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呂型偉
- 外文名：LvXingWei
- 國籍：中華人民共和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浙江新昌
- 出生日期：1918年
- 逝世日期：2012年7月17日
- 職業：教育工作者
- 畢業院校：浙江大學師範學院
- 主要成就：亞太地區普教專家
獲第二屆中國“內藤國際育兒獎”
獲“宋慶齡樟樹獎”、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風雲人物
獲全國教育科學研究突出貢獻獎
上海市教育機關優秀共產黨員
上海市離休幹部先進個人 - 代表作品：《為了未來—我的教育觀》《呂型偉從教七十年散記》等
- 拼音：lvxingwei
人物生平,逝世,呂型偉英才獎,思想研究室,教育人生,教育主張,人物成就,教育理念,
人物生平
呂型偉1918年出生在浙江省新昌縣羽林街道藕岸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父親早逝，靠母親一人維持生計。8歲那年，母親將他送到村旁一所私塾讀書。國小畢業時，呂型偉以優異成績考取了新昌中學，1935年國中畢業。在“教育救國”的口號影響下，17歲的呂型偉隻身跑到東茗鄉白岩村偏僻的山溝，在一座破廟裡辦起了當地有史以來第一所學校。他跑家串戶動員學生上學，最終招到81名學生，小的六七歲，大的18歲，語文、算術、常識、音樂、體育等都是他一個人教。1937年，呂型偉考上杭州師範學校公費生，後又考取浙江大學師範學院。他不斷地求學，直到1946年畢業後任教於上海省吾中學。
建國後，呂型偉歷任上海市東中學校長，上海市教育局處長，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長，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上海市教育學會會長，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兼職教授。他長期從事中國小教育工作，研究教育理論，著有《為了未來——我的教育觀》、《呂型偉從教七十年散記》等；1983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授予“亞太地區普教專家”稱號；曾獲得第二屆中國“內藤國際育兒獎”、“宋慶齡樟樹獎”、“上海市離休幹部先進個人”和“上海市教育機關優秀共產黨員”等榮譽稱號；2008年被中國教育電視台等媒體授予改革開放30年“中國教育風雲人物”稱號；2012年榮獲全國教育科學研究突出貢獻獎。
呂型偉親歷了中國20世紀前半期的教育，參與了新中國基礎教育改革與發展的全過程，不僅在基礎教育國家決策諮詢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形成了獨樹一幟的教育思想和理論特色。他敢說前瞻內行的真話，敢做前人未做的改革之事，樂做平易近人的智慧長者。縱觀呂型偉的一生，是在各種力量的交織下成長和成熟的一生，其意涵豐富的經歷展現了他開放、從容、剛毅和探索型的人格，可以說是教育之魂。
逝世
2012年7月17日11時32分，呂型偉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95歲。
2012年7月22日上午10時，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著名教育家，原上海市教育局黨組成員、副局長，上海市教衛機關離休幹部呂型偉的遺體告別儀式在上海市龍華殯儀館舉行。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至立、嚴雋琪，上海市政協主席馮國勤，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李希，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定華，上海市政協副主席錢景林，老同志楊堤、羅世謙等送了花圈。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殷一璀、上海副市長沈曉明、全國人大常委龔學平、老同志陳鐵迪等前往送別。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陳至立、嚴雋琪，上海市政協主席馮國勤，中共上海市委常委、組織部長李希，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定華，上海市政協副主席錢景林，老同志楊堤、羅世謙等送了花圈。中共上海市委副書記殷一璀、上海副市長沈曉明、全國人大常委龔學平、老同志陳鐵迪等前往送別。
上海市龍華殯儀館悼念廳莊嚴肅穆，大廳懸掛著巨幅輓聯：“長歌當哭，人云不雲，常談不談，吾儕每讀妙言想晚翠；青史可仰，道聽弗聽，途說弗說，後學誓懷遺教振金聲”，概括了呂老一生對教育事業的奉獻與堅持。
呂型偉英才獎
呂型偉
呂型偉為學生題詞思想研究室
在全國教育界同行隆重慶祝第28屆教師節之際，為了緬懷呂型偉先生為上海基礎教育事業作出的突出貢獻，進一步弘揚呂老先生“一生與教育有緣”的敬業奉獻精神，2012年9月9日上午，上海市教育委員會、楊浦區人民政府在上海市東中學舉行呂型偉圖書室暨呂型偉教育思想研究室揭牌儀式。
呂型偉先生是在全國教育界有廣泛影響，並為上海基礎教育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著名教育家。在呂老先生的母校--市東中學，舉行呂型偉圖書室、呂型偉教育思想研究室揭牌儀式，這標誌著上海教育界繼承呂老教育思想，進一步弘揚呂老一生奉獻教育事業的新的起點；也標誌著上海基礎教育同行學習呂老教育思想、研究呂老敬奉教育精神、推廣呂老倡導教育改革思路的新的啟程。
教育人生
傳奇的教育人生
呂型偉常語出驚人，他常說：“人云亦云不雲，老生常談不談。否則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呂型偉
呂型偉1918年，呂型偉出生於浙江省新昌縣大明市鎮藕岸村，父親早早去世，靠母親一人維持生計。但這位鄉下母親卻非常有眼光、有見識，她咬緊牙關也要供孩子讀書。
8歲，呂型偉入國小；13歲，考取了浙江省新昌中學。他從小就喜歡閱讀，讀中學時，校長見他喜歡讀書，乾脆就把學校圖書館交其管理。於是，他幾乎是在圖書館裡度過了自己的中學生涯。
“那時，我們不想考高中，我們想到蘇聯去，1935年看到鄒韜奮寫的《萍蹤寄語》，我一看，世界上還有那么一個好地方，三個人說好了，找個工作籌點錢，從新昌步行到蘇聯去。於是我去辦了一個國小，那時我17歲。”
17歲的呂型偉才國中畢業，就隻身一人來到白岩村的山溝里，經過挨家挨戶地上門宣傳，居然招到了81個學生，借了一座破廟作校舍，辦起了白岩國小。學生最小6歲，最大的18歲，比呂型偉這個當老師的還大。呂型偉說：“是我辦的，我就當上了校長，但是這個校長是沒人可以領導的，就是我一個人，校長我當，教師也是我當，燒飯也自己燒，打鈴也自己打，就是這樣一個大校長。”
一年以後，呂型偉終於明白走路去蘇聯的想法是幼稚的，而且感覺自己這個娃娃校長當得也不太像樣，於是有了進一步求學的念頭，但教育救國的思想卻深深地紮下了根。
“我的經歷中唯一與眾不同的一點，就是先當校長，後當教師。”1946年呂型偉大學畢業，來到了上海，他在地下黨開辦的省吾中學教書，並加入了共產黨。
上海解放後的第三天，呂型偉奉命與教育家段立佩一起去接管國民黨勢力很強的市東中學。當時，全市有26所公立學校，其中市東中學的政治情況最複雜。校長姜夢麟是國民黨上海市三青團的頭面人物，每天坐著黑色汽車威風凜凜地出入學校，保鏢帶著手槍跟在後面。
後來，姜夢麟投降，但國民黨不少骨幹分子依然隱藏在師生中伺機作亂。6月30日，段立佩、呂型偉正式上任，接管大會開得很順利，那天呂型偉穿了一套西裝，坐在底下的師生都很詫異，為什麼共產黨派來的校長沒穿軍裝呢？誰曾想眼前這位校長可是從浙江大學師範學院畢業的高材生，年僅30歲的呂型偉早在14年前就當上了校長，只不過那時是自封的，現在可是陳毅市長任命的。
當進步力量逐漸控制了局面之後，就開始公開建團、建黨，要求進步的學生越來越多，上海的中學中最難攻克的國民黨堡壘被完全攻克，獲得了新生。
上世紀50年代是個激情燃燒的歲月，呂型偉沒日沒夜地搞教改，抓質量，親自上課示範。當時因為學校容量有限，為了讓更多的勞動人民子女上學，呂型偉費盡心思，創造了一種“三班兩教室”的辦學模式，就是用30個教室招收45個班級的學生。每個學生一周有兩天全天上課，另有4天是半天上課半天活動，這樣既能用足校舍，又能保證教育質量。結果這一做法迅速在全市推廣，全市在不增加校舍的情況下，多招收了近1/3的學生。呂型偉在市東中學當了7年校長，使這所學校成為上海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幟。
呂型偉回憶說：“我的學生統計起來大概上萬吧，有兩點：第一，我還沒發現在‘文革’中上竄下跳的學生，第二，到現在為止，我還沒發現成為腐敗分子的。我培養的學生基本能做到堂堂正正做人、實實在在做事。”
當校長出了名的呂型偉1956年起被調到上海市教育局，做市教研室主任、普教處處長，一直到副局長。有人替呂型偉打抱不平，這么有才幹的他為什麼官沒有做得更大些？有人說他生不逢時，因為“文革”結束時呂型偉已60歲了，也有人說他個性太強，得罪了不少人。呂型偉自己卻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一把手都在抓政治運動，我倒是有機會一直在搞教育改革，這反而好，我首先是個教育工作者，而不是官員。他深入基層培養教師，手把手地輔導他們，像於漪、高潤華、袁榕、倪谷音等這些全國著名的教師、校長，都是呂型偉發現並一手培養起來的。
呂型偉常說：“我這個人喜歡動，在位的時候也喜歡往下跑，辦公室不太坐的，走到哪裡講到哪裡，在大大小小會議上講話，人家也喜歡我講，講真話、實話，不講官話、套話，講的都是業務上的事，所以我覺得我是個業務幹部，不是政治幹部。”
呂型偉喜歡說話，忍不住就要表態，他說話有人愛聽，也有人不太愛聽，因為他常語出驚人。他常說：“人云亦云不雲，老生常談不談。否則怎么出思想、出人才？”
“文革”結束以後，中國教育迎來撥亂反正的“春天”，百廢待興。1978年冬，呂型偉以中國教育國際交流協會副會長的身份到法國訪問，以後接連去了日本、美國考察。國外先進的教育教學理論和技術拓寬了呂型偉的眼界和思路，他把課堂教學稱為傳播知識的第一渠道，將課堂教學以外的信息渠道稱為第二渠道，提出二者應該並重，於1983年發表一篇題為《改革第一渠道，發展第二渠道，建立兩個渠道並重的教學體系》的文章。
文章發表後，引起了軒然大波。從上海市到教育部，不少教育界的領導公開表示反對。呂型偉又寫了一篇《再論兩個渠道》，寄到教育部主管的理論雜誌《教育研究》。主編拿到文章，不敢做主，請示刊物主辦單位中央教科所的所長。所長看了後說：“老呂是中國教育學會副會長，我也是副會長，我沒有資格審查他的文章。”主編只得又將文章送給分管刊物的教育部副部長，副部長覺得文章沒有錯，但不便表態。繞了一大圈，最後主編狠狠心：發！文章一發表，立即引來一番爭論。
當時，從黑龍江到海南島，學生念的是一樣的教材，考的是一樣的題，叫做“一綱一本”，下面無權改動。呂型偉覺得，中國各地發展極不平衡，用同樣的課程和教材來教，又用同樣的考題來選拔，顯然不科學。當時他擔任全國教育部課程教材審定委員會委員，在一次討論全國課程教材的會上，他正式提出了“多綱多本”的主張，當場就有人反對。他堅持自己的觀點，據理力爭。最後達成妥協：搞“一綱多本”，即教育部制定統一大綱，在大綱指導下可以編多種教材。
但新的問題又來了，教材可以自己編，但高考還是全國命題。如此，新教材怎么編？編了誰敢用？呂型偉為上海教育作出的另一大貢獻就是在上世紀80年代想方設法爭取到了上海高考自主考試權。到2002年，上海獲得高考獨立命題權17年之後，北京也加入了高考自主命題的行列。至2006年高考，全國共有16個省市試行自主命題，占居全國省份的半壁江山，“全國一張卷”的局面被徹底打破。呂型偉敢為人先、敢於探索的精神，在中國教育界有口皆碑，正是其開放且包容的胸懷，剛毅且敢於承擔責任的勇氣，有力地促進了上海乃至全國教育的發展，可以說上海的教育史銘刻著呂型偉濃厚的個人印記。
前沿的思想高地
現在是地球變暖了，人心變冷了。德育是未來教育的最大難題，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擔心，是個國際性的問題。
雖然這位人稱當代基礎教育“活化石”的老人，早在20年前就離休了，但呂型偉仍一直活躍在中國基礎教育的陣地上，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在思考著中國基礎教育何去何從的問題。
呂老對教育的研究是從研究螞蟻開始的。
他從小就喜歡研究螞蟻，後來從事教育工作，就開始觀察和研究人的特性了。螞蟻當然不能與人相提並論，但螞蟻很聰明，它同人類一樣，是一種組織嚴密的社會化動物。作為教育工作者，研究對象就是自稱為萬物之靈但又未脫動物共性的人。人類一貫妄自尊大，不願意把自己同小動物混為一談，但往往被自己營造的光環所迷惑，使教育步入歧途。比如當前的獨生子女現象，家長們認為他們的孩子個個都是天才，長大都能當總統。但如果我們能還人類特別是兒童一個本來面目，我們也許會更客觀、更理智地認識兒童，從而使教育工作更符合客觀規律，更有實效。
他說，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使教育正面臨重大而深刻的復甦。一種嶄新的教育將在世界誕生，從而取代產生於工業時代一直沿用至今的教育模式。這種新教育模式將建立在兩個全新的基礎之上，其一是信息技術，其二是腦科學。一個是教育的物質基礎與外部條件；一個是人類對自身的發現，可以說是內部條件。兩者結合，將使教育產生一個飛躍，最終使人的潛能得到極大開發。
他認為，人們只知道有金礦、銀礦，卻不知道還有一個深不可測的、比金銀更寶貴的“腦礦”。21世紀教育的最高目標就是使“腦礦”得到最有效、最充分的開發。人腦有140億個神經元、9000萬個輔助細胞，能儲存1000萬億信息單位，相當於5億冊圖書。顯然，這個礦目前遠未得到開發。人除了大腦，還有一雙被科學家稱為“第二大腦”的手。就是這兩個器官，使人類與其他動物拉開了差距，值得好好研究。
當談到未來教育發展問題的時候，呂老最擔心的總是德育問題。
他有這樣一段話讓人印象深刻：“現在是地球變暖了，人心變冷了。德育是未來教育的最大難題，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擔心，因為這是個國際性的問題。如今人類可以享受科技帶來的成果，可以讓飛天不再是夢想，可以克隆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那就是德育。目前人類的道德不是在進步，而是在滑坡。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總是想我們的教育成果到哪裡去了？”
他認為，十幾年來，我們的德育工作效果不明顯，主要原因是德育工作者觀念保守，對道德內涵的理解太狹隘，而且充滿功利主義思想，忽視了有深厚積澱的人文精神基礎；方法簡單，形式主義與浮躁現象充斥，滿足於短期效益。
他風趣地打著比方：你們見過農村田地里用的薄膜吧！外面天寒地凍，裡面溫暖如春，薄膜為農作物創造了適宜的生長環境。德育工作也是一樣，要給孩子創造適宜的好環境，要營造人才成長的小氣候。可以從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學校、一個社區入手，營造一個優良的小環境，就像大棚一樣，讓“小氣候起大作用”。
近年來，呂老一直在思考創新的問題。他說，在改革與發展的大潮中形式主義與浮躁的現象相當嚴重，我稱之為浮腫病與多動症，口號不斷翻新、模式層出不窮，仔細去檢查一下，除了向你展現那一點形象工程以外，大都是文字遊戲，其實一切照舊。我也曾說過這一場教育改革如果最終失敗的話，原因大概就出自上面講的兩種病。病因是多樣的，有的是為了出名，有的是出於無知，好像田徑運動員，不知道世界紀錄是多少，卻自吹自己破了世界紀錄，豈不要讓行家笑話？
基於這樣的憂思，他向時任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長顧泠沅建議，希望參與教育部重點課題“面向未來的基礎教育學校研究”課題組的同志要學習一點教育史，主要是教育思想史，特別是有代表性的人物及其代表作。
他常常感慨地說：“我雖然也努力學習教育理論，也努力在第一線實踐，並力圖有所創新，但現在回過頭看，真正創新的、超越前人的幾乎沒有，我只是不停地學習、實踐、探索，在傳統派與現代派之間搖擺，如此而已。我深感進入資訊時代與腦科學時代，教育肯定會有重大突破，從理論到實踐都會有所突破，可我已沒有機會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你們這一代，希望你們第一要學習，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第二要實踐，要自己去辦學；第三要多調查，多到處看看；第四要關心社會的變革與其他科學的發展，“教育思想常常出在教育以外”。
無盡的生命延續
他的思想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後輩晚生，他的生命在更多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們身上延續。
一個教育工作者最大的生命價值是什麼？就是他的思想在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後輩晚生，就是他的生命在更多有理想、有抱負的人們身上延續。呂老就是這樣一位令人高山仰止，卻又永遠讓人去學習和追隨的教育家。
在呂老晚年，他將自己橫跨5個“五年計畫”的教育部重點課題“面向未來的基礎教育學校”交到了顧泠沅手中。顧泠沅感受到的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不敢懈怠地繼續前行。
說起呂老對他的影響，這位上海教育功臣動容了。他說，首先是堂堂正正做人，實實在在做事。呂老強調人的自主創造精神，認為不能在物慾和規範之間，泯滅了人的創造與個性。我曾經問過呂老這樣一句話，“你有過仇人嗎？”他說：“沒有。”我知道，他在“文革”中也有過委屈，但他付之一笑。呂老為人為學的指標，可謂“和而不同，為而不爭，寵辱不驚”。
其二，把教育事業和做學問聯繫在一起。當前的教師隊伍，呂老的評價是“三有三少”：“有專業，少文化；有學科，少功底；有責任，少魅力”。在中國教育發展的節骨眼上，呂老都有自己的說法，疾風所至，銳不可當。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提出“開發潛能，發展個性，教育社會化”的主張。針對教育界的形式主義與表面文章，呂老形象地指出三點，“浮誇、浮躁、浮腫”。對一些所謂素質教育的做法，呂老譏之為“多動症”，提出“基礎教育必須返璞歸真”的主張。他的文章不長，但都是乾貨。面對新世紀的中國教育，他指出其三個方面的癥結，“應試至上；道德危機；人才出不了”。在教育部會議上語驚四座，“發展是硬道理，但硬道理也得講道理不是？”呂老不贊成教改上搞“一刀切”，他認為，“學校教改應該是多樣化的、原創的、立足自身的”。不規定預定的路線圖，提倡“摸著石頭過河”，不贊成盲目跟風。
其三，讀書與雲遊。呂老做學問和我們不一樣。兩個特點：一讀書，二雲遊。看很多書，野書和閒書，廣讀博覽。80歲以後，仍然把讀書看作人生的第一樂趣。呂老讀書，並不拘泥於教育，從經濟到文藝，廣泛涉獵，尋找教育靈感。他說：“校長要具有教育思想，工夫在教育學之外。”前些時間，呂老還在研讀兩本書，《不確定性的科學》和《教育學的迷茫》，還在思索，如何從教育制度的視角去分析中國人為什麼缺乏創造力。
其四，豁達樂觀的胸懷。在呂老90歲高齡時，醫生不允許他出來，但他還是喜歡去學校。關於他的長壽，呂老有段詼諧的說法：“為什麼長壽？第一，是要睡過棺材；第二，是開過顱。”當年在安徽搞土改，沒地方睡覺，呂老是在一口棺材裡睡過覺的。睡過了，就不怕了。前幾年，呂老曾經做過一次腦外科手術，腦袋上鑿了一個筷子眼大的小洞，手術很成功。關於中國教育改革，呂老認為，教育是一個“不確定系統”，提出“摸著石頭過河”。然後說，“摸著石頭過河，那么，石頭在哪裡呢？”他用風趣幽默的話語提出了最關鍵的問題。回答別人提問的時候，呂老用這樣的三句話來概括自己的一生：“我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我做過不少蠢事，一些錯事；我還在探索。”呂老說的探索，不是空話，他研究教育史，注意到了教育史上的“鐘擺現象”，找出了幾組核心的矛盾，給出自己的結論——“在四對矛盾之中，尋找中間地帶”。
顧泠沅的感悟代表了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心聲。呂老的為人為學，意境深遠，理論恢宏。繼往不守成，創新有所本，一個有生命的思想在延續，生生不息。
教育主張
上世紀50年代首先提出創辦工讀學校。
1978年，在上海重建青少年科技指導站。
1979年，針對中等教育結構單一的弊病，提出應該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並在上海辦起七八十所職校。
上世紀80年代，在上海南匯等郊區縣開展農村教育改革探索，提出“農（業）科（學）教（育）統籌，成人教育、職業教育結合”的觀點，被中央接受。
上世紀80年代初，提出健身體育，反對單純的競技體育。
1984年，為了配合課程改革，為上海爭取了高考自主權。
1984年，建議把“三個面向”作為教育的指導思想推向全國。
從1985年始，探索麵向21世紀的教育模式，逐步在全國18個省市建立了教育試點示範學校，開展實驗近20年。
1991年，提出了弘揚傳統美德的口號。
人物成就
“活化石”呂型偉
人稱當代基礎教育“活化石”的著名教育家呂型偉，雖然早就離休了，但他仍一直活躍在中國基礎教育的陣地上，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在思考著中國基礎教育的何去何從。春暖花開的季節里，在上海一座普通居民樓的一套三居室——呂老的家中，這位精神矍鑠、思維敏捷、詼諧可愛的教育大家向記者侃侃而談他對當前教育問題的認識與思考。
信息技術和腦科學最前沿
◆我是從觀察螞蟻到研究人
◆未來的教育模式將建立在信息技術和腦科學基礎上
◆21世紀教育的目標就是使“腦礦”得到充分開發
問：聽說您從小就喜歡觀察和研究螞蟻，後來又喜歡研究猴子，請問研究動物和研究人有什麼聯繫嗎？您長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什麼？
答：我從小喜歡研究螞蟻，後來從事教育工作，就開始觀察和研究人的特性了。螞蟻當然不能與人相提並論，但螞蟻很聰明，它同人類一樣，是一種組織嚴密的社會化動物。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的研究對象就是自稱為萬物之靈但又未脫動物共性的人。人類一貫妄自尊大，不願意把自己同小動物混為一談，但往往被自己營造的光環所迷惑，使教育步入歧途。比如當前的獨生子女現象，家長們認為他們的孩子個個都是天才，長大都能當總統。但如果我們能還人類特別是兒童——正在從猴子變成人的過程——這樣一個本來面目，我們也許會更客觀、更理智地認識兒童，從而使教育工作更符合客觀規律，更有實效。
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使教育正面臨重大而深刻的復甦。我認為一種嶄新的教育將在世界誕生，從而取代產生於工業時代一直沿用至今的教育模式。這種新教育模式將建立在兩個全新的基礎之上，其一是信息技術，其二是腦科學。一個是教育的物質基礎與外部條件；一個是人類對自身的發現，可以說是內部條件。前者使教育的手段更加先進，後者使教育更自覺、更符合規律。兩者結合，將使教育產生一個飛躍，最終使人的潛能得到極大開發。
我曾說，人們只知道有金礦、銀礦，卻不知道還有一個深不可測的、比金銀更寶貴的“腦礦”。21世紀教育的最高目標就是使“腦礦”得到最有效、最充分的開發。人腦有140億個神經元，9000萬個輔助細胞，能儲存1000萬億信息單位，相當於5億冊圖書。顯然，這個礦目前遠未得到開發。人除了大腦，還有一雙其他動物沒有的被科學家稱為第二大腦的手。就是這兩個器官，使人類與其他動物拉開了差距，值得我們好好研究。
未來教育中德育是最大難題
◆人文精神是培養優良道德的沃土
◆“和”是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內容
◆當教師的不要放棄每一個孩子
問：德育始終是教育工作者高度重視的問題，您如何看待當前的德育工作？
答：現在是地球變暖了，人心變冷了。德育是未來教育的最大難題，這不只是我一個人的擔心，因為這是個國際性的問題。如今人類可以享受科技帶來的成果，可以讓飛天不再是夢想，可以克隆自己的生命，但是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那就是德育。目前人類的道德不是在進步，而是在滑坡。令人毛骨悚然的“9·11”恐怖事件，我一閉上眼睛就想起兩座大樓上冒出的黑煙。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總是想我們的教育成果到哪裡去了？
我曾說，一個人學習不好是次品；體育不好是廢品；品德不好是危險品。哪個輕、哪個重，應該很清楚。
十幾年來，我們的德育工作效果不明顯，我看主要原因是德育工作者觀念保守，對道德內涵的理解太狹隘，而且充滿功利主義思想，忽視了有深厚積澱的人文精神基礎；方法簡單，形式主義與浮躁現象充斥，滿足於短期效益。
你們見過農村田地里用的薄膜吧！外面天寒地凍，裡面溫暖如春，農作物獲得的是豐產，因為薄膜為農作物創造了適宜的生長環境。德育工作也是一樣，要給孩子們創造一個適宜的好環境，這個環境就是人文環境。而人文精神是長期形成的文化傳統，有民族特色、國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我認為可以把人的文化品位、審美情趣、心理素質、人生態度、道德修養和愛國情懷、精神世界等都包括進去。它的內涵是綜合的，很實在、很具體，是一種巨大的、無所不在、潛移默化的力量。人文精神是培養優良道德的沃土，離開人文精神，孤立地抓德育，就如同無根之木，無源之水。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要營造人才成長的小氣候。可以從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學校、一個社區入手，營造一個優良的小環境。就像大棚一樣，讓“小氣候起大作用”。
目前重視培養民族精神是非常好的。從中國歷史上看，近百年來，由於帝國主義的入侵與三座大山的壓迫等客觀環境，我們在民族精神的教育中，強調中國人民的反抗精神與不屈不撓的革命精神，十分必要。但是如果就中華民族上下五千年形成的民族精神而言，從更悠久的文化傳統來說，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是一個“和”字。中國歷史上強大的時候比如漢、唐、明等時代都強調與鄰為善，與鄰為伴，都是講“和”的。比如鄭和下西洋、張騫通西域送去的是文化，是瓷器，是絲綢，而不是戰爭，不是要侵略別人。這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偉大之處，民族精神的偉大之處。當前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也是民族精神的繼承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發展。所以“和”是偉大的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為什麼不把這個重要內容挖掘出來，教育我們的下一代呢？
對教師而言，搞教育就意味著不能放棄每一個孩子。我至今記得1955年的一天，我當時任校長，有個年輕人到辦公室找我。我一看，原來是5年前的一個學生，我心裡就格登一下：一定是他出事了！因為這個學生在校時非常調皮，老師們都拿他沒辦法，不只一次地建議開除他。後來我一忍再忍，這樣一直到他畢業，也沒開除他。但他畢業後，我一直擔心他會幹什麼壞事。沒想到他突然來了。我冷冷地說：“是你啊，什麼事？”他說：“校長，我知道自己當時在學校實在是很壞，現在我要到一個邊遠的地方工作了，走之前，一定要來看看您，就是想告訴您，您的學生現在已經改好了，您就放心吧！”我聽後眼淚都出來了，很感意外，同時也很感動。原來這個學生後來上了同濟大學，已經畢業，要回響號召去支援邊疆。這件事對我教育很大。從此，我樹立了一個信念：人是可以教育好的，學校不能輕易處分一個孩子。處分容易，給他一個機會難。我們的教育應該有力量把不好的學生教育過來，要有耐心，要寬容，要允許孩子犯錯誤。
農村教育最需關注
◆我一直有農村教育的情結
◆我希望儘可能快地發展農村教育
◆硬道理也要講道理，這個道理就是科學的發展觀
問：當前農村教育已成為基礎教育的重中之重，您是一位一直生活和工作在大城市的教育工作者，如何看待當前的農村教育問題？
答：中國基礎教育的重點在農村，難點也在農村。這就是我這個生活在上海的老人，卻經常把目光聚焦於廣大中西部和農村教育的原因所在。離休後，我幾乎跑遍了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市，動力也來自於希望看到中國農村教育的曙光。
我曾在雲南的原始森林地區，看到一群孩子就在一棵大樹下上課，樹上掛了一塊黑板就算是教室，當時眼淚就下來了。有個棚子也好啊！不要說西部，就是蘇北、浙南，也有很困難的地區。我是從農村出來的，一直有農村教育情結。中國太大了，要解決所有的問題總得有個過程。我希望儘可能快點，儘可能公平些。也許是我年齡大了，我有點急，總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看到農村教育有大的變化。
五六年前，我自己跑到上海南匯，看到一所希望國小的牌子。到裡面一看，我震驚了，原來是所打工子弟學校，租了一間非常破舊的民房當教室，掛著一面國旗。就是在上海這樣的城市也還有如此簡陋的學校，我看了真地掉下眼淚。後來我就給中央寫了內參，呼籲要關心民工子女的入學問題。
鄧小平講，發展是硬道理，硬道理也要講道理，這個道理就是科學的發展觀。近年來形式主義與浮躁的現象相當嚴重，我稱之為浮腫病與多動症，口號不斷翻新、模式層出不窮，仔細去檢查一下，除了形象工程以外，一切照舊。再比如學校蓋大樓的問題，可以搞，但不要太豪華。目前提出西部“兩基”攻堅，我很贊成，關鍵是落實，要把錢花到最貧困的地方去，而且不要搞花架子。目前有些地方辦教育有個傾向，熱衷於把學校辦大，把學校兼併起來搞園區，搞賓館式的校舍，我是保守主義者，對此有點不大讚同。因為中國還是個窮國家。當然，話說回來，與其投資搞別的標誌性建築，相比之下，還是投資辦教育好一些。
創新精神的培養最關鍵
◆人的創造性只能培養，不能靠灌輸
◆培養學生的創造性，任何場合都可以
◆鼓勵孩子們調皮，奇思妙想與胡思亂想是孿生兄弟
問：聽說您從小就很會“玩”，就是現在也很能和孩子們玩到一起，而且您非常重視讓孩子們在玩的過程中動腦筋，也就是培養他們的創新精神。對這個問題您是如何思考的？
答：21世紀的教育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如何充分開發每一個人的聰明才智，培養創造性思維與創新精神、創新能力。人的創造性只能培養，不能靠灌輸。就像種子一樣，需要一定的環境，包括土壤、氣候、科學的灌溉和施肥。教育工作者就要善於創造一種適合培養孩子們創造性的環境。
中國的傳統教育熱衷於讓學生進行原有知識的重複與積累，過多強調對正確答案的掌握，忽視孩子們獨立思考的能力。其實培養學生的創造性，不用儀器和設備，任何場合都可以，因為它無處不在：對天經地義的事情提出懷疑，對已經有結論的東西提出質疑，對沒有的東西要發現，從無到有，從不完善到完善，這才叫學無止境。
我特別喜歡孩子，所以我家附近的小孩子經常有事就會找我這個爺爺來幫忙。有一次，鄰居家的一個小男孩跑到我家來，告訴我說：“爺爺，我想把兔子放到你家陽台上養。因為我奶奶怕臭不讓我養。”我說：“好啊，爺爺不反對。不過爺爺要經常出差的，兔子餓死怎么辦？”他想了想說：“我發明一個自動餵兔子的機器吧，把兔子養在一個紙箱裡，上面放個板子，要有一個坡度，上面吊個籃子，這樣兔子吃完一棵菜，上面就滑下來一棵，兔子就餓不著了。”我說：“這個辦法好，但是爺爺出差時間長了，青菜會幹掉的，怎么辦？”他歪著腦袋想了半天，答不上來，就說回家好好想想，想好了再來找我。我答應他，“只要想出解決的辦法，爺爺就替你養著。”結果過了好幾天他也沒來，後來我碰到他，才知道兔子已經死了。我之所以給孩子提這樣的問題，就是希望他能不斷動腦筋。我們應該鼓勵孩子從小就標新立異、異想天開、別樹一幟，甚至胡思亂想。創造需要奇思妙想，但奇思妙想與胡思亂想常常是孿生兄弟呀。所以與其言必創新，不如扎紮實實地營造培養創造精神的環境。
我經常鼓勵小孩子“搗亂”，我還會和他們一起“搗亂”，他們“搗”不過我，所以到後來，他們都明白，和我這個爺爺玩要動腦筋的，不然會上爺爺的當。
親職教育對人影響最深刻
◆如果孩子能對你講悄悄話了，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
◆親職教育關鍵是創造一個良好的氛圍
◆要引導孩子上網，家長先要學電腦
問：您的四個孩子中有兩位是大學教師，一位是國小教師，還有一位是工程師，孫子輩中一個是19歲就從上海交大畢業，還有兩個都是在十六七歲就上大學了，而且各方面都很優秀。您對親職教育怎么看？
答：孩子從小到大，一生中最早接受的，受影響最深的，還是親職教育。家教如何衡量？對家長來說，如果孩子能夠在你面前講悄悄話了，你的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
我這個人特別有兒童緣，孩子們對我都挺信任的。一次，我參加一所學校的活動，休息的時候有一個五年級的小女孩找到我說：“爺爺，我很苦惱，有一件事沒地方說，能不能跟您說說？”我說：“你講好了，爺爺絕對替你保密。”小女孩講了：“我很喜歡班上的一個男孩子，我多次向他表示，他一點反應都沒有，爺爺，您看怎么辦呀？”我當時聽了很是好笑，五年級學生懂得什麼喜歡不喜歡，完完全全是種朦朧的感覺，所以我不能把它當真。我不能說，你這是早戀，你才五年級，應該好好學習，不應該考慮這事。當然我更不能鼓勵她：你應該繼續向他表示，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當時，我回答了她六個字：“別著急，慢慢來。”孩子想了一下說：“爺爺，我懂了，我太急了。”這個事情也許就在“慢慢來”中淡化了。我很高興孩子對我的信任，這是教育最大的成功。所以信任是教育的關鍵，如果孩子們對家長不敢講自己的心裡話，教育肯定是無效的。
至於我的家教，我很看重的一點就是創造一個良好的家庭氛圍。我家裡滿屋子都是書，床上、寫字檯上、馬桶邊，凡是可以坐的地方，都有書可以看。小孩子隨手可拿來看看。我對孩子的教育很寬容，從來沒有打罵過他們，他們犯錯誤了，我只是說：“你很能幹嘛，居然能做這種事？”他們就再也不敢了。話不在多，在精。唐僧教育徒弟就太囉嗦了，結果適得其反。
當前是資訊時代，如何引導孩子上網是個很重要的問題。如果家裡能上網，孩子幹嗎跑網咖里呢？我建議要辦電腦方面的家長學校，教育家長怎樣使用網路，怎樣正確指導孩子上網、怎樣監控孩子上網。強硬地阻止孩子上網肯定是行不通的。
離休後的生活最愜意
◆“洗腦”讓我返老還童了
◆我的生活依然充實
◆和小孩子在一起永遠都不會老
問：您的身體看上去非常好，有什麼“秘訣”嗎？88歲了，還像原來一樣以工作為主嗎？
答：1996年，我腦子裡有了血腫，後來醫生在我的頭上打了個洞，把淤血抽出來，然後又灌了鹽水洗乾淨，所以我是“洗過腦”了。自打那以後，我頭上的禿處長出了黑頭髮，多年的老年斑也褪掉了，原來的老花眼如今也不花了。我曾經建議醫生研究一下原因，因為他們也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情況。
目前我還給兩個國家級教育課題當顧問，不是名義上的顧問，“顧”得還是比較多的。除此之外，還經常外出，講學、參加學術會議、搞調研等。前不久剛從廣東、江蘇回來，過一段還要去浙江。目前我要到國外、境外，必須市長簽字才行，受限制了。因為他們知道我的年齡，怕我萬一生病，不放心。所以我就選擇去那些交通比較便利的地方。另外我常回我中學的母校——浙江新昌中學，我用我每個月工資的一半在那裡設立了獎學金，每年都要去給獲獎的學生頒獎。
我一共訂了8份報紙還有一些刊物，每天都看，有興趣的內容就認真看。不過目前好多報紙辦得不貼近讀者，形式化的內容太多，我一看題目就知道裡面寫的是啥，所以就只是瀏覽。
我一生除了看書就沒有什麼特別的愛好，如果有，那該算是音樂。前幾年，我寫了一首兒童歌曲《采腦礦》——“人人頭上有個寶，原來取名叫大腦，長個大腦有啥用……”，專為它配了曲子，還請人加了“龍格里格龍”之類的伴奏，自我感覺相當好。後來興沖沖地送到上海市少年宮小夥伴合唱團請他們試唱，結果小朋友說：“好是蠻好，就是不夠新潮。”天曉得，那時候我已經84歲了，怎么可能寫出流行歌曲來？
沒想到我會活這么長，要不我早就學電腦了。很早以前，我就鼓勵老師們和我的孩子們掌握信息技術，可是我自己沒學，現在後悔了。
我呀，特別喜歡小孩子，打心眼裡喜歡，和孩子在一起不會老的。有時候，我就想找個幼稚園和他們商量商量，每天借我一兩個小孩子到家裡來玩，我會讓他們玩得好、吃得好，晚上我再給他們送回去。
如今，我是兒孫滿堂，子女孝順，家庭和睦，我和與我同歲的老伴相濡以沫，一家人盡享天倫之樂。目前的生活很充實，也很愜意。
教育理念
1978年，針對凱洛夫教學論中不全面的“雙基”觀點，提出“加強基礎，發展智慧型，提高素質”。
1979年，針對中等教育結構單一的弊病，提出“中等教育結構改革勢在必行”，主張“大力發展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實行高中階段合理分流”。
1983年，針對以往僅僅通過課堂教學與課本來傳遞知識的教學模式，提出了“改革第一渠道，發展第二渠道，創建兩個渠道並重的教學體系”，首次提出把信息技術的傳遞放在與課堂教學並重的地位，並引發了課程結構的重大改革。後來“第二課堂”被普遍使用。
20世紀80年代，針對農村學校嚴重的流生率和農村發展遲緩問題，在上海的南匯等地開展農村教育改革，提出了農科教統籌，成人教育、職業教育結合的觀點。後在全國廣為傳播。
20世紀80年代初，率先在上海建立了教育科學研究所，後來全國各地都建立了省市一級的教育研究所。目前仍在呼籲中國要建立教育科學院。
1984年，為了配合課程改革，為上海爭取了高考自主權。質疑“一綱一本”，提倡“多綱多本”。
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健身體育，反對單純的競技體育。
1984年，建議把“三個面向”作為教育的指導思想推向全國，為我國的教育改革與發展確立了戰略方向和指導方針。
1989年，在聯合國科教文組織的會議上提出了“教育社會化、社會教育化”的主張。後來，社區教育成為國家教育科學研究的重點課題。
1991年，提出了弘揚傳統美德的口號，後主編了《中國傳統美德五千年》等書。
為了推進中國小整體改革，從1985年始，逐步在全國18個省市建立了教育試點示範學校，探索麵向21世紀的教育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