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育才

史育才(1914～ )，中國出版家。原名史景武。1914年10月24日生於直隸(今河北)阜城。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華北新華日報社發行部主任、華北新華書店經理。建國後，歷任新華書記總店副總經理、經理，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長、對外聯絡司司長，北京印刷技術研究所所長，中國印刷技術協會第一屆副理事長，文化部科技委員會副主任，印刷工業出版社社長。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史育才
• 外文名：ShiYucai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914年10月24日
• 職業：印刷工業出版社社長
• 出生地：河北)阜城

主要經歷

30年代就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抗日戰爭爆發後，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阜城縣工委書記、戰地動員委員會宣傳部長。1939年入中共冀南區黨委黨校學習，1942年入中共北方局黨校學習。曾任《新華日報》(華北版)交通科長，華北新華書店發行部長、副經理、經理，在日本侵華戰爭的嚴酷環境下，他組織民辦公助的“文化合作社”發行網，堅持圖書發行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後，歷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出版委員會委員、新華書店總管理處發行部長、新華書店總店副經理、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所長、新華書店總店經理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長對外聯絡司司長等。在任新華書店總店副經理期間，將期刊發行工作交郵電部承擔，又實現了報刊郵發合一的發行體制。1973年任北京印刷技術研究所所長。

溥儀

護駕民警

北京退休警官史育才一直珍藏著末代皇帝溥儀的遺孀李淑賢寄給他的最後一張賀年片。

史育才與晚年李淑賢合影

認識經歷

李淑賢與史育才的交情始於40多年前。1962年4月30日，李淑賢與溥儀結了婚。這個日子是溥儀刻意選的，因為第二天就是“五一”國際勞動節，對他來說，成為公民的主要標誌，就是成為勞動者。

在全國政協機關院裡住了一年多，李淑賢與溥儀搬到了西城區福綏境一所帶迴廊的西式風格房子裡居住，李淑賢家的管片民警是史育才，自從認識了溥儀夫婦後，史育才與這個特殊的家庭保持了30多年的聯繫。

1965年初，溥儀因為尿血嚴重住進了人民醫院，接著，溥儀膀胱內的兩個瘤子被確診為惡性腫瘤，在周恩來總理指示下，溥儀被轉到協和醫院高幹病房治療。出院做放療期間，“文革”鬧起來了，紅衛兵小將們日夜鬧著要揪斗溥儀，每次，李淑賢都讓溥儀叫史育才來“救駕”。當時史育才已經擔任福綏境派出所副所長職務。

“救駕”事例

1966年8月的一天上午，溥儀家又來了一群紅衛兵，溥儀嚇得跑到派出所去找史育才。史育才一見到溥儀，趕快把他領到派出所後院裡隱蔽起來，但還沒聽清溥儀說原委，史育才就被人拉走了。原來，一群紅衛兵要抄京劇演員程硯秋的家。史育才囑咐溥儀哪兒也別去，就在派出所後院等著他。史育才趕到程硯秋家勸說紅衛兵，說程硯秋雖然是地主出身熆傷早年曾經掩護過共產黨，他自己也已經加入了共產黨。紅衛兵說他過去演的戲都是毒草，並要拿走他家裡的戲裝。史育才說戲裝歸文化部管，誰也沒權力拿走。勸走了紅衛兵，史育才寫了一個“告示”貼在程硯秋家門口，聲明41中的紅衛兵已經對程硯秋抄過家了，別的紅衛兵不能再抄了。

史育才忙亂到中午才趕回派出所，溥儀還等在後院的葡萄架下，史育才趕快讓民警給溥儀弄了些飯吃，心裡琢磨著怎么保護溥儀。史育才心裡沒底，上面明確要保護統戰人物，但眼下局勢已經失控了，沒有尚方寶劍不行。於是，他拿起電話請示公安分局，分局領導被揪斗靠邊站了，他又向市公安局請示，市公安局讓他請示公安部，公安部又讓他再次請示市公安局。無奈，他斗膽把電話打到了周總理辦公室。他對接電話的同志說：“我記得毛主席說過這樣的話，中國共產黨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是不是？”接電話的同志說：“好像是說過這樣的話。”史育才說：“憑你這句話，我們就保溥儀。”對方說：“好，好。”

史育才放下電話長出了一口氣，來到後院，對溥儀說：“溥儀先生，您踏踏實實回家，我讓紅衛兵保護您。這兒的紅衛兵聽我的。

第二天晚上，史育才就接到溥儀的電話：“史所長，我家裡來了一些紅衛兵客人……”

史育才馬上帶著紅衛兵糾察隊趕了去。史育才帶去的紅衛兵是他特意留在派出所幫助應付混亂局面的，是“一物降一物”的方略，當時的紅衛兵是“老子天下第一”，只有紅衛兵糾察隊能管住他們。

史育才帶著紅衛兵糾察隊趕到一看，幾十名大專院校的紅衛兵已將溥儀的院子圍祝史育才往院子中央一站，左右跟著兩名帶著紅箍的紅衛兵糾察隊隊員，他問：“你們來溥儀家為什麼不與我們當地派出所聯繫？”

“我們是來清算溥儀的反動罪行的。”紅衛兵代表答。

史育才說：“他的罪行是過去的，現在他已經改造好了，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共產黨人把皇帝改造好了。這就是他改好的證據1紅衛兵們只好對溥儀一陣聲討後撤走了。李淑賢和溥儀千恩萬謝地把史育才送出家門。這以後，又發生了多次類似“驚駕”事件，都被史育才解了圍。溥儀對史育才感恩戴德，開口閉口稱他“救命恩人”。

鬧病房求救

1966年11月的一天，史育才接到溥儀打來的電話說，“福貴人”李玉琴要從長春來找他出示證明她在偽宮內被壓迫身份的書面材料，請史育才來給自己出主意怎么應付李玉琴。史育才對溥儀說：“您別怕，她來找你要通過當地派出所，到時候你看事情不好就打電話給我，我會派人來的。”12月23日，溥儀因尿毒症第六次住進了協和醫院。1967年1月30日，李玉琴在協和醫院見到溥儀，李淑賢忙給史育才打電話，沒想到，史育才已被下放偏遠郊區“辦學習班”了。

未見溥儀

9月，溥儀感到來日無多，他想見史育才，希望在他身後史育才能繼續保護在京無親無故的李淑賢。李淑賢兩次去派出所找史育才，都沒找到他，派出所的人問她找史育才什麼事，李淑賢實話實說：“溥儀先生想他了，能不能讓史所長去醫院看看他？”回答說史育才被“辦學習班”了。

直到謝世，溥儀也沒有見到史育才，就這樣含恨離世。不過，在1985年李翰祥導演的描寫溥儀後半生的影片《火龍》中，編劇讓史所長“圓”了我國末代皇帝見他最後一面的願望。史育才看到影片以後，心理很不是滋味。

照顧溥儀

1979年，史育才恢復工作回到福綏境派出所後，李淑賢已經搬離了原來的地方。不久，史育才也離開了福綏境派出所，調到北京市公安局行政科工作，後來，又到北京市公安局香山療養院任院長。這期間，他從一個親戚那裡聽說了李淑賢的下落。溥儀去世後，李淑賢搬了幾次家，住在朝陽區團結湖居民區，是朝陽區政協委員。

史育才沒有馬上和李淑賢聯繫，他想，李淑賢的境況轉好，自己也無需給她提供什麼幫助了。沒想到，幾天后，李淑賢就把電話打到了史育才的辦公室。史育才雖然是院長了，可李淑賢依舊稱他史所長：“史所長，您可是好人！這些年您還好吧？我現在老了，身體也不好，要不我就去看您去了。”李淑賢非常高興又和史育才聯繫上。

史育才與妻子去看望李淑賢。李淑賢的確像她自己說的那樣老了，老得讓史育才快認不出來了。李淑賢的境況並不像史育才想像得那樣好，她當時正因《我的前半生》一書的著作權歸屬之事打官司，她與溥儀家族的關係也處得不盡如人意，加之病弱，史育才記憶中那個美麗的李淑賢已經變成一個十足的老太太了。

李淑賢依舊信任史育才，不管是史育才夫妻去看她，還是她在電話里和史育才敘舊，她都不加掩飾，她訴說溥儀去世後她的孤獨，對看不慣的東西直言不諱，感慨萬千。李淑賢說，溥儀死後，雖然沒人再登門去找她的麻煩，但是她的生活有些拮据，周恩來總理指示，每月給她補助60元，加上她的工資，生活水平比起北京市民來好了許多。讓她感到煩惱的是，總有一些關於她的閒話傳來傳去，很是影響她的情緒。

自從和史育才又聯繫上後，李淑賢每年都給史育才寄一張賀年卡，感謝史育才對她的關懷。

1994年，李淑賢最後一次搬家，搬到了西直門內大街，她馬上把新地址的電話告訴了史育才。此時的李淑賢已經70多歲了。

1995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史育才又去看李淑賢，發現她的居室西曬，就問她為什麼不安裝上遮陽桑她苦笑著說：“我一個孤老婆子，找誰安裝呀？

第二天，史育才就帶著自己的兒子給李淑賢的三個西向的窗戶都安裝上了遮陽桑對這件事，李淑賢念念不忘。第二年夏天，她給史育才寫信說：“今年夏天我不怕曬了，三個房間安上了帘子，太陽進不了室了，比每年夏天熱得好多了，是您做的好事，我是永遠難忘的，您對我的幫助雖然不是一件大事，當今像您這樣善良的人不太多，都是錦上添花，雪裡送炭的人很少，28年來我深深體會到，做人實在不容易……”

1996年年末，史育才照例又收到李淑賢寄給他的賀年卡。當時，《愛新覺羅·溥儀日記》剛剛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李淑賢的心情顯得挺好，她在明信片上寫著：“史院長您好！祝您們全家新年快樂！健康長壽！您11月份來看我，衷心感謝！日記天津出版社還沒寄來，他們寄來了我馬上給您打電話，請您來拿，您沒工夫，給您寄去。多多保重，萬事如意1

史育才沒想到，這是李淑賢寄給他的最後一張賀年片。5個月後的1997年6月9日，李淑賢病逝了。因為沒及時得到李淑賢病逝的訊息，史育才沒趕上到八寶山公墓給她送行。十年來，他仔細珍藏著那張最後的賀年片以及和李淑賢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