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達林新聞模式

史達林新聞模式是指史達林時期奠定蘇聯形成較為僵化的新聞體制的一些主要思想認識。

概念

馬克思主義傳播到比較落後的地區發生變形的產物。

概念補充

關於概念1

相關思想認識：

⑴建立在 “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理論基礎上的關於中央委員會機關報體制的思想將 “全黨的機關報”的概念轉變成 “中央委員會機關報”的概念,這一認識基本適應了當時俄國社會民主工黨鬥爭的環境,保障了黨的方針政策能在秘密狀態下通過黨的報刊傳達到基層.但當無一例外的推廣到後來所有共產黨內，作為固定黨報模式，就易出問題。

⑵關於新聞工作者必須遵守 “鐵的紀律”的觀念，1920由列寧提出，戰爭年代.後來無形中變成對黨報工作者的常規要求,這在和平時期易發生問題.

⑶這樣的體制和紀律定格後,黨報的作用便被限制在政治需要的範疇內,凡不適於宣傳需要的新聞,便是不適於發表的新聞,於是宣傳等同於新聞的意識便不斷得到鞏固.

關於概念2

19世紀80年代，東歐，主要是俄國出現了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在那裡 發生變形的三個原因：

⑴普遍的專制制度迫使他們不能公開運用民主的方式和言論為出版自由權進行鬥爭，為了黨的秘密存在，在黨內也不能很好地實行民主制度

⑵他們生活在這種專制制度中，反動派有效的專制手段是他們唯一的治國的參照系，這使得他們產生一種從相反方向對獨裁效應的嚮往。

⑶那裡的人民文明程度普遍低下，缺乏民主意識，更沒有實際參與民主制的實踐，一定程度的領袖獨裁和單向的宣傳鼓動，反而最適於動員民眾。

注意

史達林新聞模式不能理解為史達林一個人的發明創造，而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因而它能夠在發生社會主義革命的比較落後的國家被普遍採用。以史達林（И.В.Сталин）命名，是由於這種模式在史達林執政時期達到完善並走到極端，也是在這一時期推而廣之。

形成

最早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報刊活動方面就表現出對民主的陌生。1890年，由於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社會民主黨人報》發表了俄國另一派社會主義者對“勞動解放社”的批評文章，查蘇利奇（В.И.Засулич）立即指責德國人在幫助敵人。為此，恩格斯（F.Engels）告訴她，《社會民主黨人報》編輯的習慣是：“他對一個人的尊敬是以他登載在《社會民主黨人報》上的別人對這個人的攻擊次數來衡量的。他對你們越尊敬，就越是力求在對待你們的態度上不偏不倚。”恩格斯反問道：“如果俄國運動能比較公開地在西歐廣泛的輿論面前發展起來，而不是躲在與世隔絕的小團體內從而有利於陰謀活動和各種各樣的詭計，難道俄國運動本身不會贏得勝利嗎？”然而，恩格斯的寬闊胸懷俄國人是無法理解的，不允許自己的或自己的盟友的報紙上出現反對自己的文章，對身處專制環境下的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種自然的邏輯思維的結果。

到列寧（В.И.Ленин）那裡，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終於形成了一套與西歐社會主義運動迥異的組織建設原則，其代表作是《怎么辦》和《進一步退兩步》。列寧豪邁地說：“給我一個革命家組織，我們就能把俄國翻轉過來”。“他們沒有時間去考慮民主制的兒戲形式，但他們非常親切地感覺到自己的責任。”以這種認識為出發點，後來列寧推導出關於民眾、階級、政黨、領袖相互關係的寶塔式組織理論：民眾是分為階級的，階級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又是由領袖指揮的。列寧關於黨的組織建設的理論是形成史達林新聞模式的兩個主要理 論根源之一。

十月革命剛剛勝利的時候，列寧曾構想過按照民主的法制管理新聞媒介，但有三個原因迫使他改變初衷。第一，國內資產階級的反抗及其強烈。第二，國際帝國主義實行全面干涉政策。第三，各個非布爾什維克的黨派，同樣有對獨裁效應的嚮往，不甘於在民主的形式下與布爾什維克共掌政權，因而訴諸武力和陰謀。對於各種軍事的和政治的反抗，布爾什維克為保衛政權而進行了鎮壓，十月革命後允許繼續出版的235家非布爾什維克黨派報紙、226家商業報紙，到1919年全部消失。與這些行動相適應的是列寧關於一個階級的或多數人的出版自由的論述（還未形成系統理論），這是形成史達林新聞模式的另一個主要理論根源。

列寧對民主和民主形式的輕視甚至蔑視的心態，從《火星報》到十月革命後，一直隱隱地存在。在一個普遍的專制制度的環境中進行革命鬥爭，這種心態的存在是有道理的，它是俄國本土文化的產物，而不是某個人的問題，它不僅影響到列寧，也影響到列寧的後來人。這是史達林新聞模式難以從歷史文獻的字面上找到的、更為深層的文化傳統原因。

即使理論完全相同，由於領袖的素質不同，其結果亦會出現較大的差異。列寧在西方國家生活多年，受那裡的文明影響較大，個人的民主作風也很好，這大大緩和了他自己闡發的理論可能帶來的專制傾向。在他主持黨務和政務時期，儘管黨內民主很不健全，但還是相當開放的，最高領導層的不同意見和論戰，都在黨報上公開，爭論刊物由黨的決議保障來出版，每位黨的活動家都可以自由出版代表個人意見的小冊子。列寧晚年，多少意識到他的某些理論帶來的各種弊病，但已無力糾正了。

史達林基本上是俄國本土文化的產物，具有頑強的革命鬥爭毅力，個人民主作風很差，一旦由他主持工作，以往理論中的可能的專制因素，便以革命的名義顯現出來並發展到極端，潛藏在內心深處的對獨裁效應的嚮往，變成了現實。在這種心態下，就不難理解為什麼他在1923年那樣強調列寧1901年關於《火星報》組織作用的論述，也好理解他何以能夠在1925年提出“黨的利益高於形式上的民主”的思想，並以這種理由取消了爭論刊物，堵住了反對派的嘴。1927年，他與外國工人代表團談話，歪曲1917年十月革命時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史，明確提出了一個階級的或多數人的出版自由的理論。至此，簡單而有力的史達林新聞模式的理論基礎就這樣形成了。

從文字論述上，似乎史達林關於新聞工作的論述並不那么極端，他甚至相當寬容，比如保護了幾位批評基層官僚主義的作家和通訊員、鼓勵某些作家的作品、提倡展開報紙批評等等。如果多看一些史達林的文章，還可以看到另一面：他多次直接干預，對報刊上的具體文章點名批判，致使報刊負責人和作者因此受到迫害。顯然，這是一種以政治需要為前提的帝王權術和政治策略。因此，分析史達林不能根據他的個別論述，而要看他的整個思想意識的特點和實際行動。

在列寧那裡，新聞模式是一種與具體的歷史環境相適應的自然狀態的東西，尚沒有定型。到史達林那裡，他在列寧的理論基礎上，根據自己的需要將模式完全固定化了，並推到了極端。

表現

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摒棄馬克思恩格斯時代黨的監察和輿論監督對權力相互制約的體制；以史達林模式形成的新聞工作的習慣性思維和特權性的宣傳與新聞合一的文體，遂使報刊面目可憎，思想僵化，宣傳說教化；主持政治者和評議政治者一體化；新聞管理人治化。於是形成了體制上的官本位式的衙門化。遺憾的是，這場有意義的討論，以後沒有繼續下去。

發展

生的多種支脈認識的一種。馬克思（K.Marx）在世的最後幾年、恩格斯在世的最後十幾年，他們指導下的西歐社會民主運動，基本上是在自由、民主的環境中展開的。他們主張階級鬥爭，但同時尊重個人思想自由、每個政黨甚至某些黨內宗派的獨立意識，這些又是從事革命活動的不言而喻的思想準則。特別是黨內批評自由的原則，簡直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一個政黨內部的民主化和言行公開化，則是最基本的組織準則。因而，黨的領袖一方面有崇高的威望，一方面又會受到公開輿論的全面監督，以及黨的組織章程對其權力的多重限制。

在史達林模式下，黨的中央領導機構或負責人對機關報直接下達指示，不僅視為正常，甚至報紙感到受寵若驚。而在西歐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那裡，這種行動是不能容忍的對編輯事務的干涉，即使政治上主張強化階級鬥爭的黨內左派，在這樣的問題上也是如此看法。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左派領袖羅莎.盧森堡（R.Luxemburg）1911年對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批評便是這樣。當時黨的執委會給各個黨的報刊編輯部發出一秘密通知，禁止它們討論德國印刷工人聯合會內部的意見分歧和對工會領導機構提出任何批評。盧森堡對此指出：“我們的黨執行委員會最近對各黨報編輯部下達的所謂‘秘密指示’就是新近的一個例子。這是一次企圖對黨的報刊實行監護的嘗試，對此無論怎樣嚴厲地拒絕都是不為過分的。”這反映了西歐馬克思主義黨的強烈的民主意識，所以那裡產生了三權（中央執行委員會、黨員選舉出的出版委員會、與執委會平行的中央監察委員會）相互制約的黨報體制。對這種黨報體制，我們幾乎一無所知，即使知道，也許也會因為它與平素習慣了的黨性原則、鐵的紀律格格不入，而立即進行批判。或者會因為發現自己對這種黨報體制有些微的嚮往而緊張得汗水。

任何新聞模式都不可能是永恆的。1954年，蘇南衝突在新聞方面結出一顆果實，即南斯拉夫完全擺脫史達林新聞模式，取消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的委員會機關報，僅保留了一家小型周報，而且還實行出版委員會（黨中央、報紙編輯部、社會名流的代表各占三分之一）領導體制。80年代中後期，蘇聯、東歐和其他地區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新聞模式也開始變化，當年的史達林新聞模式的形式雖然還沒有被突破，但內容都發生了很大變化。變化的程度依所更換的新領導人的作用和整個國際形勢的發展有關。有的國家看來在形式上會跨出史達林模式了；有的尚在這個框子裡一會兒拆一點，一會兒又補一點；有的已有改變模式的某些思想跡象，但尚沒有行動；當然，也有個別的國家仍然感到這個模式須臾不可離，還要捍衛它。中國處在哪一種發展階段？這只能各人去判斷了。無論如何，史達林新聞模式正在過時，這一趨勢是肯定無疑的了。想阻止這一趨勢的力量也許還很強大，但衝決舊模式的趨勢終究是阻擋不了的。

特徵

特點概述

：1、報紙國家化；2、新聞宣傳化；3、為政者和議政者一體化；4、新聞管理人治。

1

、建立在“新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理論”基礎上的中央委員會機關報體制。史達林將列寧關於黨的組織建設的理論歸納為“新型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理論”，這樣就使在歷史上一個時期適用於俄國的東西，以“新型”（實際上是原始的）的名義推廣到所有共產黨組織系統。在這個等級制的寶塔組織模式下，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報及各級黨委的機關報，其工作人員不再是獨立的主體，而是中央委員會或各級黨委幾個人乃至一個人的工具。這些工作人員如果是機器，也許更得心應手。在列寧那裡，做齒輪和螺絲釘的要求，還僅僅是一種有缺陷的比喻；到史達林那裡，已不是比喻，而是要求完全成為現實。

、僅有這種體制是不夠的，為了使它十分有效，需要一種自覺的紀律作保障，這便是戰時軍事紀律或稱為“鐵的紀律”。列寧曾在1919－1920年國內戰爭和東歐革命激烈時強調過“鐵的紀律”。到史達林那裡，這種鐵的紀律從暫時的需要變成了常規要求。與這種要求相匹配的還有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在自己鬥爭中的特產──“黨性”理論。它早已不是簡單地指多黨環境中的黨派意識，而是要將一切，從思想一閃念到雞毛蒜皮，都提高到這一認識高度。鐵的紀律加上中央委員會機關報體制，水到渠成，一切黨的報刊工作都最後歸結到對最高領袖的忠誠上。連布爾什維克的大理論家、《真理報》的前任總編輯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在被處死前不是為了“黨的利益”而認罪嗎？

3

、體制和紀律既然定格，那么所謂“新聞”，便需要等同於宣傳鼓動，凡不適於宣傳鼓動的新聞不是新聞，起碼不是好新聞。這種對新聞的理解，在列寧那裡從開始就是如此。1918－1920年他關於報刊工作的論述（榜樣的力量、“黑榜”，等等，實際上已完全將新聞與引導民眾等同起來了。不過，當時的形勢和實用的要求，尚不容不得列寧多想。而在史達林那裡，這種認識已被“無產階級新聞”這類說法所概括。宣傳鼓動、組織輿論、報紙批評，等等，都歸入了“無產階級新聞”的框子裡。這種對新聞的理解逐漸變成了一種新聞工作者的習慣性思維，然後它又大大鞏固了已有的體制和紀律。許多黨的新聞工作者工作了幾十年，除了黨的中心工作，不知道還有其他新聞，這是真正的悲劇性笑話。

4

、若將黨的新聞體制、紀律推廣到全社會，需要一種理論作為過渡，用來說服人或至少理論上能夠自圓其說，這就是一個階級的或多數人的出版自由理論，以及這種理論的副產品──無所不包的保密制度。作為一種鎮壓反抗的臨時措施，剝奪少數人的出版自由，對保持政權來說是必要的，但作為一種理論長期實行，在實踐中它很快就會蛻化為新的少數人甚至一個人對多數人實行的思想控制。這就如同盧梭（J.J.Rousseau）貌似民主的公意理論，一到實踐中無一例外地變成恐怖統治一樣。在多數人的出版自由的理論下，史達林成功地以革命的名義實現了他對全社會思想的高度集權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