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啟活

吳啟活，1927年3月23日生，廣西陸川蘊珠村人。1953年7月在桂林廣西大學會計銀行系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分配安排到西安陝西紡織供銷公司（前身為中央紡織工業部供銷總局西北供銷分局），長期從事基層企業財務會計工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吳啟活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廣西陸川
• 出生日期：1927年3月23日
• 職業：經濟學副教授
• 畢業院校：廣西大學
• 性別：男
• 籍貫：廣西陸川

個人履歷

五十年代中期先後參與了推行“蘇式憑單日記賬”的會計制度改革；“限制現金結算、取消企業間商業信用，代之以國家銀行借款，實施銀行轉賬結算”的信貸結算制度改革。在長期的會計實踐中將“蘇式科目匯總表核算形式”，逐步改革、發展成為接近國際會計先進水平的“特種日記簿賬簿組織系統”的現代會計程式；而在參與銀行信貸結算制度改革的試點工作中，成功實行了由原料收購站點按供應計畫發貨後，代辦托收承付的銷貨結算方式，取得結算在途資金零占用的巨大經濟效益。

生平經歷

六十年代中期又參與了“試辦陝西棉紡織托拉斯”的籌建工作，負責起草、制定和貫徹執行了一整套關於紡織工業系統關聯企業，實行供、產、銷配套成龍，原材料集中採購，計畫供應的同時，將原紡織工業產品由省紡織供銷公司統一作價，由省、市商業部門直接向紡織、印染企業收購的方式，改為由紡織供銷公司統一集中調撥商業系統，由省、市紡織品公司負責批發零售業務的管理體制；而紡織工業生產用原棉，針、棉織用紗，印染用坯布，亦改為由紡織工業內部直撥，各關聯企業之間的應收、應付貨款實行“計畫結算”，差額由“托拉斯財務部”統一划撥的高度集中的財務管理辦法；在銀行系統的密切配合下，實現了以4 000萬元流動資金，確保一個年產值16億元，名列全國第五大紡織基地，供、產、銷三大環節的資金周轉需要，創造了流動資金9天周轉一次的歷史性記錄。

特別是將財務會計工作介入生產業務，通過與成品銷售部門的密切合作，逐步建立全面、科學、合理的紡織成品的生產規模、存貨儲備、銷售定額的基礎上，徹底改變了紡織工業季節性生產（夏季集中生產冬令商品，冬季集中生產夏令商品），導致棉紡織廠紗、布生產環節，必須每年更換不同型號的紡織器材，造成數以百萬元計的社會財富嚴重浪費，和企業停工停產的落後生產模式，使之成為全天候均衡生產方式，大大提高了紡織工業企業生產經營與財務管理工作質量，為中國現代化企業的科學化管理積累了寶貴的經驗，而成為國內少數既有會計學術理論，又精通會計實務，並有豐富經濟管理體制改革實踐經驗的專家、學者。

1979年4月轉到西安公路學院（現長安大學前身）管理系、經濟系任教，從事西方現代會計科學的教學與研究。10年教學相長，進一步提高了現代會計理論學術水平。主要論著有：《西方公司會計》（西安公路學院1986年鉛印教材）、《西方管理會計》、《西方會計學原理》（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1990）、《試論成本會計方法改革》（《新疆交通財會》）、《加速折舊與企業經營機制改革——兼論汽車運輸業重整》（《1989年度陝西公路學會年會論文集》）、《20世紀中國會計學術發展的歷史經驗與教訓》，以及已列為《中國會計體制改革構想》、（《廣東經濟出版社》2002年10月）的第一、二篇的《關於管理專業設定及教學改革的若干構想》、《從成本會計學的發展演進看我國的會計改革》等學術論文；於1986年6月獲“陝西省技術職稱評審會”評為會計學副教授；並被知名會計學者楊時展教授譽為“國內研究西方會計科學卓有成就的學者”；而對“經驗與教訓”一文，更認為是“以馬列主義為武器，旁徵博引，大力駁斥了馬卡洛夫之流會計有階級性的假馬克思主義理論，對解放我國會計學人的思想，擺脫‘左’的影響，尤見推廓之功”的論著；與《若干構想》、《會計改革》兩文一道，曾先後榮獲多家國家級以上學術機構評為“優秀論文一等獎”。

1989年5月“退而不休”，8月應邀南下深圳，先後在多家房地產公司任總會計師、總經濟師、行銷策劃部經理等職，參與了特區創辦房地產業的開拓性墾荒工作，經歷過特區房地產業沉浮的深切教訓，與青年企業家林福麟合作編著《深圳經濟特區房地產業》（香港現代出版社1993年12月）；小冊子不僅全面論述了房地產業的性質及其產生、形成、發展的規律，而且在抨擊主管部門推動房地產業發展工作缺失的論述中，提出了一整套如何創建一個健康發展房地產業的方針、路線與政策；面對深圳特區的“住宅商品化，居者有其屋”的所謂“幹部、職工住房制度改革”，更是高度洞察並一針見血的指出：這是一項遠非當前國家、企業和員工個人財力所能負擔，勢必造成後入職工作人員住房問題更加難以解決，影響深遠，危害無窮的錯誤“改革”；特別是在編寫三個建設用地多達15.6、21.7及100萬m的大型房地產項目計畫可行性研究報告的基礎上，成功創造了集“工程規模、建安造價及計畫進度”、“投資成本、作價回收計算依據”、“投資支出及回收年度/金額”以及“預計損益表與相關財務指標體系”於一表，時間序列長達20年的《開發投資成本、回收計畫表》的表式（見表式一、共兩頁）；並於2003、2004年間，將小冊子增補修改為既有實踐性、又有理論性的《房地產業的開發、經營與策劃》書稿；成為中國大陸第一代精通現代企業投資決策理論，房地產開發計畫可行性研究的專家、學者。

1999年7月第二次“退而不休”，繼續從事現代會計學術理論的學習、研究，於2002年編著出版了全面論述關於中國會計體制應該及如何改革的《中國會計體制改革構想》。論著不僅從成本會計學的發展演進的理論高度，抨擊了中國大陸會計領域出現的種種問題與弊端，論述了大陸會計體制必須改革的必要性和如何改革的極具建設性的建議；在嚴肅批判現行主要會計制度關於會計要素分類、層級劃分及科、子目設定與編號，以及憑證、賬戶、報表格式規定的錯誤與缺失的同時，提出了一整套與國際一般公認會計原理、準則、慣例、體制全面接軌，國內各行各業可以統一適用的會計制度釋例，包括會計要素（對象）按五大類、四個層級劃分，設定會計科、子目，並作合理適切的排列和科學化編號的會計科目體系；比較先進、科學的賬簿組織系統的推介；一個可以提供攸關、有用會計資訊的報表體系的建立，以徹底改革建國初期從蘇聯搬來，但只反映20世紀30年代西方會計學術水平，復經“革資產階級會計之命”的折磨，特別是推行增減記賬法的徹底推殘，不僅建立了極端落後的會計理論、方法體系與制度；而且造成我國會計理論教學和實務工作隊伍，出現了一個難以彌合的斷層，成為中國會計學術及企業經營管理落後的基因。換言之《改革構想》的編著出版，原意在推動中國大陸具有“標新立異”特色的會計體制的改革，包括經濟管理專業設定及會計學科的教學改革，以提高經濟管理專業人才的培養質素和企業經營管理水平；但可惜正是由於上述眾所周知的多方面原因，而收效甚微。

與此同時，完成了客觀評介西方現代會計學術、理論最新成果的《西方會計學基本理論與結構》（初稿）的撰寫；書稿開宗明義指出：在中國大陸（註：使用這一術語，意在區別於傳統上接受西方會計理論影響的港、澳、台地區），由於多方面的原因，人們往往把會計只看成是：許多繁瑣的財經、稅收法規，財務、會計制度規定，和日復一日，簡單機械的收收付付，寫寫算算的事務性工作。其實西方會計學術發展演進的歷史表明，會計既不是一個封閉系統，更非一套固定不變的規則；而是一門既古老又年輕，既簡單機械又複雜多變，既微小顯淺又宏大淵博，並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思想觀念更新和科學技術進步，並與經濟學、管理學、心理學等滲透結合，而成為一門不斷發展、演進、嚴謹、精密，既有理論性又有學術性的邊緣科學，進而成為知識經濟時代的管理科學的基礎學科；繼而不僅對西方現代會計學的形成，發展與演進，作了高度概括的敘述與展望，而且對西方會計學術的基本理論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包括會計要素按五大類、四個層級劃分，設定會計科、子目，並作合理、適切的排列與科學化編號的科學性；複式簿記與借貸法則的由來與演進；比較簡明、規範、實用的會計程式的定型化；結賬計算表及迴轉分錄套用的必要性；以特種日記簿為標誌的賬簿組織系統的合理性，以及以財務狀況變動表為特徵的報表體系的有用性，均作了全面、系統、深入的客觀評介與論述；誠可謂《理論與結構》一卷在手，西方現代會計學術理論的精華可尋。

此外，還完成了為開發一套以“特種日記賬賬簿組織系統”為架構，具有國際會計學術領先水平的“財務軟體”提供會計學術理論依據的《現代財務會計電腦程式概論》（初稿）的編著；而《概論》除指出由於大陸現行“財務軟體”所依據的會計學術理論陳舊落後，不僅無法提供對企業管理決策攸關、有用的會計資訊，而且還產生大量會計電算化的負效應的嚴重缺點外，並對西方現行的“特種日記簿賬簿組織”的學術理論及賬簿格式的設計，結合中國大陸推行增值稅制的實際，作了創造性的改革、發展與完善，大大提高財務會計與報導提供的會計資訊的可了解性和有用性的品質，可說是華人對西方現代會計學術理論做出的重大貢獻。

而繼2005、06年完成了主要內容包括：批判庸人自攏的“增值稅會計處理規定”；繁文縟節的增值稅納稅申報制度；提出改革簡化增值稅納稅申報的建議等課題的《對現行增值稅稅制的批判與改革建議》；以及對《改革構想》進一步的補充修改與完善之後；於2007年10月成稿的《試評當前地產與股市熱》一文，確認上海、深圳、香港三地股市，近年雖已形成泡沫，但在1.35億股民及環球證券基金的狂熱入市支持下，仍可能出現持續攀升的勢頭；面對不少“股神”、股評專家齊唱好的局面，提出了：“以2007年8月美國次按危機爆破，以及1987環球股災二十周年的2007 1019，華爾街股市全面暴跌為契機，以中、港兩地股市為代表，以指數大上大落為特徵的漸進式的股市泡沫爆破的初始階段已經開始”的別樹一幟的預言。爾後一年多來環球股市大上大落，總體趨勢下滑尋底，累創新低的實際表現，似已證明預言的“不幸而言中”。

須要強調指出的是；《批判與改革建議》一文，不僅全面深入的批判了現行增值稅制的嚴重錯誤缺失（包括劫貧濟富，製造“三農問題”的方向性、政策性錯誤），而且提出了可以大大簡化納稅申報程式手續的《增值稅納稅、出口貨物免、抵、退稅申報及審批表》（見表式二），以及可以充分發揮“當作過程的控制和觀念總結的簿記”的統計與監督作用，序時記錄與分類核算相結合的《購貨、銷貨及增值稅日記簿》（見賬式一）；這樣一個事關10億農民切身利益和有效防止企業弄虛作假，偷逃稅利的改革建議，我們的稅務主管官員，卻視而不見，充耳不聞，而大搞什麼可以“精簡人手”即不利於增加就業的網路報稅的技術革命，和有獎的“飲食、娛樂業服務定額發票”的“票證改革”；造成假票、假證滿天飛、為兜售假髮票的不法分子和企業弄虛作假、偷逃稅利大開方便之門。

2007年3月，北京兩會提出了如何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議題，引起“無殼蝸牛”一族的關注。應一些關心國家大事的年輕朋友的建議，本著“愚者千慮，或有一得”的心態，撰寫了題為：《遲來的意見，部長式空話——試評〈國務院關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試評”），篇幅多達12萬字的文稿；詳細論述了8月13日公布的《若干意見》提出的指導思想、總體要求、基本原則、政策體系、辦法措施的方方面面。認為大多數意見都是不切實際，誇誇其談，根本無助於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部長式空話；明確指出：試圖依靠以私人資本經營為主的房地產業（特別是城市住宅建設）的持續快速發展，和“住宅商品化，居者有其屋”的所謂“住房制度改革不斷深化”，不僅無法真正改善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戶的居住條件，而且是與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解決住宅問題，以及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學說、目標要求背道而馳的錯誤決策；其流毒影響深遠，遺害無窮。

“試評”不僅嚴肅批判了“住宅商品化，居者有其屋”的“住房制度改革”的嚴重錯誤與缺失，而且還抨擊了許多庸人自擾的改革，包括“革”新中國一建立就實行的“一切學校對人民免費開放”的教育制度之“命”，連9年義務教育也要巧立名目亂收費的“教育制度改革”；將一個以懸壺濟世、救死扶傷的傳統醫德，和白求恩的國際主義與真正的共產主義者的精神相結合的公營免費醫療制度，“改革”成為不僅私家醫院林立，而公營醫院又奉行“以藥養醫，鈔票掛帥”的經營原則，使醫院也可以成為“先富起來”的一盤生意的“醫療保健制度改革”；以及鼓吹“讓部分地區、企業、個人先富起來”，實施“企業職工獎金由企業根據經營狀況自行決定”，“使企業職工的工資和獎金同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更好地掛起鉤來”，和“擴大工資差距，拉開檔次”，“工資同本人肩負的責任和勞績密切聯繫起來”的工資、收入分配製度改革等等；30年“賤賣國有資產、中小型企業實施承包經營的國企深化改革”的後果，的確令少數頭頭“先富了起來”，但卻沒有按改革設計師所構想，能夠“帶動越來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反而造成不同條件的地區行業，企業之間的員工薪資獎金收入分配不公導致“極少數人變成剝削者，大多數人陷於貧窮的兩極分化”；而一些高薪厚祿的意志薄弱者，因生活富裕，養尊處優而蛻化變質，由“社會的公僕變成社會的主人”的可怕後果。

更為嚴重的是，繼80年代末開始進行“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廉租公屋住房制度之命”的“住宅商品化”改革之後，於90年代中期僅僅為了“引進外商投資先進技術企業和產品出口企業”，又進行了“革土地、房產等生產資料公有制之命”，將成片土地開發經營權優先給了外資大地產商的“改革開放”；不僅將巨額的房地產商業利潤拱手送給大財團，而且將一個事關國計民生頭等大事，具有國民經濟基礎產業性質的房地產業開發經營主導權，旁落在大地產商和大財團的股肱之中，大大增加各級政府主管部門“制止資本主義生產下不可避免的經常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的痙攣現象”；以及防止地產、股市泡沫的形成與爆破對實體經濟的衝擊等等資本主義制度與生俱來的不治之症，保持社會主義經濟有計畫、按比例、長期持續、穩定增長的困難；並強調指出，當前中央主管部門盲目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經常的生產無政府狀態和周期性危機的屁股後面，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調控房地產市場的政策措施，不僅無助於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反而成為加速地產、股市泡沫的形成與爆破，並禍及實體經濟的催化劑；而近三年來，大陸房地產市場的忽高忽低，時冷時熱，甚至過山車式的大上大落，新地王層出不窮，高樓價累創新高的發展實踐，再次雄辯地證明試評的諸多論斷的不幸而言中。

繼而根據恩格斯“在現代社會裡，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是解決不了住宅問題的”；但“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幫助解決真正的住宅缺乏問題”，“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並堅持“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一切勞動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的解決住宅問題的理論及政策構思；結合新中國建國頭四十年全面實施“廉租公屋住房制度”的成功經驗，以及進行“幹部、職工住房制度改革”，賤價賣光原有的廉租公屋，造成後入職的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失敗教訓；提出了：立即停止向公務員及部分有城市戶籍人士供應廉價居屋的所謂“住房制度改革不斷深化”的錯誤做法；積極查處、清退在過去“房改”中被濫用的“房改用房”，以迅速增加廉租住房的有效供應；並全面恢復過去行之有效的“廉租公屋”住房制度，作為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主要對策的真知灼見。

與此同時，在總結近80年來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不可避免的經常的周期性經濟危機，特別是繼1987年10月全球大股災之後，日本出現了地產、股市泡沫的雙爆破，並經歷了近20年還末見底的蕭條的歷史教訓；而近年來更由於在美國寬大無邊的按揭政策的推動下，加上按揭證券化，金融衍生產品的自由泛濫和金融大鱷的極度貪婪，以“高風險高回報”的“迷你債券”為誘餌，以信貸衍生工具——信用違約掉期（CDS）可有效分散和轉嫁風險為“幌子”的金融投機的推波助瀾下，首先於07年8月觸發了舉世矚目的“次按”危機；隨著貝爾斯登、房利美、房地美、美國國際集團、雷曼兄弟等主要經營“次按”及按揭證券的金融機構的瀕臨破產和申請破產，而演變為禍及全球的金融海嘯；而華爾街高層卻可以將數以百億美元計的“花紅”“袋袋平安”，以歡慶金融詐欺在全世界取得的勝利。這種血淋淋的慘痛現實和劣跡昭彰的可恥貪婪行徑，再次宣告了現代資本主義不僅是“寄生的腐朽的而且還是垂死的資本主義”的無期徒刑，和資產階級不學無術的“學者”，替資本主義進行自私辯護的“市場經濟萬能論”和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平等、正義的政治說教的徹底破產。

最後，以反潮流的勇氣，提出了只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科學的共產主義學說，才是唯一可以根治資本主義與生俱來的“周期性痙攣”頑疾，消除剝削、失業和貧富懸殊的醜惡現象，共創“當勞動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以及“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社會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時候”，就可以“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原則”的共產主義的靈丹妙藥的別具隻眼的新論點。

正當人民共和國迎來60周年華慶之際，應主編《為人民服務——共和國功勳歌頌毛澤東》書卷單位之邀，於2009年9月撰寫了題為 《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深情緬懷中華人民共和國偉大締造者毛澤東》，篇幅多達15 000字的文稿。首先概述了毛澤東主席在中國革命處於最困難的時期，不僅以非凡的政治智慧，頑強的革命鬥志，克服黨內的左傾和右傾錯誤，在周恩來副主席的全力支持下，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確立了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提出並堅持了“農村包圍城市”、“槍桿子出政權”的策略構思；以“用兵真如神”的軍事指揮天才，以種地的農民為主力，小米加步槍的劣勢裝備，戰勝了以飛機、大炮、坦克、機關槍武裝到牙齒的國內外的強大敵人，取得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的勝利，成為新中國締造者的傑出代表。無愧於“沒有毛澤東，就沒有新中國”的歌頌。

其實，毛澤東主席對中國（乃至全世界）勞動人民的貢獻，不限於建立了新中國。而是以他的博學篤志，才高八斗，文採風流；大智若愚，虛懷若谷，韜光養晦，善於學習；平凡中見偉大的一言一行，給後人留下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光輝思想和精神財富。不僅在思想理論上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的原則立場，而且在如何“剝奪剝奪者”以及在新中國成立後對國家和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等的方方面面，從理論到實踐，都做出了創造性的難能可貴的貢獻；使毛澤東思想成為名實相符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結晶，為第三世界國家的勞動人民謀求自身的解放，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成為繼馬、恩、列、斯之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傑出領袖。

針對有人為了眼前暫時的利益而忘記根本大計，只圖一時的成就而不顧後果，為了運動的現在而犧牲運動的未來，鼓吹“讓部分地區、企業和個人先富起來”的改革，攻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的不學無術的假馬列主義謬論，高度概括的論述了毛澤東時代，不僅是在舊中國極端貧窮、落後的經濟基礎，而且面對反共反華勢力的經濟封銷和武力威脅，並連續進行了時間長達25年的三場“拒敵於國門之外”的保家衛國的艱苦戰爭；以及頂住了前蘇聯赫魯雪夫修正主義集團撤銷援建，追討抗美援朝耗用軍火“欠債”的壓力；加上不時出現的天災人禍等等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對國家和社會的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造，成功組建了最廉潔奉公，完全徹底為人民服務的人民民主政權；實踐了低工資、充分就業，沒有剝削，住房、教育、醫療、集體福利靠國家的真正的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創造性地發展了如何“剝奪剝奪者”的理論與實踐；特別是在人口占全國總數90%以上，分散的個體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非農業的個體勞動者之間，進行合作制生產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全國範圍建立了生產合作社、供銷合作社和政企合一的農村人民公社。也就是說，從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算起，毛澤東主席在10年不到的時間，憑著一不為名，二不為利，一心為共產主義的豪情壯志；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學說的思想原則性，充分認識到自己的歷史使命，滿懷著完成這種使命的英勇決心；以最小的犧牲和代價，在一個人口六億，面積960萬平方公里，一窮二白，經濟落後的大國，成功實踐了馬克思、恩格斯夢寐以求的“‘可能的’共產主義”的豐功偉績。用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書中的原話來說：“如果合作制生產不是作為一句空話或一種騙局，如果它要排除資本主義制度，如果聯合起來的合作社按照總的計畫組織全國生產，從而控制全國生產，制止資本主義生產下不可避免的經常的無政府狀態和周期的痙攣現象，那末，請問諸位先生，這不就是共產主義，‘可能的’共產主義嗎？”。

作為一個既親身體驗過舊社會的失學、失業和貧窮；又享受過新中國的“一切學校免費向人民開放”的大學教育的窮學生；畢業後由國家統一安排分配工作，並提供水電費全包的0.64元/月的廉租公屋，以及全公費的醫療保健制度的小職員；在與共和國共同學習、工作、生活超過60年的漫長歲月，雖名不見經傳，但畢竟在文革期間，曾三讀那時中央規定的“幹部必讀”的六本書，略懂一點馬列主義ABC的退休的年老職工。在深情緬懷毛澤東主席締造中華人民共和國，繼而按照馬列主義創始人的共產主義理論學說，在一個人口眾多，貧窮落後的大國，實現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完成了對國家和社會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豐功偉績的同時，不能不為他的晚年，特別是山頹木壞後的不幸遭遇而深感悲哀。

隨之因應面對中央主管城鄉房屋建設部門，盲目跟在市場經濟時起時落的屁股後面，採取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調控措施，特別是加大財政、信貸的支持力度，確保完成一年幾百萬套安居房工程，以解住房之困的雄心壯志，不僅無助於城市低收家庭住房解困和促進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反而可能成為中國地產股市泡沫形成與爆破的催化劑。而中國經濟如增速放緩或萎縮，則“世界經濟必然出現雙底衰退”的風險，特將“遲來”一文的第七、八章，改寫為《馬列主義解決住宅問題的理論學說》、《馬列主義創始人論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發展》的專論，意在為“高舉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和徹底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難題的困惑，提供或有一得的管見。

第二次“退而不休”之後，不時有感而發的“議論滔滔”，“著書立說”，洋洋120多萬言；只是再次展現“自信人生一百二，會當八十學芭蕾”的不知老之將至的精神風貌，用馬克思《對德國工人黨綱領的幾點意見》一文的結語的話來說，“我已經說了，我已經拯救了自己的靈魂”；僅此而已，別無他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