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費爾巴哈論》的第一章中，恩格斯揭示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核心”，闡述了辯證法的基本思想；揭露了黑格哲學中體系與方法的矛盾，及其體系解體的必然性。
黑格爾的這個命題套用於當時的普魯士國家，只是意味著：這個國家只在它是必然的時候是合乎理性的，是同理性相符合的。如果說它在我們看來終究是惡劣的，而它儘管惡劣卻繼續存在，那么，政府的惡劣可以從臣民的相應的惡劣中找到理由和解釋。當時的普魯士人有他們所應得的政府。但是，根據黑格爾的意見，現實性決不是某種社會狀態或政治狀態在一切環境和一切時代所具有的屬性。恰恰相反，羅馬共和國是現實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羅馬帝國也是現實的。法國的君主制在1789年已經變得如此不現實，即如此喪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性，以致必須由大革命（黑格爾總是極其熱情地談論這次大革命）來把它消滅。所以，在這裡，君主制是不現實的，革命是現實的。這樣，在發展進程中，以前一切現實的東西都會成為不現實的，都會喪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權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如果舊的東西足夠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舊的東西抗拒這種必然性，那就通過暴力來代替。這樣一來，黑格爾的這個命題，由於黑格爾的辯證法本身，就轉化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類歷史領域中是現實的，隨著時間的推移，都會成為不合理性的，就是說，注定是不合理性的，一開始就包含著不合理性；凡在人們頭腦中是合乎理性的，都注定要成為現實的，不管它同現存的、表面的現實多么矛盾。按照黑格爾的思維方法的一切規則，凡是現實的都是合乎理性的這個命題，就變為另一個命題：凡是現存的，都一定要滅亡。（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
通過這樣的論述，恩格斯揭示出黑格爾思想中的革命成分，也即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