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煦(清朝官員)

吳煦，字曉帆，號春池，晚號荔影，別號秦望山民或秦望山樵，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

基本介紹

• 本名：吳煦
• 字號：字曉帆，號春池
• 所處時代：清
• 出生地：浙江錢塘（今杭州市）
• 出生時間：1809年
• 去世時間：1872年
• 拼音：wú xù

人物生平

道光二十五年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前，隨其父、兄出入錢塘、烏程（今湖州）等二十個府廳縣衙門，青年時代即熟悉官場內幕，也學得了衙門辦案、理漕、刑訟、交際等手段。二十五年，吳煦以捐納得試用知縣分發江蘇，從此進入封建官場。二十九年又捐輸米石獲加知州銜，充蘇州府署幫審。次年，先後署理荊溪（今宜興）、震澤（今吳江）知縣。鹹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金田起義那一年，吳煦以補用知縣升松江府海防同知，辦理江蘇漕糧和往來海運公牘。二年，署金壇知縣，在任時鎮壓當地棚民起義，是年兼署吳江知縣，補授嘉定知縣。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是年五月，吳煦在金壇任內辦理團練，迫害太平天國地方鄉官，開始踏上反對太平天國的罪惡之路；六月，調赴江蘇巡撫許乃釗大營差遣。八月，又調江蘇巡撫吉爾杭阿上海行營辦文案，參與鎮壓嘉定和上海小刀會起義。四年十二月再署松江府海防同知。鹹豐五年正月上海小刀會起義失敗，吉爾杭阿去鎮江鎮壓太平軍。吳煦則留上海辦理“善後事宜”，以海防同知身份在滬與英、法領事進行勾結，這是他外交活動的開端。是年升江蘇候補知府，兼辦太湖“巡防”事宜。年底調赴江南大營糧台差遣。七年（1857年），被派辦理上海捐厘總局，因涉嫌貪污被撤職並要受查辦，但善於鑽營的吳煦經過苦心“營術”，終得矇混過關而保留原職。鹹豐八年（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清廷以吳煦與洋人鄉有接觸，便派他充欽差大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的隨員，在上海辦理與英、法等國通商稅則事宜，由此受到賞識官運亨通。這年十二月十九日（1859年1月22日），吳煦署蘇松太道。九年（1859年）三月，獲護理江南海關道這一肥缺。五月，實任督理江海關並蘇松太兵備道。十年（1860年），為欽命鹽運使署江南蘇松太道。這時太平軍擊潰清江南大營，長驅直下常、蘇，威逼上海。十二月，上諭再晉吳煦署江蘇布政使，並充在籍的龐鐘璐江南團練大臣幫辦。吳煦感恩戴德，十分賣命。他與同鄉、蘇松糧道楊坊雇用美國流氓華爾，組織洋槍隊；同時又出面勾結駐滬英、法國領事策劃“會同防剿”，太平軍進軍上海因而失利。是年末，鹹豐帝賞其二品頂戴監督江海關。吳煦躊躇滿志，進入他仕途生涯的頂峰。

鹹豐十一年

鹹豐十一年（1861年）冬，忠王李秀成二克杭州後，再次進軍上海。吳煦便糾集候補知府吳雲、候補知州應寶時、湖北鹽法道顧文彬和在籍刑部郎中潘曾瑋，與外國侵略者成立“中外會防公所”，一面致書上海英領事麥華陀，勾結在滬之英、法軍隊統領，一面又與上海官紳買辦以重價租借英船，從安慶將福建延建邵道李鴻章的五千淮軍接來上海，組成中外聯合勢力打擊太平軍。

同治元年

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江蘇巡撫薛煥以華爾洋槍隊在松江抗拒太平軍“得利”，奏請將洋槍隊改名“常勝軍”，上諭加吳煦“督帶常勝軍正任”之職。吳煦怎樣也未料到，這個“督帶”卻是一頂帶刺的桂冠。清政府對外國侵略看之所以由拒絕到啟用，是出於形勢所迫，因此既想利用又怕難以駕馭，對外國侵略者始終處於重重疑慮之中。當清廷發現華爾舊部初不過千人，吳、楊漫無限制，陸續增至四千五百人，月餉七、八萬兩，且日益驕蹇，漸成尾大不掉之勢，感到十分不安，於是便遷怒於這位“督帶”。十月十五日，上諭嚴令“嗣後若再有增添及不遵調度約束之處，即著將該道等（按指吳煦、楊坊）嚴參治罪”（引自《曾國藩全集·奏稿四、五》），厄運來到吳煦的政治生活之中。

同治元年九月，上海又發生了“常勝軍”統領美國人白齊文毆官搶餉事件。原來華爾在浙江慈谿被太平軍打死後，吳煦以白齊文“材勇可任”極力推薦（引自《曾國藩全集·奏稿四、五》）。今番白齊文不聽調遣，拒絕隨吳煦同率從英方租來的船隊“赴援金陵”，卻帶勇數十到楊坊家中，毆傷楊坊，又刃傷其戚屬，乘機將預備發餉之四萬兩白銀搶去。這場鬧劇，即使清廷大為惱火，又惹怒了曾國藩、李鴻章等封疆大吏，朝野震動，於是這位常勝軍督帶成為眾矢之的。時任江蘇巡撫的李鴻章，怕責任弄到自己身上，慌忙向朝廷參奏，“該道（按指吳煦、楊坊）等創募此軍，及換人接帶，始終主謀，又有督帶之責，不能實力制，辦理不善，咎亦難辭。應請旨將吳煦、楊坊暫行革職，仍令妥籌接辦事宜，以觀後效。”“如該軍仍前獷悍，應責成吳煦、楊坊妥為裁遣，一手經理，不得置身事外，希圖諉卸。”革了職還要負責到底。李鴻章不但為自己開脫，還向清廷獻計，說“赴金陵，雇用輪船及添購軍火，價值頗巨。茲既赴援不成，此項銀兩不準開銷稅款，應令吳煦楊坊自行賠補。”（引自《曾國藩全集·奏稿四、五》）上諭照準，但未摘其二品頂戴，算足留給吳煦一條出路（引自《曾國藩全集·奏稿四、五》）。吳煦萬般無奈，交出官印，在宦海漩渦中開始沉淪。

事件始末

實際上，早在白齊文搶銀事件發生前，就有人在奏參薛煥的密折中也告了吳煦一狀，說“吳煦、俞斌在上海洋涇浜地方開設錢鋪。又合夥包估洋船、沙船，販貨至漢口及萊、登各海岸。皆假託寧波、廣東商人字號，掩人耳目。”又告其子“吳宗麟，系候補郎中，寓居上海道署，出入騶從，百姓有‘小藩司’之稱，氣焰均極薰灼”（引自《曾國藩全集·奏稿四、五》）。同治元年五月二十日，丁母憂回吳江原籍的前詹事殷兆鏞奏參得更具體，他說：“吳煦精心計，在上海開茂記、紱記、元盛、元豐等銀號，凡交捐非伊號銀票不收，商販沙船、火輪船及洋行存銀甚多。”（引自《曾國藩全集·奏稿四、五》）九月，殷兆鏞又奏劾薛煥、吳煦二人，為了鎮壓太平軍，不惜割讓滬區民地，又私向洋人買回蓋屋收租肥己之罪行。而吳煦命僕人偷偷地與外國人洽辦“購儲鴉片及出租房屋牟利”之醜聞，亦未瞞過其上級鷹犬的耳目，終於暴露在大庭廣眾之下。可見其所作所為，早引起公憤。

殷兆鏞的奏摺到達朝廷，慈禧太后知道了吳煦的劣跡，即命曾國藩查辦。八月廿九日，曾國藩固奏“臣查吳煦開設銀號。置買海舶，牟利營私，系屬實情．”這一結論無疑給吳煦定下大罪。但是曾國藩又說：“臣與李鴻章久擬列款參奏，惟蘇藩、關道二缺，一時難得接署之人。又蘇、常失陷以後，上海屢瀕於危。吳煦聯絡洋人，保全要地，具有微勞，且其廣交洋商，厚結華爾，吳煦之進退，於華爾全軍略有關係；華爾之向背，於英、法各國略有關係，不得不周詳審慎，三思後行。俟上海關道一缺遴委得人，再將吳煦事跡會折參奏。”（引自《曾國藩全集·奏稿四、五》）曾國藩在奏摺中對吳煦貌似公正，實則既打又拉，不過認為吳煦眼下尚有用處，後來安排了湖南長沙人黃芳署理蘇松太道，奏準由劉郇膏兼署江蘇布政使，就把吳煦一腳踢開了。

革職

吳煦被革職，引起了上海外國侵略者的強烈反響，他們為失掉一個馴服工具而扼腕，他們更忘不掉吳煦“是一個聰明伶俐的人，而且在任時又肆應得宜，但為何要將其撤職，並要其擔任指揮一支軍隊這種無大價值的職務，乃是一個謎。”但如何解開這個“謎”呢？他們自出題自解答：“稍微思索一下，中國政治舞台上本來便存在這種陰謀與變幻，如果認識這種情形，這個謎便隨之消失。”（引自《太平軍在上海》，原載1862年《北華捷報》644期）這也算是點到了要害之處。

檔案

吳煦還有一大罪狀，即縱容重用劣跡昭著的幕客、門生和同鄉——上海縣後補縣丞閔釗、金鴻保、江蘇後補知府俞斌之流。閔釗是吳煦經商和出租房屋的代理人。金鴻保是個吃喝玩樂早受鞭撻的惡紳。吳煦與同鄉俞斌關係密切，十分引人注目。他與俞斌在上海合夥開錢鋪、在杭州開當鋪，早有公憤。俞斌與其弟水師參將俞奎，利用職務之便，借公肥私，把卡強征，出洋販貨，獲利數十萬，得官數年，暴富百萬，還私藏外國強盜在圓明園中劫掠的文物國寶。做為其上級的吳煦“共見共聞”（引自《曾國藩全集·奏稿四、五》），但他不加過問。同治二年二月，浙江鬧饑荒，俞斌、楊坊竟乘機“賤置產業以自肥”，浙江巡撫左宗棠大罵他們“實屬忍心害理，為富不仁”，左宗棠上奏命其“力措巨款、廣購米石”賑濟，否則“即行嚴辦”（引自《左宗棠全集·奏稿一》；稿中凡未注出處的均系引自己出版的《吳煦檔案選編》和未刊吳煦檔案）。

革職後

吳煦被劾革職，實為明暗數罪並發所致。但他感到真正心痛之處，那就是在經濟上受到的嚴重處罰。同治二年（1863年）八月吳煦與楊坊被迫各出一半，還清了前項欠款紋銀三十一萬兩，英洋六萬三千元。吳煦貪贓侵吞的公款和剝削的民脂民膏，到頭來卻滾進了外國侵略者的腰包。吳煦對此並不服氣。同治二年六月給他的朝廷中的支柱刑部侍郎軍機章京胡家玉寫信，說：“自愧愚戅，疏於事上”，抱怨李鴻章“遷怒督帶之人褫職而賠經費”，哀嘆革職後“僅擁有督帶虛名……恐涉負氣之嫌，不得不曲為順承，誠不以一官得失為心，而以軍需賠墊為苦。”

同治二年三月初一日，他的“小衙內”寫信為他出謀劃策，說什麼：“將挪款開銷，使不能再向我們嘵舌，雖有心挑剔，亦可借公論作擋也。”又安慰其父，意如此如此“不患不能回任”。事情果不出“小藩司”之料，在太平天國首都天京及整個蘇南政權覆滅後，江蘇巡撫李鴻章不忘因吳煦延引入滬才得以加官晉爵之情，遂又向朝廷吹噓吳煦“督帶常勝軍所向有功，更定章程，悉臻妥協、籌濟餉需，不遺餘力”。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十一日上面，吳煦“著開復暫行革職處分，仍留江蘇以道員即補”，就是由實授降為候補而已。吳煦雖未官復原職，也總算得到了一個體面的下台之階。

晚年

為了幫助吳煦撈回經濟損失，李鴻章奏準由政府“批解歸補銀兩”給吳煦，並讓吳煦在上海開設自任督辦的軍需報銷局和餉票獎局，向社會“勸捐”，以“彌補經辦軍需虧欠”，實際上是幫助他填補因充公退賠而空空的私囊。然而回天乏術。同治四年（1865年），吳煦只好向已升署兩江總督的李鴻章辭卸報銷局及餉票獎局的美差。按照他自己所說既已“毀家去官”，留補又有何益，旋稱疾歸里。官場失意，家財一空，氣怨難消，終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63歲之際去世，了結殘生。

評價

吳煦的作為正處於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中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上海成為國際冒險家樂園的特定歷史條件下。他勾結外國侵略者鎮壓太平天國，罪不容恕；他利用職權，損公肥私，置田開鋪，魚肉鄉民，應加嚴責；他私允擴大上海租界，牟取不義之財，又知法犯法，購儲鴉片煙，理受制裁；他為清王朝賣命，到頭來被擠出圈子，也埋葬了自己，真是活該！但吳煦投入外交活動，大興海關經濟，創立銀號事業，主張對外貿易，提倡近代軍事工業等，在客觀上的作用，也是不應該忽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