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文化

南越文化

秦漢嶺南先後歸人中央王朝版圖,成為封建集權制國家行政區一部分,這是嶺南歷史發展的一個劃時代事件。從文化意義來說,這也是嶺南古代文化一個新起點。自此以後,嶺北華夏部落文化與嶺南南越部落文化發生更多接觸,漸漸融合,最終導致共同演變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

整個嶺南大地都歸屬於漢地九州中的揚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南越文化
  • 類別:文化體系
南越國文化,秦代嶺北華夏文化的傳入,華夏文化在南越國的札根,

南越國文化

南越文化
秦漢嶺南先後歸人中央王朝版圖,成為封建集權制國家行政區一部分,這是嶺南歷史發展的一個劃時代事件。從文化意義來說,這也是嶺南古代文化一個新起點。自此以後,嶺北華夏部落文化與嶺南南越部落文化發生更多接觸,漸漸融合,最終導致共同演變為中華文明的一部分。
整個嶺南大地都歸屬於漢地九州中的揚州

秦代嶺北華夏文化的傳入

秦在嶺南推行郡縣制,今廣東跨三郡十六縣,大部分地區覆蓋在秦政治勢力之下,基本上結束過去互不統屬、政治上落後的狀態。這是嶺南制度文化上的首次,為中原文化輸入鋪平道路。伴隨秦軍到達嶺南的,除大批掌握各種技能的“亡人”、“罪人”、“贅婿”、“賈人”以外,趙佗任龍川縣令時,上書朝廷要求從中原遷居五十萬的居民至南越。秦始皇派數十萬嶺北人移居嶺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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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甚至應龍川縣令趙佗請求,另外徵集15000名未婚女子南下“以為士卒衣補”。他們把中原生產技術、禮樂教化、風俗習慣、生產方式等帶進嶺南,陶冶南越人。
嶺北華夏部落文化與嶺南南越部落在血緣和文化上的交流,自此通過不同渠道展開,滲透到嶺南社會物質和文化生活各個角落,形成新文化風貌。首先輸入較多鐵器農具,使大片荒古土地得以開墾,也改變過去“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火耕而水褥……無積聚而多貧”。現今之曲江、連縣、英德、清遠、番禹、順德~帶成為經濟文化最先發展地區。
秦人在進軍嶺南沿線設定城池或關隘,除作為郡縣治的城池以外,另有輔助附近關隘的城堡,如在今仁化、樂昌、英德有三座,有一座叫“萬人城”的,諒規模不小。還有煌溪、陽山、誆浦三座秦關,以及沿北江河谷修建多處“馳道”,皆為重要建築工程,除體現中原建築文化風格以外,它們都是傳播中原文化的據點和通道。後為南越國君主的趙伯,在任秦龍縣令時期,就指導當地人民開荒闢田,興修水利,修築城池,成為推廣中原文化一位先驅者。唐代韋昌明在洶王井娜追記:“南越王趙倫,昔令龍,建治所以警湖之東”,又“登山望景……墾闢定規制。”史稱“並圍二丈,深五丈,雖當亢旱,萬人汲之不竭”,表明秦人較高文化知識和技術。
中原文化還藉助於秦勢力滲入當時尚無行政建置的海南島,近年島上多處出土秦國錢幣“秦半兩”。海南甚至直到新中國建立前,一些地區仍襲用秦國六進制。明人唐胄說:“秦以水德王。其數用六。今瓊人行使銅錢,猶用六數,以六文為一錢,六十文為一兩,六百文為一貫,又田禾以六把為半擔,十二把為一擔,亦用六數,皆秦舊俗也。”乃專歷史雖然短淺,但對嶺南首次有組織的文化輸入,功不可沒。

華夏文化在南越國的札根

秦末漢初,趙佗割據嶺南,所建南越國達九十三年。但趙氏政權仍堅持秦漢多項政治制度,同時採取揉合嶺北文化的政策,從而使秦開闢的傳播漢文化渠道進一步暢通,華夏文化繼續在南越國紮根生長。1983年在廣州象崗山出土的南越王墓,堪為夏–越文化的一座寶庫,也是漢文化在嶺南傳播的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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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崗山出土大量金、玉、陶、玻璃、象牙、竹、絲。藥、石等器物,種類繁多,形制多樣,令人驚嘆不已。其中一部分器物造型、紋飾與中原一樣,說明它們或由秦軍帶來,或與中原交換所得,但仍有不少器物頗具地方特色,如編鐘、句鍵、銅鼎、銅仿、銅烤爐,以及許多金銀製品,造型奇特,顯屬當地鑄造,表示南越國物質文化已達相當高水平。
特別有意義的是出土大量鐵器,除兵器以外,還有鐵鋤、鐵斧、鐵循等農具,說明南越國也掌握鐵器鍛造技術。另外,還通過邊境貿易從中原輸入一部分鐵器和牛羊馬匹。這不但提高南越國的生產力,而且改變了南越國的地域觀念,衝決與中原王朝的隔閡,利於嶺北華夏文化的擴散。而1995年發現廣州南越國宮苑遺址內人工水景遺存,內有石構水池、疊石柱、八棱石柱、石欄桿、磚瓦等大量建築構件,為國內罕見。長約150米曲流石渠通往水池,當中築有渠破、石板平橋、水閘,以及多口磚砌、陶製食水井,形成一派嶺南水鄉園林風光。這顯示秦漢時期嶺北與嶺南文化文化的碰撞和融會已進人深廣的程度,自然與中原文化輸入分不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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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人悠久的造船技術在南越國時得到進一步提高,為對付後來漢武大軍壓境,曾竭力建立一支精銳水師。《漢書·嚴助傳》說:“越人慾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人代村治船。”《廣東新語·術語》曰:“責隅之東,八桂生焉”,故舟揖多采桂為之。故曰:“番禹之桂,愛始為舟。”考古發現,南越國時期番禹已能夠生產規模較大的船隻。為此必須使用強有力的鐵器工具,這與鐵器文化在南越國廣泛傳播非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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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精神文化方面,趙佗一方面尊重南越人的風俗習慣,甚至親自“棄冠帶’,著越服,“椎害箕據”,自稱“蠻夷大長”,利用當地人為官,保留南越文化;另一方面又採取一系列措施,推動嶺北華夏文化在嶺南傳播。如鼓勵嶺北人與嶺南人通婚,辦學教民,推廣中原文化,尊老敬老,移風易俗等,使嶺北人與嶺南人和睦相處,社會安定,華夏文化意識在南越人中不斷加強,也加快了夏越族群融合過程。趙伯這些文明進步功績,得到漢高祖劉邦充分肯定,劉贊其治理嶺南“甚有文理,中縣人以故不耗減,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賴其力”。所以說趙伯無愧為開發嶺南的第一位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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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越國都番禹為華夏文化在嶺南的生長點和向外傳播基地,“趙佗城”城周10里,在今廣州市中山四路五路相接地區。這一帶出土漢代建築遺存、包括南越王宮“萬歲”瓦當、印紋方磚、瓮、罐等,其中鋪地磚為秦制宮廷建築用磚,其花紋與西安、鹹陽秦宮殿的鋪地磚相同;象崗山南越國第二代主趙昧墓,亦仿秦皇宮苑規制興建,還有應元路越王井等,足證明中原營城、打井技術已傳人嶺南,番禹城也從傳說變為現實,成為廣州城市建設的一個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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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南越國在邊關互市,在渡口、村場、交通要道等地舉行定期集市。劉宋沈懷遠《南越志》云:“越之市為圩,多在村場,先期招集各商,或歌舞以來之。荊南、嶺南皆然。”這也是在中原影響下出現的文化景觀。可見,南越國文化政策,開創了嶺南文化向先進方向發展的先河。
趙倫死後,南越國國勢不振,不久被漢武帝平定,嶺南重歸漢王朝,也揭開了中原華夏文化直接在嶺南傳播新的一頁。嶺北中原和楚地大批鐵器、耕牛,及其他先進生產技術源源輸入嶺南,使大面積密林深谷開墾成為可能,稻作、旱作和經濟作物栽培業進一步發展起來,粵北、西江甚至海南北部和西部土地利用景觀發生很大改變。到西漢後期,番禹、偵陽(英德)已有培養士人機構。東漢初,桂陽郡屬下粵北各縣“修庫序之教,設婚姻之禮”,以後私人辦學的也不少。這些公私學校,造就了一些人才,同時也有助於改變南越人“不知禮則”、“不閒典訓”狀態,具有移風易俗作用。但秦漢嶺南畢竟還剛踏進封建社會門檻,土著南越文化仍很強大,所以先進的中原文化只能與之採取接觸形態,繼為混合形態,緩慢地在嶺南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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