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政治》內容簡介：新文化運動中，以傅斯年為主任編輯的《新潮》，是僅次於《新青年》的重要刊物。胡適在《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一文中斷言：“《新潮》雜誌，在內容和見解方面，都比他們的先生們辦的《新青年》還成熟得多，內容也豐富得多，見解也成熟得多。”鉤稽《新潮》和《新青年》等民國雜誌中的文章並結集出版，可以光揚青年傅斯年“對於殊樣社會的態度，”照見其貫穿一生的“見善若驚，疾惡如讎”的獨立、自由之精神。
基本介紹
- 書名：可以觸摸的民國:現實政治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2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224101348
- 作者：傅斯年
- 出版社：陝西人民出版社
- 頁數：236頁
- 開本：1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現實政治》是對傅斯年非學術之作的精編本，從他對中國封建文化的反思以及對當時代社會現象的評論等角度可以對這位中國文化重鎮別具一格的思想人士有深入的了解。
他見證民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文人的政治面貌和精神思想。痛陳積存千年之流弊，洞察現實政治之壼奧。
他見證民國這一特殊歷史時期文人的政治面貌和精神思想。痛陳積存千年之流弊，洞察現實政治之壼奧。
作者簡介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曾先後在英國倫敦大學、德國柏林大學留學，是中國現代史上學貫中西的歷史學家、教育家。創辦並長期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曾任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台灣大學校長。一生著述頗豐，著有《東北史綱》《性命古訓辨證》等。
圖書目錄
人生問題發端
去兵
萬惡之原（一）
心氣薄弱之中國人
中國文藝界之病根
社會——民眾
社會的信條
破壞
自知與終身之事業
一段瘋話
隨感錄（四則）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新潮》之回顧與前瞻
中國狗和中國人
歐遊途中隨感錄
青年的兩件事業
美感與人生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教育崩潰之原因
陳獨秀案
多言的政府
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
“不懂得日本的情形”！？
現實政治今天和一九一四
青年失業問題
政府與提倡道德
“中日親善”？？！！
論學校讀經
中學軍訓感言
閒談歷史教科書
一夕雜感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公務員的苛捐雜稅
政治之機構化
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
護士職業與女子生活理想
盛世危言
天朝——洋奴——萬邦協和
“五四”二十五年
現實政治
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
漫談辦學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幾個教育的理想
去兵
萬惡之原（一）
心氣薄弱之中國人
中國文藝界之病根
社會——民眾
社會的信條
破壞
自知與終身之事業
一段瘋話
隨感錄（四則）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新潮》之回顧與前瞻
中國狗和中國人
歐遊途中隨感錄
青年的兩件事業
美感與人生
教育改革中幾個具體事件
改革高等教育中幾個問題
教育崩潰之原因
陳獨秀案
多言的政府
中國人做人的機會到了！
“不懂得日本的情形”！？
現實政治今天和一九一四
青年失業問題
政府與提倡道德
“中日親善”？？！！
論學校讀經
中學軍訓感言
閒談歷史教科書
一夕雜感
中華民族是整個的
公務員的苛捐雜稅
政治之機構化
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
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
護士職業與女子生活理想
盛世危言
天朝——洋奴——萬邦協和
“五四”二十五年
現實政治
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
漫談辦學
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
幾個教育的理想
序言
現實政治“人類的要求是自由與平等”
——概談傅斯年的政治思想
1928年，33歲的史學家傅斯年出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宣言建築“科學的東方學正統”，講究“一份材料出一份貨，沒有材料不出貨”，成為“史料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留給人的強烈印象是：冷靜、篤實、深沉。
然而，在社會政治演進的軌跡中，我們還能看到另一個傅斯年——高標理想、關注現實，激情洋溢地參與社會改造，熱切表達政治主張；在新文化運動的聲聲鼙鼓中，高舉大旗衝鋒陷陣，與北大同學創辦《新潮》雜誌，並確定“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詞”作為雜誌的“原素”。特別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當天，傅斯年擔任學生遊行隊伍總指揮，儼然征戰沙場的一員猛將。
這，源於一代知識分子在深刻變局中的強烈的家國情懷，對現實的切膚體察和對民族未來的高度責任感。在一篇談及陳獨秀及《新青年》的文章中，傅斯年說道：“那時候的志士雖也知道中國的問題並不簡單，然而總看見希望在前面，希望且寄託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給之體力智力為基礎，西洋近代文明之貢獻為工具，以刷洗這千年的瑕穢。”而在一篇《隨感錄》中，傅斯年在評價中國的文人時也表露心跡：“‘哀民生之多艱’的文學家——這是我對於未來中國所要求的！”
在西方社會政治思潮的影響下，傅斯年表現出強烈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經濟平等觀念。
傅斯年自己就曾說過，他是自由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相融合。“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並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極其希望英美能做成一個新榜樣，即自由與社會主義相融合。”（《評英國大選》）
在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之際，傅斯年撰文對羅斯福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進行了熱情讚頌，並進一步明確表達了他理想中的自由平等思想。“人類的要求是自由與平等，而促成這兩件事者是物質的和精神的進步。……沒有經濟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問平等，不管自由，那種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來。……利用物質的進步和精神的進步，以促成人類之自由平等，這是新自由主義的使命。”（《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
在傅斯年的政治思想中，有一點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對“人”的主體性和人生價值的關切和崇揚。如何處理“名教”與“自然”二者的關係，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在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人情自然”成為傅斯年向舊道德、舊觀念和舊秩序標靶射出的一支力箭，成為他“一新民物”理想的重要支點。在傅斯年向封建制度所下的戰書中，我們可以清晰地體察到他對“人道主義”價值的崇尚和對“人情自然”的深邃觀照。
在《社會的信條》中，傅斯年一展史學家所長，不動聲色拈出的一則史料，令觀者對“名教”的殘酷性觸目驚心：
（福建）延平一帶地方，未婚婦女，死了定婚的丈夫，便要尋死，這種風氣李氏最盛。李氏是那裡巨族，出了個所謂名臣名儒的李光地。這位名臣名儒立了條家法，凡是未婚女子（已訂婚），死了丈夫，須要殉節。若是不肯，別人當助她死，好求旌典。
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社會上的信條，總當出於人情之自然。”“我們總要做人，不要做‘戕賊杞柳而成的桮棬’；總要從心內的判斷，自然的性質，不要從社會的強壓力。我們必須建設合理性的新信條，同時破除不適時的舊信條。”
可以說，政治情懷上，傅斯年是熱情高蹈的理想主義者。在《一段瘋話》中，他汪洋自肆地抒懷：“文化的進步，都由於有若干狂人，不問能不能，不管大家願不願，一個人去辟不經人跡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厭他，恨他，一會兒便要驚怪他，佩服他，終結還是愛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決然斷定，瘋子是烏托邦的發明家，未來社會的製造者。”“中國現在的世界裡，是沉悶寂滅到極點了。其原因確是瘋子太少。瘋子能改換社會。”
傅斯年非特是理想主義者，他還是務實冷靜的現實主義者。他在《現實政治》一文中明確表示，要“認識現實，把握現實，操縱現實”，並對嘲諷了那些秉持“主觀主義、直覺主義、一元主義、寺院主義”的人們。
1944年，恰逢五四運動25周年。傅斯年從現實出發，以冷靜的筆調撰文，對中國傳統及五四運動狂飆突進的得失，給予客觀而務實的評價：“‘五四’在當時本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運動，自然也不是一個全無計畫的運動……這個情形明顯的表現於其整個運動的成就上，所以消極方面的成就比積極方面的多。”他又說道：“恢復民族的固有道德誠為必要，這是不容懷疑的。然而滌盪傳統的瑕穢，亦為必要，這也是不容懷疑的，假如我們必須頭上肩上背上拖著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我們如何還有氣力做一個抗敵勞動的近代國民？如何還有精神去對西洋文明‘迎頭趕上去’？”（《“五四”二十五年》）
在傅斯年看來，一場五四運動根本不足以徹底改變中國政治和社會的面貌，他寄希望於社會個體的自我要求，寄希望於青年“無中生有的去替中國造有組織的社會”。傅斯年寫道，“社會是個人造成的，個人的內心就是一個小社會。所以改造社會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所謂造有組織的社會，一面是‘養成社會的責任心’，一面是‘個人間的粘結性’，養成對於公眾的情義與見識與擔當。”（《青年的兩件事業》）
要說明的是，在傅斯年政治思想的相關論述中，不單涉及帶有根本性的宏大命題，還有許多對社會現象和國內外局勢，如教育改革、青年失業、女子生活、日本侵華戰爭等問題的臧否評騭。應該說，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是一個豐富的、多元的、開放的體系，需要讀者多方體會。
賈蘇
——概談傅斯年的政治思想
1928年，33歲的史學家傅斯年出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宣言建築“科學的東方學正統”，講究“一份材料出一份貨，沒有材料不出貨”，成為“史料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留給人的強烈印象是：冷靜、篤實、深沉。
然而，在社會政治演進的軌跡中，我們還能看到另一個傅斯年——高標理想、關注現實，激情洋溢地參與社會改造，熱切表達政治主張；在新文化運動的聲聲鼙鼓中，高舉大旗衝鋒陷陣，與北大同學創辦《新潮》雜誌，並確定“批評的精神，科學的主義，革新的文詞”作為雜誌的“原素”。特別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當天，傅斯年擔任學生遊行隊伍總指揮，儼然征戰沙場的一員猛將。
這，源於一代知識分子在深刻變局中的強烈的家國情懷，對現實的切膚體察和對民族未來的高度責任感。在一篇談及陳獨秀及《新青年》的文章中，傅斯年說道：“那時候的志士雖也知道中國的問題並不簡單，然而總看見希望在前面，希望且寄託正在青年身上，在能以天所付給之體力智力為基礎，西洋近代文明之貢獻為工具，以刷洗這千年的瑕穢。”而在一篇《隨感錄》中，傅斯年在評價中國的文人時也表露心跡：“‘哀民生之多艱’的文學家——這是我對於未來中國所要求的！”
在西方社會政治思潮的影響下，傅斯年表現出強烈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經濟平等觀念。
傅斯年自己就曾說過，他是自由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相融合。“我平生的理想國，是社會主義與自由並發達的國土，有社會主義而無自由，我住不下去；有自由而無社會主義，我也不要住。所以我極其希望英美能做成一個新榜樣，即自由與社會主義相融合。”（《評英國大選》）
在美國總統羅斯福去世之際，傅斯年撰文對羅斯福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進行了熱情讚頌，並進一步明確表達了他理想中的自由平等思想。“人類的要求是自由與平等，而促成這兩件事者是物質的和精神的進步。……沒有經濟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假的，自由也每不是真的。但是，如果只問平等，不管自由，那種平等久而久之也要演出新型的不平等來。……利用物質的進步和精神的進步，以促成人類之自由平等，這是新自由主義的使命。”（《羅斯福與新自由主義》）
在傅斯年的政治思想中，有一點不得不提及，那就是對“人”的主體性和人生價值的關切和崇揚。如何處理“名教”與“自然”二者的關係，是中國傳統思想中的一個重要命題。在20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中，“人情自然”成為傅斯年向舊道德、舊觀念和舊秩序標靶射出的一支力箭，成為他“一新民物”理想的重要支點。在傅斯年向封建制度所下的戰書中，我們可以清晰地體察到他對“人道主義”價值的崇尚和對“人情自然”的深邃觀照。
在《社會的信條》中，傅斯年一展史學家所長，不動聲色拈出的一則史料，令觀者對“名教”的殘酷性觸目驚心：
（福建）延平一帶地方，未婚婦女，死了定婚的丈夫，便要尋死，這種風氣李氏最盛。李氏是那裡巨族，出了個所謂名臣名儒的李光地。這位名臣名儒立了條家法，凡是未婚女子（已訂婚），死了丈夫，須要殉節。若是不肯，別人當助她死，好求旌典。
他旗幟鮮明地指出：“社會上的信條，總當出於人情之自然。”“我們總要做人，不要做‘戕賊杞柳而成的桮棬’；總要從心內的判斷，自然的性質，不要從社會的強壓力。我們必須建設合理性的新信條，同時破除不適時的舊信條。”
可以說，政治情懷上，傅斯年是熱情高蹈的理想主義者。在《一段瘋話》中，他汪洋自肆地抒懷：“文化的進步，都由於有若干狂人，不問能不能，不管大家願不願，一個人去辟不經人跡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厭他，恨他，一會兒便要驚怪他，佩服他，終結還是愛他，像神明一般的待他。所以我敢決然斷定，瘋子是烏托邦的發明家，未來社會的製造者。”“中國現在的世界裡，是沉悶寂滅到極點了。其原因確是瘋子太少。瘋子能改換社會。”
傅斯年非特是理想主義者，他還是務實冷靜的現實主義者。他在《現實政治》一文中明確表示，要“認識現實，把握現實，操縱現實”，並對嘲諷了那些秉持“主觀主義、直覺主義、一元主義、寺院主義”的人們。
1944年，恰逢五四運動25周年。傅斯年從現實出發，以冷靜的筆調撰文，對中國傳統及五四運動狂飆突進的得失，給予客觀而務實的評價：“‘五四’在當時本不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運動，自然也不是一個全無計畫的運動……這個情形明顯的表現於其整個運動的成就上，所以消極方面的成就比積極方面的多。”他又說道：“恢復民族的固有道德誠為必要，這是不容懷疑的。然而滌盪傳統的瑕穢，亦為必要，這也是不容懷疑的，假如我們必須頭上肩上背上拖著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我們如何還有氣力做一個抗敵勞動的近代國民？如何還有精神去對西洋文明‘迎頭趕上去’？”（《“五四”二十五年》）
在傅斯年看來，一場五四運動根本不足以徹底改變中國政治和社會的面貌，他寄希望於社會個體的自我要求，寄希望於青年“無中生有的去替中國造有組織的社會”。傅斯年寫道，“社會是個人造成的，個人的內心就是一個小社會。所以改造社會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所謂造有組織的社會，一面是‘養成社會的責任心’，一面是‘個人間的粘結性’，養成對於公眾的情義與見識與擔當。”（《青年的兩件事業》）
要說明的是，在傅斯年政治思想的相關論述中，不單涉及帶有根本性的宏大命題，還有許多對社會現象和國內外局勢，如教育改革、青年失業、女子生活、日本侵華戰爭等問題的臧否評騭。應該說，傅斯年的政治思想是一個豐富的、多元的、開放的體系，需要讀者多方體會。
賈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