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考辨從刊(第1集)》內容簡介：中國的疑古辨偽思想，萌芽於春秋之末，由孔子開其端。他雖然“信而好古”，但不語“怪、力、亂、神”，可見他愛好的是擯斥了不可信的神話傳說的真實可信的古史。他又說：“夏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這種對古代傳下來的東西，考而後信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是中國文獻學的優良傳統。為歷代從事考辨古籍真偽的學者所信奉。從戰國、秦、漢，經唐、宋、元、明，一直到清代，他們做了大量的考辨工作。這是我們應當繼承的優秀文化遺產。為了便於繼承這些遺產，我國國學大師顧頡剛先生曾在20世紀S0年代編輯《辨偽叢刊》，或整理專書，或輯錄內容相類和時代相近的文字為一編，以易於看出發展的趨勢，由朴杜出版了十餘種。50年代又改題為《古籍考辨叢刊》，1955年由中華書局出版了第一集，共十種。以後，又編了第二集，已於2009年出版。第三集則留下一個擬目，有待輯集校點。《古籍考辨從刊(第1集)》即為第一集的再版。
基本介紹
- 書名：古籍考辨從刊
- 類型：人文社科
- 出版日期：2010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9710936, 9787509710937
- 作者：顧頡剛
- 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頁數：664頁
- 開本：32
- 品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古籍考辨從刊(第1集)》是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
作者簡介
顧頡剛（1893～1980），江蘇蘇州人。中國當代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是現代古史辨學派的創始人，也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和民俗學的開創者。是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一位學者。
圖書目錄
序
唐人辨偽集語
朱熹辨偽書語
四部正訛
古今偽書考
以上通論四種
詩疑
書序辨
左氏春秋考證
以上經學三種
論語辨
子略（選録）
諸子辨
以上子學三種
後記
唐人辨偽集語
朱熹辨偽書語
四部正訛
古今偽書考
以上通論四種
詩疑
書序辨
左氏春秋考證
以上經學三種
論語辨
子略（選録）
諸子辨
以上子學三種
後記
後記
我國“五四”以後出現的疑古辨偽思想，是當時反封建思潮的一個重要方面，其領軍人物是顧頡剛先生。他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引發了一場大討論，產生了重大的社會影響。顧先生把這次大討論的文字編為《古史辨》，又使他被學術界稱為 “古史辨派”的創始人。
顧頡剛先生的“屑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是繼承我國歷代學者的疑古辨偽成果和吸收西方科學知識而建立起來的。他在《崔東壁遺書序》中說：“宋學取其批評精神，去其空談；清代經學取其考證法，去其墨守漢儒舊說；今文經學取其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的迷信。”在這一具體的“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思想指引下，他又吸取西方傳來的歷史進化論、考古學和社會學的知識，把前人的零星、片段的辨偽材料組成系統的辨偽理論，成為中國辨偽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顧頡剛先生在蒐集整理前人研究成果時，不僅為自己研究所用，而且希望這些材料也能為他人所用，以促研究工作之發展。他在為朴社寫的《印行{辨偽叢刊）緣起》中說：“前代學者對於此等問題之討論積累已多，惜其散在各書，不易檢覽”。
顧頡剛先生的“屑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觀是繼承我國歷代學者的疑古辨偽成果和吸收西方科學知識而建立起來的。他在《崔東壁遺書序》中說：“宋學取其批評精神，去其空談；清代經學取其考證法，去其墨守漢儒舊說；今文經學取其較早的材料，去其妖妄的迷信。”在這一具體的“取其精華，棄其糟粕”思想指引下，他又吸取西方傳來的歷史進化論、考古學和社會學的知識，把前人的零星、片段的辨偽材料組成系統的辨偽理論，成為中國辨偽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顧頡剛先生在蒐集整理前人研究成果時，不僅為自己研究所用，而且希望這些材料也能為他人所用，以促研究工作之發展。他在為朴社寫的《印行{辨偽叢刊）緣起》中說：“前代學者對於此等問題之討論積累已多，惜其散在各書，不易檢覽”。
序言
“考據學”是一門中國土生土長的學問，它的工作範圍有廣、狹二義：廣義的包括音韻、文字、訓詁、版本、校勘諸學；狹義的是專指考訂歷史事實的然否和書籍記載的真偽和時代。總之，它以書籍為主體，要徹底弄明白許多書籍的文字意義和社會意義，來幫助人們了解歷史。到了現在，考據學這個名詞應當改稱為“史料學”。史料學的目的，是從資料的來源和它的真確性以及作者的時代和他的環境等等問題來揭示出每一件資料的本質，認定它是一定的社會環境下的產物，以便人們根據了這樣的分析，進一步綜合某一時代的資料而得著正確的歷史知識。可是這個工作現在還沒有達到讓我們可以隨意套用的高度。郭沬若先生說：“無論作任何研究，材料的鑑別是最必要的基礎階段。材料不夠固然大成問題，而材料的真偽或時代性如未規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還要更加危險。因為材料缺乏，頂多得不出結論而已，而材料不正確便會得出錯誤的結論。這樣的結論比沒有更要有害。”又說：“研究中國古代，大家所最感受著痛苦的是僅有的一些材料卻都是真偽難分，時代混沌，不能作為真正的科學研究的素材。”（十批判書，頁二）這真是郭先生在研究工作上的甘苦有得之言，他所感到的痛苦就是我們讀古書的人共同感到的痛苦。
遠在二千四百年前，孔子的弟子子貢已經覺出周王朝歪曲了被征服的商王朝的歷史所作的惡意宣傳，他感慨地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過了百餘年，孟子也看出了周王朝宣傳自己的武功過分超越了實際，又嘆息道：“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盡心）這都是對於當時統治集團太過提高自身和故意壓低對方的非歷史主義的批評。又過了一百年，韓非感到那些獨樹一幟的家派都把自己的主張說成了古聖先王的言行，混亂了時代，誣衊了古人，起來詰問道：“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子?顯學）又過了一百年，劉安們看清楚了游談之士偽托古人以自重的伎倆，把當時情形明白地寫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暗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聽之，正領而誦之。”又道：“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淮南子?修務）明明是“新聖人”，卻說是古聖人，為的是容易動聽，得以吸引人們的信仰，也可希望統治者替他實現所策畫的政治方案。所以，古書中有偽書，真書中有偽事，這是明顯到無法回護的事情。
可是上面所舉的子貢、孟子、韓非、劉安四人的話，目光雖甚銳利，只是考據學尚未成立時的一種直覺，並沒有經過深刻的查考。至於切切實實做研究工作，要徹底看出古書的真相的，那必須待至古書已成為研究對象的時候起。就我所見，大約公元第二世紀馬融所作的一篇否定尚書?泰誓的文字可算做考據性的辨偽的第一聲。他說：“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雲‘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雕。五至，以谷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尚書註疏卷十引）泰誓是漢武帝時所謂新發見的一篇周初的書，當時立於學官，取得國定本教科書的地位。但它在經典上的權威竟不能鼓起馬融的信仰，反給他舉出兩項理由來反對：第一，其中太多神話，不合於孔子選尚書的標準；第二，古書中所引的泰誓都不曾見於這一篇里。前一項理由很有商量的餘地，因為古人本來相信神話（實際上這是秦、漢間人派定周為火德，故有“火復於上”及“舉火”的符瑞）；後面一項卻是顛撲不破的堅強證據。左傳、國語、孟子、荀子、禮記都是孔子以後的書，如果尚書百篇確出孔子所定，武帝時發見的泰誓又確為其中的一篇，那么左丘明、孟軻、荀卿等所引的泰誓之文便不該不在裡頭，為什麼在這一本中都看不見？這本泰誓的文字，為什麼又絕不見引於先秦諸子？這分明是兩篇文章，一篇是戰國時存在著的，一篇是西漢時偽造的。
自從隋、唐間佛經有了雕板，五代時推廣到儒書，刻了九經和文選等書，北宋時又刻了十五史和諸子等書，學者讀書方便，聞見容易擴大，取證自然豐富；又受了禪宗的“呵佛罵祖”的影響，敢對學術界的權威人物和經典著作懷疑。唐代的疑古者以劉知幾和啖助為巨擘和先導；宋代則歐陽修、程頤等倡之於前，朱熹、程大昌、王應麟等繼起於後：他們在古書範圍內提出的問題愈來愈多，關於古帝王和聖人在道統說上發生大作用的書，像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孝經、易傳、詩序、書序、孔子家語、孔叢子等等一個接著一個地受到了檢舉，每一問題因討論之多而理由日益充足，考據學就漸漸地成立了起來。不過當時提出的問題雖多，方法和研究工作還是粗枝大葉的，所以夠不上徹底解決問題。
到了清代，學者們的工作方法愈來愈細密，討論的問題雖不太多，然而所討論的問題總是接近於解決的地步。現在，我舉出三件事情，可以作為清代學術的主要收穫的來一說。
遠在二千四百年前，孔子的弟子子貢已經覺出周王朝歪曲了被征服的商王朝的歷史所作的惡意宣傳，他感慨地說：“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論語?子張）過了百餘年，孟子也看出了周王朝宣傳自己的武功過分超越了實際，又嘆息道：“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子?盡心）這都是對於當時統治集團太過提高自身和故意壓低對方的非歷史主義的批評。又過了一百年，韓非感到那些獨樹一幟的家派都把自己的主張說成了古聖先王的言行，混亂了時代，誣衊了古人，起來詰問道：“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捨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韓非子?顯學）又過了一百年，劉安們看清楚了游談之士偽托古人以自重的伎倆，把當時情形明白地寫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亂世暗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聽之，正領而誦之。”又道：“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眾矣。”（淮南子?修務）明明是“新聖人”，卻說是古聖人，為的是容易動聽，得以吸引人們的信仰，也可希望統治者替他實現所策畫的政治方案。所以，古書中有偽書，真書中有偽事，這是明顯到無法回護的事情。
可是上面所舉的子貢、孟子、韓非、劉安四人的話，目光雖甚銳利，只是考據學尚未成立時的一種直覺，並沒有經過深刻的查考。至於切切實實做研究工作，要徹底看出古書的真相的，那必須待至古書已成為研究對象的時候起。就我所見，大約公元第二世紀馬融所作的一篇否定尚書?泰誓的文字可算做考據性的辨偽的第一聲。他說：“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雲‘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雕。五至，以谷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於之疆；取彼兇殘，我伐用張，於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略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尚書註疏卷十引）泰誓是漢武帝時所謂新發見的一篇周初的書，當時立於學官，取得國定本教科書的地位。但它在經典上的權威竟不能鼓起馬融的信仰，反給他舉出兩項理由來反對：第一，其中太多神話，不合於孔子選尚書的標準；第二，古書中所引的泰誓都不曾見於這一篇里。前一項理由很有商量的餘地，因為古人本來相信神話（實際上這是秦、漢間人派定周為火德，故有“火復於上”及“舉火”的符瑞）；後面一項卻是顛撲不破的堅強證據。左傳、國語、孟子、荀子、禮記都是孔子以後的書，如果尚書百篇確出孔子所定，武帝時發見的泰誓又確為其中的一篇，那么左丘明、孟軻、荀卿等所引的泰誓之文便不該不在裡頭，為什麼在這一本中都看不見？這本泰誓的文字，為什麼又絕不見引於先秦諸子？這分明是兩篇文章，一篇是戰國時存在著的，一篇是西漢時偽造的。
自從隋、唐間佛經有了雕板，五代時推廣到儒書，刻了九經和文選等書，北宋時又刻了十五史和諸子等書，學者讀書方便，聞見容易擴大，取證自然豐富；又受了禪宗的“呵佛罵祖”的影響，敢對學術界的權威人物和經典著作懷疑。唐代的疑古者以劉知幾和啖助為巨擘和先導；宋代則歐陽修、程頤等倡之於前，朱熹、程大昌、王應麟等繼起於後：他們在古書範圍內提出的問題愈來愈多，關於古帝王和聖人在道統說上發生大作用的書，像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孝經、易傳、詩序、書序、孔子家語、孔叢子等等一個接著一個地受到了檢舉，每一問題因討論之多而理由日益充足，考據學就漸漸地成立了起來。不過當時提出的問題雖多，方法和研究工作還是粗枝大葉的，所以夠不上徹底解決問題。
到了清代，學者們的工作方法愈來愈細密，討論的問題雖不太多，然而所討論的問題總是接近於解決的地步。現在，我舉出三件事情，可以作為清代學術的主要收穫的來一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