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歷史上常常出現的情形一樣,每當某一新形式變成一種無個性的公式化慣性的時候,人們必然會把眼光投向過去,從歷史的廢墟中,從古典法式中,去尋求突破現行的窠臼或框框的契機。從五、六十年代起(註:約翰·薩默生爵士在《古典建築》(Claasic Architecture)一文中寫道:“自從1939年以來,有3個特別的問題:第一,人們發現現代運動包含嚴重的內在缺陷,尤其是從總體上說不能創造一種流行的意象和隱喻;第二,公眾對保存(conservation)和環境的觀念翻了一個個兒,從對廢棄和醜陋的戰前城市環境的普遍的敵意,到把這種環境當作‘遺產’以一種浪漫主義和懷舊態度加以接受;第三,從1939年以來,建築的歷史幾乎全部被改寫。這樣三個問題交織起來,互相作用,就使我們進入一種新的建築思想想氛圍,一種使我們有可能討論現代古典主義建築的氛圍,而這一點,長期以來是被認為不適合討論的。”約翰·薩默生自然有他的道理,但是,若從後現代主義建築角度來考慮新古典主義,我們還必須從五、六十年代開始。參見Dr Andreas C.Papadakis&Harriet Watson.New Classicism,London.Academy Group Ltd,1990:16.),在西方建築界,一些有遠見的建築師,開始了以反抗現代主義新傳統為標的、後來被稱為新古典主義的嚴肅的探索。
Demetri Porphyrios說:“現代折衷主義是從格羅皮烏斯和賴特晚期的作品開始,還是從阿爾托成熟的作品開始,或者從更晚一些的60年代,即從文丘里、摩爾和格里夫斯的早期作品開始,我們尚不能肯定。不過可以肯定,它今天仍然充滿生機,而且十分流行。”(註:《古典主義不是一種風格》(Classicism Is Not A Style),參見Dr Andreas C.Papadakis & Harriet Watson.New Classicism,London.Academy Group Ltd,1990:19.)只要對現代建築歷史稍加回顧,我們就不難發現,對現代主義最先發起挑戰的,恰恰就是那些當初在鼓吹和實踐現代主義美學方面用功最勤的人,比如柯布西耶、格羅皮烏斯等大師。
要像詹克斯或埃森曼宣告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死期那樣,準確指明新古典主義誕生的日期,是困難的。但是我願意把它產生的大致時期定在50年代到60年代初之間。因為在這一階段出現了幾個重要的作品,比如阿爾托的珊納特塞羅鎮公所(Civic Center,芬蘭Saynatsalo,1949-1952),愛德華·D·斯東的新德里美國大使館(United States embassy New Dehli,1954)和布魯塞爾博覽會美國館(1958),菲利普·詹森的阿蒙·卡特西方藝術博物館(Amon Karter Museum of West Art)和內布拉斯加州大學謝爾頓藝術紀念館(Sheldon Memorial Art Gallery,1958~1966),雅馬薩基的美國韋恩州立大學麥克格雷戈爾會議中心(McGregor Memorial Community Conference Center Wayne State University,1955~1958)。這些作品雖然風格各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它們都突破了現代主義幾何學定式,以濃厚的懷舊感情和大膽的革新精神對古典語彙作了新的闡釋。阿爾托的珊納特塞羅鎮公所“將鄉土的和古典的形式融匯到一種原始的和更真實的表現形式之中”(註:福蘭姆普敦著,原山等譯:《現代建築:一部批判的歷史》,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1998年版。);愛德華·D·斯東的新德里美國大使館、布魯塞爾博覽會美國館以及菲利普·詹森的阿蒙·卡特西方藝術博物館和內布拉斯加州大學謝爾頓藝術紀念館(1958~1963),以舊曲新唱的巧妙構思,把高雅的古典情趣和瀟灑而精巧的現代手法融為一體;雅馬薩基的美國韋恩州立大學麥克格雷戈爾會議中心則以更為抽象而洗鍊的手法,在對現代生活的謳歌中展示了古典美學的無窮魅力。在上述所有作品中,1961年獲ALA獎的愛德華·D·斯東(Edward Stone)設計的新德里美國大使館,是一部尤其應該被歷史記住的作品。這是一座有著類似帕特農神廟的典雅比例和縱向平面布置的建築。它絲毫沒有受到當時流行的現代主義幾何學的限制,以不古不今,又古又今的設計理路,把古典與現代融為一體:既以列柱、軸線和裝飾表現古典的莊重和雅致,又以水池、深挑檐、遮陽表現了地方傳統,併兼顧了調節局部氣候的功能,同時通過纖細華麗的簡化柱式、白色的幕牆和玻璃內牆表現出鮮明的時代氣息。斯東不僅在這座建築中復活了古典主義的精魂,而且它的成功和獲獎,使這一類型的作品迅速產生了世界性的影響。60年代之所以會出現文丘里和《建築的矛盾性與複雜性》,會出現查爾斯·摩爾等新古典主義建築大師,與斯東50年代的探索顯然有著深刻的聯繫。
六零年代
在西方建築界,新古典主義作品開始大量地湧現出來,大有一發而不可收之勢。如文丘里的護士和牙醫總部(Headquarters Building for Nurses and Dentists,1960)、基爾特老人院(Gild House 1960~1963,費城)、栗子山莊(Chestnut Hill House,1962)和胡應湘堂(Gordon Wu Hall,與洛奇和Scott Brown合作,1982~1984,新澤西,普林斯頓),摩爾的建築師自宅(1962)和義大利廣場(1975~1980),麥可·格雷夫斯的波特蘭市政廳(1980~1982)和Humana Headquarters(1982~1986,肯塔基),羅伯特·斯特恩為Best Products公司所作的店面和新澤西別墅(Villa In New Jersey,1983~1987)以及Residence of Marblehead(馬塞諸塞州,1984~1987),雅馬薩基的西北國民人壽保險公司(1961~1964),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學院(1965),菲利普·詹森和博吉的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總部(1978),芝加哥南拉塞爾大街190號大廈(1983)等。這些建築對現代主義幾何學和純淨主義所產生的巨大的衝擊力,可以從70年代之後現代主義建築的衰落、轉向、發展這種劇烈而複雜的變化中體會到。
重要的作品,比如阿爾托的珊納特塞羅鎮公所(Civic Center,芬蘭Saynatsalo ,1949一1952),愛德華·斯東的新德里美國大使館(United States embassy New Dehli, 1954)和布魯塞爾博覽會美國館(1958),文丘里的護士和牙醫總部(Headquarters Building for Nurses andDentists,1960)、基爾特老人院(Gild House 1960一1963,費城)、栗子山莊(Chestnut Hill House, 1962)和胡應湘堂(Gordon WuHall,與洛奇和Scott B,合作,1982- 1984,新澤西,普林斯頓),摩爾的建築師自宅(1962)和義大利廣場(1975一1980),麥可·格雷夫斯的波特蘭市政廳(1980一1982)和Humana Headquar-ters (1982一1986,肯塔基),羅伯特·斯特恩為Best Products公司所作的店面和新澤西別墅(VillaIn New Jersey, 1983一1987)以及Residence of Marblehead(馬塞諸塞州,1984-1987),雅馬薩基的西北國民人壽保險公司(1961一1964),普林斯頓大學威爾遜學院(1965),菲利普·詹森和博吉的美國電報電話公司總部( 1978),芝加哥南拉塞爾大街190號大廈(198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