說，他是因為這樣的堅守，才被狼，也被社會吞噬的。陳煥仁同學說“他的英魂變成了跑馬山上那朵溜溜的雲，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永遠地留在了康藏草原”（陳煥然：《一朵溜溜的雲》）；他更永遠留在我們每一個北大人的心裡。
而且這樣的堅守，不是聶永泰一個人，而是老五屆一代人。像馬雲龍同學，一輩子都堅持“腦袋裡亂想，嘴上亂說”的北大人的“壞德行”，在“文革”中因此被關押了四年；改革開放以後從事新聞工作，又因為堅持說真話，而“兩次被辭職，一次自動辭職”，始終“不合時宜，不合領導胃口”，卻從不知悔（馬雲龍：《票友人生》）。像俞肇智同學，被下放到江西一所縣中學，仍不改天不怕、地不怕的老脾氣，受到學校“土皇帝”的誣陷，就拍案而起：“陳伯達都敢反了，你這個小小的劉××算何東西！”不料想，從此與劉××和整個地方獨立王國結仇，在“文革”中被批鬥一千場不說，“文革”結束後，他要報考研究生，也被百般阻撓，他不屈不撓抗爭到底，終於大難不死，逃出虎穴，還是一副毫不在乎的樣子（俞肇智：《突破重圍》）。大多數同學即使沒有什麼“出格”的行為，但如奚學瑤同學所說，雖然歷經磨難，也沒有被社會“完全鞣熟”，依然“保持學生時代的正義感、朝氣和銳氣”，到了晚年，“無官薄祿”一身輕，“當年豪氣換來兩袖清風，一絲慰藉”（奚學瑤：《旅痕》）。而有些北大“奇人”，更以其多才多藝，不竭的創造力，在晚年習武練舞，演奏琵琶，騎車游遍全國，創造了“輝煌的黃昏”（馬以釗：《琵琶弦上說相思》，孔繁鐘鑫：《十年磨一劍》，以及曾軍、蔡華江的壯舉）。記得我們前後幾代人，都熟知前蘇聯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段關於“如何度過人的一生”的名言；現在，到了走向人生最後一程的時候，我們這些老北大人，也可以這樣總結自己的一生：“在逆境中抗爭，在順境中奮發”，我們也做到了“無悔一生”（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我還想談談老五屆北大人的這種堅守，在北大校史上的意義。我發現，以往的校史研究，包括我自己的研究，都限於北大師生在校期間對北大傳統的繼承與創造，而較少關注“出校以後”對北大傳統的堅守與發展。其中一個具體原因，就是學生畢業以後，就處於分散的個體狀態，難以有整體的關注與描述。在這個意義上，就顯示出北大老五屆的特殊性：他們是北大歷史上唯一在離開北大以後，依然保持了某種“群體性”特徵的，如前文所引述，本書的編者是將老五屆命名為一個“九千多人的青年知識分子群體”的。在“特殊的時代”里，他們遭遇的“群體性磨難”和群體性堅守，就構成了北京大學歷史上堅苦卓絕的一頁（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在我看來，像聶永泰同學以及其他一些同學的命運與精神，以及他們所代表的北大老五屆對北大傳統的堅守和發展，是應該進入北大校史的歷史敘述的。
三、不可遺忘的底層體驗
我在閱讀本書時，特別注意到一個細節：李建宇同學回憶說，他被發配為“煤黑子”，儘管是“閻王”（各級領導）和“小鬼”（積極分子）的“肉中刺”，卻得到了隊里工人的善待，他們“不大關心政治，不具備有文化的人那么高的政治覺悟，對偉大領袖沒有表現出那么多的熱愛，對階級敵人也沒有那么多的痛恨”，“他們不會落井下石”，“你幹活遇到困難，他們會不聲不響地過來幫你；你身處險境，他們會毫不猶豫地搶救你”。正是這些“真誠、善良”的底層民眾幫助他們稱為的“北京家”度過了人生險境（李建宇：《我的“煤黑子”生活》）。這就是我在研究右派的遭遇時所發現的：“無論政治的統治力量多么強大，在底層的父老鄉親那裡，還是自有衡人看事的標準，即人們通常所說‘老百姓心中都有一桿秤’。”儘管各級領導都把知識分子視為“臭老九”，普通礦工還是把李建宇這樣的大學生，看作是“北京家”，是“落難”而下放到他們這裡的，因此也就按照“善待落難人”的民間倫理，用最大的善意對待他。這就意味著，即使是把階級鬥爭發展到極致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善待人”的民間倫理，仍在底層社會發揮作用，並神奇地保護了體制的“敵人”，有人執意要消滅的“臭老九”。在這個意義上，底層社會的民間倫理，就構成了“體制的控制的反力，對體制統治的有效性形成無形的破壞和削減”（錢理群：《“活下去，還是不活？——我看紀錄片《》）。這大概是體制懲罰“末代臭老九”，將他們趕下基層接受“改造”時，所未曾料到的：反而為這批老五屆的大學生提供了一個接觸與了解底層社會和人民的機會，他們由此而獲得的新經驗、新體驗、新認識，是體制所控制不了的。
奚學瑤、張從同學說得好：“歪打正著的是，我們從堂皇的學術殿堂，沉入艱辛的社會底層，與底層民眾零距離接觸，知道了他們的所愛、所憎、所願、所求，知道了民間疾苦，與他們交了朋友，從而深層次地了解了中國，了解了人民大眾，變得不那么書生氣了。”（奚學瑤、張從：《韶華如水憶逝年》）這裡談到的底層經驗，對於北大人或許是更為重要的。
盧達甫同學在他的回憶中，提出要“放下這沉重的北大精神包袱”，並進一步提出“還是放棄北大的貴族意識，做一個平民，也許活得更快活更充實更輕鬆”（盧達甫：《老五屆大學生》）。這就涉及“如何看待北大人及其傳統”的問題，引起了我的討論興趣。北大人無疑是有精英意識的，前面提到的“天生我才必有用”的使命感，就是這樣的精英意識。在我看來，這樣的責任感、使命感，以及追求“最高最好最強”的高遠目標、理想，開闊的視野，等等，都構成了北大精神傳統的重要方面，也是彌足珍貴的。但不可忽視的是，這樣的北大精英意識也是自有弱點的，最主要的，就是容易將自我懸空，脫離現實，脫離普通民眾，也容易形成“眼高手低”，甚至“志大才疏”的毛病。因此，北大人需要從空中落到地上，用我這些年經常和在校北大學生交談時的話來說，就是要“認識腳下的土地”，和中國土地上的文化和人民建立起生命的血肉聯繫。這是北大人在自我成長過程中必須完成的“功課”。當然，這並不意味著，要因此而消弭精英意識，而是要在其中注入對國情、現實的深刻體認，注入底層理解與關懷，也就是將精英意識與平民意識有機結合起來，達到既“仰望星空”，又“腳踏大地”的新的精神境界。“文革”中將北大老五屆學生強制下放，如前文所分析，其目的是在消滅知識分子及其應有的精英意識，是歷史的反動；但它卻用這樣的扭曲的方式，逼迫北大人落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沉入了社會最底層。這就在北大老五屆學生的精神上，既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與扭曲——這是絕對不能遮蔽、否認的事實；同時也使他們因此獲取了新的精神資源——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李檀同學在回首往事時說得很好：“儘管我後來漂洋過海，到美國當了假洋鬼子，儘管農村那段教書生涯的細節，我已經漸漸淡忘，但是它對我的影響，已經化人我的血液，進入我的機體，永遠成為我的一部分”（李檀：《我的農村教師生活》），“命運雖然有時殘酷，但過去的時光都很美好，人生留給我們許多刻骨的回憶，都是自己的年華，都是財富，都很溫馨。”（李橦：《我是插隊大學生》）——他應該是說出了北大老五屆同學的共同感受。
這裡需要專門說說剛剛離世的劉蓓蓓同學的經驗，也算是對她的在天之靈的一個紀念吧。1977年11月，劉蓓蓓還在農村中學教書，看到了《人民文學》上新發表的劉心武的《班主任》，從中讀出了文學的，也是歷史的新時期來臨的信息，立即寫了評價文章。發表後，一時“洛陽紙貴”，因此有人說她“引領了傷痕文學的潮流”，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劉蓓蓓是北大老五屆的第一個“歸來者”。當時就有人猜測她是“通天的高幹子弟”，才有如此的膽識。劉蓓蓓在回憶文章里，對此發出了“無限感慨：光通天不立地，對社會弊病和民間疾苦沒有切膚之痛，大概也寫不出哪怕像我那樣一篇沒有多少學術性、也就是篇讀後感類的小文來！我不過是個傻大膽，說出了別人想說但不敢說的話。這‘傻’來自於使命感和責任感，可能是老北大人的‘通病”’（劉蓓蓓：《離開未名湖的日子》）。這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像劉蓓蓓這樣的北大老五屆，既堅守了北大的傳統（“通病”），又有了底層經驗和體驗，對中國問題有了切膚之痛，就能夠做到“通天立地”，這也就標示著北大人的真正成熟。這是此後許多北大老五屆同學能夠作出特殊的貢獻的秘密所在。許多人功成名就以後，一定要回到當年生活的基層尋根（劉慶華：《借得東風好揚帆》），原因也在於此。
這也涉及到一個重要問題：“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首先，我們需要小心地將這一命題和民粹主義區分開來：這絕不意味著對苦難的美化，我們在前文已經說得很清楚：苦難本身就是對人的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它是不會自然就成為“精神資源”的。相反，在現實生活里，大量存在的事實，是許多人都被苦難所壓垮，毀了一生：這人為的苦難的罪惡，是永遠不能原諒，不容遮蔽的。只有人們走出了苦難，才有可能將其轉化為精神資源。所說的“走出”，應該有兩個含義。在前文引述的《苦難怎樣才能轉化為精神資源》的文章里，我曾經提出，首先要正視苦難，正視苦難造成的精神創傷，包括前文說到的，在苦難中的精神自傷，知恥而自悔，這才能走出奴隸狀態，獲得對歷史、社會、他人和自身的清醒。然後，還要超越一己的苦難，進行歷史的反思，追問造成苦難的政治、經濟、社會、思想、文化的原因，揭示觀念的失誤，體制的弊端。這樣，才能真正吸取歷史的經驗教訓，苦難也就轉化成了資源。這裡，我還想補充一點，就是要正確對待自己發配期間的底層生活。將其簡單的視為不堪回首的過去，逃離了就永不回歸，這樣的心情和心理，可以而且應該予以理解的同情；但如果因此輕易地將或深或淺，或多或少的底層經驗全部忘卻，把已經建立的和底層的生活與精神聯繫完全斬斷，就會失去了轉化為精神資源的機會，是十分可惜的。我在總結自己的一生時，最感欣慰的，就是在離開貴州以後，幾十年來，一直把貴州視為“第二故鄉”，與之保持密切聯繫，從而建立起了“北京大學”與“貴州”兩個精神基地，我就可以自由地出入於頂層與基層，中心和邊緣，精英和草根之間，形成了良性的互動。我每次在北京遭遇打擊，陷入困境，都到貴州去尋求支持，吸取力量，獲得精神庇護：那是我的真正“根”之所在。我也經常把自己的這一人生經驗，告訴今天的北大學子和其他學校的大學生，也都引起了他們的強烈反響。在本書里，很多同學都談到，歷經苦難的北大老五屆學子，應該把自己的經驗教訓“留給母校，留給後人，留給歷史”。這大概就是我們最後的歷史責任吧。這或許也是本書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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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將北大老五屆學生強制下放……是歷史的反動；但它卻用這樣的扭曲的方式，逼迫北大人落到了地上，而且一下子沉入了社會最底層。這就在北大老五屆學生的精神上，既造成了極大的傷害與扭曲——這是絕對不能遮蔽、否認的事實；同時也使他們因此獲取了新的精神資源——這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錢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