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君臣大義
- 含義：古代君臣之間應該恪守的道義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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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臣大義簡介
在古代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所以漢唐時期的匈奴、突厥歸化中原封侯的能臣猛將非常多（漢朝的軍功封侯標準相當嚴格，首先要斬殺與捕獲敵軍主帥者、其次將領及士兵以衝鋒陷陣，攻破敵陣、再次，殺敵“過當”、最後，各領兵將領之間的配合與協調是評定將領軍功的一個重要標準。這也是李廣為什麼沒有被封侯的原因......），而像魏徵這樣的能臣也沒有受到史官太多譴責。兩宋時代起，古代孔孟所提倡有條件的忠君觀為絕對忠君觀所取代，而後者之形成與宋代君主專制政體的強化相平行。程朱理學將君臣名分提升到近乎宗教境界，君臣關係一經形成，永不可變。即使朝代變革，亦不可改事他主，程顥所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即反映絕對化的忠君觀念。美國漢學前輩牟復禮曾將元代隱逸分為二類，一為“自願的隱逸”，即指根據早期儒家思想中“無道則隱”的原則而退隱的士人，另一類則歸為“強迫的退隱”，則指受理學忠君思想而不得不歸隱山林的士大夫。明初遺民多屬第二類的隱逸。漢化是江南儒家士大夫為了自抬身家所創造的概念。其實兩者之間是統治者化或互相涵化的。
從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轉變為儒教的君臣大義的儒家階層除了實踐儒教聖行的遺民儒士外一般儒者都對新主履行君臣大義，被征服者對於征服者而言，君主臣天下，未得待之如金玉，已得待之如弊屢，除了文天祥以一人之力提高了南人降者待遇以及西征時期信仰基督的皇后沒有殺宋朝皇室。一般都是危素、孫可望、貳臣傳，這體現了君臣大義之下君主既想要臣妾天下，又不願自己的臣妾投降他人的矛盾心理。在18世紀編纂的《貳臣傳》中有傳的50名高級官員中，大部分是京都的舊官僚(詳見下表及書後附錄).然而，在崇禎朝，3/4的高級官僚來自南方;而在1644年，2/3的歸降者是北方人。⑥這種比例的倒轉，主要在於山東的大量降人，1644年投降的“貳臣”中，有1/4來自山東。如果說東北地區為滿族征服中國提供了大部分軍事將領的話，那么，正是山東一地在為北京清政權提供文官上，遙遙領先。山東人在清初的這種驟然顯貴，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該省平定較早，部分地由於在各處起義時這裡的鄉紳名流遵守了王朝的法令。①
古羅馬的時候，對周圍的蠻族都是傳遞教授本國的文學知識和生活習慣，對科技是嚴防死守，所以後來羅馬覆滅，蠻族們還是羅馬，也都自認是羅馬後裔，不過科技就黑暗的中世紀了。
儒教是非鼓勵性傳播的宗教，中國是把自己的儒家當寶貝只給不異與中華的自己人，堅決不給外國送，科技是奇技淫巧當成賞賜隨便送，工匠隨便賜。你賜給他們幾個朱熹咱們不就沒被這滅被那滅了嗎？然後就被蠻族滅了，滅了之後本國人也都蠻族化了，儒家除了跪舔蠻族之外，什麼都做不到。現代美帝也是，文學、民主、法律這些東西，都拚命給世界各國送，你不要還不行，至於F22、宇宙飛船、核潛艇、航母、IC裝備、發動機、新材料、科學教材之類的那更是絕對不送，賣都不賣的，你想去學，也要入籍再說至少要綠卡以上。至於社科類，援助各國，當然能收學費更好。古人云:‘天子寧有種耶?兵強馬壯者為之爾。”儒順服新主而成其爪牙，釋獻媚新主而成其幫手，道畏懼新主而成其逸民。這種封建觀念下種地的老百姓（儒家層級已經不是老百姓了是儒士）是不會管誰當皇帝的。只要有活路不被逼得如紅巾軍一樣，一般都是能活就好，誰來當皇帝都是種地。所以除了陳勝外都沒有平民當過皇帝，都是在前朝軍政財教系統內流轉，在科技落後的陸權時代老百姓只作為君主的交稅者以及前朝統治階級內反對君主的起義者的擁護者。在理學君臣大義只強調國不強調人民的思想下出現了明代通後金的晉商，南方沿海通倭寇的海商以及西南通緬甸的岳鳳、陳安等情況以及清代圓明園被燒後，北京西郊百姓進一步破壞了圓明園，這是統治者化國為家，老百姓沒有國家觀念，他們就把圓明園看作統治者的私產，所以當然不會保護。近代革命軍為人民服務，保衛人民，被稱為人民子弟兵。人民為了不讓人民受侵略者壓迫與戰亂之苦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自然戰力爆表。
君臣大義內容
君臣大義下的遺民是指宋代以降王朝更革之時常見的社會和文化現象。自宋代至清代，其中經歷宋遺民、元遺民、明遺民、清遺民四個階段。
宋遺民
宋遺民太多不一一列舉，值得一提的是宋遺民科技水平極高。據元朝編訂的《宋史》當時趙昺的船在軍隊中間，四十三歲的陸秀夫見無法突圍，便背著8歲的趙昺跳海自殺。隨行十多萬軍民亦相繼跳海自殺。《宋史》記載七日後，十餘萬具屍體浮海。張世傑希望奉楊太后的名義再找宋朝趙氏後人為主，再圖後舉；但楊太后在聽聞宋帝昺的死訊在後亦赴海自殺，張世傑將其葬在海邊。不久張世傑在大風雨下溺死於平章山下（約今廣東省陽江市西南的海陵島對開海面），完全沒有耶侓大石的氣魄。
元遺民
元明易代雖以統治族群變更為表征，卻催生了大批漢族元遺民。本文通過勾稽詩文集中的零散史料，歸納北投元廷、遁跡僧道、力絕徵辟、拒奉明廷正朔等幾種漢族元遺民常見的行為方式，以展示這一群體的整體樣貌。元遺民的廣泛存在，致使朱明新政權面臨政治合法性困境。明初許多重要史事的緣起，諸如修纂官史曲諱元季史事、制定酷法強制士人出仕、整肅民間禮俗等，均須在這一背景下才可得到恰當的解釋。
所謂“遺民”，是指在王朝易代之際因忠於勝國而拒不認同新朝的人士，這是宋代以降王朝更革之時常見的社會和文化現象。蒙元是由漢化甚淺的草原民族，通過殘酷的暴力征服建立的帝國；然而當元祚傾覆、朱明立國之後，不僅曾在蒙元享受特權的蒙古、色目人追懷勝國，即便曾經深受歧視的漢人與南人，甘願為蒙古王朝守節終老者，亦甚為多見。由元入明、由“夷”入“夏”，何以造就了眾多的漢族元遺民？“君臣大義”與“華夷之辨”是傳統儒學的兩大基本命題，為異族君主守節的漢族遺民，如何在這二者之間抉擇取捨？這些都是元明易代之際，值得探究的歷史問題。因為史料的畸零、以及後人元明易代“華夏重光”的讀史預設，“元遺民”這一特殊文化現象被長久湮沒，缺乏系統細緻的討論。1上世紀60年代，錢穆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及其《續篇》兩篇長文當中，首次抉發元明之際士人夷夏意識淡漠、明初文臣普遍懷戀蒙元這一“大不如後人讀史者想像”的歷史現象；2蕭啟慶《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和《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兩篇論文，對元遺民中蒙古色目人和進士兩個特殊群體，進行了專門研究。3然而明初的漢族元遺民，數量遠遠超過蒙古色目人；元代科舉殊不發達，身為遺民者，亦不以進士為限。明初的元遺民數量眾多、身份各異，其懷戀故國、排拒新朝的遺民心緒，或發之於詩文吟詠、或見之於具體行事，有多樣的表達方式。然而元明易代史料遠不如明清之際豐富，許多遺民言行僅能得其一鱗半爪，難以進行細緻的個案探討。本文試圖勾稽詩文中的零星史料，歸納漢族元遺民中較為普遍的行為表達方式，以期大略展示漢族元遺民的整體樣貌。
一、北投元廷
早在元末割據混戰之時，即有不少士大夫試圖逃脫漢族群雄的控制，北上投奔他們奉為正統的蒙元朝廷。雖然非常重視安撫儒士、招納賢才，但在朱元璋控制的區域，依然有不少士人北奔。婺源人汪同（？—1362），曾經組織鄉兵抵抗紅巾，戰功頗著。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部將鄧愈進攻徽州時，設計將其誘捕，汪同“抽刃欲自刺”不得，被迫偽降。至正二十年（1360年），汪同趁領兵出征饒州之機，捨棄在金陵為質的妻子，單騎潛逃。他先往杭州謁見元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又受降元的張士誠之召前往蘇州，“見張心不純”，後又北上中原投奔名將察罕帖木兒，共議收復江南之計。汪同還親往大都朝覲，元順帝“御筆褒寵曰‘江南忠義之士’”。1
浙江平陽人陳高（1315—1367），至正十四年（1354年）舉進士，授慶元路錄事。方國珍占據慶元時，“欲招致之而無從得”。2至正十八年（1358年），打著韓宋紅軍旗號的朱元璋軍隊攻克處州，陳高作詩感慨“紅巾攻破處州城，多少男兒入虜營”。3不久，平陽陷落，為了逃避朱軍的徵召網羅，陳高自詭行蹤，“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浙江全境已盡入朱氏版圖，陳高於是冒鯨波之險，“浮海過山東”，前往河南加入元將擴廓帖木兒幕府。陳高在幕府中“論江南之虛實，陳天下之安危”，為擴廓帖木兒規取江南獻策。數月之後病死軍中，葬禮上前來投奔蒙元的南士“皆來會哭”。4陳高的舉動，在當時士人當中影響甚大。著名文學家揭傒斯之子揭汯（1301—1373）為陳高作墓志銘；名士蘇伯衡（1329—1392）盛讚陳高深明取捨去就，“鄉里與有榮耀”，並將其遺文編定成集；而陳氏留在家鄉的妻子，亦有好友專門照料。5和陳高有類似經歷的，還有著名遺民詩人戴良（1317—1383）。戴良早年師從黃溍、吳萊等浙東名士，和明初著名文臣宋濂是同鄉兼同門。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攻占浙東學術中心金華，戴良與許元、吳沉等儒士均被羅致幕下，受命為朱元璋進講經史，一個月後又被任命為學官。6然而仕朱並非戴良本意。半年後朱元璋回歸金陵，戴良旋即棄官出逃，投奔名義上降元且有“養士”盛名的張士誠。在張氏敗亡前夕，戴良又泛海北上，試圖和陳高一樣經由山東投奔擁兵中原的名將擴廓帖木兒。不過當他抵達山東時，明軍北伐也已進入齊魯。戴良投軍無路，只得重新返回江南。7數年後，色目遺民丁鶴年（1335—1424）在寫給戴氏的詩中，有“挾海懷山謁紫宸，擬將忠孝報君親”之語，8所指即是這段北投擴廓的經歷。為躲避明廷徵辟，戴良晚年更名隱居四明山中，詩詠每有“黍離、麥秀之遺音”。洪武十五年（1382年），最終未能逃脫徵辟的戴良，在金陵寓舍自戕殉節，死前“猶拳拳以忠孝大節為語”。9 元順帝棄大都北逃之時，也有漢族士人追隨出塞。浙江青田人林諫，元末官至兵部侍郎。明軍北伐進逼大都時，為保全宗祀，林諫將在大都的侄兒遣還故鄉，“並寫其相遺從弟詢，作詩有云：‘淚寫血書寄吾弟，早令昂侄繼吾宗’”；自己則隨元帝遁逃塞北，以盡臣節。1
以上所述汪同、陳高、戴良和林諫等，皆為南人。元季南方士人夷夏觀念淡漠，只論忠君而不問華夷，而經歷了金元兩代北族統治的北方士人，在這方面更甚於南士。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割據川蜀的明玉珍在給朱元璋的信中，就稱元人國運已衰，然而“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為彼用，殊為可惡”，言語之間頗為憤憤。2明軍收復中原之時，追隨元順帝北走塞外的北方漢人不在少數。明太祖曾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未幾胡君遁去，中原土地復我漢人，朕遂為生主。當是時，漢人棄丘隴，從胡人為中國讎者，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3明朝開國十年之後，漢人而出塞投奔北元者，《明實錄》所載有蔡子英。蔡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末進士，曾入擴廓帖木兒幕府。擴廓帖木兒被明軍追擊出塞後，蔡子英隱入陝西山中，洪武九年（1376年）被捕獲械送京師。明太祖對其甚為禮遇，欲授以官職，但他堅拒不肯，稱“臣之仕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上書惟求速死。蔡氏滯留金陵期間，據說曾因“思舊主”而“忽一夜大哭不止”，明太祖最終為其所感，“知其志不可奪，敕有司送其出塞。”4
二、寄跡緇羽
緇流羽客歷來被視作游離於現實世界的“方外之士”，元明鼎革之際，元遺民為了躲避明廷徵聘，不少人隱入窮山邃谷，混跡於釋道之間。江陵人韋清本為江南諸道行御史台一名胥吏，因不滿張士誠對江浙行省權力的篡奪，元季獨自航海至大都“陳便宜二十事”，但卻未獲元廷理睬。無奈之下，韋清只得徒步還鄉。朱元璋
欲聘其為官，韋清以母老為名，“力乞骸骨侍親”；數年後母親去世，遂“服道士服，游五嶽名山”。 5文學家揭傒斯之子揭汯，和元末許多江南士人一樣曾經航海北上，中途遭遇倭寇大難不死，一度與陳高共事於擴廓帖木兒幕中，元亡前夕“授秘書少監，未任而國事去”。6後隱居四明，“假榻僧房”以終。7曾任參政的山西人黎銘，元亡“逃入王官谷為道士，後還俗為聞喜縣社學師”，後擔任儒學訓導，“常自稱老豪傑，訕謗朝廷。”8淮人焦白客居海上，元末不受張士誠徵召，明初“所在搜儒，遂變名‘德乙郎’，浮寄冗食僧舍”。9“德乙”即“德一”，意謂品節堅貞如一。浙江山陰人張憲，曾出仕降元的張士誠，“吳亡，變姓名走杭州，寄食報國寺”， 所作《發白馬》、《白翎雀》等詩對蒙古君臣北逃沙漠不勝感悼，有“鼎湖龍去幾時回”之句，對北元復興尚懷期待。10
徽州休寧人金觀祖（1318—1373），曾在家鄉聚集“義兵”抵抗紅巾，朱元璋部將鄧愈平定徽州後，徵聘他為婺源同知。金氏託疾堅辭，“結草庵於所居右源窮谷中，自號臥雲居士，黃冠野服與樵牧相爾汝者，凡一十七年”，至洪武六年（1373年）方卒。金觀祖在隱居時，“暇日惟喔疊山謝先生唐絕句詩評，有不勝感慨者。”1謝疊山即絕食殉國的著名南宋遺民謝枋得（1226—1289），金氏此舉顯然是在以前代遺民的志節自勵。正如錢穆曾經指出的，元季士人大多心中惟有“君臣大義”，而不論“華夷之別”，對“忠君”的認同超越了民族的畛域。因此，凡是忠於故國舊君者，不論其生前反抗者為誰，元遺民都會將其引為同調。上至殷周之際的伯夷、叔齊，下至宋元之交的文天祥、謝枋得，都是明初遺民詩中的常見人物；歌詠遺民事跡，儼然成為當時詩文的一大主題。謝翱《登西台慟哭記》在後世的廣泛流傳，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明初金華文士張孟兼（1338—1337）所作之箋注。張氏的《西台慟哭記注》，當時引起了各類人物的廣泛共鳴，今天保存下來的跋文，共有21篇之多。以後人眼光來看，《登西台慟哭記》是拿來闡發“夷夏之防”、論證朱明開國“重光華夏”的極好題目，然而在這20餘篇跋文當中，僅有一篇及於此意，2其餘立意均在讚頌謝氏之忠節、揄揚“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君臣大義”。3有跋文甚至稱張孟兼作此箋注，乃是“有志”之舉，暗示張氏對前朝的懷戀與不捨。4在元明更迭的特殊時代，這是一個極有象徵意味的題目，從中頗可以折射明初士人眷戀勝國的隱微心情。
三、力絕徵聘
對於清初開設博學鴻辭科延攬山林遺逸，以及顧亭林、傅青主等明遺民以死自誓的歷史，後人大多耳熟能詳；但明初大規模徵辟前朝遺老、搜羅岩穴隱士的工作，卻很少有人關注。察舉和學校（監、貢）、科舉，同為明初官吏的三大來源。5根據展龍的研究，洪武30年間，明太祖曾121次下令地方舉薦賢才。6每次察舉，州縣都有一定的名額，官員舉不足額或者“薦舉非人”，都要受到懲處。弘治《撫州府志》記載的明初薦舉名目，有通經儒士、明經博學、經明行修、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懷才抱德、聰明正直、賢人君子、明經秀才、高年有德、老人、人才、能書秀才、精通書算等15類之多。7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徵召各地儒士入京“共論治道”，被選者竟達八千人之眾，吏部從中擇出“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8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選天下耆民才智可用者，得千九百十六人。”9這一時期薦舉、徵辟規模之大，是今天難以想像的。自號“不二心老人”的遺民李祁（？—1368後），即作詩感慨說“近聞鐵網連山海，不信人間有臥龍”，10將無處不在的人才徵辟，比作連山漫海的“鐵網”。在這種形勢之下，前元遺老鮮有不被徵聘者。他們或因重重壓力被迫出山就道，或者用各種辦法擺脫官方的糾纏，繼續遺民生涯。
元明之際為拒絕徵辟，有捨生明志者。至正十七年，朱元璋部將鄧愈克徽州，曾徵聘當地著名學者鄭玉（1298—1358）出山。鄭氏堅拒不果，遂在絕食七日之後懸樑自盡，在當地士人當中引起轟動。11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下蘇州，張氏幕官馬玉麟“仰藥而臥，或掖以見總兵，先生曰：‘我疾不能屈膝矣’，尋卒”，遺詩仍念念不忘“中原訊息”。12曾任翰林侍講學士的永嘉人陳達（1322—1375）退居在鄉，明軍攻克溫州時自殺未果，患風痹三年後，“聞有薦之於朝者，遂卻藥不御而卒。”1以“病不服藥”來表示國亡後無意苟活的元遺民，並不乏其例。曾任南台御史的韓準（1299—1371），元亡後隱居鄉里，“園瓜有苦者，輒取嘗之；及病甚，遂不服藥以終，”2 用一連串帶有隱喻意味的舉動表達亡國之痛。將樂縣典史林士志（1301—1370），“將謁選京師，值世革。年七十，病不服藥，三日而卒。”3
還有很多元遺民為保全名節想盡各種理由，或聲稱身癭疾病、或託辭侍養父母，名目不一而足。汴梁人鐘紀，元代曾為儒學官，入明後“前後徵辟，俱以疾辭”，所贈友人詩有“南州冠佩閒中老，北極星辰夢裡真。邂逅相逢同一笑，蒼頭白髮老遺民”之句。4所謂“北極星辰”（或“北辰”、“北斗”），在元遺民的詩歌語境裡，指代的是遁歸沙漠的蒙元朝廷，元遺民多用此寄託故國舊君之思。5福建閩縣道學先生吳海（？—1390），與同鄉多位遺老都有密切交往，留下了數篇遺民傳記。洪武初年，因友人秦裕伯之薦，明廷遣使召其入朝纂修《元史》。吳海聞訊大驚，他首先給前來徵聘的使者寫信，陳述老母臥病、家中六喪未舉等等不能出山的理由；然後致信責難舉薦者，質問“新朝苟欲倡名義、厚風俗”，何必強迫前朝遺民出仕；同時又給地方官寫信，陳說自己身患腳疾、耳疾、痞虐種種疾病，懇請其從中斡旋、為之脫解。6經歷數度周折，吳海方得以遺民之身終老。
中國古代銓選，有“身言書判”四方面標準，身體有殘疾者不能任官。為逃避徵辟，有遺民甚至不惜自殘身體，以斷指的方式表達不仕的信念。7江西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人各截去左手大指”，遭人告發後被捕至京。這個案件後來被載入《大誥》，其中有明太祖和夏氏之間的一段極堪玩味的對話：
朕親問之，謂曰：“昔世亂，汝居何處？”對曰：“紅寇亂時，避兵於福建、江西兩界間。”（後言避難艱辛之狀，略）……朕知伯啟心懷忿怒，將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在他忿，至於天更歷代，列聖相傳，此豈人力而可為乎？……今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8
明太祖清楚地知道，夏伯啟不願出仕明廷，是因在他看來，朱元璋“取天下非其道”，即以武力叛亂起家。明太祖特意問起元末“紅寇亂時”的往事，是為了凸顯明朝平定“紅寇”（即陳友諒）的安緝天下之功，以此論證明朝立國的合法性。然而在夏氏眼中，朱元璋與陳友諒皆屬亂雄，實乃一丘之貉。不僅對陳友諒，對朱元璋部元季士人同樣以“紅寇”目之。清初史家談遷稱：“張士信《保越錄》，蓋守紹興拒官兵（按，朱軍胡大海部）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斥雲‘紅寇’”。9儘管隸屬的派系不同，在當時正統士大夫看來，陳友諒和朱元璋並無二致。歷史淵源問題，成為朱明政權獲取士人認同的最大阻力。而夏伯啟非難明政權的合法性，不願與明廷合作，原因亦在於此。為“絕狂夫愚夫仿效之風”，夏氏被下令處死。10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有不少遺民被迫出山入仕。江西吉安儒士蕭岐（1325—1396）在當地頗有名望，洪武初“大興文治，旁求俊乂”，蕭岐和其兄長“累舉不就”。蕭氏堅臥不起的原因，亦是受儒家“君臣大義”觀念的影響，這在其所撰《義象傳》中有明確的表達。據說明軍攻克大都之後，曾將元宮中的一頭老象運往南京。面見新君時，老象不聽象奴指揮，拒不下拜。在王朝更替的敏感時期，這頭被冠以“義象”之名的老象，霎時成為遺民競相吟詠的題材。以夷齊自效的閩人危德華，作詩感慨“老象牽來心傍鐵，悲號猶戀赭黃衣”。1前元進士江西撫州人曾堅（？—1369），拒受明朝授予的官職，以“作《義象歌》見殺”。2僻居鄉里的蕭岐，居然也聽到了這個故事，在所撰《義象傳》中有一番意味深長的評論：
夫象，南獸也，而投之北方至寒之地，宜日惟南是思矣。乃今以八十年豢養之恩，甘於其地而不忍棄。象之性亦仁矣哉！其意豈不以為，昔也見京師城郭宮室百官人民之盛，承主上眷顧寵任之隆，所職天子之重器，其居有常所、食有常數，八十年非一朝夕比也。今雖氣運更革，忍遽棄之耶？
蕭岐以《春秋》筆法寫下的《義象傳》，頗能反映此時士人對易代之際進退出處的思考。這裡的“南獸”，實際上隱喻的是“南士”。南士不為明廷服務，正如老象不拜新君，原因是蒙元於其有“八十年豢養之恩”，“今雖氣運更革，忍遽棄之耶？”人固有南北之分、夷夏之別，但君臣之義卻共當遵守；和南獸眷戀北地一樣，蕭氏並不認為南士的族群出身構成出仕新朝的充分理由。蕭岐又將義象之事，比作漢時的銅人和唐代的舞馬：
昔魏明帝徙漢銅人於長安，銅人為之垂淚；唐玄宗有舞馬，及祿山陷長安得之，馬堅不舞。蓋忠義之氣，貫於金石，雖獸亦不肯忘所自也。
孟子謂“擬人必以其倫”，這是中國古代的寫作傳統。從蕭岐的這兩個比擬，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明政權的定位。按照傳統歷史觀念，曹魏是“篡漢”的僭偽政權，正統在蜀漢；而安祿山則是人所共知的“亂賊”。蕭岐把不拜明太祖的老象和曹魏遷移的漢宮銅人、不為安祿山表演的玄宗舞馬並舉，顯見朱明政權在他心中的地位。對於教導老象跪拜新主的象奴，蕭岐謂其“反覆不忠”，罪固當死。蕭氏對易代後仕止進退的態度，在此表露無遺。3然而安居鄉里多年之後，洪武十五年，明太祖“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有司強起之”，在地方官的壓力下，蕭岐被迫出山就道。明太祖授以潭王府左長史之職，他“辭至再四”，以致觸怒皇帝，“忤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幸而太祖“念其忠言在耳，又憫其老”，將其追回。4
這些被迫中斷遺民隱逸生涯走上仕途的士人，有些逐漸認同明朝的統治，也有人雖然身仕明廷，但始終心存芥蒂。前面提到的明初任教於國學的蘇伯衡，即是一個顯例。宋濂曾提及蘇氏在明初的仕宦經歷：
（蘇伯衡）仕皇朝，由國子學錄為學正，上親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聵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楮幣遣之。5
蘇伯衡在明朝開國後不久便急於求退，並非因為政治嚴苛，“懷刑畏禍”，而是內心深處深刻的遺民情結。作為國學官員，蘇氏出於職守寫過《代翰林院勸進表》等官樣文章，然而其中卻委婉蘊含春秋筆法。《勸進表》稱揚的朱氏功業，僅是削平陳張等“僭偽”軍閥，而對朱明與元廷的關係這個不容繞過的重大問題，竟然隻字不提。6毫無疑問，這正是他心中不可觸及的痛處。蘇伯衡曾為客死中原的蒙元忠臣陳高編定遺集，在《跋陳子上書》中，他盛讚陳高拋妻別子北投擴廓是“識輕重”的深明大義之舉，“鄉里與有榮耀”；同時譏諷陳高之同年錢用壬等人，屈節仕明為不識大體，最終“為鄉里羞”。1這顯示了蘇氏在出處問題上的真實態度。在仕明官員當中，蘇伯衡這種心態並非孤例，錢穆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中所揭示的明廷官員對前朝的懷念，大多可作如是觀。 四、不奉明廷正朔
在中國，從《春秋》大書“春王正月”開始，採用何種紀年就不再只是一個簡單計時的問題，而是在歷史典故的反覆詮釋之下，逐漸變成了一種看似隱微、實則顯白的政治立場表達方式。據說陶淵明在東晉時所作之詩皆書年號，入宋後卻僅題甲子，以示“恥事二姓”之意。2這個故事在元明之際的士人當中，獲得了異乎尋常的回應，“書甲子”成了遺民詩里反覆出現的意象。遺民王逢在寫給友人魯淵的詩中，有“相期文苑傳，獨立義熙年”之語，以陶氏貞節為榜樣；致謝長吉詩則雲“甲子書茅屋，庚申夢紫宸”，所謂“庚申”指生於庚申年（1320年）逃亡塞外的元順帝，意在以忠元相勸勉。3杭州人錢惟善（？—1369）在張士誠據吳後便絕意仕進，所作詩云“漢史丁公那及齒，陶詩甲子不書元”，意謂恥學背楚降漢的丁公而以陶氏貞節自效。4吳興人沈夢麟元末解官歸隱，“明初以賢良征，辭不起，”所作詩有“陶令歸來題甲子，林逋老去種梅花”之句。5淳安人汪汝懋元末居官有善政，易代後隱居以終，戴良所作輓詩雲“陶潛猶紀晉，黃綺肯歸秦”，比之於不忘先朝的陶淵明。6文學家貢師泰的族子貢性之，明初遭朝臣舉薦，遂改易姓名，“避居越之山陰”，“躬耕自給以終其身”；其所作《墨菊》有“莫驚顏色改，不是義熙年”之句，對元明更革不勝感慨。7
江西吉水布衣郭鈺，元末“轉側兵戈”，其詩多紀時事，“於元末盜賊殘破郡邑事實，言之確鑿”。易代之後，郭鈺作有《甲子》詩，亦借陶潛的典故表白心跡：
淵明賦歸去，正合書義熈。衣冠晉江左，寄奴我何知。春秋乾侯筆，凡例日星垂。誅心雖探微，臨難將安施。乃知書甲子，當在永初時。古人日已遠，澆風日已漓。空餘五柳樹，蕭瑟西風吹。8
這首詩假託詠史，隱喻了元明之際的眾多時事。明太祖即位的第二個月，即發布詔令革除胡服、衣冠復古，但晉宋鼎革並無更易冠裳之事，“衣冠晉江左，寄奴我何知”表面上說陶氏仍著晉時衣冠，實謂自己不從新朝之制。春秋時魯昭公討伐季氏不成，只得流亡國外，至死客居於晉國乾侯；魯國實際掌權者雖然是權臣季氏，但《春秋》紀事在每年的開頭必書“公在乾侯”，以示正統之所在。在郭氏看來，元順帝被明軍北逐出塞，便如同魯昭公出居乾侯；朱明雖然建國，可是北元政權猶在，依據《春秋》義法，仍然不能視作正統。以出亡塞外的北元為正統的觀念，在明初元遺民中並不罕見。王逢詩中便有“好在醫閭北，徘徊紫氣浮”之語，“醫閭”即作為北鎮的醫巫閭山，意謂元統未絕、王氣在北；至其晚年，元順帝殂亡沙漠已久，王逢的態度稍有軟化，但依然僅稱明朝皇帝為“南朝天子”，9不把朱元璋看作是大一統之君。郭鈺矢志以陶潛自效，明廷曾“以茂才征，辭疾不就”，10
入明後所作詩歌都用乾支紀年，不書洪武年號。這類不奉明廷正朔的舉動，在元遺民中頗有其人。著名畫家倪瓚（1306—1379），在天下大亂之前便“潔身棲遁”，據說他也仿效陶潛，“昔日陶徵士書甲子不書元，先生亦不書。”1浙江開化人魯貞，以學行著稱於鄉里，所遺文集“凡元代所作，皆題至正年號，其入明以後，惟題甲子，殆亦栗里之遺意”。2閩縣人吳海，元亡後隱居不出，“為文但書甲子”，其友人王翰為拒絕明廷徵辟而自裁，吳海為之所作墓誌，特“書其歿之歲曰‘著雍敦祥’”。3以上都是用這種看似委婉、實則決絕的紀年方式，表達對新政權的排拒。
五、元遺民的成因及對明初的政治影響
北投蒙元、遁入方外、不奉明廷正朔以及力拒徵辟，是元遺民表達故國舊君之思、拒絕認同新朝的常見行為方式。支撐這些行為的，是儒家傳統中一以貫之、宋代以來又被理學家強化的“君臣大義”。讓人意外的是，這些漢族元遺民當中，許多具有儒家《春秋》學的學術背景。例如，為拒絕出仕朱元璋部而自裁明志的徽州學者鄭玉，其學“覃思六經，尤邃《春秋》”；4與其交好的另一位徽州遺民學者趙汸（1319—1369），更是元末《春秋》學的宗師巨擘。5入明後隱居不起的淳安學者汪汝懋，元末科舉以《春秋》起家，“所著書有《春秋大義》百卷”；6其同鄉遺民魯貞，著有《春秋節傳圖例》。7山東魚台人王應隆之祖父，“在元季治《春秋》有盛名，僭偽多徵辟之，皆不應，”友人勸其出仕，則“引大義以答之”，甚至“舊友有易節登膴仕者，峻拒不相見”。8此類事例甚多，不煩一一贅舉。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大義”與“華夷之辨”同屬於《春秋》學的核心要旨，而南宋儒者受政治形勢影響，治《春秋》尤其強調夷夏之防。9一般情況下，這兩個主題並不會發生衝突，然而元明易代屬於由“夷”入“夏”的特殊歷史時期，造成了二者之間的內在緊張。經歷了蒙元近一個世紀的統治，華夷之間在文化上乃至心理上的鴻溝被逐漸填平。明初的方孝孺，對此有很好的描述：
俗之相成，歲熏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猶以為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於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為當耳。昔既為其民矣，而斥之以為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10方氏的分析頗中肯綮，極好地描摹出元季遺民士大夫的心態。在面臨“君臣大義”與“夷夏之辨”的衝突時，元季士人普遍選擇篤守前者，而漠視後者。在他們看來，“忠義”或者說報答君主“涵育”之恩，是高於一切的價值選擇；而效忠對象的族屬，並非是考慮的重點。這在元季有諸多例證。西昌人楊介曾任主簿，至正十八年打著興復“宋”統旗號的陳友諒攻克西昌，11下令“錄寓官以待用”，楊介其時正在家鄉：
君謂其友曰：“設有相污，吾已辨一罵速死矣。”去即山中屏絕以自晦……君有季弟君武，素放誕。一日相聚，語涉譏誹，君即變色大詬，攘袂欲毆之曰：“我元八十餘年涵養生育，有何負若而為此語？恨不殺汝以啟先翁。”家人震懼，為涕泣叩首，請勿復爾，乃解。12
楊介“聞人言東南某所某州已復，輒為之喜而不寐”，始終心繫元朝，而視出仕漢族軍閥政權為“相污”；其弟對蒙元朝廷稍有譏諷，則以“我元八十餘年涵養生育”為政府辯護。洪武元年（1368年），明軍克大同，行省平章睢州人孫德謙自殺殉難，遺詩囑咐諸子“忠孝各盡道，庶幾報君親”。1王翰自殺明志前所作遺詩，亦有“寸刃在手顧不惜，一死了卻君親恩”之句。2報答君親之恩，是元季許多士人的最高價值選擇。至於漢族士人是否因其族群身份，便有理由忘卻蒙元舊君、出仕新朝，前文提到的贛人蕭岐所作的《義象傳》，已經通過“老象”的比喻，做了很好的說明。正如錢穆的研究所揭示的，對於傳統儒學中的“夷夏”觀念，元季多數士人視之漠然；蒙古皇帝被看作臣民之共主，蒙元朝廷被視作天下之正統。“君臣大義”超越了“華夷之辨”，是造就眾多漢族元遺民的首要原因。 除去士人夷夏意識淡漠，朱明集團特殊的軍事與文化淵源，同樣是元遺民難以認同明政權的重要原因。與後世讀史者心目中明太祖“汛掃胡塵”的華夏英雄形象不同，朱明集團憑藉紅巾武裝取得政權，在當時正統士大夫看來是“取天下非其道”，難逃僭偽之名，一如前文夏伯啟叔侄事例中所見。而且元末紅巾運動還帶有濃重宗教色彩，3正統士人不僅視其為“賊”、“寇”，而且視之為“妖”。北系紅巾軍汝陽起事，時人鄭元祐作詩稱“近者汝陽妖賊起，揮刀殺人丹汝水”；4南系紅軍攻徽州不克，當地學者、後來的元遺民舒頔，作詩慶賀“剛風萬里掃妖祲，甘雨四方清瘴煙”。5儘管朱元璋部與韓宋紅巾政權僅存在名義上的關係，宗教色彩並不明顯，但在當時人眼中，朱部與其他紅巾派系皆屬一丘之貉。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部攻杭州，時人陳基（1314—1370）記稱“妖寇犯杭”；6洪武元年，明軍克大都，戴良作詩感慨“王氣幽州歇，妖氛國步屯”；7元帝北遁出塞，王逢詛咒“紛紛攘攘厭黃巾，妖血徒膏草野塵”，8皆目朱部為“妖”。朱元璋的這種特殊軍事與文化淵源，與正統士大夫心中的“聖君”形象格格難入，這也是造成明初政權合法性困境的重要因素。
在元季士人當中，“君臣大義”壓倒了“華夷之辨”，對君主“忠義”被視作最高的價值；在這種思想背景之下，所有的反元活動均被視為叛亂、僭偽，無法獲得合法性支持。這種觀念極為強烈，以致明初官方也不得不作出妥協，必須以士大夫的意識形態為準繩，重新定位自身與被士大夫視為“妖寇”的紅巾武裝、以及被士人奉為正統的蒙元政權的關係。明初官修《元史》對朱元璋起家的敘述，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至正十五年六月，朱元璋率部由採石渡江，南下開闢自己的勢力範圍。在朱氏集團成長的過程中，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元史》對此有如下記載：“是月，大明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紅巾妖寇倡亂之後，南北郡縣多陷沒，故大明從而取之。”9這段簡潔的敘述里蘊含了豐富的涵義。“紅巾妖寇”是士大夫對各地紅巾武裝的蔑稱，《元史》採用這一稱呼，顯示明初官方看待元末之亂的態度，已經向士大夫的立場妥協。史官在敘述元末歷史時，也不得不為明太祖隱諱出身，將其置於 “紅巾妖寇”之外。然而事實是，朱元璋渡江之時，其身份正是韓宋紅巾政權任命的左副元帥，而且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韓宋政權覆亡，朱部名義上一直聽命於龍鳳政權。10而《元史》稱“南北郡縣多陷沒，故大明從而取之”，這與朱元璋開國後屢屢宣稱“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如出一轍，1都意在扭轉朱氏集團的“反叛”形象而罔顧事實——無論後來的中原地區，還是作為朱元璋部根據地的“興王五府”（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和廣德），實際皆取自元人而非漢族軍閥之手。明代開國之後的諸多做法，譬如編造太祖投軍乃係神啟的神話、2掩蓋朱氏與韓宋紅巾政權的關係、強調元亡系“天運”使然等等，3目的不僅是為了神化皇權、或者消泯朱氏曾為人下的歷史，更重要也是更迫切的，是為新政權洗脫士大夫最為嚴厲的指責——“叛逆”。明初對元季歷史的曲諱，更多地是在“造反無理”的窘境下，對士大夫立場的妥協與屈從。
除去在意識形態上的妥協，面對眾多拒斥新朝的“遺民”，明代開國之後採取了兩方面的政策。其一是以嚴刑酷法為要挾，強制士人為明廷服務，洪武十八年《大誥》所載的深受後人詬病的“士大夫不為君用”律，便是典型的例子。有研究認為明初待士嚴苛是導致元遺民大量出現的原因，這實際上顛倒了歷史的因果。朱元璋起家及立國之初，極力延攬人才、遇士甚厚；而後來士人與國家的緊張關係，確如錢穆所論，是因上下睽違、“相激相盪”而成，“固不得一切歸咎於偏面也。”4正如我們在前文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的例子中看到的，元遺民對明政權的鄙夷與漠視，即是明初士人與國家“相激相盪”的典型一例。其二是積極塑造新政權的正統形象，以儒學傳統的“夷夏”理論，論證朱明立國的合法性。明初當政者主動重拾“華夷之辨”的命題，在“用夏變夷”、“復古”等口號下推行各項文化變革，以期重新激發士人的族群意識，建立其對漢族新政權的認同。這些措施深刻塑造了明代前期的社會形態。5而明初廣泛存在的遺民現象、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合法性困境，構成了解讀這些政治舉措的基本文化和社會背景。與蒙古瓦剌對黃金家族的態度完全不同。
所謂“遺民”，是指在王朝易代之際因忠於勝國而拒不認同新朝的人士，這是宋代以降王朝更革之時常見的社會和文化現象。蒙元是由漢化甚淺的草原民族，通過殘酷的暴力征服建立的帝國；然而當元祚傾覆、朱明立國之後，不僅曾在蒙元享受特權的蒙古、色目人追懷勝國，即便曾經深受歧視的漢人與南人，甘願為蒙古王朝守節終老者，亦甚為多見。由元入明、由“夷”入“夏”，何以造就了眾多的漢族元遺民？“君臣大義”與“華夷之辨”是傳統儒學的兩大基本命題，為異族君主守節的漢族遺民，如何在這二者之間抉擇取捨？這些都是元明易代之際，值得探究的歷史問題。因為史料的畸零、以及後人元明易代“華夏重光”的讀史預設，“元遺民”這一特殊文化現象被長久湮沒，缺乏系統細緻的討論。1上世紀60年代，錢穆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及其《續篇》兩篇長文當中，首次抉發元明之際士人夷夏意識淡漠、明初文臣普遍懷戀蒙元這一“大不如後人讀史者想像”的歷史現象；2蕭啟慶《元明之際的蒙古色目遺民》和《元明之際士人的多元政治抉擇：以各族進士為中心》兩篇論文，對元遺民中蒙古色目人和進士兩個特殊群體，進行了專門研究。3然而明初的漢族元遺民，數量遠遠超過蒙古色目人；元代科舉殊不發達，身為遺民者，亦不以進士為限。明初的元遺民數量眾多、身份各異，其懷戀故國、排拒新朝的遺民心緒，或發之於詩文吟詠、或見之於具體行事，有多樣的表達方式。然而元明易代史料遠不如明清之際豐富，許多遺民言行僅能得其一鱗半爪，難以進行細緻的個案探討。本文試圖勾稽詩文中的零星史料，歸納漢族元遺民中較為普遍的行為表達方式，以期大略展示漢族元遺民的整體樣貌。
一、北投元廷
早在元末割據混戰之時，即有不少士大夫試圖逃脫漢族群雄的控制，北上投奔他們奉為正統的蒙元朝廷。雖然非常重視安撫儒士、招納賢才，但在朱元璋控制的區域，依然有不少士人北奔。婺源人汪同（？—1362），曾經組織鄉兵抵抗紅巾，戰功頗著。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部將鄧愈進攻徽州時，設計將其誘捕，汪同“抽刃欲自刺”不得，被迫偽降。至正二十年（1360年），汪同趁領兵出征饒州之機，捨棄在金陵為質的妻子，單騎潛逃。他先往杭州謁見元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睦爾，又受降元的張士誠之召前往蘇州，“見張心不純”，後又北上中原投奔名將察罕帖木兒，共議收復江南之計。汪同還親往大都朝覲，元順帝“御筆褒寵曰‘江南忠義之士’”。1
浙江平陽人陳高（1315—1367），至正十四年（1354年）舉進士，授慶元路錄事。方國珍占據慶元時，“欲招致之而無從得”。2至正十八年（1358年），打著韓宋紅軍旗號的朱元璋軍隊攻克處州，陳高作詩感慨“紅巾攻破處州城，多少男兒入虜營”。3不久，平陽陷落，為了逃避朱軍的徵召網羅，陳高自詭行蹤，“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浙江全境已盡入朱氏版圖，陳高於是冒鯨波之險，“浮海過山東”，前往河南加入元將擴廓帖木兒幕府。陳高在幕府中“論江南之虛實，陳天下之安危”，為擴廓帖木兒規取江南獻策。數月之後病死軍中，葬禮上前來投奔蒙元的南士“皆來會哭”。4陳高的舉動，在當時士人當中影響甚大。著名文學家揭傒斯之子揭汯（1301—1373）為陳高作墓志銘；名士蘇伯衡（1329—1392）盛讚陳高深明取捨去就，“鄉里與有榮耀”，並將其遺文編定成集；而陳氏留在家鄉的妻子，亦有好友專門照料。5和陳高有類似經歷的，還有著名遺民詩人戴良（1317—1383）。戴良早年師從黃溍、吳萊等浙東名士，和明初著名文臣宋濂是同鄉兼同門。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攻占浙東學術中心金華，戴良與許元、吳沉等儒士均被羅致幕下，受命為朱元璋進講經史，一個月後又被任命為學官。6然而仕朱並非戴良本意。半年後朱元璋回歸金陵，戴良旋即棄官出逃，投奔名義上降元且有“養士”盛名的張士誠。在張氏敗亡前夕，戴良又泛海北上，試圖和陳高一樣經由山東投奔擁兵中原的名將擴廓帖木兒。不過當他抵達山東時，明軍北伐也已進入齊魯。戴良投軍無路，只得重新返回江南。7數年後，色目遺民丁鶴年（1335—1424）在寫給戴氏的詩中，有“挾海懷山謁紫宸，擬將忠孝報君親”之語，8所指即是這段北投擴廓的經歷。為躲避明廷徵辟，戴良晚年更名隱居四明山中，詩詠每有“黍離、麥秀之遺音”。洪武十五年（1382年），最終未能逃脫徵辟的戴良，在金陵寓舍自戕殉節，死前“猶拳拳以忠孝大節為語”。9 元順帝棄大都北逃之時，也有漢族士人追隨出塞。浙江青田人林諫，元末官至兵部侍郎。明軍北伐進逼大都時，為保全宗祀，林諫將在大都的侄兒遣還故鄉，“並寫其相遺從弟詢，作詩有云：‘淚寫血書寄吾弟，早令昂侄繼吾宗’”；自己則隨元帝遁逃塞北，以盡臣節。1
以上所述汪同、陳高、戴良和林諫等，皆為南人。元季南方士人夷夏觀念淡漠，只論忠君而不問華夷，而經歷了金元兩代北族統治的北方士人，在這方面更甚於南士。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割據川蜀的明玉珍在給朱元璋的信中，就稱元人國運已衰，然而“中原人物，解此者少，尚為彼用，殊為可惡”，言語之間頗為憤憤。2明軍收復中原之時，追隨元順帝北走塞外的北方漢人不在少數。明太祖曾回憶當時的情形說，“未幾胡君遁去，中原土地復我漢人，朕遂為生主。當是時，漢人棄丘隴，從胡人為中國讎者，至今身膏草野，骨委沙漠。”3明朝開國十年之後，漢人而出塞投奔北元者，《明實錄》所載有蔡子英。蔡子英河南永寧縣人，元末進士，曾入擴廓帖木兒幕府。擴廓帖木兒被明軍追擊出塞後，蔡子英隱入陝西山中，洪武九年（1376年）被捕獲械送京師。明太祖對其甚為禮遇，欲授以官職，但他堅拒不肯，稱“臣之仕君，猶女之適人，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上書惟求速死。蔡氏滯留金陵期間，據說曾因“思舊主”而“忽一夜大哭不止”，明太祖最終為其所感，“知其志不可奪，敕有司送其出塞。”4
二、寄跡緇羽
緇流羽客歷來被視作游離於現實世界的“方外之士”，元明鼎革之際，元遺民為了躲避明廷徵聘，不少人隱入窮山邃谷，混跡於釋道之間。江陵人韋清本為江南諸道行御史台一名胥吏，因不滿張士誠對江浙行省權力的篡奪，元季獨自航海至大都“陳便宜二十事”，但卻未獲元廷理睬。無奈之下，韋清只得徒步還鄉。朱元璋
欲聘其為官，韋清以母老為名，“力乞骸骨侍親”；數年後母親去世，遂“服道士服，游五嶽名山”。 5文學家揭傒斯之子揭汯，和元末許多江南士人一樣曾經航海北上，中途遭遇倭寇大難不死，一度與陳高共事於擴廓帖木兒幕中，元亡前夕“授秘書少監，未任而國事去”。6後隱居四明，“假榻僧房”以終。7曾任參政的山西人黎銘，元亡“逃入王官谷為道士，後還俗為聞喜縣社學師”，後擔任儒學訓導，“常自稱老豪傑，訕謗朝廷。”8淮人焦白客居海上，元末不受張士誠徵召，明初“所在搜儒，遂變名‘德乙郎’，浮寄冗食僧舍”。9“德乙”即“德一”，意謂品節堅貞如一。浙江山陰人張憲，曾出仕降元的張士誠，“吳亡，變姓名走杭州，寄食報國寺”， 所作《發白馬》、《白翎雀》等詩對蒙古君臣北逃沙漠不勝感悼，有“鼎湖龍去幾時回”之句，對北元復興尚懷期待。10
徽州休寧人金觀祖（1318—1373），曾在家鄉聚集“義兵”抵抗紅巾，朱元璋部將鄧愈平定徽州後，徵聘他為婺源同知。金氏託疾堅辭，“結草庵於所居右源窮谷中，自號臥雲居士，黃冠野服與樵牧相爾汝者，凡一十七年”，至洪武六年（1373年）方卒。金觀祖在隱居時，“暇日惟喔疊山謝先生唐絕句詩評，有不勝感慨者。”1謝疊山即絕食殉國的著名南宋遺民謝枋得（1226—1289），金氏此舉顯然是在以前代遺民的志節自勵。正如錢穆曾經指出的，元季士人大多心中惟有“君臣大義”，而不論“華夷之別”，對“忠君”的認同超越了民族的畛域。因此，凡是忠於故國舊君者，不論其生前反抗者為誰，元遺民都會將其引為同調。上至殷周之際的伯夷、叔齊，下至宋元之交的文天祥、謝枋得，都是明初遺民詩中的常見人物；歌詠遺民事跡，儼然成為當時詩文的一大主題。謝翱《登西台慟哭記》在後世的廣泛流傳，一定程度上得益於明初金華文士張孟兼（1338—1337）所作之箋注。張氏的《西台慟哭記注》，當時引起了各類人物的廣泛共鳴，今天保存下來的跋文，共有21篇之多。以後人眼光來看，《登西台慟哭記》是拿來闡發“夷夏之防”、論證朱明開國“重光華夏”的極好題目，然而在這20餘篇跋文當中，僅有一篇及於此意，2其餘立意均在讚頌謝氏之忠節、揄揚“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的“君臣大義”。3有跋文甚至稱張孟兼作此箋注，乃是“有志”之舉，暗示張氏對前朝的懷戀與不捨。4在元明更迭的特殊時代，這是一個極有象徵意味的題目，從中頗可以折射明初士人眷戀勝國的隱微心情。
三、力絕徵聘
對於清初開設博學鴻辭科延攬山林遺逸，以及顧亭林、傅青主等明遺民以死自誓的歷史，後人大多耳熟能詳；但明初大規模徵辟前朝遺老、搜羅岩穴隱士的工作，卻很少有人關注。察舉和學校（監、貢）、科舉，同為明初官吏的三大來源。5根據展龍的研究，洪武30年間，明太祖曾121次下令地方舉薦賢才。6每次察舉，州縣都有一定的名額，官員舉不足額或者“薦舉非人”，都要受到懲處。弘治《撫州府志》記載的明初薦舉名目，有通經儒士、明經博學、經明行修、賢良方正、孝悌力田、孝廉、懷才抱德、聰明正直、賢人君子、明經秀才、高年有德、老人、人才、能書秀才、精通書算等15類之多。7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徵召各地儒士入京“共論治道”，被選者竟達八千人之眾，吏部從中擇出“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8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選天下耆民才智可用者，得千九百十六人。”9這一時期薦舉、徵辟規模之大，是今天難以想像的。自號“不二心老人”的遺民李祁（？—1368後），即作詩感慨說“近聞鐵網連山海，不信人間有臥龍”，10將無處不在的人才徵辟，比作連山漫海的“鐵網”。在這種形勢之下，前元遺老鮮有不被徵聘者。他們或因重重壓力被迫出山就道，或者用各種辦法擺脫官方的糾纏，繼續遺民生涯。
元明之際為拒絕徵辟，有捨生明志者。至正十七年，朱元璋部將鄧愈克徽州，曾徵聘當地著名學者鄭玉（1298—1358）出山。鄭氏堅拒不果，遂在絕食七日之後懸樑自盡，在當地士人當中引起轟動。11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下蘇州，張氏幕官馬玉麟“仰藥而臥，或掖以見總兵，先生曰：‘我疾不能屈膝矣’，尋卒”，遺詩仍念念不忘“中原訊息”。12曾任翰林侍講學士的永嘉人陳達（1322—1375）退居在鄉，明軍攻克溫州時自殺未果，患風痹三年後，“聞有薦之於朝者，遂卻藥不御而卒。”1以“病不服藥”來表示國亡後無意苟活的元遺民，並不乏其例。曾任南台御史的韓準（1299—1371），元亡後隱居鄉里，“園瓜有苦者，輒取嘗之；及病甚，遂不服藥以終，”2 用一連串帶有隱喻意味的舉動表達亡國之痛。將樂縣典史林士志（1301—1370），“將謁選京師，值世革。年七十，病不服藥，三日而卒。”3
還有很多元遺民為保全名節想盡各種理由，或聲稱身癭疾病、或託辭侍養父母，名目不一而足。汴梁人鐘紀，元代曾為儒學官，入明後“前後徵辟，俱以疾辭”，所贈友人詩有“南州冠佩閒中老，北極星辰夢裡真。邂逅相逢同一笑，蒼頭白髮老遺民”之句。4所謂“北極星辰”（或“北辰”、“北斗”），在元遺民的詩歌語境裡，指代的是遁歸沙漠的蒙元朝廷，元遺民多用此寄託故國舊君之思。5福建閩縣道學先生吳海（？—1390），與同鄉多位遺老都有密切交往，留下了數篇遺民傳記。洪武初年，因友人秦裕伯之薦，明廷遣使召其入朝纂修《元史》。吳海聞訊大驚，他首先給前來徵聘的使者寫信，陳述老母臥病、家中六喪未舉等等不能出山的理由；然後致信責難舉薦者，質問“新朝苟欲倡名義、厚風俗”，何必強迫前朝遺民出仕；同時又給地方官寫信，陳說自己身患腳疾、耳疾、痞虐種種疾病，懇請其從中斡旋、為之脫解。6經歷數度周折，吳海方得以遺民之身終老。
中國古代銓選，有“身言書判”四方面標準，身體有殘疾者不能任官。為逃避徵辟，有遺民甚至不惜自殘身體，以斷指的方式表達不仕的信念。7江西貴溪儒士夏伯啟叔侄，“人各截去左手大指”，遭人告發後被捕至京。這個案件後來被載入《大誥》，其中有明太祖和夏氏之間的一段極堪玩味的對話：
朕親問之，謂曰：“昔世亂，汝居何處？”對曰：“紅寇亂時，避兵於福建、江西兩界間。”（後言避難艱辛之狀，略）……朕知伯啟心懷忿怒，將以為朕取天下非其道也，特謂伯啟曰：“……爾伯啟言紅寇亂時，意在他忿，至於天更歷代，列聖相傳，此豈人力而可為乎？……今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8
明太祖清楚地知道，夏伯啟不願出仕明廷，是因在他看來，朱元璋“取天下非其道”，即以武力叛亂起家。明太祖特意問起元末“紅寇亂時”的往事，是為了凸顯明朝平定“紅寇”（即陳友諒）的安緝天下之功，以此論證明朝立國的合法性。然而在夏氏眼中，朱元璋與陳友諒皆屬亂雄，實乃一丘之貉。不僅對陳友諒，對朱元璋部元季士人同樣以“紅寇”目之。清初史家談遷稱：“張士信《保越錄》，蓋守紹興拒官兵（按，朱軍胡大海部）全城事，出越人筆，詞多指斥雲‘紅寇’”。9儘管隸屬的派系不同，在當時正統士大夫看來，陳友諒和朱元璋並無二致。歷史淵源問題，成為朱明政權獲取士人認同的最大阻力。而夏伯啟非難明政權的合法性，不願與明廷合作，原因亦在於此。為“絕狂夫愚夫仿效之風”，夏氏被下令處死。10
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有不少遺民被迫出山入仕。江西吉安儒士蕭岐（1325—1396）在當地頗有名望，洪武初“大興文治，旁求俊乂”，蕭岐和其兄長“累舉不就”。蕭氏堅臥不起的原因，亦是受儒家“君臣大義”觀念的影響，這在其所撰《義象傳》中有明確的表達。據說明軍攻克大都之後，曾將元宮中的一頭老象運往南京。面見新君時，老象不聽象奴指揮，拒不下拜。在王朝更替的敏感時期，這頭被冠以“義象”之名的老象，霎時成為遺民競相吟詠的題材。以夷齊自效的閩人危德華，作詩感慨“老象牽來心傍鐵，悲號猶戀赭黃衣”。1前元進士江西撫州人曾堅（？—1369），拒受明朝授予的官職，以“作《義象歌》見殺”。2僻居鄉里的蕭岐，居然也聽到了這個故事，在所撰《義象傳》中有一番意味深長的評論：
夫象，南獸也，而投之北方至寒之地，宜日惟南是思矣。乃今以八十年豢養之恩，甘於其地而不忍棄。象之性亦仁矣哉！其意豈不以為，昔也見京師城郭宮室百官人民之盛，承主上眷顧寵任之隆，所職天子之重器，其居有常所、食有常數，八十年非一朝夕比也。今雖氣運更革，忍遽棄之耶？
蕭岐以《春秋》筆法寫下的《義象傳》，頗能反映此時士人對易代之際進退出處的思考。這裡的“南獸”，實際上隱喻的是“南士”。南士不為明廷服務，正如老象不拜新君，原因是蒙元於其有“八十年豢養之恩”，“今雖氣運更革，忍遽棄之耶？”人固有南北之分、夷夏之別，但君臣之義卻共當遵守；和南獸眷戀北地一樣，蕭氏並不認為南士的族群出身構成出仕新朝的充分理由。蕭岐又將義象之事，比作漢時的銅人和唐代的舞馬：
昔魏明帝徙漢銅人於長安，銅人為之垂淚；唐玄宗有舞馬，及祿山陷長安得之，馬堅不舞。蓋忠義之氣，貫於金石，雖獸亦不肯忘所自也。
孟子謂“擬人必以其倫”，這是中國古代的寫作傳統。從蕭岐的這兩個比擬，我們可以看出他對明政權的定位。按照傳統歷史觀念，曹魏是“篡漢”的僭偽政權，正統在蜀漢；而安祿山則是人所共知的“亂賊”。蕭岐把不拜明太祖的老象和曹魏遷移的漢宮銅人、不為安祿山表演的玄宗舞馬並舉，顯見朱明政權在他心中的地位。對於教導老象跪拜新主的象奴，蕭岐謂其“反覆不忠”，罪固當死。蕭氏對易代後仕止進退的態度，在此表露無遺。3然而安居鄉里多年之後，洪武十五年，明太祖“詔舉天下賢良共論治道，有司強起之”，在地方官的壓力下，蕭岐被迫出山就道。明太祖授以潭王府左長史之職，他“辭至再四”，以致觸怒皇帝，“忤旨謫教雲南楚雄府”，幸而太祖“念其忠言在耳，又憫其老”，將其追回。4
這些被迫中斷遺民隱逸生涯走上仕途的士人，有些逐漸認同明朝的統治，也有人雖然身仕明廷，但始終心存芥蒂。前面提到的明初任教於國學的蘇伯衡，即是一個顯例。宋濂曾提及蘇氏在明初的仕宦經歷：
（蘇伯衡）仕皇朝，由國子學錄為學正，上親擢國史院編修官，以聵辭歸。濂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楮幣遣之。5
蘇伯衡在明朝開國後不久便急於求退，並非因為政治嚴苛，“懷刑畏禍”，而是內心深處深刻的遺民情結。作為國學官員，蘇氏出於職守寫過《代翰林院勸進表》等官樣文章，然而其中卻委婉蘊含春秋筆法。《勸進表》稱揚的朱氏功業，僅是削平陳張等“僭偽”軍閥，而對朱明與元廷的關係這個不容繞過的重大問題，竟然隻字不提。6毫無疑問，這正是他心中不可觸及的痛處。蘇伯衡曾為客死中原的蒙元忠臣陳高編定遺集，在《跋陳子上書》中，他盛讚陳高拋妻別子北投擴廓是“識輕重”的深明大義之舉，“鄉里與有榮耀”；同時譏諷陳高之同年錢用壬等人，屈節仕明為不識大體，最終“為鄉里羞”。1這顯示了蘇氏在出處問題上的真實態度。在仕明官員當中，蘇伯衡這種心態並非孤例，錢穆在《讀明初開國諸臣詩文集》中所揭示的明廷官員對前朝的懷念，大多可作如是觀。 四、不奉明廷正朔
在中國，從《春秋》大書“春王正月”開始，採用何種紀年就不再只是一個簡單計時的問題，而是在歷史典故的反覆詮釋之下，逐漸變成了一種看似隱微、實則顯白的政治立場表達方式。據說陶淵明在東晉時所作之詩皆書年號，入宋後卻僅題甲子，以示“恥事二姓”之意。2這個故事在元明之際的士人當中，獲得了異乎尋常的回應，“書甲子”成了遺民詩里反覆出現的意象。遺民王逢在寫給友人魯淵的詩中，有“相期文苑傳，獨立義熙年”之語，以陶氏貞節為榜樣；致謝長吉詩則雲“甲子書茅屋，庚申夢紫宸”，所謂“庚申”指生於庚申年（1320年）逃亡塞外的元順帝，意在以忠元相勸勉。3杭州人錢惟善（？—1369）在張士誠據吳後便絕意仕進，所作詩云“漢史丁公那及齒，陶詩甲子不書元”，意謂恥學背楚降漢的丁公而以陶氏貞節自效。4吳興人沈夢麟元末解官歸隱，“明初以賢良征，辭不起，”所作詩有“陶令歸來題甲子，林逋老去種梅花”之句。5淳安人汪汝懋元末居官有善政，易代後隱居以終，戴良所作輓詩雲“陶潛猶紀晉，黃綺肯歸秦”，比之於不忘先朝的陶淵明。6文學家貢師泰的族子貢性之，明初遭朝臣舉薦，遂改易姓名，“避居越之山陰”，“躬耕自給以終其身”；其所作《墨菊》有“莫驚顏色改，不是義熙年”之句，對元明更革不勝感慨。7
江西吉水布衣郭鈺，元末“轉側兵戈”，其詩多紀時事，“於元末盜賊殘破郡邑事實，言之確鑿”。易代之後，郭鈺作有《甲子》詩，亦借陶潛的典故表白心跡：
淵明賦歸去，正合書義熈。衣冠晉江左，寄奴我何知。春秋乾侯筆，凡例日星垂。誅心雖探微，臨難將安施。乃知書甲子，當在永初時。古人日已遠，澆風日已漓。空餘五柳樹，蕭瑟西風吹。8
這首詩假託詠史，隱喻了元明之際的眾多時事。明太祖即位的第二個月，即發布詔令革除胡服、衣冠復古，但晉宋鼎革並無更易冠裳之事，“衣冠晉江左，寄奴我何知”表面上說陶氏仍著晉時衣冠，實謂自己不從新朝之制。春秋時魯昭公討伐季氏不成，只得流亡國外，至死客居於晉國乾侯；魯國實際掌權者雖然是權臣季氏，但《春秋》紀事在每年的開頭必書“公在乾侯”，以示正統之所在。在郭氏看來，元順帝被明軍北逐出塞，便如同魯昭公出居乾侯；朱明雖然建國，可是北元政權猶在，依據《春秋》義法，仍然不能視作正統。以出亡塞外的北元為正統的觀念，在明初元遺民中並不罕見。王逢詩中便有“好在醫閭北，徘徊紫氣浮”之語，“醫閭”即作為北鎮的醫巫閭山，意謂元統未絕、王氣在北；至其晚年，元順帝殂亡沙漠已久，王逢的態度稍有軟化，但依然僅稱明朝皇帝為“南朝天子”，9不把朱元璋看作是大一統之君。郭鈺矢志以陶潛自效，明廷曾“以茂才征，辭疾不就”，10
入明後所作詩歌都用乾支紀年，不書洪武年號。這類不奉明廷正朔的舉動，在元遺民中頗有其人。著名畫家倪瓚（1306—1379），在天下大亂之前便“潔身棲遁”，據說他也仿效陶潛，“昔日陶徵士書甲子不書元，先生亦不書。”1浙江開化人魯貞，以學行著稱於鄉里，所遺文集“凡元代所作，皆題至正年號，其入明以後，惟題甲子，殆亦栗里之遺意”。2閩縣人吳海，元亡後隱居不出，“為文但書甲子”，其友人王翰為拒絕明廷徵辟而自裁，吳海為之所作墓誌，特“書其歿之歲曰‘著雍敦祥’”。3以上都是用這種看似委婉、實則決絕的紀年方式，表達對新政權的排拒。
五、元遺民的成因及對明初的政治影響
北投蒙元、遁入方外、不奉明廷正朔以及力拒徵辟，是元遺民表達故國舊君之思、拒絕認同新朝的常見行為方式。支撐這些行為的，是儒家傳統中一以貫之、宋代以來又被理學家強化的“君臣大義”。讓人意外的是，這些漢族元遺民當中，許多具有儒家《春秋》學的學術背景。例如，為拒絕出仕朱元璋部而自裁明志的徽州學者鄭玉，其學“覃思六經，尤邃《春秋》”；4與其交好的另一位徽州遺民學者趙汸（1319—1369），更是元末《春秋》學的宗師巨擘。5入明後隱居不起的淳安學者汪汝懋，元末科舉以《春秋》起家，“所著書有《春秋大義》百卷”；6其同鄉遺民魯貞，著有《春秋節傳圖例》。7山東魚台人王應隆之祖父，“在元季治《春秋》有盛名，僭偽多徵辟之，皆不應，”友人勸其出仕，則“引大義以答之”，甚至“舊友有易節登膴仕者，峻拒不相見”。8此類事例甚多，不煩一一贅舉。值得注意的是，“君臣大義”與“華夷之辨”同屬於《春秋》學的核心要旨，而南宋儒者受政治形勢影響，治《春秋》尤其強調夷夏之防。9一般情況下，這兩個主題並不會發生衝突，然而元明易代屬於由“夷”入“夏”的特殊歷史時期，造成了二者之間的內在緊張。經歷了蒙元近一個世紀的統治，華夷之間在文化上乃至心理上的鴻溝被逐漸填平。明初的方孝孺，對此有很好的描述：
俗之相成，歲熏月染，使人化而不知。在宋之時，見胡服、聞胡語，猶以為怪；主其帝而虜之，或羞稱其事。至於元百年之間，四海之內起居飲食、聲音器用皆化而同之。斯民長子育孫於其土地，習熟已久，以為當耳。昔既為其民矣，而斥之以為夷狄，豈不駭俗而驚世哉？10方氏的分析頗中肯綮，極好地描摹出元季遺民士大夫的心態。在面臨“君臣大義”與“夷夏之辨”的衝突時，元季士人普遍選擇篤守前者，而漠視後者。在他們看來，“忠義”或者說報答君主“涵育”之恩，是高於一切的價值選擇；而效忠對象的族屬，並非是考慮的重點。這在元季有諸多例證。西昌人楊介曾任主簿，至正十八年打著興復“宋”統旗號的陳友諒攻克西昌，11下令“錄寓官以待用”，楊介其時正在家鄉：
君謂其友曰：“設有相污，吾已辨一罵速死矣。”去即山中屏絕以自晦……君有季弟君武，素放誕。一日相聚，語涉譏誹，君即變色大詬，攘袂欲毆之曰：“我元八十餘年涵養生育，有何負若而為此語？恨不殺汝以啟先翁。”家人震懼，為涕泣叩首，請勿復爾，乃解。12
楊介“聞人言東南某所某州已復，輒為之喜而不寐”，始終心繫元朝，而視出仕漢族軍閥政權為“相污”；其弟對蒙元朝廷稍有譏諷，則以“我元八十餘年涵養生育”為政府辯護。洪武元年（1368年），明軍克大同，行省平章睢州人孫德謙自殺殉難，遺詩囑咐諸子“忠孝各盡道，庶幾報君親”。1王翰自殺明志前所作遺詩，亦有“寸刃在手顧不惜，一死了卻君親恩”之句。2報答君親之恩，是元季許多士人的最高價值選擇。至於漢族士人是否因其族群身份，便有理由忘卻蒙元舊君、出仕新朝，前文提到的贛人蕭岐所作的《義象傳》，已經通過“老象”的比喻，做了很好的說明。正如錢穆的研究所揭示的，對於傳統儒學中的“夷夏”觀念，元季多數士人視之漠然；蒙古皇帝被看作臣民之共主，蒙元朝廷被視作天下之正統。“君臣大義”超越了“華夷之辨”，是造就眾多漢族元遺民的首要原因。 除去士人夷夏意識淡漠，朱明集團特殊的軍事與文化淵源，同樣是元遺民難以認同明政權的重要原因。與後世讀史者心目中明太祖“汛掃胡塵”的華夏英雄形象不同，朱明集團憑藉紅巾武裝取得政權，在當時正統士大夫看來是“取天下非其道”，難逃僭偽之名，一如前文夏伯啟叔侄事例中所見。而且元末紅巾運動還帶有濃重宗教色彩，3正統士人不僅視其為“賊”、“寇”，而且視之為“妖”。北系紅巾軍汝陽起事，時人鄭元祐作詩稱“近者汝陽妖賊起，揮刀殺人丹汝水”；4南系紅軍攻徽州不克，當地學者、後來的元遺民舒頔，作詩慶賀“剛風萬里掃妖祲，甘雨四方清瘴煙”。5儘管朱元璋部與韓宋紅巾政權僅存在名義上的關係，宗教色彩並不明顯，但在當時人眼中，朱部與其他紅巾派系皆屬一丘之貉。至正十九年（1359年），朱元璋部攻杭州，時人陳基（1314—1370）記稱“妖寇犯杭”；6洪武元年，明軍克大都，戴良作詩感慨“王氣幽州歇，妖氛國步屯”；7元帝北遁出塞，王逢詛咒“紛紛攘攘厭黃巾，妖血徒膏草野塵”，8皆目朱部為“妖”。朱元璋的這種特殊軍事與文化淵源，與正統士大夫心中的“聖君”形象格格難入，這也是造成明初政權合法性困境的重要因素。
在元季士人當中，“君臣大義”壓倒了“華夷之辨”，對君主“忠義”被視作最高的價值；在這種思想背景之下，所有的反元活動均被視為叛亂、僭偽，無法獲得合法性支持。這種觀念極為強烈，以致明初官方也不得不作出妥協，必須以士大夫的意識形態為準繩，重新定位自身與被士大夫視為“妖寇”的紅巾武裝、以及被士人奉為正統的蒙元政權的關係。明初官修《元史》對朱元璋起家的敘述，是一個很好的例證。至正十五年六月，朱元璋率部由採石渡江，南下開闢自己的勢力範圍。在朱氏集團成長的過程中，這是一個標誌性事件，《元史》對此有如下記載：“是月，大明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紅巾妖寇倡亂之後，南北郡縣多陷沒，故大明從而取之。”9這段簡潔的敘述里蘊含了豐富的涵義。“紅巾妖寇”是士大夫對各地紅巾武裝的蔑稱，《元史》採用這一稱呼，顯示明初官方看待元末之亂的態度，已經向士大夫的立場妥協。史官在敘述元末歷史時，也不得不為明太祖隱諱出身，將其置於 “紅巾妖寇”之外。然而事實是，朱元璋渡江之時，其身份正是韓宋紅巾政權任命的左副元帥，而且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韓宋政權覆亡，朱部名義上一直聽命於龍鳳政權。10而《元史》稱“南北郡縣多陷沒，故大明從而取之”，這與朱元璋開國後屢屢宣稱“朕取天下於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如出一轍，1都意在扭轉朱氏集團的“反叛”形象而罔顧事實——無論後來的中原地區，還是作為朱元璋部根據地的“興王五府”（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和廣德），實際皆取自元人而非漢族軍閥之手。明代開國之後的諸多做法，譬如編造太祖投軍乃係神啟的神話、2掩蓋朱氏與韓宋紅巾政權的關係、強調元亡系“天運”使然等等，3目的不僅是為了神化皇權、或者消泯朱氏曾為人下的歷史，更重要也是更迫切的，是為新政權洗脫士大夫最為嚴厲的指責——“叛逆”。明初對元季歷史的曲諱，更多地是在“造反無理”的窘境下，對士大夫立場的妥協與屈從。
除去在意識形態上的妥協，面對眾多拒斥新朝的“遺民”，明代開國之後採取了兩方面的政策。其一是以嚴刑酷法為要挾，強制士人為明廷服務，洪武十八年《大誥》所載的深受後人詬病的“士大夫不為君用”律，便是典型的例子。有研究認為明初待士嚴苛是導致元遺民大量出現的原因，這實際上顛倒了歷史的因果。朱元璋起家及立國之初，極力延攬人才、遇士甚厚；而後來士人與國家的緊張關係，確如錢穆所論，是因上下睽違、“相激相盪”而成，“固不得一切歸咎於偏面也。”4正如我們在前文夏伯啟叔侄斷指不仕的例子中看到的，元遺民對明政權的鄙夷與漠視，即是明初士人與國家“相激相盪”的典型一例。其二是積極塑造新政權的正統形象，以儒學傳統的“夷夏”理論，論證朱明立國的合法性。明初當政者主動重拾“華夷之辨”的命題，在“用夏變夷”、“復古”等口號下推行各項文化變革，以期重新激發士人的族群意識，建立其對漢族新政權的認同。這些措施深刻塑造了明代前期的社會形態。5而明初廣泛存在的遺民現象、以及由此造成的政治合法性困境，構成了解讀這些政治舉措的基本文化和社會背景。與蒙古瓦剌對黃金家族的態度完全不同。
明遺民
明遺民太多不一一列舉，值得一提的是明遺民思想水平極高，影響遍及東南以及東亞。
清遺民
參見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