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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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 [漢]司馬遷著 [日]瀧川資言考證 [日]水澤利忠校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全二冊出版說明《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系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兩書的合編，它是現代具有學術價值的總結性《史記》校注本。司馬遷《史記》為世界史學巨著，文學傑作。自劉宋裴駰、唐司馬貞、張守節三家分別撰《集解》、《索隱》、《正義》註解後，千百年來，研究者不下數百家，單篇成書，散札零條，成果纍纍，為數頗巨，然無一人對全書疏證。近人張森楷有志於此，辛勤數十年，二十年代撰就《史記新校注》，惜未定稿，且未及時刊布，鮮為世知。稍後，日人瀧川亦致力於此，薈萃前人成果，爬梳整理，於三十年代撰成《考證》，即予印行，是繼三家注及張氏校注之後一次大規模的整理。《考證》資料比較詳實。各種版本《史記》包括標點本多隻附錄三家注，《考...》(展開全部) 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 [漢]司馬遷著 [日]瀧川資言考證 [日]水澤利忠校補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4月版全二冊出版說明《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系日人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水澤利忠《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兩書的合編，它是現代具有學術價值的總結性《史記》校注本。司馬遷《史記》為世界史學巨著，文學傑作。自劉宋裴駰、唐司馬貞、張守節三家分別撰《集解》、《索隱》、《正義》註解後，千百年來，研究者不下數百家，單篇成書，散札零條，成果纍纍，為數頗巨，然無一人對全書疏證。近人張森楷有志於此，辛勤數十年，二十年代撰就《史記新校注》，惜未定稿，且未及時刊布，鮮為世知。稍後，日人瀧川亦致力於此，薈萃前人成果，爬梳整理，於三十年代撰成《考證》，即予印行，是繼三家注及張氏校注之後一次大規模的整理。《考證》資料比較詳實。各種版本《史記》包括標點本多隻附錄三家注，《考證》則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引錄三家注以來有關中日典籍約一百二十多種，其中國人著作一百零幾種，日人著作二十幾種，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別擇綴輯於注文中，時加審辨說明，將一千二百年來諸家眾說，以事串聯，較為系統地介紹出來，大大節省搜檢群書之勞，為研究者提供極大方便，顯然比三家注優越。《考證》資料豐富還表現在《正義》佚文整理上。三家注原各自單獨成書，自宋代合刻於《史記》正文下，妄加刪削，大失原貌，尤以張守節《正義》最為嚴重，後世通行本《史記》三家注皆襲此。可是張書既不像《索隱》有單刻本流傳，也不像《集解》有宋版《史記》集解本存世，以致佚文極難蒐集。瀧川從日本所藏幾種古本《史記》校記中，輯得《正義》佚文一千二三百條，補入書內。這些資料有人認為並非全部是張書原文，但它們對探求《正義》原貌或理解《史記》，俱有裨益。《考證》內容繁富。裴駰等三家註解一般局限於就事論事，瀧川卻綜合曆代研究成果，聯比考索，對史實、文字、詞語進行考辨、校訂、解釋，從而揭示出某些史事演變竄易、文字歧異正誤、疑難文句意義，以及記載矛盾、失誤，等等。對前人未加解說或解之未詳的亦往往加以考說。再《史記》一書，多采舊典。瀧川常於正文之下，指出此事見於某書；與他書文字有異，也予註明。由於《左傳》、《國語》、先秦諸子具在，因而春秋史事出處，幾乎逐節逐事交待明白，便於溯本求源，比勘研究。《考證》特別注重地理，每一地名，必注今地名，有助於了解事件的演變和人物的活動。此外，正文、注文全部斷句，這在標點本未問世之前，不能不說是一項成果。全書末附有瀧川所撰《史記總論》，論述了司馬遷事歷和《史記》作書資料、體例、流傳、演變、版本等事，不失為研究司馬遷其人其書的有用材料。應當指出，《考證》一書是有缺點的，有的還是比較突出的。首先在資料方面仍有遺漏，黃震、鮑彪、吳師道、張鵬一、雷學淇等人說法就未羅致。尤其令人遺憾的是，金石文字和近人論著汲取不多，甚至連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王先公考》也隻字未載。其次在材料抉擇去取之間，也有偏守一說、疏漏失當之處；而摘引某些評論，既違背考證體例，見解又頗為迂腐。在某些問題上，則徘徊兩可，甚少發明。再次，瀧川資言在訓詁方面，有時失於強自為解，斷句亦有失誤。但從總體講，張森楷《史記新校注稿》雖於六十年代影印問世，卻已部份殘缺，其他《史記》校證，固不乏精審之作，然未成書，因此《考證》縱然有不少缺點，仍瑕不掩瑜。在當前《史記》新集釋性注本未出現之前，《考證》堪稱是資料最豐富的《史記》注本，是研治《太史公書》和中國古代史的重要參考書。《考證》雖參校了一些本子，可是不作校記而徑改徑補。後來水澤利忠在五十年代撰《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以補其闕。它以《考證》本為底本，廣校眾本達三十多種，參考中日校記資料近四十種。其中宋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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